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福利比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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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中国住房福利比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
2010年09月04日 17:40 凤凰网房产
凤凰网房产讯 中欧携手世联地产打造的“2010首届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于9月4日在中欧北京校园举办，中国行业专家、行业高管和意见领袖将云集峰会，畅所欲言。凤凰网房产进行全程报道。
下面是华远地产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的发言：
主持人赵晓：我们首先会有几个主题演讲。第一位我们就要讲以前是全国人民最恨的人，但是最近据说全国的女同志都最愿意嫁的人，为什么呢？跟年轻人说话谈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有什么态度，跟老仁不会，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我们请任志强要讲，我不太想介绍他的背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的身份，我不想多做介绍，我相信在场的各位朋友可能都使知道任志强先生，对他的博客、微博可能也都有接触。但是我们今天给他的题目是他以前没大讲过的，以前他更多地是从企业、从行业的角度来探讨房地产，今天我们给他的一个题目是比较有公共性的，我们要请他从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来谈怎么样，用哪一种模式，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发展房地产，可能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不言而喻是指整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人群，他们都能够分享到中国房地产的机会，不仅仅是这个行业，不仅仅是某些特殊的群体，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题目超越单个企业，也超越单个的房地产行业，把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交给老任，请他给我们做十分钟以内的主题演讲。
任志强：我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没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如果从住房上来说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好的，因为我们50%或者更多一些的农民都有白给的宅基地，而且随便要，随便要的概念就是父亲可以要、儿子可以要，女儿也可以要，每个人都可以分一套宅基地。 如果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说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是没有关系的，原因在于一个是市场化的东西，一个是非市场化的东西，社会福利应该说完全非势场化的，如果我们举美国的例子的话我们知道，两房是不归市场管的，也就是格林斯潘或者伯南克是不管两房的，两房是总统管的，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的这一部分是社会福利的部分。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大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中，最后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只看到失败的。 萨奇尔时期曾经把大量的公租房卖掉，就是因为他让政府背不动了，我们看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削减社会福利，高福利在实际过程中是发达国家都是失败的。有人会说香港可能很好。香港解决了大部分用居者有其屋的办法等等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如果真正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会知道，这些房子几乎是，换句话说比中国的贫民窟还差，小的房子在香港的存量住房中小于15平米的房子大概要占到17%，小于25平米的房子大概要占到32%，小于45平米以下的房子大概要接近于50%，这种房子在中国人的眼睛里就不是房子，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从来都想住150平米的房子或者说120平米的房子，把那个90平米的房子都觉得不当回事儿，说结不了婚，如果买一个二手房就更说结不了婚了。那么在中国人眼里，可以说香港人住的那个房子就不叫房子，比贫民窟还惨。
任志强： 我们中国在深圳最早的时候有一批19平米的房子一居室，但是最后被社会攻击之下这个图纸被废掉了，不敢再建设了。80年代以前我们的图纸都一居室不大于40平米，2居室不大于56平米，三居室不大于79平米，所以这种图纸一直延续到1995年，因此我们的建设部部长说，我们的房子寿命只有30年，这些房子都得被拆掉，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人们生活。 但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因为是福利分配，所以只能盖这么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福利的钱，从建国开始说起的话，我们最早是把120块钱的造价压到了40块钱一平米，可想而知40块钱一平米造价的房子是什么样？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又建了一匹社会主义大院，那时候叫建立大食堂，所以我们农村的房子和城市的房子一样，没有厨房没有厕所。1956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在掌政期间曾经到法国去参观发现法国有一批为了救济二战之后的穷人而盖的破房子，所以就建了一大批赫鲁晓夫楼，莫斯科人很高兴，他们终于可以从地铁、从人防里头搬出来住进了这些房子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场厨房中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赫鲁晓夫楼都被拆掉了，今天为止你再在莫斯科找不到任何一栋命名为赫鲁晓夫楼的大片的住宅，这样的结果就是用这种低价的福利方式去满足贫民窟的建设，最后导致的结果全都失败了。
有人说为什么中国过去的住房只能坚持30年，不是因为我们的房屋建设只能30年，这个结构塌不了，而是被我们的规划，被我们的低标准拆掉，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是按照市场化的办法，而是按照完全福利的方式去满足所有城市人的居民住房分配，而这种住房分配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
今天去讨论说哪个让公共福利更大，确实我们在1998年房改之前的全分配就是征求或者力求争取社会福利最大化，全部是分配的。因为那个时候除了公租房和分配之外没有其他的路，但是结果却比我们今天的路要差，从1948年开始国务院内务部的第一篇文章要求把所有的公房归国家管理，从那开始我们一直到邓小平住房制度改革之前，有八次提出要解决房荒的问题，但是房荒的问题是什么基础呢？也许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在60年代提出了把两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积改为三平米、四平米、五平米，按大中小城市分配，1985年之前我们实现的小康目标是人均从4、5、6平米提高到8平米，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社会福利。 1985年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社会福利的标准文件了，就是8平米已经取消了，我们曾经在前一段时间提高小康的标准改为人均35平米，而如果按人均35平米计算，我们中国的社会福利需要盖450一平米的住房，而到现在为止我们全中国都加起来的住房存量，城镇住房存量只有不到150亿平方米，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三番，想想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地，有没有那么多的钱，有没有那么多的基础条件能够保证这个社会福利，所以我觉得只有靠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商品房的建设问题。
