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 (七)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
【楼主】 (236):一百七十八、权力的责任
1、中国社会的行政权(中央、国务院)大于法权(人大、法院、检察院)。
2、party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3、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类似人大与go-vern-ment之间及宪法与(行政权规定的)法规之间的矛盾。
4、然而,go-vern-ment和法规的现实权威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人大与宪法。
5、行政权(party权)制定的政策、法规并不需经过人民(或人大)的同意,
6、既然party是最大的权力者和行政者,那么如果国家出现问题,party就要负主要责任。
7、因为party的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所以party不用向人民交代。party的交代对象,是赋予他们权力的染红了旗帜的先烈们。
8、如果人民有监督的途径、手段和方式,那么人民要负监督不力的连带责任。
9、如果人民没有监督的途径、手段和方式,那么人民不负责任。
10、这就是权力(权力者)的责任。
【楼主】 (240):一百七十九、九一八的匪夷所思:亡国奴—>亡己奴 【楼主】 (281):一百八十、 这是一段从未公开的影像资料 【楼主】 (282):第十九篇 业余写作的乐趣 【楼主】 (283):百八十二、业余写作的乐趣 【楼主】 (284):一百八十三、厕所潜分析 【楼主】 (307):一百八十四、“那个”到底是哪个啊 【楼主】 (358):一百八十五、爱情就是大海捞针 【楼主】 (359):一百八十六、吐痰吐到哪里去…… 【楼主】 (363):一百八十七、为啥中国的草坪不让踩 【楼主】 (364):一百八十八、腐败前仆后继的生物学密码 【楼主】 (370):一百八十九、中国周围的四个标本国家(地区) 【楼主】 (373):一百九十、 我们为啥老说“我们”“我们”的 【楼主】 (374):第二十篇 垄断的创意 【楼主】 (375):一百九十二、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楼主】 (376):一百九十三、垄断的创意 【楼主】 (377):一百九十四、新编历史剧的一个新角度 【楼主】 (378):一百九十五、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吗? 【楼主】 (384):一百九十六、权利与权力 【楼主】 (385):一百九十七、《武昌首义》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楼主】 (386):一百九十八、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点评 【楼主】 (387):一百九十九、当代的牺牲们——“改革灰”与“改革白” 【楼主】 (388):二百、 毕福剑的主持风格就是“博傻” 【楼主】 (389):第二十一篇 中国社会的食物链 【楼主】 (390):二百○二、我经历了一次公务员考前模拟 【楼主】 (391):二百○三、房地产是继土地革命后的又一场财富掠夺运动 【楼主】 (392):二百○四、如果c**成了总书记…… 【楼主】 (393):二百○五、过于聪明的批评家 【楼主】 (394):二百○六、鲁迅,中国人的干尸情结 【楼主】 (395):二百○七、公民是人民的样本,人民是公民的曲线 【楼主】 (400):二百○八、如何在专制中活下去
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譬如:九一八。
七十五年前的九月十八日,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撤出东北,导致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并生出个小满洲国来。蒋介石作为中国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形象可谓一败涂地,就此走上了一条通天的下坡路。
而我们的民族,却在领导人如此乖戾的思维刺激下站起来,醒了。以往所有耻辱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甲午战败、火烧圆明园、二十一条……
与此相伴的,还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那些遗恨: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后的失败、军阀内战……
中国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
中国的领导人(go-vern-ment)怕外国势力,但不怕人民。
中国的人民不怕外国势力,但怕中国的go-vern-ment。
外国势力——>中国领导人(go-vern-ment)——>中国人民——>外国势力。
真是相生相克,相克相生啊。
每遇外侮,国人必能团结反抗。那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民族还是有自信的。但这样的外侮要是在中国的go-vern-ment看来不算什么,甚至帮助、姑息外国势力,那么国人的反抗就会减弱大半。因为国人的反抗是需要一个核心的,而这样的核心决不会来自国人自己,而必须是go-vern-ment。
如果go-vern-ment的思维和意志一旦坏掉或者死机了,那么国家的前途就会有极大的危机。
再看四九年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清算就更多了。一次次的运动不仅消灭了试图反抗的肉体,而且消灭了反抗的精神。这是比九一八更可怕的事情。
国人不能以自己为核心来构筑反抗的堡垒,而且连这样的构筑之心也没了。国人对于go-vern-ment的依赖心理是异常强大的,没有go-vern-ment那就是匪、那就是流氓者。
纪念九一八是不忘国耻,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记住不忘人耻呢。
什么是亡国奴,就是这个国家的go-vern-ment被消灭了,国人没有了一个政治核心,一盘散沙任由他国统治。
那么,亡己奴呢?
当一个人的自我被消灭了,他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核心,只能任由他人、强权来统治心灵。这样的人是不是比亡国奴还要悲惨呢。
九一八让东北同胞变成了亡国奴,而文革让中国的无数人变成了亡己奴。
有谁还记得文革的开始时间?还记得Mao.ZD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时间?
是否我们也应该像纪念“九一八”那样纪念“文革事变”呢?
文革是一个标志,是一个里程碑。就像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九一八,而不纪念甲午战争失败日。那是因为:我们在抗日战争后站了起来。同样,我们也在文革后开始了真正的反省!从而,在每年的这个日子拉响心中的警笛,比纪念“九一八”的还要响一千倍、一万倍!
时常在电视中听到这样的台词、话外音、广告语:这是一段以前从未公开的历史影像资料。好象是一种赠品、施舍,被深居历史之中的上帝发送给广大的受众们。听来如此难得,大饱眼福啊。
我还能回忆起每年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些历史纪录镜头,由于重复次数太多都快想不起来了。
每到了抗日战争纪念日、解放战争纪念日、五四运动纪念日、近代屈辱历史纪念日,编导们就习惯性地把陈年酿的酒举过头顶献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旦有了更新的历史影像资料,必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为是一个大看点。
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观?
这是挤牙膏式的历史经营策略。这是那些惜售的房产开发商的流氓做派。
以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资料是权力者的,而不是权利者的。这权力与权利的不同,也就是占有者和所有者的不同。公众、人民的知情权也包含对历史(影像)资料的权利主张。
记得以前有过一部电影纪录片《较量》,讲的是抗美援朝的是事情。当时的上座率很高,很卖钱。可是这样的影像资料本来是该公诸于众的,是该共享的,免费共享。就是因为人们对电视上那些废话一般的[惜售]影像腻烦了,才会到电影院看点儿新鲜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不包括清朝)对史官极其敬畏。即使是宫了司马迁的汉武帝也不能查看史记中对自己的记载是些什么王八内容。
而如今,看不见历史的,却是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人。
一百八十一、假笑与假哭
经常在各种电视、广播节目里听到和看到假笑,那起伏不定的声响着实让人不舒服。假的掌声,假的观众,还有这假笑,都是为了把一个滥节目搞得有声有色吧。
既然笑是假的,那么所谓的“收视率”是不是假的呢。“收视率”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掌声、无形的笑。它直接关系到一个节目的经济效益,关系到节目制片能不能开心大笑。可这样的开心大笑和观众、听者的会心微笑不一样,和如来的捏花一笑、卢舍那的笑而不露相去永远到底有多远。
而且吧,这样的假笑还给那些即将或终归要举行追悼会的人以启发,在追悼会、灵堂配上假哭。
还有就是探监的时候、法庭宣判的时候以及刑场上,都应该配上假哭的音乐,这样才显人道。
