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之五) - CaoHJ's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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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雨过天晴
负责人
我一度当过无需负责的“负责人”。一九七九年五六月间的某一天，我得到通知，学院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我到建院十八年。这是破天荒头一次。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办公大楼。组织部长平日即使和我擦肩而过，也绝不会打一声招呼的，这次一改常态，竟笑面相迎，握手，倒茶，寒喧，我很久没有领略过这种礼遇了，“什么名堂”，我心里想。几句客套话过去，他明知故问：
“你在图书馆干什么工作呀？”“打杂！”我回答。他递给我一纸通知书，说：“你的工作变换一下”。通知书上写着，任命我当图书馆的负责人。注意！不是馆长，是“负责人。”我沉吟片刻，说：“图书馆不是有现成的馆长吗？负责人和馆长是什么关系？”他说：“你负责嘛！”我感到为难，我说：“在众人心目中，我是摘帽右派，是牛鬼蛇神，当负责人合适吗？”“你是摘了右派帽子才调到建院的，早都不是右派了嘛！”不说还好，他这一说，我心中顿时冒出一股怨气，我哼了一声，说：“你说得轻巧，摘帽右派是怎回事，你当然心里明白。”
我终于忍不住发牢骚了，我说：“我到底是不是右派，始终没个结论，十多年前我就提出申诉了，一直置之不理，现在可好，不明不白叫我当什么负责人，身上仍然背着黑锅，这负责人不好当，也不便当。”我还说：“打个比方，泼了我一身污水，现在又要我赴宴，总得给我换身干净的衣服才好上席吧？”不知这个任命书，后来是否当众宣布过，馆长肯定知道，从此他对我另眼相看，说话特别客气。有一天，他对我说：“身体不好，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奇怪！本应是我这负责人对他说：“我想休息一段时间，你这馆长可要把工作搞好呵！”也不知是谁领导谁。不久，学校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亲朋好友。这是我的原单位给我正名之前的事。春夏秋冬时序的变化是渐进的，看来，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一样，立春之前先有春意坎坷二十多年，春天真的来了。
别开生面的欢送会
市委调我到四川美术学院工作。建院为我开一个小型欢送会。正副书记参加，一些党政干部参加。欢送会打破惯例，主持会议的副书记，一上来就问我对学校有什么意见，要我畅所欲言。看来我平日的言行己引起学校当局注意，分明是让我发牢骚。我不谈自己。我说，不愉快的事，让它通通过去吧！但有两件事对我感触很深，应当借此机会谈一谈：
一是有关叶仲矶。我说，谁都知道，他是全院有名的极右派，“极”在哪里？不过院系调整时，从工作出发，他提了不同的意见，就说人家疯狂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毫无根据地说人家解放后学成归国怀有异心什么的，本来定性就有问题。这之后十多年，人家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九大党章强调党员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练，万没想到物色斗争的靶子，又一次把叶仲矶推上祭坛，坐喷气式，弯腰低头，挂牌子，控诉罪行…算旧帐，原模原样表演一次，叶仲矶是个难得的好人，很有学问，后来病重，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翻译完三本有用的书，给后代留点遗产。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故事向大家详述了一遍，会场肃静，听完，众人无不为叶仲矶的为人和不幸的遭遇叹息。
二是有关党的形像，我说，我有个朋友，是一位髙级工程师，有人发展他入党，他征求我的意见，该不该入党，我说你对党的事业有了认识又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话，你就入，反之就暂不入。他说，他的爱人坚决反对，一提起这件事，就歇斯底里 大发作，说什么“我们绝对不做整人的人”，还表示，如果他入党，她就立即跟他离婚，一刀两段。 多年来斗争不断，斗过来斗过去，无休无止，斗得知识分子惶惶不安，无所适从。党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竟成了“整人的人”，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啊！
