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铭辛：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如何被毒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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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思想改造汇报之二
我敢断言，大学生生活对各国、各民族的年青人来说都是一段向往和留恋的时光，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也不例外。政府和人民对培养大学生也的确是尽心尽力了，因为这些学生今后要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而中国又多么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啊！
从南方初来北京上学，虽然有种种不便：大米饭少了点、茴香馅包子不爱吃、清晨跑步上操老起不来、晚上宿舍熄了灯就不能再看书了。但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容易适应，同学友好、热情，校园里满是年青人，比家里热闹多了。我羡慕那些教授、老师们能一辈子生活在校园里，与年青人为伴。
人和人的关系单纯、友好，我确实没见到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行为。同学们认真读书，好象连想都没想过考试要作弊。
57年的反右斗争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同学们被要求向党交心、靠拢组织、表明态度、投入运动。我不知人世险恶，于是才有了“反右派斗争是不对的，是不可以的”这种直白的表态。
1994年10月北京理工大学1054级同窗学友回母校相聚时，我曾说起，“我只说了反右是不对的，就给我戴上帽子。”可马上有同学说：“戴铭辛，你别叫冤了，我当时只说了：戴铭辛怎么是右派？他不会是右派，结果连我也划成了右派。”这样的荒唐事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
说一件真实的事，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人品很好，听课笔记记得又清楚又有条理，我漏记了什么总得上他那儿找齐。他是校学生团体‘京工学生社’的文体部负责人，比别人多一些社会关系，也多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我猜想大概也只是一些不合理而已，关系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一类的大事。他把这些在新社会竟然还会有的不合理事情写信告诉了他姐姐，他姐姐认为弟弟的这种想法如果发展下去会很危险，于是把信转给了学校的系团支部。多么善良而诚恳的一双姐弟呵，可万万没有想到，反右开始后就有人凭这封信要他交代反党言行，因为他从没有对别人讲过只在信里告诉姐姐的话，确信他亲姐姐是不会出卖他的，于是矢口否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姐姐在得知弟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真是后悔莫及、欲哭无泪，失声道：“弟弟啊！姐姐真不是想害你的啊！！”
我们这些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本来对政治是不感冒的，认为我来上学学的是知识，对那些打小报告、听小汇报的事一向嗤之以鼻，我又不想从政、又不想当官，你把我排在先进也好、排在落后也罢，与我何干。反右开始后我校有几个同学离校返家了，当然是不辞而别，因为当时是不准请假的。运动过后返校按旷课XX学时计，每人记大过一次。我倒觉得有点宽慰，他们旷课记大过，我又没旷课，只是参加运动不积极罢了，最多记个小过吧。真是想得太天真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就是要整治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要让你们知道功课不及格可以补考、最多退学，政治态度不及格（实为不听话）是要被划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即准反革命份子）的右派份子队伍的。当时的确就有一些态度强硬的学生、教员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的，达到了震慑群众的作用。涉世不深的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哪是你身经百战的伟大统帅的对手啊！于是乎，一个个被打翻在地的同学们蔫头搭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嘻嘻哈哈的“阳谋”说掩盖了这一阴谋的真相，在这次运动中受了益的人们可以跑到一边窃喜体会了一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乐趣去了。
从此学校风气大变，因我已早早被逐出校门，对学校的事就不甚了解了，更多看到的则是社会上的新奇事。
人间伤心事被一幕幕展开，人际关系被一步步毒化，人们见面时最好什么也不说，即使在家里说点家常话也要时时提防隔墙有耳。反右运动初见成效，嘴巴的功能趋于单一，只管吃饭、不管说话，因为相互间的确无话可谈。那年月很少听说谁去谁家串个门，聊聊家常。时间久了，老不说话嘴巴也痒痒，于是乎北京就流行出一句家喻户晓的问候语：“您吃了吗？”，这是一句不带阶级属性、不反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中性词语，什么人都可以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早上见面可以问：“您吃了吗？”，中午也是这句，晚上不管什么时候见了面还是这句。最有趣的是当你正从茅房拉完屎出来，有人见面就来一句：“您吃了吗？”，对方问得一本正经，你虽觉滑稽但因出于礼貌也必然会一本正经地回答：“吃了、吃了，您哪？”
啊呀呀！人与人的关系混到这份上也真与动物差不多了，要想占领山头就得把老猴王打下去，要想夺取点什么就得有一副歹毒心肠，还要精通权术、阴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一场全民战争，66年以后的情况不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么，难道还有谁谈什么和谐不和谐吗？