当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嫌疑人被判刑之后,在广场上,在广播里,都应该配合国歌来一场1分30秒的假笑(更多精彩节目稍后放送)……
更合适的,是那些悲剧性的节目。像交通肇事通报会、法治在线、法警追踪、忏悔录、《任长霞》……
然而我还发现,人们笑的时候,大概都一种声音、姿态和风格。而哭的时候,却是风情万种。这确实给配音假哭带来了难度和成本,但更能打动人心。
我就奇怪,为什么在广告里,不能把哭这个重要的表现人性的手段给引入呢。比如:医药类广告,该哭就哭,有了痛苦你就哭,然后飞来一剂灵丹妙药,立刻就假笑。但愿这不是假药。
业余写作的乐趣,首先在于自由。这自由又首先在心灵上。
专业写作和职业写作不一样。
一个有着专业写作水平的作者不一定就是以之为职业的。
文学、或写作,可以是一个事业,但不必就是职业。
职业写作的弊端清晰可见,犹如眼前的睫毛。
既然业余,就要去工作。
工作既是写作者的经济来源(没准儿还能发财),又是其生活灵感和素材的来源。
真是三鸟。
这最后一鸟就是能值守自由。
一切技术都可以习得,包括艺术上的技术(从艺术学院),惟独写作的技术无法习得。
决没有哪个人说,我的写作师从某某某。
如果是习得的,当然可以作为职业。
而写作不是可以习得的,所以不必为职业。
为职业了,反而会生出很多弊端。
孔子述而不作。
意思就是,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
历史上的那些大文学家就不说了。
八股文是那些文人的职业,可以凭此得到一官半职、封妻荫子。
写八股文就像后来写奏折、文书一样,这不是写作。
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们在业余时间的创作。
反而,八股文帮助他们实现了写作的理想。
论坛上发帖子是业余写作,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工作时间。
这样的业余精神就好比古代的官员,一边写着八股,一边把玩着戏词。
玩票在梨园是干不过科班的。
上面已经说了,因为那是艺术的技术。
但文学(写作)不是什么技术,或者说,它是在人生顿悟之后的把握。
坚持业余写作,显然比卖身出书更加高贵。
卖字不卖笔。
卖刃不卖刀。
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改革不仅给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变,也反映在厕所的革新求变上。现在的厕所确实比七八十年代干净多了,也更有人味儿了。有的地方,建设得最好的,除了go-vern-ment办公楼就是厕所了,那也是形象工程啊。五星级厕所、黄金厕所、防弹厕所应运而生,那是富裕的象征。各种特色厕所也冒了出来,还有的人靠厕所致富呢。
1、名字
中国的厕所以前就叫“厕所”、“茅厕”,就像我们管别人只叫“同志”、“老张”。
后来改叫“卫生间”、“盥洗室”、“洗手间”、“化妆间”、“NO.1”、“大号儿”、“小号儿”、“方便(的地方)”,跟现在乱叫天下人也是一个意思。
为了统一叫法,以下还是叫“厕所”吧,这样可能更亲切些個。
2、符号
有些厕所干脆不写名字(汉字)就挂符号(英文),眼睛不好使的人容易搞错。
如:
[烟斗] / [高跟鞋],
[刁烟斗的男子头像] / [带飘带帽的女子头像],
[穿裤子的男子形象] / [穿裤子的女子形象]
[黑桃老K] / [红桃Q],
Man’s / WoMan’s,
观瀑亭 / 听雨轩
凸 / 凹
相公 / 娘子
……
3、格局
男厕总是位于走道的外侧,女厕位于内侧。没有这样条件的,也会遵守一个原则:女厕位于比男厕更隐蔽的位置。
男厕的小便池总是有一两个能从门外被看到,好在男士可以以背遮羞。不由得感叹,男人就是男人。
但我觉得,其实男厕所更应该位于靠里的地方。毕竟被外面的人看见正在方便的背影,事后想来还是别扭。
4、效率
男厕的使用效率明显高于女厕。这是因为男厕有小便器和马桶两种,一般数量一样,设为X。而女厕只有马桶一种,数量一般为X+1。
而且,男士的立式小便策略因呼应了人类直立行走而成功,其效率明显高过女士的蹲式小便。于是有些女权主义者不满了,建议女厕采用立式小便器。我支持这样的建议,就像我支持变性一样。
5、卫生
厕所里最容易产生交叉污染的,不是坐便器圈,而是门。
便后洗手是卫生,但还是要开门而出。手接触到门把手,又被污染了。如何不让手接触到门呢?自动门。
是不是有些奢侈啊。据说西安碑林博物馆里有。
6、涂鸦
男厕里的涂鸦大多是春宫画的儿童版,还有咒骂女人和发泄性欲的话语。由于水平很次,也就没啥反应。还有一些“偶是同志,速与我联系,138XXXXXXXX”的信息。
女厕里的涂鸦多是情感上的,有些很悲情的留言,还有诗——这是男厕决没有的。但女厕也发现了生殖器草图,会不会是人妖留的呢。
在男女共用的厕所里一般没涂鸦,这说明涂鸦是有性别之分的。
有一次如厕坐在马桶上,目光直视,看见小门上写着一个拉皮条的手机号。等我起身,目光直视又看见那个号。真是会做广告啊,而且此人和我一样高。
7、如厕潜规则
尽量不和矜持的领导一起上厕所,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的丑态,否则还怎么威风啊。再说,在厕所里打不打招呼,商量工作吗。
有些随和的领导(老板)是愿意在厕所里和你说话的,他总是不分场合地要打成一片。但小便的时候,最好和他们隔开一个便器,这样显得礼貌。
喝酒的时候,厕所就成了救火车和病房。当你要吐的时候,最好去小单间,这样你不会被人发现酒量的大小。
如果你有足够的定力,甚至可以在厕所的小单间里刺探一些公司、别人的秘密或隐私呢。
8、厕所经济
以前,在长途汽车站,上个厕所都要收费,后来没了,因为旅客买了车票,应该享受到相关服务。
现在还有很多收费厕所(就如同那些收费电子邮箱),管理者的理由是厕所需要维护,需要交水电费。这些人只懂要钱,却不知经营。想如果从粪便中提取尿素、绿色肥及其它,那经营厕所应该比种地更挣钱。这些原料就是方便者提供的。无偿给了你如此宝贵的矿藏,你还要跟矿主收费,那就太不合理了。在地坛公园,厕所收费就更不该了。那些松柏古拙繁茂,想必也有这些方便者的贡献。
更何况现在到处都是宾馆、饭店、快餐厅,这里的厕所可都是免费的哦。最好去五星级宾馆上,没准还有人给你递手巾帕呢。
9、人妖该上男厕还是女厕。
以前的厕所建设思路里,肯定没有考虑到人妖这个使用人群。
现在人妖多了,就有了这个问题。人妖的法定性别是男性啊,虽然胸前比女人还女人,脸蛋儿比宝贝儿还宝贝儿。
上男厕,却会被人当成女的轰出来,然后就要验身。
若上女厕,想必女同胞会不乐意。一个男的,老是莅临女厕指导工作,实在不怎么象话。
但据我的不幸推断,人妖还只能去女厕,由于都是单间,一般不会被发现,但别说话,比如借个纸什么的。
建议以后至少在那些人妖经常出没的高级场所,要设立人妖厕。会有人去吗?怎么挂牌呢。
10、娱乐
厕所里的娱乐有这么几种:背景音乐、笑话、画像、挂件。
一个上厕所的人对背景音乐的记忆是很浅的,因为他的目的性太强。背景音乐应该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他尽量忘却这段记忆。
笑话一般挂在小便器的上面,由此可见一个笑话带给人的愉悦也就是一泡尿的工夫。
有时候笑话也被画像所替代。后者大多是带有性启蒙意味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以果实来暗喻两性的,比如:黄瓜对茄子的思念。
挂件一般是小油画印刷品或假古董,被射灯照得很高贵。它们能提高厕所的品位吗?或许就像五星级酒店必要有个游泳池吧。
11、洗与吹
12、洗手池
13、服务生
厕所里的服务生大多是老者。
感觉很可怜。
小费
14、
尾、一个好厕所
首先在装修,门高镜大,洗手盆透着艺术,里面搁俩贝壳或一朽木。
背景音乐自不必少,千万别摇滚。
装饰画或假古董挂在墙上,方便的时候感觉置身画廊。
灯光聚起从上照下,既温暖又醒目,照得你自我感觉就跟一坐在马桶上的思想者似的。
纸意柔绵,浮想联翩。保准你是个回头客。
我们喜欢把做爱这项最普及的运动及其器具说成“那个”。说“那个”的时候,必得有语气、神情的配合,才能生动,就像热身似的。
为什么要说“那个”,而不是“这个”呢?这就是个时空感。面对亲朋说“这个”,直指当下,有急迫之意,也不含蓄。说“那个”,则容易发挥想象,和诗文里的“那什么什么”同样妙。像“那个杯子”、“那个椅子”都是带名词的,不然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可自从“那个”被约定俗成为那个后,就不再需要带名词了。自己也从代词一跃成了名词。
长期阅读《金瓶梅》等净本并见到很多“XX”,人们就忘记了那些丰富的性词汇到底是什么、怎么说、怎么讲,而全部代之以“那个”。“那个”的风行,既是在刻意回避性词汇,又是中国古代丰富性词汇于当代不断流失的证明。
性词汇向来有明、暗两类。明的一类是可以暴光,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暗的一类一般存在于经典的黄色书籍里,也算国粹一种了。想那房中术里,对这方面一定颇有道性。
在明一类里,自然是以“那个”为代表了。不过还有一些,比如:做爱(“make love”的意译)、月经、乳房、屁股、胸。这些都是穿西装也不会脸红的科学词汇,经过了各类大词典的轮番确认,系正统词汇,广告里常见。
那些被“XX”掉的都该算暗类。现在《金瓶梅》也能找到了,去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一个宝库。不过这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粗淫的,一类是雅致的(也多为书面的)。以“做爱”为例,雅的有:云雨、荐枕席、交欢、交媾、床事、房事、行房、雨露……。至于粗的,现在都简化成字母或异体字了。还有,像月经,“倒霉”是口语化的,粗淫的倒没见,雅的那就数“大姨妈”了。真不知“大姨妈”是招谁惹谁了。
性词汇的丰富度跟性快感、性快乐是有关系的。如果《金瓶梅》里到处都是“那个”,那我们还有勃起的兴趣吗。而且,性词汇既有明、暗之分,也可以有公、私之别。个人或情侣之间可可以自创性词汇,性话语,这样依赖即使在厅堂之上也无丢份儿之忧了。
原来,我们喊人“同志”,没别的称呼,顶多有个“老师”、“师傅”。这就像“那个”一样。现在的“同志”却成了 同性恋者的标志了。但愿中国的未来,阳光下的性词汇更丰富、也更美妙吧!
