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4年的时光，也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4年。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任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独秀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和他不共戴天。”陈独秀本想回到共产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骂他是“汉奸”，个性倔犟的他感到失望，遂没有回到党内。
张国焘建言利用陈独秀
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同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长年离不开药物。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国焘都只言其他，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
次年7月，张国焘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他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也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蒋介石将此任务交给亲信戴笠、胡宗南，并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散，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
去之前，胡宗南和戴笠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 《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等9人为陈独秀辩护的一封信。这9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送给陈独秀，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做了种种准备之后，胡宗南、戴笠二人才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胡、戴秘访江津碰壁
这段时间，陈独秀没住在江津县城，而是在白沙镇城郊骝马岗的石猪槽邓氏朋友家小住。胡、戴二人猜测：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高语罕是胡、戴二人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抗战后他在各种场合都为陈独秀代言。
胡宗南、戴笠来到骝马岗上的石猪槽，敲响了陈独秀寄住房屋的门。出来开门的果然是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老师鞠躬。高语罕很快就认出二人正是自己当年的学生、现在蒋介石的大红人。他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将二人请进客厅后，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
胡宗南见高语罕夫妇寸步不离陈独秀，便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被延安诬骂为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你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
陈独秀拿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他淡淡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此遭诬陷之事，使我人身受到攻击，虽经调解，至今仍未忘怀……”
胡宗南见陈独秀有了谈兴，趁机说道：“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想了想，说出了这样的一席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希特勒）、墨（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陈独秀见了，说道：“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情况发生急转，胡宗南和戴笠感觉有点手足无措。随后，陈独秀便起身送客。戴笠回去后立即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下令严加保密，不得张扬。
陈晚年所做两件事
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结果不欢而散。
陈独秀不久就从白沙镇搬到了离江津县城约15公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又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独秀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另一件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据《新闻信息报》）
(据山西新闻网 山西农民报)
(来源：今日山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