主持人原本等待我发牢骚的，听完我说的这番话，可能也情绪起伏，不期然而然地陷入了深思。结果欢送会变成了集体反思会，议论纷纷。会上没有一句告别送别的话，何必讲究形式！最终彼此能想到一块就行。过去他们用警惕敌对的眼光看我，现在我畅开心扉说话，一经交流，原来是一家人。感谢党中央迟来的决定，这不啻是推倒了一面隔离墙。后来我看到市里印发的一份有关团结知识分子的通报，里面举了叶仲矶这个例子。
难相处的搭档
（天边还有一片乌云）
下台
干部年轻化，我们几个已年逾花甲的正副书记正副院长都得下台。临下台开了个座谈会，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张书记讲活，大体上说，他在四川美术学院干了十几年，没功劳有苦劳，…但很遗憾，这几年，领导班子的团结没搞好。我这个人心肠软，听了他这番遗憾的表白，我真想对他说几句宽心话，但再一想，他只不过说了众所周知的现象，没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何必呢。
我的话很简单，我说，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多，一半时间当副书记副院长，一半时间当院长兼副书记，自问工作没搞好，一因能力有限，二因处境不好。不便把问题谈得太具体了。散会后拍张集体照留念，我和他并肩而立，都面带笑容。
要他来干什么
回想多年前，我在拨乱反正声中，恢复了本来的政治面目，随后，接到通知，从建筑工程学院调到四川美术学院工作，不久，有个朋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去不得！去不得！” 因为美院不欢迎我这种身份（右派）的人云云，这位朋友有声有色地描绘，美院的党委书记，一看到我的任命通知书，正抽着烟呢，马上把香烟往地上一摔，愤愤然说：“要这种人来干什么！”
好家伙！不愉快的事又来了。要真是这样，何必去受那份罪！我本来就不想当官。我决定不忙去报到，且观察几天再说，一天，两天，三天，一连十多天过去了，竟无人问津。于是我不得不到市里找文办主任。说明了上述情况，我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我说，婆家巳表示不欢迎，不予理采，难道大姑娘出嫁，自己找上门去不成？主任说，我在延安鲁艺是学美术的，到美院工作正合适。他说：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这就出现了，不坐花轿坐汽车，娘家人送我见公婆的罕见现象。
你分管总务吧！
哦！党委书记是这般模样：体胖，走起路来，挺胸，腆肚皮；嗓门大，自信而傲慢，又善于应酬，他的名字叫张达丕。我们是初次见面，过去互不相识。我说：“我是来向张书记学习的，今后请多多帮助。”他说：“哪里哪里，互相帮助，”，又说：“美院的领导班子，正需要充实像你这样懂行的领导人。”这是真心话吗？这和那位朋友所说的发脾气摔烟头的那位书记怎么判若两人？
当天，他请我吃晚饭，新上任的沈院长，刘副院长作陪，席间谈分工，他要我分管总务。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觉得很为难，（我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要求分管教务。有这样一段对话：我说，“让我分管教务怎么样？我对教务有兴趣，而且有一套想法。”他说：“教务？你不知道招生工作有多难。”
我淡淡然说：“这有什么难的，制定了章程，有一套驾轻就熟的工作班子，到时物色教师阅卷打分录取，不过是忙碌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接着他问：“你搞过招生工作吗？” 我回答：“今年全省十多所重点大学派人到南京统一招生，省教委指定我领队。”他瞪大眼睛听着，停一停，我又说，“教学、科研和创作，才是教务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比招生难多了。”
说到这里，他那种轻慢的态度似乎有所收敛，但他仍坚持己见，要我抓总务，我也不松口。我说：“好吧！到省教委谈分工如何？” 这是一句气话。分工问题，没结果。 我之所以态度这样不随和，是因为摔烟头的书记，说恭维话的书记，和眼面前这位书记是同一个人。说实话，我是带着不愉快的情绪上任的。
板凳缺了一条腿
第二天，张书记说：“你实在不愿分管总务的话，就分管政治文化课和人事工作，怎么样？” 我想了想，表示同意。试想，一直和他顶牛，也不像话！过后我才打听到，我的前任就是管总务的，姓祈，是位老红军，后来调到四川音乐学院去了，他一走，学校就一直缺这一角，从实际出发，要我分管总务，也没有什么不妥。可他为什么不当面说明这个情况呢？