以爱的名义,你活在这世上。以爱的名义,你还没有自杀。除了爱,你还有什么能力吗。如果你碰到的不是她一,而是她二,你是否还会如此动容。如果贾宝玉遇到的不是林黛玉,而是林非玉,他是否还会那般痴情。
事实上,你遇上一个女孩(或倾心的异性)纯属偶然。那么,意义会在偶然中存在或诞生吗。既然一切都存有偶然,那么你的追求有何意义呢。贾宝玉和林黛玉要不是有一段木石姻缘般的定海神针在那儿戳着,能那么荡气回肠吗。
这就如大海捞针。
大海里的那根传说中的针就是你要找的必然性,就像你和她相遇的必然性一样。如果你执意要找那根针,反而找不到。大海茫茫,何处寻针。所以你不能这样一意孤行。这样一想你反而可能找到一只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封海员遗书。你还可能找到一副水晶眼镜,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太太留下的纪念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瓷碗,那是郑和下西洋后清点货物时抛下的次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胶鞋,那是我军在南沙战役时一个小战士不慎走失的。
对于这些偶然发现你真的在意吗。其实你内心里真正要找的还是那根针。
针是什么?针就是那个非瓶非镜非碗也非鞋的抽象。可是,大海里的必然性就只是这样一根针吗。虽然大海捞瓶、大海捞镜、大海捞碗、大海捞鞋也相当难,但你认为那些都不是你要的。所有被你轻易碰到的东西都被认定成偶然的。只有那个无非也是凭偶然才能得到的东西却被认为是要找的针。
但针就一定存在吗,难以确定。但对针的追问一直在着。
难道必然性只能存在于对必然的追问中吗。
你追求她也是在追问必然吗。
她是不可替代的吗。
什么才是不可替代的呢。
你不可替代吗。
你爱她的可爱,她的可爱就不可替代吗。她有她的可爱,别人也有别人的可爱。她的可爱之处是什么呢。
她的笑么,她的笑固然有特点,可谁都会笑,谁的笑都有可爱之处。她的从容么,那更不是谁的专利了。她的甜美么,她的年轻么,她的无知么,她的思想么,她的音容么。拨拉拨拉,哪一样非她莫属呢。
她不过是这许多属性的又一个偶然的综合体罢了。
在街上,观察起来,人们吐痰的样子格外有趣。考察弹着地,一般是吐向三个地方,一个呢,是开放的雨水井;一个呢,是无辜的地面;还一个,是充满绿色的树根周边。
雨水井的盖子是栅栏的,缝隙大,痰完全能落进去,以致雨水井被视作吐痰井。等到雨水来袭,的爱痰随雨水被冲刷到大自然的水循环里,天葬般欣慰啊。
另一个被吐的地方就是地面、人行道上、沥青路面、水泥地。吐者必得用脚把痰碾开,如摊煎饼般,逐渐扩大面积,这样有利于蒸发。回头一望,那痰已显得不那么像痰了,才放心走开。
至于树根下,有野草掩蔽,有狗尿混合。吐下去,渗入泥土,入土为安,想来也心安理得些个。
可见,吐者还是不好意思的。但那痰又如鲠在咽、不吐不快,于是就希望自己的痰迹能被自然所遮掩、被人们所忽略。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哪里才是可以光明磊落地吐口痰的地方呢。
手绢儿被废除了。纸巾没带。附近的洗手间也不在附近。垃圾桶的口在侧面,又低,怎么抻脖子吐啊。
这倒是提了个醒儿。以后再设计垃圾桶的时候,也附带个漂亮小痰桶。
高雅的外观,让人一见就有啐一口的冲动。慢慢掀开上盖,见蓝色的波涛翻涌,颇有大海容纳百川的气度。吐者微启丹田,胸肌鼓动,咽喉扩张,一口鲜痰如联盟飞船,飞跃而下,硬着陆在辽阔的大西洋里。
太享受了。
为什么中国的草坪不让踩,外国的草坪都是人。可能是我国草坪的种类属于“不让踩”科的,外国的属于“可以踩”科。那么,为啥不引进一下,或者像培育超级稻一样培育“超级踩”。
或者是怕有人往草坪里乱扔东西。这样的担心绝对没必要,其实人的心理是,越脏的地方垃圾就越多,越干净的地方就更干净。更何况茵茵绿色,周围的游人每双眼睛都是监督。
还有,就是拿草坪当摆设。弄些低档的草种撒了,美其名曰“绿化”。自称财力有限,却不懂得经营城市。尤其公共场所,地皮珍贵。结果是草坪与人争道。就像西单文化广场那样,人能走的道很小,草坪却很大,结果就有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有些管理者觉得绿草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踩的。草坪不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也有可以触摸的。大概是觉得航拍或者卫星拍摄的时候组图案用的吧。本来我国的城市面积就不足,绿化面积也有限,还要草与人争地。人在草上,草在人下,那是多么舒服啊。亲近自然不是一句空话,也非城市里就不行,只能投身野外。
其它的原因就比较怪诞了。中国人穿的鞋不合适?坐在草坪上的坐姿?睡在草坪上的睡姿?体重?喜欢拔苗助长?喜欢私挖滥采中草药?阿猫阿狗去施肥?大小便失禁?
据说深圳的草坪都可以踩,可以躺在荔枝公园的大草坪上数云彩呢。不妨去看看。而那些不让踩的草坪不如改成沙漠景观,然后栽上各种奇异的仙人掌(谁也不敢碰),也该算绿化面积吧。
《动物世界》里,角马群迁徙时的大无畏精神和蚂蚁军团前进中的舍身取义着实令我震惊,也仿佛看到了贪官们的样子。中国贪官前仆后继,一个倒下去,一百个站起来,一百个被双规,一万个接着来。
一个贪官,只要上了岁数,他决不是为个人而贪的。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家族在支持着他的信念,在支撑着他的神经,在保护着他的心灵。从父母、老婆到直系亲属,再到旁系亲属、同学老师好友,一个巨大、庞大乃至无形的家族系统支配着他的行为,左右着他的视线,直至抵达幸福的根据地。
中国古代为何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就是因为这个。现代社会是不能这样干了,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依然旺盛着,贪官尤甚。
他喜欢家谱,喜欢族谱,甚至喜欢县志。他是当地名流,一方神圣。他爱他的故土乡亲,他的故土乡亲也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家族所秉承的私德与社会共识的公德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这时候,贪官就会把私德放在心尖儿,置公德于痰盂。在公开场合,他是公德上的美髯公。在私下的家族里,他又是私德的猛张飞。
于是,他宁愿将鲜血染在家谱、家族史上,也不想滴到国旗、法律上。他的血脉早就和他的家族融合了,他的DNA早就散布到后一后二代的细胞里了,他的快乐也早就与家族同乐了。
贪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
贪官愿意为他的家族而牺牲,这样他的牌位就能像靖国神社里的一样摆在显著位置。他的死换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兴盛,或许他们会成功地从中国像角马一样迁徙到美国,或许他们能创建像蚂蚁王国那样的大集团公司,或许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能成为日后显赫的人物——为他翻案。
一句话,家族未来昌盛时,家祭莫忘告乃祖。
这,恐怕就是国家要对腐败分子放弃死刑的原因吧。人死了,一了百了。人活着,他曾经鲸吞的国家资财、人民血汗、纳税人的税金就还能一点点地吐出来,他的家族就会为了他而奔走求救、露出非法利益的马脚。而且,引渡起来也容易些。
秦始皇派道士和童男童女们到仙岛求药,不知他们去了哪里。还有秦末汉初的齐王田横带着五百壮士又去了哪里。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本。于是,大家就猜测是不是日本成了中国古人的避难所了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可谓是全方位的,由于有天皇在兹,其也可以称为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
于是,又可以想到的国家是韩国。他们近些年来不仅成了发达国家,而且还老是和中国争文化遗产。为啥,不就是因为和中国挨着,不像日本那样隔个海,人员流动方便吗。端午节、汉字、孔子,还有很多的中国专利,都在他们翘望之列了。
古代中国肯定没侵占过日本,却让大韩民族俯首称臣。韩国地域狭小,作一个地理大国的可能性没了,经济大国的机会也让给日本了,只有文化大国了。
据说箕子不愿接受西周统治,就率领五千人逃到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建立了政治难民国家—箕子朝鲜。这到底算是韩国的起源呢,还是中国人的殖民地。也许有些事情还真说不清楚,但韩国人大力宏扬汉文化的劲头儿确实符合标本的定义。
韩国是中国未来文化保护的一个行动标本。
韩国有一点是忘了,要去申遗还应争取朝鲜的同意。毕竟就是孔子去首尔,也得先越过三八线吧。但朝鲜显然更听中国的,他们不想申遗,他们只想核武。
朝鲜也是中国的一个标本——政治标本。五十年前中国的政治啥样儿,看看今天的朝鲜就知道了。世袭制的朝鲜真是丢尽了社会主义的脸面,当然还有古巴。
最后一个标本就是台湾。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其标本意义就更加巨大了。目前台湾很乱,倒扁声浪比台风的影响还要大。也许,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与模式就在这个标本里不断被展现和预示出来了。
在人们的文章中都经常出现“我们”这个词。“我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和“我”有啥不同、有啥关联?似乎从小我们(瞧,我又习惯性地用上“我们”了)看到的文章里,就充斥着“我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了我们(我又用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又在怎样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成了我们行文立言的口头禅的呢。
这,确实值得仔细考察一番。
1 作代词的“我们”
1.1 作实主语的“我们”
作实主语的例子,如: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那时的我们,该有多么累。“我们”特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二、三十岁的那一代人。“我们”指示了一代人,效率很高。
而效率更高也更常见的,是以“我们”来指代一国的人。如: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到死。
“我们”还可以表达与对话者之间的亲切,拉近彼此的关系。比如老板对员工说,我们今天要加班。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相当随意的。当“我们”代表一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国家或人民的授权。那我们为什么还老是脱口而出“我们”“我们”的呢?