2010年09月04日 17:40 凤凰网房产
凤凰网房产讯 中欧携手世联地产打造的“2010首届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于9月4日在中欧北京校园举办，中国行业专家、行业高管和意见领袖将云集峰会，畅所欲言。凤凰网房产进行全程报道。
下面是华远地产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的发言：
主持人赵晓：我们首先会有几个主题演讲。第一位我们就要讲以前是全国人民最恨的人，但是最近据说全国的女同志都最愿意嫁的人，为什么呢？跟年轻人说话谈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有什么态度，跟老仁不会，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我们请任志强要讲，我不太想介绍他的背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的身份，我不想多做介绍，我相信在场的各位朋友可能都使知道任志强先生，对他的博客、微博可能也都有接触。但是我们今天给他的题目是他以前没大讲过的，以前他更多地是从企业、从行业的角度来探讨房地产，今天我们给他的一个题目是比较有公共性的，我们要请他从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来谈怎么样，用哪一种模式，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发展房地产，可能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不言而喻是指整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人群，他们都能够分享到中国房地产的机会，不仅仅是这个行业，不仅仅是某些特殊的群体，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题目超越单个企业，也超越单个的房地产行业，把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交给老任，请他给我们做十分钟以内的主题演讲。
任志强：我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没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如果从住房上来说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好的，因为我们50%或者更多一些的农民都有白给的宅基地，而且随便要，随便要的概念就是父亲可以要、儿子可以要，女儿也可以要，每个人都可以分一套宅基地。 如果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说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是没有关系的，原因在于一个是市场化的东西，一个是非市场化的东西，社会福利应该说完全非势场化的，如果我们举美国的例子的话我们知道，两房是不归市场管的，也就是格林斯潘或者伯南克是不管两房的，两房是总统管的，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的这一部分是社会福利的部分。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大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中，最后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只看到失败的。 萨奇尔时期曾经把大量的公租房卖掉，就是因为他让政府背不动了，我们看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削减社会福利，高福利在实际过程中是发达国家都是失败的。有人会说香港可能很好。香港解决了大部分用居者有其屋的办法等等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如果真正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会知道，这些房子几乎是，换句话说比中国的贫民窟还差，小的房子在香港的存量住房中小于15平米的房子大概要占到17%，小于25平米的房子大概要占到32%，小于45平米以下的房子大概要接近于50%，这种房子在中国人的眼睛里就不是房子，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从来都想住150平米的房子或者说120平米的房子，把那个90平米的房子都觉得不当回事儿，说结不了婚，如果买一个二手房就更说结不了婚了。那么在中国人眼里，可以说香港人住的那个房子就不叫房子，比贫民窟还惨。
任志强： 我们中国在深圳最早的时候有一批19平米的房子一居室，但是最后被社会攻击之下这个图纸被废掉了，不敢再建设了。80年代以前我们的图纸都一居室不大于40平米，2居室不大于56平米，三居室不大于79平米，所以这种图纸一直延续到1995年，因此我们的建设部部长说，我们的房子寿命只有30年，这些房子都得被拆掉，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人们生活。 但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因为是福利分配，所以只能盖这么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福利的钱，从建国开始说起的话，我们最早是把120块钱的造价压到了40块钱一平米，可想而知40块钱一平米造价的房子是什么样？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又建了一匹社会主义大院，那时候叫建立大食堂，所以我们农村的房子和城市的房子一样，没有厨房没有厕所。1956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在掌政期间曾经到法国去参观发现法国有一批为了救济二战之后的穷人而盖的破房子，所以就建了一大批赫鲁晓夫楼，莫斯科人很高兴，他们终于可以从地铁、从人防里头搬出来住进了这些房子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场厨房中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赫鲁晓夫楼都被拆掉了，今天为止你再在莫斯科找不到任何一栋命名为赫鲁晓夫楼的大片的住宅，这样的结果就是用这种低价的福利方式去满足贫民窟的建设，最后导致的结果全都失败了。
有人说为什么中国过去的住房只能坚持30年，不是因为我们的房屋建设只能30年，这个结构塌不了，而是被我们的规划，被我们的低标准拆掉，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是按照市场化的办法，而是按照完全福利的方式去满足所有城市人的居民住房分配，而这种住房分配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
今天去讨论说哪个让公共福利更大，确实我们在1998年房改之前的全分配就是征求或者力求争取社会福利最大化，全部是分配的。因为那个时候除了公租房和分配之外没有其他的路，但是结果却比我们今天的路要差，从1948年开始国务院内务部的第一篇文章要求把所有的公房归国家管理，从那开始我们一直到邓小平住房制度改革之前，有八次提出要解决房荒的问题，但是房荒的问题是什么基础呢？也许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在60年代提出了把两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积改为三平米、四平米、五平米，按大中小城市分配，1985年之前我们实现的小康目标是人均从4、5、6平米提高到8平米，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社会福利。 1985年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社会福利的标准文件了，就是8平米已经取消了，我们曾经在前一段时间提高小康的标准改为人均35平米，而如果按人均35平米计算，我们中国的社会福利需要盖450一平米的住房，而到现在为止我们全中国都加起来的住房存量，城镇住房存量只有不到150亿平方米，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三番，想想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地，有没有那么多的钱，有没有那么多的基础条件能够保证这个社会福利，所以我觉得只有靠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商品房的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