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加薪潮”

 BW中文网讯，“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工资，调高一次，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8小时要做 9000个才行。最低工资从770元调到920元，只涨了19％，任务量却涨了50％，员工能高兴吗？在广东东莞一家日本电子厂工作的员工介绍。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我干活，他给钱，除此之外无关联。”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问“我值多少钱”。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 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 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工人对企业的薪酬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和企业交谈根本毫无用处，说多了就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 幸福仍缺失“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他说，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每台限速50秒”。走进车间，工人很少能感觉到人情味，面对的通常是冷漠。出了问题就会被打骂。然而最让工人担心的是职业生涯的前景依然迷茫。职业的地位和薪资的低廉直接影响着工人的幸福感，与十几年前不同，大家都羡慕外企的职业。前途迷茫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呆下去。她的想法太简单了，有时候不是有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
 
梦想的代际差异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初夏入夜，在福建晋江外资工厂打工的何远和李明（化名）刚从理发店回来。因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个新潮的“韩式头”。他们俩一天一包烟，每月1500元的工资几乎一分不剩，属于“月光族”，“我们不需要养家糊口，现在就是趁年轻出来看看”。他俩所在的工厂要搬到厂房、宿舍条件都更好的工业园区里，但他们却不打算跟着去，因为工业区离镇上有点远，要上网、蹦迪都不方便。“90后”的他们，似乎有点脱离了人们对“工人”的预设定义。但正是他们使我国外资企业占很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大批离土离乡的50后、60后产业工人已经返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渐成为主导力量。夹在中间的是70后。“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过日子，所以只要工资合理，苦点累点也无所谓，”1977年出生的杜泽峰说，现在深圳的打工环境比1999年刚来深圳时强很多，“今年我还把媳妇从老家带了过来一起工作。”70后打工族大体上保持着老一辈产业工人埋头苦干的心态。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远，90后工人却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在家里无聊，所以就一起出来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东莞外企打工，他说，“在外面比较自由，可以经常逛街、上网，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无所谓，如果觉得不好就换一个工作，只要过得更舒服、开心。”对这些90后打工者来说，手机是必备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动。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跟城市青年也没有差别。更加追求生活的质量。难寻替代此轮加薪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如果加薪浪潮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有可能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工资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仍可继续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廉价的劳动力已经不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优势，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经济不断的发展，法制环境也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