一是说习惯了,小时候读书就经常在政治课本、哲学课本上看到“我们”“我们”的,背课文也是“我们”“我们”的,时间成了也就不自觉地“我们”“我们”的了。
二是很多的时候,为了陈述一个判断,也不管这个判断是不是公认的常识,用了“我们”似乎这个判断也具有了公理的色彩。
三是为了给自己的话或文章壮胆儿。在没有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就把别人也拉进来,如此一来就占了先机,先机转化为机锋,这话也就更犀利了些。
1.2 作虚主语的“我们”
上面说的是“我们”作为实在的主语,用多了就出现了虚主语。本来是“我”的想法、意见、思想、建议,却用上了“我们”。这确实很有趣。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到处都是“我们”。再要是把“我们”变成“我”,写的人、看的人、听的人、读的人还真是不习惯了,非得把“我”改成“我们”而后快。
当然,用“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出于语境的需要,甚至是必须的。像: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使用“我们”是会引起混乱的。很多文章看下来,一会儿是实主语的“我们”,一会儿是虚主语的“我们”。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我们都搞晕了。
1.3 作定语的“我们”
作定语的“我们”和作[虚、实]主语的“我们”有着异语同工之妙。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胡同,“我们”的小区,“我们”的楼道,“我们”楼道里的灯是谁偷的啊?
作定语的“我们”所修饰的必是属于“我们”的,这看起来是句废话,却有着共同所有制的意味。
1.4 作宾语的“我们”
“我们”作宾语的时候,具有更强的指示性。不仅主语、而且谓语,都指向了这个宾语。
如:城市管理者老是这样,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我们”给出了一个被城市管理者驱来赶去的圈子。在这个语境之内的、在这个语场之中的,都是“我们”的人。
再如:长征教育“我们”,要像小崔那样开始新的长征。“我们”显然就是新长征上游山玩水连摇带滚的一代人。
即使这样,作宾语的“我们”还是分虚、实的。
实的时候,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彼此照应出庭作证啥的,人多力量大。
虚的时候,就是扯虎皮、拉大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搞个统一战线也不错。
2 作虚词的“我们”
作虚主语、虚宾语和虚定语的“我们”更进一步演化,就是虚词了。
虚词“我们”根本是为了语气更顺、语意更丰满才加上去的,不表示任何实际意思。这也是虚词的一般特征。
以作主语(这种情况最多)为例:
“我们”知道,太阳每天都要升起,先照屁股再照眼睛……
“我们”应该遵守出国旅游的文明规范……
“我们”一定要将资本主义的原理与Communist主义的理想相结合……
……
一百九十一、民主的生物进化论依据
进化不仅是肉体生理的,也是心灵精神的。人类在肉体生理上的进化似乎已经放弃,然而奥运会实质上就是人类进化的试验场。虽然这种有目的的对遗传性状的选择已经被生物进化论所否定,但人类还是在潜意识中顽固地坚持着。
在心灵精神上的进化,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而且颇多幻想。一个是科幻文学电影,一个是对UFO和星际生命的探询。这些无不是人类在心灵精神上的进化尝试。星际的高智能生命肯定不是生物的自然进化所致,只能是心灵精神上的积累与爆发。
每个人都承载着进化的任务,这样的进化里面也包含个性突变。人们喜欢把人的性格分成内向或外向,这却是对个性和天性差异的抹杀。不同的人,生在不同的家庭,长在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朋友圈,感染不同的文化,本该形成的是色彩斑斓的个性及其表征。
多元化的社会为这样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心灵基因突变的可能,而多向维的环境为精神性状的积累提供着文化蛋白。
中国确实不缺乏人材(不是人才),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具有巨大的人类基因库,想必也有着异常丰富的心灵精神上遗传物质。民主制度可以把这个基因库的势能转变为进化的动能。
而中国的民主制度相当简陋,许许多多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使得国人的个性只能在娱乐、恶搞和戏拟历史上张扬并局限着。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仅是公民的政治要求,也是人类心灵进化的诉求。没有这两样自由,每个人的个性性状就得不到积累与表达,也无法达到互通、开放,使得我们整体上的精神进化非常不理想。
到书店去看看,或打开电视,黄金周到大街上去遛遛,就会发现,我们到底进化到了何等程度……
得民心者或一定能得天下么,得天下者也并非就一定因为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给那些想得天下的人指出了一个正途。而并非在说,得天下者就一定得了民心。
天底下,未得人心而得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他们夺得天下后,就宣扬自己是得了人心的。
那么,为什么只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说“得天下者得民心”呢?这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权寻找一个合法的证据或借口,那就是:得到了天下那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认可。
民心在哪里?它在一个个农民的心里吗?它在一个个士兵的口中吗?一个没有经过统计学分析的民心到底在哪里呢?一个没有民调传统的民族只能通过儿歌、歌谣、民谣来揣测、民意。然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或是暗自操作出来的)来体现天意。
其实,民心不过是新政统治者的一个虚构。只有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民心,才能为君权神授(或叫“历史的选择”)奠定天人合一的基础。
一个欲称王称皇称国的造反者的口头禅就是:人心思定,天下归一。而其立政后的实际操作是:
1、 定天下
2、 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据,笼络人心
3、 采取一些政策获得民心
4、 再以“民心思稳”止乱
难道,得民心就是为了得天下吗?
真正的民心是深藏在天下的。只有这天下没有了得与不得的时候,真正的民心才会河出图而洛出书。
不要以为垄断者很轻松,他们一样需要寻找良好的创意,来实现美妙的垄断利润。比如:暂住证。它是go-vern-ment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发明出来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策划出来的创意。这个创意不仅带动了地方治安部门积极性,而且树立了垄断者策划创意的榜样。于是,更多的创意便接踵而来了。
垄断者搞垄断也要来个创意,为的是能化大象于无形,也是一种乐趣。如哪个部委机关要在行业里推广一种共识、标准或技术,必得有可推荐的产品。这些产品有时候是先于那些共识、标准或技术的。
当要收取某些费用的时候,就先要进行策划、宣传,来造出大势。比如那个著名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住房观念比较的故事,就是为了能把垄断者手里的房子卖个好价钱,为了银行能盘活投资,为了go-vern-ment能把地价变成GDP。
各地强制收取的各种苛捐杂税,要想收得巧妙,都得设个好创意,不然就是收起来了也没啥意思。
还有,福娃的数量(5)也是个好创意。一方面我国的国旗是五角星,而且是五个。另一方面,5还可以为以后的10来做铺垫。五人为伍,这样的福娃既有气势,卖起来也痛快。生产者积极性也高,大家伙儿的选择权也能得到充分伸张了。
而最没查创意的,大概就是银行开收的跨行查询费了。他们非要强调国外如何,为什么就不能搞出点新意,换个名目,这样也不致于引起那么大的反对声了。
现在的历史剧如火如荼,继清宫戏之后,明朝的戏又开锣了。CCTV-8演朱元璋传奇,CCTV-1播朱元璋戏说,CCTV-10是朱元璋解密。好一个央视,也算朱了一把。一般来说,演皇帝角色的那几个人也大多演过省委书记,这样比较容易过渡。
在表现皇权的这些历史剧了,大多写的是如何发迹、如何打天下、如何治国、如何以黎民为重。那些荒淫无道的皇帝是没资格上荧幕的,因为他们不够主旋律。而这些以优秀皇帝为主的优秀历史剧到底在表现什么呢?
那些噤若寒蝉的忠臣,那些类似林彪的佞臣贼子,那些后宫里的妓 女,那些被天道视为刍狗的草民,那些鹦鹉学舌的文儒。
正说历史固然强过戏说,可这样的正说不过是在附和片面的历史。这样来表现历史,还是没有大多的内涵。把历史当成历史来写,是不会还原到历史深处的。即使从消遣、斗闷儿子的角度看,这些戏也跟模式化的戏曲很接近了。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当下人,如何来进入古典封建皇权时代,如何来体味那时代人的精神状况。这,是新编历史剧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
我想大多数观众也是这么来体味那些历史剧的。只是,这样的体味还是从观看而不是从编剧、导演的角度而来的。
其实,即使是皇帝剧,主角也可以不是皇帝。我指的是人性化的主角。应该有这样一个主角,来替代一个现代人,置身于那个集权专制的年代,去感味帝王、封建带给他的一切。这样的一切,可以包括:仕途、未来、家庭、婚姻、环境、生命、……
他被钦点时的得意,他被提拔时的幸福,他被同僚包围时的困惑,他面圣时的忐忑,皇帝震怒时对他的身心冲击,他贪污时的自言自语,他廉洁时的振振有辞,他对孔孟的理解,他对官场潜规则的认识,……
就是以一个剧中人的角度来反思那种绝对的一元专制制度带给人们心灵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打击,最终促使人们变成了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大陆精神病院里,必定养着一国的精神病人。
这样的历史剧,是戏说呢,还是正说?
