长征，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伟大

长征，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伟大实践
《孙子兵法》因为玄机暗藏、古奥简约，寓意深刻、哲理悠远而机辩无穷，中国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它。但是，因为《三国演义》和失街亭的故事家喻户晓，中国的老百姓却人人知道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条。这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高层次的文化层面里，都是极为罕见的特例。一个故事，一段历史，造就与实践了一段兵法经典，也成就了这个民族，军事理论的辉煌。
《孙子》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自宋代起，就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其十三篇之“九地篇”九十三则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信条的来历。中国古代的兵家，以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曾经不止一次地验证了这一真理。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先例。
三国晚期，二出祁山，意图收复中原的诸葛亮，因为新收陇西三郡（今天水、武山、甘谷等）与关中山河相依，道路相通，蜀军要想无后顾之忧地保有它，并进军关陇以东地区，就必须牢固地保有天水东北，地当陕甘通衢的街亭。大将马谡自报奋勇，要领兵去镇守街亭，抵御魏国司马懿大军西进，并防止其复取三郡，迂回包抄北伐蜀军后路。自以为精通兵法，博览群书的马谡，不于街亭大道要冲立起城池，设置壁垒，以强弓硬弩守住通衢要道，而扎营于附近山上，自以为这是将蜀军置于死地，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孰知，马谡并没有读懂兵法。孤立被围的山丘，虽可以居高临下，攻击山下之敌，但敌人只要扎起营盘，挖掘堑壕，以强大火力封锁下山要道，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就丧失殆尽。如果敌人实行封锁，断粮道与供水，不消几日，守军自乱，下山投诚便是士卒唯一的活路。这死地其实不死，士卒有求生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死战，马谡只能丢失街亭，成为言过其实，其实无用的败将。
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从战胜魏王豹的大将军韩信那里抽调精兵，东出荥阳前线与项羽对垒。却只派韩信将兵八千，从井径东渡陶甘河，进击赵国，迂回山东，以为侧翼呼应。赵王不听将军李左车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待机出动，全歼汉军的建策，派出大军二十万，迎击刚刚渡河的汉军。在前有强敌，后有河流，进退两难，惟有决死一战或可生还的绝地，韩信依然鼓励溃退的将士，反戈一击，奋勇杀敌，以险中取胜。试想，二十万大军掩杀而来，就是缴械投降，也没有机会，转身逃跑，也只有喂河中鱼鳖，惟有拼死一战，才有生还的可能。汉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以八千人击败赵军二十万，上演了古代战史，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同样的兵法原则，在不同的将领手里，就产生了不同的战役效果。究其源，势不同，地利有异，将领机械教条和灵活机动的表现不同。因此，征战收获也就不同。
在近现代战史上，贯彻这一兵法原则，最伟大的实践莫过于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损兵折将，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丢弃了洪湖根据地，转战于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以及放弃了鄂豫皖，又放弃了陕甘根据地西征的红四方面军，由于执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在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和大片的根据地，主力无以立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战略转移，寻求新的出路。这一决策虽然算不上什么英明正确，却也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根据兵法，地区在战略上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对作战将发生不同的影响。中共在自己家乡作战的以农民为主的部队，当着不断的胜利，可以保全部队的有生力量，可以保卫根据地不受侵扰，战士家属处境平安时，部队会军心稳定、士气高昂，建制不乱，指挥有效，士兵会奋力作战，不必顾及家乡和亲人。当着部队连日作战，连日败北，将士疲惫，死伤惨重，而根据地日益缩小，士卒家属亲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时，军心就会涣散，士卒就会离心，继续让部队在家乡作战，部队逃亡、溃散事件就会不断。东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打下了长安，据有了关中的赤眉军思念故乡山东，而思衣锦还乡，遭遇刘秀大军截击，全军在归途中溃散就是明证。因此，将部队带离“散地”（兵法所谓本部队诞生区域，在此地需要强调部队的专心一致），使其一痛决绝，断绝返乡之念，死心踏地跟部队走，就是保持部队建制和战斗力的必由之路（当然，党的组织建设，严明纪律，思想工作不可或缺）。
孙子认为，败军如果不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始终围绕着它战斗的话，眷念家人的士卒就会逃散。只有深入敌境，无可退之路，将士或可专心一致，浴血奋战。把部队投放到无路可走的地方，部队就只能死拼来谋求生路。既然士卒能拼死，打仗哪有不胜的道理？部队深陷危险境地，就会上下同心，无所畏惧；而无路可走，军心就会巩固，将士、部队，相互之间的团结纽带就会加强。深入敌境，时时面临危险，士卒行动就不敢散漫，迫不得已，就只好坚决战斗。因此，这种军队就不必特别强凋，也会时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不待鼓励，都愿意出力。不待约束，就能亲密协力。不待申令，就会严守纪律。把将士们投到了除了拼命向前，别无他路可走的境地，他就会像专诸、和曹刿①一样勇敢。这就是“置之死敌而后生”。
长征中，突破湘江封锁线，抛掷了5万部众（战死、伤残、溃散）的中央红军，在湘粤黔交界地区，已深入敌境。部队上下，从领袖到普通士兵，都只有紧紧跟着部队行动，才或可保全生命。可以说是安危系于一线。任何人，离开了部队，伤残或掉队，都面临着被跟踪而至的敌军搜捕、虐杀的危险。因此，为了谋求生路，全军上下同心，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等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将士们有了心理依托和明确的方向。自然众志成城，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百炼成钢，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为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壮大，炼就了一支意志信念坚如磐石的骨干精英队伍。其他两支方面军也大致如此。
红军的长征实践，再一次验证了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所包含的真理。那从绝地觅生的代表着社会发展趋势和前进力量的军队，会由此迸发出精神的原子弹，开创亘古未有的历史新篇章。所以，毛泽东可以自豪地说：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开端。
①、专诸，春秋吴国勇士，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为公子光假扮厨师，于宴会上以鱼肠剑刺杀当时的吴王僚。
曹刿：事见《左传&S226;鲁庄公十年》，鲁国大夫。在长勺之战中，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一鼓作气，战败齐军。也是齐鲁会盟中不畏艰险，以身价性命相博，迫使齐君签定相对平等条约的勇士，中国古代刺客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