他不说明真相，自有他的苦衷---对他很不光彩。原来张、祈两人长期不和，一次，因一点小事：据说只不过砍了一颗不该砍的小树，张竟然大发雷霆，居然当众对这位副院长副书记口出恶言，泼口大骂，令他十分难堪，任何人也忍受不了这种羞辱，一气之下，老祈坚决不干了，到市里找到有关领导人哭诉，要求非调动工作不可。他一走，就像板凳缺了一条腿，总务工作出现了许多有事无人管的乱象。
你的屁股还坐在那一边
说来说去，后来我实际上做的多半还是总务工作。学校盖了一座新楼房，有待分配，多少眼睛盯着这座楼房呵！有人搬进新房子，同时，就有人退出旧房子，旧房也得重新分配，牵牵连连好几十家，几十封申请书送上来，各自提出该分房的理由，该分给谁呢？棘手哩！党委讨论，由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不情愿也只好服从。
我首先定下分配原则供党委讨论。最重要的一条是： “条件相同的，首先照顾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冤枉的所谓“五类份子”。不出所料，委员们一听，都愣了，沉默了半天，马列主义教研室牛主任（下称“马列”）发言，说什么：“看来你的屁股还是坐在那一边呵！” （意指我还没改造好。）
张书记迟迟不表态。会场空气沉重。我问：“有反对的吗？” 仍然不见有人说话。我对书记说：“表决吧！” ，没想举手赞成的人占绝对多数。书记不发言的原因，我能理解：本想反对，又不便反对，两难。随后我召集要求分房的人开会，传达党委决定，并利用这机会充分说明定下这条原则的理由。多数人认为通情达理，顺利通过。有了这条原则，分房就不难了。我干总务是第一次，板凳既然缺了这一条腿，以后凡是总务处（只有副处长）干不了的事，一律推给我。
那就试试吧！
四川美术学院与别的大专院校不同，竟没有学术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这怎么成！我向党委建议，这个组织必不可少，列举了许多理由。张达丕既当书记又兼院长多年，一直抱无所谓态度，“文革”期间，情有可原，文革结束了这么久，再不成立就说不过去了。
他说：“好吧！我来拟个学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拟的名单除系主任外，全是正副书记正副院长，学委会有点像党委扩大会，我说学委会应多吸收优秀的教师参加，你看他怎么说：“那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吗？” 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不便多说，党委便照他提的候选名单一致通过。
我召开院务会，传达和讨论这份名单，遭到系主任们一致反对。都认为学委会应由教师选举产生。这恰好是我的意见，但我得执行党委的决定呵！我表示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向党委反映。暂不作决定。张达丕疑心重重，对这种问题，一向是他不点头，别人不敢轻易表态的，冷场半天，他终于说：“由教师自由选举？这能贯彻党的领导吗？”，想了好一阵才说：“那就试试吧！” 他拍了板，党委又一致通过，他要我拟个选举办法。
这很简单：一，具备热心学术研究；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公道正派者可当选。二，先海选二十名，再从中筛选出十一名，再从十一名中选正副主任各一名，是为学术委员会。大家表示赞成。他要我组织实施，我同意，但我强调他也得讲话以示党政意见一致。这消息传出去，有人怀疑：“那有这样的好事哟？共产党办选举，从来都是照着候选人名单划圆圈的。”
动员那一天，我先讲活，讲完，他在台下站起来，回头面向教师，只高声说了一句活：“说话算数，选到谁就是谁，放心，呃！” 话虽简单，他说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毕竟是一致的决定，非我独断专行。没想后来居然出问题，我差一点又因此挨整，这也是我和张达丕关系一直搞不好的导火线。
一脸不高兴
放手让教师选举学术委员会是件新鲜事，在全省大学是首创。选举过程中，教师无一缺席，皆大欢喜，对选举结果也深表满意，因为当选的都是大家平日敬重的人。而当选者更是格外高兴。因为他是民选的委员，感觉特别不同，荣誉感不言而喻。开会有一种喜庆的气氛。
出乎我意料，召开第一次学术委员会，我被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对此，我不是高兴，而是心感不安。我对委员们说，三个当选条件，是我提出来的，我根本不具备当选条件，我建议由雕塑家学委会副主任叶毓山任这一角，委员们不同意，我再三推辞也辞不掉。
我最感到不安的是，第一轮选举，张书记，沈院长等院领导就落选了，张书记对选举结果会怎么想呢？他一定很在乎。学委会的权力可大呢！不光是领导学术研究，教授副教授的任命，也由学委会决定，党委会退居监督地位。他不会感到大权旁落吗？唯一可告慰的是，当选人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共产党员，张达丕所担心的，贯彻党的领导完全没问题。（其实贯彻党的领导，不在党员人数多少上面）