“浮躁”一词对国人来说,相当地耳熟能详了。人人言必称“浮躁”,说“这个社会很浮躁”,谈“如何在浮躁中生存”。于是,那些原本不浮躁的,也耐不住性子,或者不好意思再清高,一应浮躁起来了。
在一个《重拍<红楼梦>》的节目里,屡次听到学者口吐莲花,谈到当下社会浮躁,不适合追随87版、重拍《红楼梦》。于是,我就在想,那些说这个社会浮躁的人里,有很多就是学者了。
学者说“浮躁”,不知是和哪个时代相比的。一个原本以权为本位的社会,如今进到了以钱为本位的时代,并不能说就是更浮躁。确实,人人都在谈房子。那是因为福利分房寿终正寝,还因为国家需要启动国内的市场需求。如果这么说来,确实人心浮动、人人为个房子而奔波终生,焉能不浮躁。
只是,这样的浮躁似曾相识。
在五十年代,人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进步而奔走呼号。
在六十年代,人人为了追求不被革命运动落下、拖跨而转动脑筋。
在七十年代,人人为了立场、站队、文攻武卫而忙活。
在八十年代,人们考大学、去深圳、闯珠海、学外语、出国、下海。
在九十年代,人们请托、送礼、下海南、上美国、买房子、卖假货。
试问,若以“浮躁”论,中国人啥时候不浮躁来着。
在看一九四九年前,各种国内战争及抗日战争、五四运动及其之后的各次运动,中国何时不浮躁来着。是否非要回到汉唐,才有不浮躁的气象呢。
至于说时下是浮躁的原因,我想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对一个时代迷惑不解的时候,就冠之以“浮躁”,以为不值一提,以为都是云烟。“现在的人太浮躁了”,这句话时常出现在耳边,似乎在解释着什么,莫非这是说话者自己的心声。他也要去浮躁一番了。也许要等到退休,他才能恢复到安静的心态,因为这个社会太浮躁了。一起共振吧。
学者说“浮躁”是为了回避现实。既然不值一提,也就没必要去探求、研究什么,全是一地鸡毛的现象。于是就可以不直面,只批评不批判,只否定不肯定,只喷唾沫却不欣赏。权本位、钱本位交织在一起,肉体和灵魂上的纠葛也更复杂。学者说“浮躁”,是为了自慰,因为他们已经看不懂了。
至于还有些人在炒作“浮躁”,那是有其利益目的的。娱乐界营造偌大一个“浮躁”意象,为的是推销其娱乐产品。比如“超女”,就是妄想成名“浮躁”策划的成功案例。其实一般的邻家女也没那么多成名的冲动,可周围的女孩子都在一边喝酸酸乳一边大谈自己的立万计划,于是就参与其中,以为自己的条件并不差。
这个时代并不比其它时代更浮躁,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浮躁。
浮躁可以批判,也可以欣赏。当欣赏浮躁的时候,就能深深地体味到这个时代是怎么从历史中脱胎而来的。在欣赏过后,打开书房的灯,继续着你的事业吧。
1、权利是天赋的,而权力是被赋予的
权利与权力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权利是天赋的,或伴随某种社会(经济)行为自然产生的。比如:生命权利,当出生后就有了。比如:公民权利,当十八岁时自然获得。但没有人生来就有权力,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是权利者集体赋予的。比如行政权力就是由公民的选举权利赋予的。
2、先有权利,后有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就如同蛋先于鸡。权利是权力之母。它滋养权力,培育权力,支持着权力。而鸡也可以孵蛋。所以,权力是为了保障权利,拥护权利,回馈权利。
3、权力如何保障权利
既然权力来自权利,那么权力就只能保障权利,而不是去阻止权利。因此,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是正理,否则这个权力就是不法。权力保障权利的时候,必应是真诚而有力的。决不能以保障权利为名,行阻滞权利之实。更不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为名,行不让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利之实。
4、权利永远高于、大于权力
权利高于、大于权力,而且永远高于、大于权力。这是由上述三点来保障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超越(超乎)权利之上的权力。一个国家,也就不能由那个已经存在的权力来领导,只能由全体权利来统辖。
5、权利是永在的,权力是短暂的
从时效上说,权利是永在的,而权力是短暂的。不可能有世袭的权力,而只能存永恒的权利。权力因权利而生灭,没有天授的持久性。而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政治的自然资源,生生不息的。
6、权力必经权利授予
一切权力都由权利来授予,即使权力自产权力的权力也是来自权利授予的。因此,就不仅没有天授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不可改变、不可撤消的权力。
当年的《走向共和》,如今的《武昌首义》。虽然没有放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至少也比无聊的《皇后驾到》要早。每天一集的速度似乎和推翻帝制的慨而慷不太合拍,但还是很过瘾的。等到《皇后驾到》驾崩,《武昌首义》就变成了一天两集。最近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被拖后播出了。
若干下级军官竟致武昌革命成功,且武汉三阵瞬间皆得。黎元洪外号“黎面团儿”,一个杀过革命party人的旧式军官却被推举为革命go-vern-ment大都督。袁世凯借革命party闹事而出山,其对后者的感谢正如Mao.ZD对日本人的感谢。
这些略显荒诞之处正好说明了,那时的革命更多是人的信念上的革命。推翻清朝,就是推翻一个做奴才的历史。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是需要一个有形的“皇帝人”来统治自己的,即使推翻了一个皇帝人,也必然要再推出一个皇帝人来。但自武昌首义之后,这样的观念就开始逐渐退却,以致袁世凯称帝而亡。
从《走向共和》到《武昌首义》,编剧们每到这个时候似乎都特别有激情,其精彩程度超过了所有历史剧和主旋律。这也难怪,虽然皇帝人的观念已经被超女所替代,但中国化的宪政依然在专制的阴影中徘徊。于是那一路的激情戏剧,比那个为专制唱赞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及其后来的《军歌嘹亮》等更有激情是毫不奇怪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个老顽固“石光荣”将被温情包裹的专制表演得如此淋漓,却始终不能解释出其思想中合乎人性的成分到底是什么。一个粘满敌人鲜血的人难道就一定是英雄,就可以把这样的杀人逻辑和战争思维夸大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产生出战争思维和战争性语言。
据说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11年终于进入到了民主主义时代,还是旧的民主主义,而后仅仅8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了。孙中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仅仅给了他8年的时间,然后,这个领袖就归了Communistparty。到1949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就是由统治者来定制唯物主义历史。然而,能感动人心的还是那个看着像是早在1919年就已过时的三民主义,因为其理想至今尚未实现。目前的中国国力强盛到似乎可以和汉唐相比(李敖清华说),看来激情岁月还要接着燃烧啊。
--- 世纪婴儿3000 传呼 道具 博客 | 【回复】
Communistparty“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有些接近,只是把天换成了社会。但这个主张肯定会被写入party史,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Mao.ZD思想、Dengxp理论的一次大发展。
中国Communistparty提出过建设小康社会,“小康”也来自中国的典籍。现在又提出“和谐社会”,于是就可以在如何和谐上做文章了。但最好的提法,还是公民社会。这个以前提过,后来怎么就不提了呢。要是还继续提倡的话,第二代身份证或许就叫“公民证”了,还是第一代。就像足球的甲A联赛变成了中超,多好。
“中国Communistparty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我不免也点评一下:
1、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评: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学课本里就出现了。既然我party的理论建设如此繁荣,为何这个矛盾就不能与时俱进呢。难道人民除了物质文化,就没别的重要需求了吗。
2、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评:以前一般说成“少数”,现在变成了“一些”,显得更加客观真实了。
3、 “……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评:总是爱用“抓”字,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两手都要抓,“抓”,一个和干、做一样被平面化、简单化的词汇。
4、 “……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评:“群众”一词最好改为“公民”,因为“人民”和“群众”语意义重复,而且“群众”一词已经过时。可以这么说,“解决人民、公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样既突出了整体,又强调了个人。让听者不觉得茫然。
5、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评: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还增加了创新。
6、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评:农村的很多事情都是先有行动,后有法律、政策。像当年的包干到户,现在的新型农村(金融)合作组织。
7、 “深化户籍、劳动就业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善人员流动政策,规范发展就业服务机构。”
评:不废除暂住证,如何和谐。不过go-vern-ment似乎也在动作,大概就是所谓“完善人口流动政策”吧。
8、 “明确各级go-vern-ment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评:不知这样的醒悟是否算晚。总之,很多大学生上了很多的野鸡大学,算是被牺牲了。
9、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go-vern-ment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评:“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很重要,但其后并没说是否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其公益性质。使人怀疑这公益性是否能持续,是否只是个口号呢。
10、 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评:应该加一句,加快类似中医药等遗产的申遗进度和效率,使中国古与今的文化能和谐相处。
11、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培育国有和国有控股骨干文化企业,鼓励非公有资本依法进入文化产业,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发展,推动集约化经营,提供价格合理、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
评:补充一句,就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
