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秦汉之间为何漏掉楚朝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2:43:00
被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秦汉之间为何漏掉楚朝(5)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时候，纯用强迫的手段；后世各个专制王朝在推行汉帝制的时候，是兼用强迫与欺骗的双重手段。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他们才好进行欺骗。因此，虽然说不清，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说清，虽然道不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道明，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学者、读者不受他们的欺骗，才能使皇帝制度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大白于天下。问：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皇帝制度却延续下来了，这样，汉的暴政又建立起来了。汉武帝宁愿“独尊儒术”，而不准许“百家争鸣”，这是一种阴谋。真理，是在争鸣中，讨论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让争鸣，只把儒家一家的学说教给学生，进行宣传，那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审查，进行控制，凡对专制王朝不利的内容都可以予以删除。这种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学者作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问：这是不是只对专制王朝有利，而对儒家学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汉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总要好得多，有限度的开放总比绝对封杀好得多。你虽然不能讨论，至少可以进行学习，可以进行宣传，使儒家学说中的精华能够传承下来。
朱元璋为何仇恨孟子
问：在儒家学者宣传“民贵君轻”这些学说的时候，是不是会与专制帝王发生磨擦？
答：肯定会发生。从汉武帝开始，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就是帝王不反对儒学，学者不反对皇权。其实儒学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事物，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还会常常发生磨擦，在妥协中，专制帝王得到实惠，保有特权，儒生得到虚名，受到尊重，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能享受冷猪头的祭祀，看似颇为风光。但是这种尊重也极为有限。你不触动我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尊重，如果你触动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尊重了。儒家学者因触怒皇帝而被杀头的事，历代有之。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处，不禁拍案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个老家伙要是活在现在，他一定跑不了！）身为流氓无严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时时刻刻想杀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删书，把《孟子》中他所不满的地方一律删除，几乎删了一小半，这些地方正是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精华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删之处，一律还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要说，一不注意就难免要议论朝政。朱元璋最痛恨这一点，他公开向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颁布禁令：“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读书人）不可建言（不可上书言事，也就是不许提意见）。”他还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凡写文章，“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许知识分子谈论当代问题。
问：在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妥协之后，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经合作了？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得不全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在合作，有时候又在互相牵制、掣肘，或者说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皇帝对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劝人尽孝发展为劝人尽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时，可以引用儒家经典加以劝止，皇帝只好接受。尽管是互相妥协，各让一步。但是双方很难打个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风，笔杆子总是敌不过枪杆子。皇帝修养好一点的，可以从谏如流，赢得一个圣君的美名，进谏者也可以获得敢谏的美誉，得到双赢的结果。如果皇帝输不起了，翻脸不认人了，进谏者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说肯定不对
问：对于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之说，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运动时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例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例如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等等，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对。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世界上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国家、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都不容任意抛弃，事实上也抛弃不了。如果因为自己国家民族一时的落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反对孔夫子，是说他做了专制帝王的帮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学者与专制帝王之间既有互相妥协、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牵制、掣肘甚至斗争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是弱势的一方。我们岂能放纵强势的一方而只苛责弱势的一方。请想一想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学者文天祥与方孝儒的事迹。文天祥殉国时的衣带诏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他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统”、“偏统”等问题深有研究，他反对朱棣抢班夺权而造成数十万军民流血牺牲，拒不为暴君草诏。对于这些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专制帝王的帮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们怎能在批判专制帝王罪恶的时候，把责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头上，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时候，纯用强迫的手段；后世各个专制王朝在推行汉帝制的时候，是兼用强迫与欺骗的双重手段。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他们才好进行欺骗。因此，虽然说不清，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说清，虽然道不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道明，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学者、读者不受他们的欺骗，才能使皇帝制度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大白于天下。问：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皇帝制度却延续下来了，这样，汉的暴政又建立起来了。汉武帝宁愿“独尊儒术”，而不准许“百家争鸣”，这是一种阴谋。真理，是在争鸣中，讨论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让争鸣，只把儒家一家的学说教给学生，进行宣传，那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审查，进行控制，凡对专制王朝不利的内容都可以予以删除。这种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学者作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问：这是不是只对专制王朝有利，而对儒家学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汉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总要好得多，有限度的开放总比绝对封杀好得多。你虽然不能讨论，至少可以进行学习，可以进行宣传，使儒家学说中的精华能够传承下来。
朱元璋为何仇恨孟子
问：在儒家学者宣传“民贵君轻”这些学说的时候，是不是会与专制帝王发生磨擦？
答：肯定会发生。从汉武帝开始，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就是帝王不反对儒学，学者不反对皇权。其实儒学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事物，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还会常常发生磨擦，在妥协中，专制帝王得到实惠，保有特权，儒生得到虚名，受到尊重，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能享受冷猪头的祭祀，看似颇为风光。但是这种尊重也极为有限。你不触动我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尊重，如果你触动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尊重了。儒家学者因触怒皇帝而被杀头的事，历代有之。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处，不禁拍案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个老家伙要是活在现在，他一定跑不了！）身为流氓无严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时时刻刻想杀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删书，把《孟子》中他所不满的地方一律删除，几乎删了一小半，这些地方正是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精华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删之处，一律还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要说，一不注意就难免要议论朝政。朱元璋最痛恨这一点，他公开向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颁布禁令：“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读书人）不可建言（不可上书言事，也就是不许提意见）。”他还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凡写文章，“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许知识分子谈论当代问题。
问：在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妥协之后，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经合作了？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得不全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在合作，有时候又在互相牵制、掣肘，或者说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皇帝对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劝人尽孝发展为劝人尽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时，可以引用儒家经典加以劝止，皇帝只好接受。尽管是互相妥协，各让一步。但是双方很难打个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风，笔杆子总是敌不过枪杆子。皇帝修养好一点的，可以从谏如流，赢得一个圣君的美名，进谏者也可以获得敢谏的美誉，得到双赢的结果。如果皇帝输不起了，翻脸不认人了，进谏者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说肯定不对
问：对于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之说，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运动时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例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例如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等等，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对。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世界上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国家、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都不容任意抛弃，事实上也抛弃不了。如果因为自己国家民族一时的落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反对孔夫子，是说他做了专制帝王的帮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学者与专制帝王之间既有互相妥协、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牵制、掣肘甚至斗争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是弱势的一方。我们岂能放纵强势的一方而只苛责弱势的一方。请想一想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学者文天祥与方孝儒的事迹。文天祥殉国时的衣带诏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他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统”、“偏统”等问题深有研究，他反对朱棣抢班夺权而造成数十万军民流血牺牲，拒不为暴君草诏。对于这些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专制帝王的帮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们怎能在批判专制帝王罪恶的时候，把责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头上，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