我把选举结果向党委汇报，张达丕一边听，咀里不住地“哦！哦！哦！” 看得出来，一脸的不高兴。他可能认为党委书记落选是不光彩的事。其实没有哪一所大学是党委书记任学委会主任的，何况他是不懂专业的书记。
出乎意料的民意测验
学委会成立过后，张达丕马上组织一次民意测验。全体教职工，一人发一张表格，表格上面列出许多否定或肯定的项目，留出空白写评语，最末用优、良、中、劣四个等级给领导人打分，这项工作，他指定由我和人事处长人事干事三个人负责。表格收上来，大出我所料，我得的 “优” 字竟比他多，他只不过勉强及格。他得到的评语更是糟糕：专横、独断、霸道、家长作风等用词最多。
我把材料封起来交给他， 估计人事处长早已向他透露了测验结果，看上去，他的情绪是那样懊丧。测验过去了，迟迟不见后续动作，既不向党委传达测验结果，也不向全体教职工说个好坏，彷佛空玩一场，我猜不透他的用意。事情过去了几天，有人告诉我一个绝密消息，结束民意测验的第二天。张书记到人事处，大发牢骚：“他妈的！我不相信我比不上一个右派分子！”
我终于明白了，学委会选举，在他的心目中是一场较量，他输了，我嬴了，他想用民意测验这一招来挽回一局，再见高低，他自以为在美院经营多年，威信必定最高。绝没料到是这样的结局。从这一件事，我把他看透了，表面看，他的党性很强，口口声声，党、党、党，心里想的却是，我张达丕，张达丕，张达丕。成立学委会是天大的好事，人人满意，唯独他很不舒服，听了有关人士的揭露，我有点心灰意冷。我对自己说：“小心为妙！”
处分的轻与重
一天开党员大会，他讲了些什么，记不得了，讲完，他传达市委命令：我兼任美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传达完，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呢，他接着要我讲话，天晓得！这不是突然袭击吗？我不是那种没有准备就能头头是道地说上半天的演说家，但我不说也不好。我只简单地说：“很对不起，我和大家一样，听了张书记刚才的传达才晓得，有话以后再说吧！”
过后我查阅档案，市委的任命书早已下达，他既没向党委会传达，我和他天天见面，也不事先和我说一声，直至开会走进会场那一刻，也不说，搞什么名堂！纪检工作不轻松。我一上任，案件就来了。
一连几天，街道上一个年青女子，天天来学校找教务处的办事员某某闹事，相互咒骂扭打，甚至投石块砖头，闹得不得安宁，为什么？原来这女子被某某的甜言蜜语欺骗，相信某某要和她结婚，多次被奸污，后来发现他另有新欢，（诱奸女模特儿），她不甘心被欺骗，于是天天兴师问罪，有时和母亲一起来闹。群众十分不满，一群女生看到某某拳打脚踢对方的场面，连声骂：“ 流氓打人！” 还有人看不下去，边骂边掩面哭泣的，传开去，闻者无不气愤。我看这件事不处理不行了，先责成教务处支部调查处理，支部决定给他警告处分，处分太轻群众通不过，处分为什么这样轻？一说是，某某是在大家的眼皮下长大的，（常常喊他的小名）恨不起来，原谅他幼稚无知，另一说法，因为他是那位“马列”的宝贝儿子，“马列” 那时巳内定为党委书记的接班人，碍于情面，不便处分重了。
为慎重起见，纪检会找来当事人，逐一了解情况，某某承认全部事实，还说，不管哪一个，他从没想过谈恋爱，“我只不过想玩玩”（原话），全无悔改之意。这说明事情比预料的严重，纪检会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院行政会议进一步认为，事关校风，如处理不当今后女模特儿难请了，应同时给予开除公职留用查看处分。最后党委会（“马列”回避）认真讨论，一致同意纪检会和行政会议的意见。我事后约某某到我家里谈话，我要他知错认错，告诉他，组织处理是严肃的，但对人是有情的，希望他改正错误，争取早日取消处分。
本来事情就此结束了，谁知张达丕阴一套阳一套， 后来他利用这个事件，策划一场阴谋。（下面详述）
让丑媳妇见公婆
1982年初，张达丕到中央党校学习，领导任务落到我身上。
趁这机会，我本想过问一下教学的，谁知省教委一年前布置下来的清产核资工作，到了各大学互相检查的时候了，我问沈院长：“沈老，经得起检查吗？”他说：“应该没问题吧， 一接到上面的通知，我就开会布置下去了。” 我又问：“布置以后呢？督促检查过吗？” 他开始说没有，接着说：“不！记得又开过一次会。”我心里想，糟了！这么复杂的事，只一般号召能解决问题吗？
沈院长，工艺美术家，长于漆艺，是纯专家型人物，年逾古稀，身体欠隹，开会常打瞌睡。张达丕本意是想借他的名气让他当副院长作个陪衬的，（他自己想仍旧兼院长）谁知材料报上去，上面认为这样知名的专家，应该当院长才是，于是便提为院长。大出张达丕的意料，他嘟嘟嚷嚷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帮助他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检查一下了，先到图书馆，一查，不得了，有卡片无书，或有书无卡片，分类不当，乱堆乱放等无序现象严重，我估计即使关门清理，两三个月也未必能整理好。