12、 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
评:人与自然的和谐,本不该放到最后才说。
通观全文,总觉得Communistparty的文件丝毫不注重文采,而且口号依旧满天飞。这样的东西听起来是要睡觉的。看人家清朝末代的退位诏书,也能写得踏马生花。就算古往今来的八股取士,其文字也能满口生香。为何独独Communistparty的各类报告,从来就是一脉相承地枯燥。
一篇面面俱到的文章,丝毫不能增加一点文学性的废话,却造成满篇皆废(口号化)的感觉。为啥?写的人早就把各种政策谙熟于胸,怎么好怎么说,所以这个报告并无多大新意。和谐社会是否有新意,已经可以从这个报告的新意与否看出来了,那不过是小康社会的改头换面。
和谐社会,还是先从和谐开会起步吧。
闹革命,就要有牺牲。和平时期的改革,也会有牺牲。神圣的,就是烈士。不神圣的,就叫牺牲品。
国企改革,那些下岗的是牺牲。医疗改革,那些看不起病的是牺牲。教育产业化,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和大学里什么也没学到的是牺牲。房改,那些望着直冲云霄的房子住不上的是牺牲。这些改革是否神圣先不说,但这些牺牲确实只是牺牲品而已,难道他们是烈士不成。
就牺牲品而论,有一类是被迫才牺牲的。战争时期的叫炮灰。和平改革时期的,还没有公定的名称,就叫“改革灰”吧。改革灰是被迫的,他们没有发言权,只能寄希望于go-vern-ment的良心。看着那些被报道出来的可怜人,让我感到改革不仅是阵痛,而且是长久的痛,一代人、两代人的痛。
常说改革要配套,就像三军各军种联合演习一样,互相配合、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孤军深入,很危险,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又不知有多少炮灰与改革灰呢。
比如医疗改革。医疗改革是关系到生命的,可以说是非常基本的改革了。现在看,与之关系明显的,是医药改革。其实还有很多需要配套的,像医疗事故审查体制改革(不能让卫生系统的人才裁决自己人的事故)、收入分配改革(看不起病的,就是收入少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等。
比如教育改革,这是关系到国民精神和国家生产力的。与之相关的细节改革也很多,像“民工”子弟学校进入机制、赞助费监督制度、乱收费监督、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希望工程监督制度、招生监督制度、学校扩招制度等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是素质教育的改革。
搞住房改革,就是要把住房商品化,刺激国民的购买欲望。相应的配套改革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自中国七九年改革之初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与货币贬值同行的是收入的增加与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都是必然的,所以买不起房以及因贷款而负债成为奴、而有抑郁症也是必然的。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都是不得不改、不能不改、不改就要国不将国了,国库就要空了。于是,这样的改革就出笼了,就成了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于是,那些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其它配套改革就被甩在了后面。没有了掩护与支援的改革一路突进,留下一片片的改革灰,也就是我们在《焦点访谈》、《中国法治报道》等等当中所看到的蜻蜓点水。国家没钱养活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福利分房户、那么多公费大学生了。而那些配套改革一样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去哪里找那么多姓钱的呢。
但是,这三大改革的配套改革里有些是不必用钱来推进的,有些也是用不了多少钱的,有些是可以把钱省下来的,有些是可以减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
比如与教育改革配套的高考制度的改革。为什么要在高中择校,要异地高考,就是为了在应试教育中占得鳌头。目前的高考制度已经在改革,如果能够跟上教育改革的孤军,就能成犄角之势了。监督招生工作的进行,防止盲目扩招和夸大自身的教学能力,这些工作也是go-vern-ment的职责所在,而且不需要更多的资金就可以办到。
像住房改革,为什么抑制房价和地价的配套政策出台得那么晚,执行得那么弱呢?否则又能减少多少改革灰的出现呢。住房改革当中所形成的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大亨们,他们的财富很多是巧取豪夺,有些并不算犯法,有些则是铤而走险。在进行住房改革这样基本的能够对国民伤筋动骨的改革的时候,配套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就应该跟上。可是,没有。大量的带着原罪的资财流入了洗钱者的腰包。
协调不好各方关系而致使医药改革失败,致使盲进的医疗改革成了一个毫无掩护的靶子。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Mao.ZD的军事思想呢。
在改革中还有一类是主动牺牲的,与“改革灰”对应,就叫“改革白”吧。改革白们是那些上山下海的、那些弃职经商的、那些炒房的、那些腐败的、那些炒股票的、那些“民工”、那些白领……。
这些改革白是主动去迎接改革的,他们相信机遇与挑战并在。他们勇敢地跳进了改革的浑水里,他们懂得混水好摸鱼的道理。他们不喜欢、不适应旧的体制与思维,就跳进了改革的大潮当中,在狗刨儿中学习狗刨儿,摸着石头过山洞,不管黑狗白狗抓住老鼠就是好狗。
他们作为改革的牺牲,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失败了。之所以说他们也是牺牲,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渐变运动。没有失败者的累累白骨,哪来优胜者的沾沾自喜。这么说决不是混淆正邪。
改革是有原罪的,因为它突破了既有的规程、政策和法律。很多早期企业家大起大落的事迹就是这种宿命的表现。那些炒股失败跳楼的,大多是投机者,既是不规范的人治的股票市场的弄潮儿,也是它的祭祀品。还有炒楼成了房东的,更是在一个被看得见的手无形操控的市场上找不到北的人。那些跪在地上悔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party的官员也是被一个没有理论只有实践的改革牺牲掉的,更是被官场潜规则所抛弃掉的。
C.P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意思和资本的原罪是一个月亮的两面。在朝向地球的一面,能够观察到的是资本所带来的各项罪恶。在朝向宇宙深处的一面,是资本罪恶的形成原理。
最近云南那边的高级品种的兰花已经到了几百万一苗的天价,这是炒作出来的。那些流动其中的炒作资金来自被整顿的采煤业和被抑制的房地产业。这些投资人把稀有的兰花买后还寄养在卖主那里,因为他们是为卖而买,而且不会养。我想,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个上保险的问题。保险业又有好营生了。这种对兰花的投资看起来比投资房地产和古董还要疯狂,“市盈率”高得离谱。但这里面还有有原理的,就是“博傻”——投资者以赌博的心态等待下一个比自己还傻的买家。
以上是我在央视二套看到的报道。转到央视六套,我看到毕福剑在主持一个电影百花奖的颁奖晚会。他老兄的风格在央视算是很特殊的。如果说崔永元靠的是邻家大哥形象与即兴口才,阿邱靠的是戏说风格与独特表情,那么老毕靠的就是装傻充愣的博傻风格。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说不成句、话不成行、一点不幽默地装幽默的傻子,让观众觉得这样的傻瓜也能当主持,那我就可以做住持了。
其能赢得些许人气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古代战争小说中常常能有战将打斗的情节,有的人物又卖个破绽,而后引敌将来追,回手就是一箭。毕福剑也是在卖破绽,只是这样的破绽一个接一个,让你应接不暇。他所赢来的笑声与掌声,决不是在赞扬他的风度、幽默与机智,而是在嘲笑这等劣物竟然也能堂皇于光鲜舞台之上,实在该赞一个。
二百○一、中国社会的食物链
以前看《林家铺子》和《子夜》,就记住了一个道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鱼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家,小鱼是民族资本主义及其家,小小鱼就是《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开小买卖的,虾米就是那些工人、小市民和到林老板那儿存钱的孤老婆子。
那么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运行也可以比作一个食物链,而且颇有层次。自生自灭的植物就是那些改革灰与改革白(应去掉官员及其他),等等。
食草动物是那些搞实业的、开公司的、做运营的、干贸易的,等等。
专吃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是以金融为代表的行业,包括商业银行、保险、股票、期货、风险投资、等等,以及那些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广电、市政、铁路、航空、等等,等等。
在食肉动物之上的,是智慧型动物。如:政客,政治体制,政治家,政权,“上层建筑”,等等。
还有一些动物属于食腐的,吃些食肉动物剩下的食草动物的尸体。在中国社会就有很多这样的行业,比如:城市管理者、协管、联防。他们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却喜欢欺负做了一些不合法营生的穷人。深圳城市管理者打城市管理者,就是典型的食腐动物自相争斗的事件。
至于那些会飞和不会飞的昆虫,属于另类的流浪者。
一个人从学校里学习了一些足以糊口的知识与技能,就被冠之以未来的栋梁。栋梁走入社会,发现自己必须选择去做一类动植物,成为食物链上的一环。
努力去做一个智慧型动物,那就要从当公务员开始。他从中国的历史和衍生物(电视剧等)得到的启示是要有一个后台。如果没有,还不如去作个食肉动物。
作为一个大型食肉动物是有自己领地的,多爽啊。在自己的王国里,那些草啊、树啊、食草动物啊,都是自己的。看多了食肉动物的威风,怎还会去做个食草的。
没被食肉动物看上的,只能拿颗狼心去做羊了。食草动物,也包括那些以小小动物为食的小食肉动物的主要特点是温顺,以数量取胜,以群落来抵御食肉动物的欺凌。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吃草、喝水、生孩子,先来一次内部洗牌,然后就组成了一个行业。一起搞些新标准,一起组织个啥论坛协会的。
没人要立志成为改革灰与改革白,虽然《小草》一直在唱着小草精神。但自生自灭的规律也只在野火烧不尽的时候能被打破一点。
想当个公务员已经很久了,稳定。报了名,但还有些疑惑,就打考务咨询电话64400926、64400927、64400928。
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没人接的电话一会儿又占线了,不断打终于通了,还是没人接。
上班时间,怎么就活见鬼了。
我就打114查国家人事部,查到了84214883。
拨过去一个女生接了,一问,让打64401069,说那是考试中心。
我打过去没人接。一会儿有了,我刚问,他就说还是打64401050。
我只得打这个,一问,那边说你还是要打考务咨询电话。我说我打了,要么占线,要么没人接。那人说,我啥也不知道,你还是要打考务咨询电话。
我挂了,又拨84214883,问考试中心归谁管。那个女生说,归谁管怎么了,你还是得问考试中心。我的语气有些壮,因为我从没在机关里呆过,怎么能有那样的修养。我一直觉得公务员是为公民服务的,即使是这个公民也想当个公务员。公务员对于公民,应该是乙方的定位。也许是我搞IT市场时间久了,学会了“孙子”兵法,还得了“乙方”抑郁症。
