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律师会见被告人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2)——中红网

　　他沉思好久说：“具体的已记不起来，大概如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曹荻秋定为叛徒，是张春桥在上报的报告上批的，我也画过圈。定曹为叛徒是错误的，我画过圈应负担一定责任。”

　　问：“讲讲1976年1月你让《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记者到中央一些部和省市搜集诬陷材料的事实情况。”

　　答:“是王洪文的主意，我对王洪文的意见未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认。默认等于我同意。”

　　问：“搜集这些材料后怎么处理的？”

　　答：“编印‘情况汇编特刊’。”

　　问：“编印‘情况汇编特刊’的目的是什么？”

　　答：“矛头对准几个省的老干部。”

　　问：“起诉书指控你派记者去搜集的那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材料，说他们就是什么‘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右倾翻案’、‘复辟’，这些都登在情况汇编上，是不是事实？”

　　答：“是事实，这是严重错误，我应负责。”

　　问：“1976年3月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标语，你当时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当时认为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我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说那是反动逆流。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

　　问：“1976年4月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这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是我又犯了严重错误。”

　　问：“你把许许多多的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答：“定反革命事件是上面决定的。”

　　问：“你派记者到天安门调查情况，情况是不是你汇报、反映的？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栽赃诬陷‘邓小平就是这项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姚文元瞠目结舌、满头是汗，回答不出话来，最后表示对不起邓小平，说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起诉书指控你与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事实情况怎样？”

　　答：“上海武装叛乱一事，我看了起诉书才知道，1976年5月7日在北京我曾向上海写作组成员陈翼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是暴力解决问题’。是在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一点儿体会，若我讲一句话起上海武装叛乱舆论准备作用的话，那我应负一定的责任。”

　　两次会见，使律师感到姚文元虽然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大都承认，但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甘雨霈、傅志人律师会见陈伯达

　　1980年11月13日下午，陈伯达聘请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甘雨霈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来到复兴医院会见被告人陈伯达。他因病离开秦城监狱在这里治疗，住在医院主楼东北不远的三层小楼里。

　　陈伯达时年76岁，身高1.60米左右，体态较胖，鬓发灰白，一副黑框眼镜遮住一对小眼睛，目光迟滞。一口纯粹的福建方言，与律师交谈需配有翻译。

　　谈话前陈伯达要了几张纸，作记录。然后谦卑地说：“我有一个请求:我说得不对的，应当取消的，应当推翻的，应当加以充实的，可以给我提出来。”

　　这话给人好感，使人感到他的认罪态度很好，很愿意交待问题，很愿意接受指教，很愿意配合审判。实际上并非如此。

　　两位律师都是法律专家，在法律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陈伯达的态度，在说明来意时，做了相应的工作。甘雨霈律师说：“今天我们会见你，目的有两个。一是看你有没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二是想就起诉书所列的罪行，听听你的意见。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不实问题的真相又是什么，都应由你本人一一说清。而不是像你方才所‘请求’的，让我们给你‘提出来’。因为认罪态度是法庭对你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不能由别人替代。律师可以为你辩护，但不能取代你的自我表现。对此律师条例也有规定：律师的辩护必须从独立的辩护人的立场出发，从法律和事实两方面进行。今天听取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就是从事实方面核对你与公诉机关认识的异同，对照证据，搜集辩护材料。当然律师对你的认罪态度和自我辩护方面也并不是不能给予帮助。但这个帮助只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譬如说，对所犯罪行的认识，要事实求是；不是你的罪行，你不要承认；是你的所作所为，要如实认罪。否则如控方当庭拿出证据，而你却无言以对时，就会作为认罪态度不好，而影响法庭对你的量刑。今天在咱们的谈话中，你也应该实事求是。否则，如果你的说法与证据相左，我们不仅不能按你的意思为你辩护，反而给我们从认罪态度方面为你争取轻判带来困难。我说得比较多，你都听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