我再查看别的部门，总务处物资管理同样紊乱，档案不全，丢失严重，其他部门情况好坏不一，问题是，上下都不够重视。眼看各校组成的检查团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沈院长的意见，要求宽限一周，我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让他们来吧！让人家批评一顿，坏事也许变好事。不仅是批评，四川美院简直就像没穿裤子一样，被嘲笑得无地自容。最后检查团表示半年以后再来。张达丕在党校谈经论道的时候，我在家中为应付半年后的再检查奔忙，不想干总务，总务缠身，没完没了。
“还有！还有！”
张达丕按时学成归来，差不多同时，我被任命为正院长，沈院长退居二线。我当院长，他当然不会高兴，（问我认识哪些省市领导人，朝里有人好做官的意思）不高兴也只好说：“今后我们要好好合作呵！”，背地里却想方设法赶我下台。
有一天，人事处长向党委汇报，学委会提了哪些人当讲师、副教授、教授，他一听，马上火冒三丈，气势汹汹地说：“岂有此理！学委会怎么可以凌驾于党委之上！居然连讲师的任命也包揽了。还了得！” 一边骂，一边拍桌子。学委会副主任叶毓山忍不住，立即起来反驳他，说：“我不同意你的批评，我看不出学委会有什么错误。” 人事处长诚惶诚恐，连忙解释，说：“提讲师也包括在内，是上级文件这样规定的，文件你看过，忘了？”
他扑了个空，老羞成怒，继续拍桌子，连声说：“ 还有！还有！” 别人只感到他失态，莫名其妙。但我心里明白，他是冲着我来的。我说： “ 说下去！ 还有，还有，有多少说多少。”大家静静等待，看他还要说什么，谁知他什么也不说，哼了一声，愤愤然宣布散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情不自禁地大发脾气，表面上看，是为公事，实际是泄私愤，从学委会成立之日起，他就气愤难平了，早都想找个借口否定学委会并否定我这个人了。
又要反右了
自成立学术委员会开始，不满与仇恨之火就一直在他的胸中燃烧，过去他当书记兼院长，大小事都是他说了算，大权独揽，现在冒出个学委会来，任命教师这一块，被分出去了，（其实还在院党委领导下）怎能不耿耿于怀呢？由此可见，他要我分管人事是假的。
不久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乌鲁木齐有一个批判自由化的讲活，矛头直指某作家。省里开会传达，他参加了那次会议。许多人都理解为又要反右了。当然他也是这样看的。传说某地委书记开会回来对宣传部长说：“你先把师专校长的材料整理起来。” 意思是反右的指示一下来，马上动手。既然张达丕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难道他不早早做好那重拳出击的准备？很遗憾！敌人还没进入伏击圈呢，指挥员还没下达开火的命令，他就冒冒失失，情不自禁地先放了一枪空枪--“还有！还有！” 结果什么都没有。
不甘罢休
他对我不满，集中在学委会落选和民意测验落败这两件事情上。选举学委会，我不期然而然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民意测验则是他自作自受。他经营美院十多年，一向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居，现在来了一个他不放在眼里的所谓右派分子，他认为这右派应当夹起尾巴做人，不料竟如此不安份，处处让他感到不顺心，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人，怎能接受这个现实？
“他妈的！我不相信比不过一个右派分子。”咬牙切齿，不为公，纯为个人面子。大骂学委会越权，不过是浅簿无知、狭隘小气、权欲薰心的一次自我大暴露。实在太不像样！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一招不灵，还有第二招。
缺席审判
看来第二次是作了充份准备的。一天，他趁我生病住院，召开一个类似党委过民主生活的扩大会，对我进行缺席审判。突出三个问题：
1、纪委“篡改”支部对“马列”儿子的处分决定，矛头对准“马列”，打击“马列”就是打击张书记。有如“清君侧”。 “马列”多次表示：“我跟张书记跟定了”。
2、违犯财经纪律，擅自借钱给附中购买摄像机。
3、走后门拉关系，要求川大毕业的儿子留校工作。知法犯法。
和这三个问题有关的人都列席，另一些关系人该参加的，又不通知，这显然是精心安排的。踊跃上阵的是“马列”，一直唱主角，和我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张达丕幕后指挥，很少开腔，对重大问题也不表态。让“马列” 手舞足蹈，大讲特讲。
我出院后，纪检干事给我一份经过整理的会议记录，并告诉我，这份记录已大量复印，分别给了省市委组织宣传部及教委等单位。还寄给中央文化部。