我于是把听筒狠狠地摔了,想到公务员考试到底是要考什么呢。上午笔试,下午申论,有些像策对了。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就作为一个申论吧。
房地产是继土地革命之后的又一场财富再分配式的掠夺运动。
土地革命是在战争暴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实现的是平均地权的要求,财富的流向是从富人到穷人。
房地产运动是在和平时期的权力支持下进行的,实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理想,却让财富从大多数穷人流向少数富人。
大多数穷人靠了一辈子的奋斗和提前透支,获得了对一所或几所空中楼阁的占有。
房价是他们一辈子奋斗价值的体现,也就难怪要时常挂在嘴边了。
中美老太太在天堂会晤的童话刺破了人们紧缩银根的神经,也刺激了人们试图张扬自我的情绪。
贷款有理,房奴光荣。有奴隶必有奴隶主,房奴的主人却有很多。通过房子,达到了控制人的目的。
三驾马车中,银行提供资本(向买卖双方放贷)动力,go-vern-ment提供资源(土地和权力)势力,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实体平台,一个巨大的房地产行业在运转买卖、轮回炒做。
开发商恶意炒高房价、地价,这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十恶不赦的信息欺诈。
它使得刚性消费者对银行的硬性负债急剧增加,这个增加的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go-vern-ment(官员)窃取。
所有房地产人士的发言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广大房奴的哀号。
最终由于银行贷款难以收回,只能得到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从而动力锐减,使得房地产行业走向崩溃。
高档住宅的广告让那些尚不拥有者感到前途只有一条,一如高考。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找工作是为了买大房子。
在通往高尚住宅的道路上,是荒芜的精神空地与杂乱的欲望野草。
房地产运动,制造了一批趴在富豪榜上和蹲在监狱里的新富人和一群群龟缩在大房子里和堵在路上的新穷人而已。
假如c**成了总书记,如何呢?这个问题不得不想,想来也不必害怕。为啥?想一想Communistparty的历史就能发现,很多当过总书记的(或相当于一把手的),后来都身败名裂了,像:陈独秀、博古、王明等。可见我party的自净能力还是有的,集体领导是必要的,民主集中制也只到政治局常委为止,不会再集中下去了。虽然还是要团结在总书记周围,但毛式崇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种号称“要团结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的口号还是不要再说了,万一像c**这样的人当了总书记,难道要团结在以一个暗中搞腐败的总书记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不成。
像林彪,也就是当了接班人,再怎么被人崇拜,倒台了也还说得过去。像刘少奇,即便发行了五十亿册的《Communistparty人的修养》,如果自己的修养不够也能被挂牌子。像赵紫阳,不过是个傀儡总书记,大家都知道的,被撤职了也就被撤职了。而如果是一个掌握了完全权力的总书记,那么他的腐败要么化于无形、无影、无踪,要么就会让一个政party遭受政治信用的大危机了。
所谓监督一把手,决不是只监督县委书记这样的土皇帝,也不是监督省委书记这样的封疆吏,而是要监督总书记这样的唯一者。监督县委书记有省委书记和省委的纪委,监督省委书记有总书记和中央的纪委,那么监督总书记的又是谁呢?
所以,集体领导相当重要了。这样的集体,可以是政治局常委,也可以是政治局,也可以是中央委员会,也可以是全party,也可以是人民……
批评家王彬彬的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写得很到位,把中国作家的聪明糊涂之道讥讽得体无完肤。想看的可以到网上搜,我也是这样得以瞻仰的。或见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7&ID=17389。
王彬彬在文章里说:“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引用了这么多,是为了不被认为是断章取义。王彬彬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气质和习气的批判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也是中国作家之一。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该视作自我反省式的批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的关键词是“过分”,那么不过分的聪明是个啥呢?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聪明的过分与不过分,只要是聪明,一定是向着过分而去的。聪明的意思就是能适应环境,并能够得到因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人性后的补偿。当屠刀横在面前,能坚持正义的毕竟是少数,否则何以体现专制者的残暴?
中国当代的作家,有大名的文人,能被批评家注意到,被注目地骂,就是因为比较聪明才冒出头来。
鲁迅是那个类似战国时代的人物了,举出来并不能针对当下说明什么,如果有一个在专制环境下也能深通世故而不世故、偏不世故、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的,倒是可以拿来说说。中国文人的鲁迅情结很深,原因在于他们(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人物来代替。
巴金的说真话也是事后的,而且只说到文革为止。这样的真话是否有意义呢?萧乾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只要这样的坚决是针对当代的,就不错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牙齿已经松动,眉毛也已白尽,还能要求多少呢。
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不仅耐人寻味,也是发现了自己的接班人。王蒙与王朔都是极聪明的中国作家,成名早而大,占尽风光。聪明的作家有着聪明的文学风格,作为一种风格没啥好指责的。不能因此就恨铁不成钢,没想多伟大又怎么了。
把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当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的必要条件实在幼稚、可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一个表征。批评家总是想就文学来谈文学,是永远也谈不清楚的。
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扬就更奇怪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实,王彬彬所骂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书生”、“尼姑”与“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王彬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把话说得更煽情一点,中国人的脊梁骨一直就是弯的。所以历史上的英雄的血脉传到今天,是否能铸范出一个英雄的模子来呢。不能!无论直面人生的鲁迅、膝下有傲骨的李白还是与Mao.ZD反目的梁漱溟,都无法把他们具有的精神克隆到当下来,只能顶礼膜拜,当成吓唬鬼的钟馗挂像。中国人所遭受的专制制度导致中国社会当中脊柱侧弯、脊柱炎、风湿病患者众多,中国医院的骨科一向是那样红火与发达。
说到中国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场、文坛的夹缝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经殊为不易。于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越豪放、洒脱。越是著名、有地位,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那么股高屋建瓴的聪明劲儿。
让中国作家有什么社会理想,纯熟痴人说梦。那么,王彬彬是痴人吗,不是。文学批评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当枪使,批评作家不直面专制、不裸身叫战。而至于他自己,却可以躲在二线吃干酪。这就是批评家的策略了。
批评家王彬彬至少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先去秦城监狱里蹲上二年,或者住进精神病院,而后再来发言,力度一定就不一样了。像台湾的柏杨、李敖、施明德,都是进过监狱的。也许,人文精神就是在监狱的马桶上一边蹲、一边憋出来的吧。
当现在的文人、作家、批评家、知识分子不敢直接对当下制度发言、说出自己的心声时,就会借鲁迅的嘴,说鲁迅他老人家怎么怎么说的。
鲁迅俨然是一个图腾,一个由先进party祭出的图腾,然后丢弃掉,被下面的已经对之有了崇拜的人们接着,继续神话和梦境的耳语。
国人的以古论今是有次序的。越古的人说的话分量于今就越轻,于是一切重担都落到了鲁迅头上。而在鲁迅之后,是没有人可以承担了。
鲁迅是作家眼里最厚实的批判家,批评家眼中最优秀的作家,大众心目中的文圣,party心目里的喉舌,社会学家笔下的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口中的医生。
鲁迅成为了一个符号,这丝毫也不奇怪。鲁迅只能变成一个符号,这理所应当。他的文字虽然鼓舞着读者抽搐的心灵,却不能给人以开门行动的勇气。
鲁迅在死后虽然火化,但形象却保存在喜爱他、热爱他的人体内。一如干尸停在可移动的冷库,不时拿出来展览、观赏、分析、借用、转运到各地的文章会里。
鲁迅说中国人如鸭般地看与赏,这也就变成了对他的看与赏。这是他赢得的宿命。至于那投枪,早就归库生锈了吧。
鲁迅的话不一定就是真理,就是教条,就是格言。然而,他的话却是那旷古的远处的惊雷,能让这边的周围得到一丝的触动,决不是要攻击谁。
这样的响动是如此的温和,以致于谁都可以把鲁迅当成自己的老师。即使是阿Q的子孙,闰土的后嗣,也能援引他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指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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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看不见的,看见的只是一个个公民。
人民并非公民的集合群,而是公民的见解、趣味、倾向所连成的曲线,和这个曲线体现出来的一个概率值。
而公民,却是人民的一个样本。
于是,你可以会见公民,却不能说“见到了人民”、“人民很友好”或者“我代表人民”。
说“见到了人民”,就等于说“见到了那条曲线”。
说“我代表人民”,就等于说“我代表这个概率”。
“日本人民”、“美国人民”、“世界人民”、“人民战争”,这些都是“人民语言”的例子。
“日本人民”的悖论是,爱好和平又效忠天皇。
“美国人民”的矛盾是,崇尚自由却让世界感到更不自在。
“世界人民”的苦恼是,可以决定世界的未来却决定不了“美国人民”的武装。
“人民战争”的问题是,死的大多是人民。
那些声称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人民在一起的,一定是患了白内障、妄想症或狂犬病。
患白内障的,看不见树木,却能看到森林——那是白桦林吗,还飘着雪呢。
患妄想症的,面前是咄咄逼人的公民在示威,却说自己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
患狂犬病的,以为自己狂吠的是人民的语言,一口一个人民,直到口吐白沫儿。
人民是不存在的,这世上只是有一个个利益共同体。
