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两则新闻，看看基层ZF腐败到何种程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1:16:00
今天的两则新闻，看看基层ZF腐败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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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灵寿县公安局被曝用假拘留证抓人牟利
因一起村里的土地纠纷，河北灵寿县6农民被抓，虽身体不符合羁押条件，依然被收押。最终，5人交了保证金后取保候审，涉及的事情无下文。未取保候审的一名村民后被判刑。
随后，灵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长曝出，此6人的拘留证为假，无原始存根。她称，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而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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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监利部分乡镇农民补贴款被干部冒领
“5年的补贴款我们根本没见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首批五十大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于粮价低迷、税负过重，出现大量抛荒现象。2000年，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但2010年4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监利县调查发现，源于此地的中央惠农政策却并不能真正原原本本地惠及这里的农民。“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可是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歪了。”王启梅无奈地说。
2004年以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但据记者调查，在监利县许多农村地区，2008年以前的粮食补贴并未发到农民手上，而是被乡村基层干部直接取走。他们去找村干部理论，得到的解释是：这些钱用来抵扣村民欠下的各项农业税费。
从2006年起，湖北省规定，粮食直补资金必须通过“财政涉农补助资金活期储蓄存折”（以下简称“一折通”）对农民发放。但村民们告诉记者，从2006年到2008年，他们的“一折通”一直都被村干部所掌控和管理。当他们从村干部手中领到“一折通”时，发现自己的钱竟被当地村干部直接从户头上取走了。
惠农资金是如何被虚报冒领的
按照政策规定，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都要以村组为单位张榜公示。因此，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村干部不好“实名”领取大额补贴，但他们仍有不少变通的方法。
实行惠农资金补贴“一折通”后，在基层，掌握着上报村内花名册大权的村干部依然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他们将村民的土地少报或者不报，把这些土地算到自己妻子、弟弟、父母、兄嫂等亲属或者是拉拢收买的村民头上。如监利县红城乡杨院村现任村支书龚银香，其妻子姜桂华名下享有补贴土地47亩，儿子龚圣、龚太名下各拥有45亩和43.2亩土地。此三人共占135.2亩补贴土地，仅2009年领取国家补贴资金就超过一万元。又如监利县三洲镇后洲村现任村支部书记潘金虎一家，其妻子周太平名下享有补贴土地12.6亩，儿子名下拥有35亩，本人拥有面积59.8亩，领取2009年国家补贴资金9770元。
再如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多报了一个“16组”（该村实际只有15个村民小组）。记者在调查时证实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发现，所谓的“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16组”户主姓名中，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和小孩，实有其人但面积都为虚报，这些户主的面积都比一般村民多。比如，“朱本军”为在校大学生，是王塘村支书朱月星的孩子，其名下享有补贴土地面积57亩，仅2009年柴油化肥综合补贴这一项就领取资金2593.5元。在记者调查的30名“16组”人员中，王塘村在2009年粮食直补和柴油化肥综合补贴两项虚报面积1600多亩，冒领补贴资金9.4万元。这些钱大都进入村干部的个人腰包，国家的惠农政策成为监利县基层村干部“发家致富”的捷径。
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的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大，单项补贴金额也逐年增多。如湖北柴油化肥补贴由2007年的20元每亩增加到2009年45.5元每亩，生猪补贴由50元一头增加到100元一头，这意味着村干部可以施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位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说，虽然具体到每一个村每年发放的补贴款项看上去并不多，金额也似乎不大，但是日积月累会形成“蚂蚁搬家”效应，中央的惠农补贴流入了个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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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灵寿县公安局被曝用假拘留证抓人牟利
因一起村里的土地纠纷，河北灵寿县6农民被抓，虽身体不符合羁押条件，依然被收押。最终，5人交了保证金后取保候审，涉及的事情无下文。未取保候审的一名村民后被判刑。
随后，灵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长曝出，此6人的拘留证为假，无原始存根。她称，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而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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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监利部分乡镇农民补贴款被干部冒领
“5年的补贴款我们根本没见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首批五十大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于粮价低迷、税负过重，出现大量抛荒现象。2000年，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但2010年4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监利县调查发现，源于此地的中央惠农政策却并不能真正原原本本地惠及这里的农民。“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可是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歪了。”王启梅无奈地说。
2004年以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但据记者调查，在监利县许多农村地区，2008年以前的粮食补贴并未发到农民手上，而是被乡村基层干部直接取走。他们去找村干部理论，得到的解释是：这些钱用来抵扣村民欠下的各项农业税费。
从2006年起，湖北省规定，粮食直补资金必须通过“财政涉农补助资金活期储蓄存折”（以下简称“一折通”）对农民发放。但村民们告诉记者，从2006年到2008年，他们的“一折通”一直都被村干部所掌控和管理。当他们从村干部手中领到“一折通”时，发现自己的钱竟被当地村干部直接从户头上取走了。
惠农资金是如何被虚报冒领的
按照政策规定，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都要以村组为单位张榜公示。因此，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村干部不好“实名”领取大额补贴，但他们仍有不少变通的方法。
实行惠农资金补贴“一折通”后，在基层，掌握着上报村内花名册大权的村干部依然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他们将村民的土地少报或者不报，把这些土地算到自己妻子、弟弟、父母、兄嫂等亲属或者是拉拢收买的村民头上。如监利县红城乡杨院村现任村支书龚银香，其妻子姜桂华名下享有补贴土地47亩，儿子龚圣、龚太名下各拥有45亩和43.2亩土地。此三人共占135.2亩补贴土地，仅2009年领取国家补贴资金就超过一万元。又如监利县三洲镇后洲村现任村支部书记潘金虎一家，其妻子周太平名下享有补贴土地12.6亩，儿子名下拥有35亩，本人拥有面积59.8亩，领取2009年国家补贴资金9770元。
再如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多报了一个“16组”（该村实际只有15个村民小组）。记者在调查时证实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发现，所谓的“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16组”户主姓名中，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和小孩，实有其人但面积都为虚报，这些户主的面积都比一般村民多。比如，“朱本军”为在校大学生，是王塘村支书朱月星的孩子，其名下享有补贴土地面积57亩，仅2009年柴油化肥综合补贴这一项就领取资金2593.5元。在记者调查的30名“16组”人员中，王塘村在2009年粮食直补和柴油化肥综合补贴两项虚报面积1600多亩，冒领补贴资金9.4万元。这些钱大都进入村干部的个人腰包，国家的惠农政策成为监利县基层村干部“发家致富”的捷径。
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的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大，单项补贴金额也逐年增多。如湖北柴油化肥补贴由2007年的20元每亩增加到2009年45.5元每亩，生猪补贴由50元一头增加到100元一头，这意味着村干部可以施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位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说，虽然具体到每一个村每年发放的补贴款项看上去并不多，金额也似乎不大，但是日积月累会形成“蚂蚁搬家”效应，中央的惠农补贴流入了个人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