中国人民终于走过来了，你没看见如今老人能悠闲地在公园里蹓跶，旁边往往还带着个孩子在玩耍，这已经是他们的孙辈了。心甘情愿给孙子当“孙子”的爷爷、奶奶们正笑咪咪地在弥补当年对儿女们关怀不足和愧疚呐。
五柳村2007年4月17日收到
我敢断言，大学生生活对各国、各民族的年青人来说都是一段向往和留恋的时光，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也不例外。政府和人民对培养大学生也的确是尽心尽力了，因为这些学生今后要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而中国又多么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啊！
从南方初来北京上学，虽然有种种不便：大米饭少了点、茴香馅包子不爱吃、清晨跑步上操老起不来、晚上宿舍熄了灯就不能再看书了。但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容易适应，同学友好、热情，校园里满是年青人，比家里热闹多了。我羡慕那些教授、老师们能一辈子生活在校园里，与年青人为伴。
人和人的关系单纯、友好，我确实没见到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行为。同学们认真读书，好象连想都没想过考试要作弊。
57年的反右斗争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同学们被要求向党交心、靠拢组织、表明态度、投入运动。我不知人世险恶，于是才有了“反右派斗争是不对的，是不可以的”这种直白的表态。
1994年10月北京理工大学1054级同窗学友回母校相聚时，我曾说起，“我只说了反右是不对的，就给我戴上帽子。”可马上有同学说：“戴铭辛，你别叫冤了，我当时只说了：戴铭辛怎么是右派？他不会是右派，结果连我也划成了右派。”这样的荒唐事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
说一件真实的事，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人品很好，听课笔记记得又清楚又有条理，我漏记了什么总得上他那儿找齐。他是校学生团体‘京工学生社’的文体部负责人，比别人多一些社会关系，也多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我猜想大概也只是一些不合理而已，关系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一类的大事。他把这些在新社会竟然还会有的不合理事情写信告诉了他姐姐，他姐姐认为弟弟的这种想法如果发展下去会很危险，于是把信转给了学校的系团支部。多么善良而诚恳的一双姐弟呵，可万万没有想到，反右开始后就有人凭这封信要他交代反党言行，因为他从没有对别人讲过只在信里告诉姐姐的话，确信他亲姐姐是不会出卖他的，于是矢口否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姐姐在得知弟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真是后悔莫及、欲哭无泪，失声道：“弟弟啊！姐姐真不是想害你的啊！！”
我们这些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本来对政治是不感冒的，认为我来上学学的是知识，对那些打小报告、听小汇报的事一向嗤之以鼻，我又不想从政、又不想当官，你把我排在先进也好、排在落后也罢，与我何干。反右开始后我校有几个同学离校返家了，当然是不辞而别，因为当时是不准请假的。运动过后返校按旷课XX学时计，每人记大过一次。我倒觉得有点宽慰，他们旷课记大过，我又没旷课，只是参加运动不积极罢了，最多记个小过吧。真是想得太天真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就是要整治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要让你们知道功课不及格可以补考、最多退学，政治态度不及格（实为不听话）是要被划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即准反革命份子）的右派份子队伍的。当时的确就有一些态度强硬的学生、教员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的，达到了震慑群众的作用。涉世不深的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哪是你身经百战的伟大统帅的对手啊！于是乎，一个个被打翻在地的同学们蔫头搭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嘻嘻哈哈的“阳谋”说掩盖了这一阴谋的真相，在这次运动中受了益的人们可以跑到一边窃喜体会了一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乐趣去了。
从此学校风气大变，因我已早早被逐出校门，对学校的事就不甚了解了，更多看到的则是社会上的新奇事。
人间伤心事被一幕幕展开，人际关系被一步步毒化，人们见面时最好什么也不说，即使在家里说点家常话也要时时提防隔墙有耳。反右运动初见成效，嘴巴的功能趋于单一，只管吃饭、不管说话，因为相互间的确无话可谈。那年月很少听说谁去谁家串个门，聊聊家常。时间久了，老不说话嘴巴也痒痒，于是乎北京就流行出一句家喻户晓的问候语：“您吃了吗？”，这是一句不带阶级属性、不反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中性词语，什么人都可以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早上见面可以问：“您吃了吗？”，中午也是这句，晚上不管什么时候见了面还是这句。最有趣的是当你正从茅房拉完屎出来，有人见面就来一句：“您吃了吗？”，对方问得一本正经，你虽觉滑稽但因出于礼貌也必然会一本正经地回答：“吃了、吃了，您哪？”
啊呀呀！人与人的关系混到这份上也真与动物差不多了，要想占领山头就得把老猴王打下去，要想夺取点什么就得有一副歹毒心肠，还要精通权术、阴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一场全民战争，66年以后的情况不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么，难道还有谁谈什么和谐不和谐吗？
中国人民终于走过来了，你没看见如今老人能悠闲地在公园里蹓跶，旁边往往还带着个孩子在玩耍，这已经是他们的孙辈了。心甘情愿给孙子当“孙子”的爷爷、奶奶们正笑咪咪地在弥补当年对儿女们关怀不足和愧疚呐。
五柳村2007年4月17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