每个利益共同体都挂在那条曲线上,通过加权来施加影响。
那些患了白内障、妄想症或狂犬病的,只是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分子。
当你的手从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个三维的曲线体,留在你手上的,就是“人民”的痕迹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专制的制度里。这么说,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庄子》对中国人是很有用的。在《庄子》里,可以读到很多避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这不是逃避,而叫“逍遥”。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危邦不入,现在的国人也可以出国去呼吸自由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海风。
能在专制制度下活得很好、很滋润的人,是聪明人。能在专制制度下继续思考、沉思的,是有智慧和勇气的。既聪明、而又有智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多时候聪明比智慧实用而已。不管怎样,所有没有出国的人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专制的制度下好好地活下去。
寄生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愿意与专制制度合二为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可以是一个呼风唤雨的政客,也可以是一个默默打卡的公务员。慢慢的,他成为了一个早晚生锈的零件,一块无名无姓的砖。或者他也晋升为这个制度的一堵墙、一台有价值的活蹦乱跳的锄草机。
然而,寄生者也会去思考专制制度的创新。于是创新就又两个方向,一个是让专制制度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好地延续专制下去。专制制度既可以是法治,也可以是人治。专制制度并非一定就不灵活,而且因为有很多人治的成分,却会异乎寻常地灵活。更多地用法治而不是去人治,就要订立更多、更复杂,也就会有更深厚的自相矛盾。这个寄生者一定相当困惑,为什么法律越多反而越难以施行呢。而这些制定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法律制度最终还要靠人去实施,于是就会出现部门之间、执行者之间的纠纷和斗争。
另一个方向呢,就是思考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合乎人性的地方,然后起来反对专制,去改良、改革、变革。这个寄生者愿意渐变,也相信渐变。在渐变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自己的寄生身份。虽然这样的渐变很难一时完成,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知进化的存在。
商人利用专制制度下的垄断格局来谋求商业利益,必须通过行贿来获得与垄断者打交道的资格。Communistparty的钱是最好赚的,这是天下人都晓得的。好赚的钱就要快赚、大赚,不然就是王八蛋了。
我国是Communistparty领导的,因此国有财产实际上是party产。然而我国party产的法律地位又是那么不明确(也不能明确),只能说是“率土之滨”了。party产如何保值,就要靠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了。它的建立,是受了国民partyparty产的启示。
因此,商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角色就是一个转换器,把party产转变成私产、民产或垄断者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很多是合法的,因而这个过程可看作洗钱。又有些是不合法的,这些财产最后又变成了party产。
更由于party产的不明确,而使得以party职自居的垄断者的权力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市场价值,可以通过商业活动转变成有形的财富。这个过程非常微妙而充满玄机。垄断者的权力可以把那些说不清的资源变成财富,这样的说不清的资源可以是个人与国家共同拥有的注意力资源,也可以是各种自然资源,等等。
学者大多对制度不满,他们天生就有这毛病,任是什么制度都要去批判。中国的学者也分为至少两种,或一个学者也有两面。一个是直言批判,如鲁迅、梁漱溟等。至于如今,贺卫方算一个吧。他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中国Communistparty没有经过法律登记,没有法律地位。他是个宪政学者,这么说也是对party的提醒了。余杰也算一个,但我觉得他现在更喜欢咬人咬出一嘴毛的角色。这个人于思想上毫无建树,也是吃青春饭的。
其实学问很多,政治只是其中之一。但政治并不止于政治,政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参与政治就是在参与历史。同时,在中国,政治也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除去自然科学而外,社会科学都会与政治有瓜葛。艺术更不用说,除去工笔画和青瓷。因为政治确实就是一个学者的道德。
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如何以自己的道德来适应这个专制制度的呢?
一天到晚的批判姿态肯定不能见容于专制,这样的学者也就会落落寡欢,成为不了酒筵上的常客。而有一些学者,心中有成名的渴望。这样的情绪和演员差不多,却要背负为人师表的责任。从演员到明星,带给观众的是快乐。而一个学者要是出名了,还非得弘扬点儿什么不可。演员依靠演技博得名声,无论如何作秀都和其职业一味相投、相得益彰。千万不要去责备他们(她们),因为他们(她们)如看待表演之于人生那样把作秀当成表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学者要成名,也要走入媒体,作秀与作学问怎么才能体体用用的就又成了一门学问。可要走入中国的媒体,就要放弃批判吗?没有,但经过了移情。所谓“移情”,就是把对现实社会对象(如专制制度)的(批判)情感移情到别的上面,变成另一种批判情感或者品评。像《百家讲坛》,就是众学者们移情狂欢的现场。易中天品三国,是典型的历史移情。刘心武说红楼,是标准的意淫移情。纪连海砍和珅,是自我塑造的移情。而余秋雨则将情感的视野从吻花哭驴式的历史转向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世界各地,为《百家讲坛》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观中国电影的大制作,大多不能自圆其说,画面富有轻浮之美,并不想打动人心。以《夜宴》为例,为什么要走《无极》之路呢,因为无路可走。现实题材容不下这样的大制作。我们也不能怪冯小刚为啥此前一直只作赚钱的贺岁片,因为他的文艺片《我是你爸爸》被毙了。而《我是你爸爸》就是一部对专制进行了充分隐喻的移情片。被爱情毙了的人可以找到生活的籍口去嫖去卖,被体制毙了的艺术工作者去做做商业片也就不能算堕落。
艺术就是这样,在专制的制度下转向了娱乐。当然,这个转向所需的动力中还有商业与金钱。但商业与金钱并非只能打造娱乐,一样可以打动人心。是专制的审查制度,使得娱乐成了纯娱乐,使得艺术家的想象力变成了观众的捉摸不定却始终大开的那个胃口。
声讨一下专制制度在艺术生产中的质量控制作用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再继续去小作坊里做原来的手工业了。
以上的都是所谓成功人士,而大多数的人是不成功的。后者会在小酒馆里呼朋唤友纠集一起商量着明朝能搞点儿什么,结果是提着一膀胱的尿和一肚子的下水回家去了。他们是愤青儿的群众基础,是酒席上的英雄豪杰,在酒后醉里常有惊人之语,并视天下为裤裆。
在北方,这样的愤青儿成就了京味文学和二人转。京味儿当中的相声,就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自娱自乐而逐渐发达起来。而在南方的天府之国,摆了一晚上龙门阵的人们第二天会继续着麻将生涯和美食人生。他们没有这样的土壤来锻造一个草根艺术。
这就是普通人的活法儿,这就是失败者的笑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周到地说明了普通市民如何在活法儿中绽开笑容的生存之道。
这个专制制度虽然不是家族世袭制,却是集体世袭制、一party世袭制,比朝鲜也好不到哪儿去。雷区、禁区、敏感区到处皆是,颇似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草坪——禁止践踏。这样的疑神疑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每日质量报告”,表现在思想上便是统一牌团结面。由于这样的草坪,便隔出一些通幽曲径来。走在那上面的,大多会成功的。而更多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
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求得生存、发展就殊为不易了。为了自身的发展,被迫写出一些入团、入party的申请书,还会有政治学习来继续新世纪的洗脑和自欺。这样的洗脑和自欺虽然不能糊弄当事人,却能让他明了这样的门道可以引申到做人与做事。渐渐的,古板的教条和八股竟然也生动起来,如同剪纸的吉庆有余变成了一缸子花色金鱼了。
这样的专制制度好似三峡大坝,将要去下游产子的中华豚搁置在上游。比到国人的智力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不能发挥个性、只能恶搞天下。头脑不过是比下水稍微难吃点儿的一摊肉,人杰只能在精神病院和抑郁的蓑衣下了此一生,古代文明始终放在国学的橱窗里而不能下载到超女的餐桌上。
而专制制度对于专制者,也只意味着专制。大垄断管着小垄断,大专制管着小专制,大房子套着小房子。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把每个人席卷其中。但每个人只想专制他人,对自己却希望是自由开放的。譬如江青尽管只要社会主义的草,却能以电影演员的爱好看到资本主义的大片儿。那些能严于律己如周恩来的,只能更加痛苦。
于是,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中生存下来的指导原理就是儒、释、道和马克思主义、Mao.ZD思想的大混合了。
儒家说的是,如何通过修身以达到天下平的尺寸,如何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专制面积,如何去做一个虚伪的君子和真实的小人。
佛启发的是专制制度本身的空、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相以及他们的轮回。很多求官求财的人去拜佛了。越是充满罪恶感的人越容易有悟,而禅更是为此提供了捷径。
他们为什么不去求老子呢,因为道是用来暂时忘却的。比如暂时退隐,可以拿道来韬光隐晦。一般人安贫乐道击盆而歌也是好的,变多少只蝴蝶都不用怕被作成标本。
马克思主义为专政提供了自定义历史下的解释,也为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了特征分析。总是那些超越了马克思的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身的回归,就像存在哲学与存在主义的不同。
Mao.ZD思想中自相矛盾的成分,很多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留下的痕迹。那本《矛盾论》倒更像一部军事著作。他的辩证法更多地运用到修辞,而不是实践上。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个一定条件一定是由专制者来为被专制者来定义的。
所有这些订合在一起,就是一本《在专制中生存》的教科书了。五法相生,活学活用,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