再明显不过，这是阴谋。我拿着这份记录质问张达丕，类似这种会议记录，从未上报过，为什么偏偏把这种不实之词颠倒是非的东西广为散发，是何用心？他说，他没看过记录全文，只是看了他自己的发言部份。我又问他，你主持会议，别人说的话，你认为都对吗？他说，别人有意见让他讲嘛！我说，我有意见，让不让我讲？他说，那还用说，我说，那好，我要求马上开同样的会议，让我澄清是非。
暴露原形
一拖再拖，终于等到了党委开民主生活会那一天。我估计“马列”是关键人物，他是站在张达丕面前的一堵墙，墙一倒，张达丕必原形毕露。我首先问“马列”：“是不是一直认为改变对他儿子的处分决定是我个人所为？”
我明确告诉他，他的儿子罪有应得，民愤很大，支部处分太轻，无论纪委、党委都可以改变支部的处分决定，我特别强调，开除党籍也好，开除公职留用查看也好，都是最后经党委慎重考虑一致通过的，张书记始终主持会议，如你不信，现在可以当面问张书记。
张达丕此时此刻躲不过去了，不能装神弄鬼了，他拖长声音说：“老牛呵！这的确是经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的，呃！我过去一直没告诉你，怕你多心，呵！”（什么话！应该说，“怕你不紧跟了”）这把锁一经打开，大大降低了“马列”对我的敌意，我好言相劝 ，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姑息放纵或者打骂，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还对他说，我为儿子留校走后门，纯属谎言，我要求立即派人调查，若真有其事，甘愿受加倍处罚。张达丕打圆场，说：“算了，算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随后我把话题转到附中借钱这件事。我质问张达丕，附中有借款申请书吗？有我的签字吗？也可以问财务部门，附中有借条吗？钱借走了吗？
我一直追问下去，若真有其事，我又犯了哪一条党纪国法呢？这纯粹是行政的事，难道作为一院之长，我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 （我一到学校，就有系主任诉苦，连买一个字纸篓，都非得党委书记签字批准不可，真是怪事）最后我对张达丕郑重指出：上次那个会是他精心策划的，是别有用心的，他本人在会议期间，在是非面前装聋作哑，玩弄权术，把未经核实的事上报，意在丑化我。我明确表示，他的这种行为很不光彩，我要上告。
你的水平太低太低
中央文化部，省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省市文办等单位，很快派出联合调查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调查团最后在党委会上谈调查结果，所谈和我对他的看法一致，但就事论事，不上纲，留有余地。
张达丕的对策是避实就虚，抽象认错，具体抗辩。调查团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空气越来越紧张，最终会议在团长对他的严厉指责声中收场。
会后，我问团长，可曾谈到他背地里骂我“右派”的问题，他说谈了，最初他矢口否认，后来又说他骂的是部队里的一位右派，追问他何故骂？他说这位右派得到改正后，待遇居然比他还高。团长训了他一顿，说：“不管你骂谁，都是错误的！说明你的政治水平太低，太低！”
天边还有一片乌云
事后，一位老朋友对我说，你这段经历，看似特殊，实际上是1957年那场反右大地震的一次余震。我说， 雨过天晴，天边还有一片乌云。但要相信正气最终压倒邪气，不管别人怎样看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完)
结束语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期间，个人有不平，有坎坷，人民受煎熬，国家决策失误，延误了祖国的建设。
且莫说：“当今国家空前繁荣昌盛，何必回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往事？忘掉它！”不能忘记。这里写的不单是我个人的回忆录，也是一段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将比今天更好，让后辈知道前人昨天的历史，他们岂不更加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并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有教育意义的，往事可鉴，不可忘记历史。
附 录 （读后感）
真实的历史 黄友凡
龙实同志：
寄来《往事》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从头到尾把《往事》—我经历的荒唐事，读完了，感受很多。那些荒唐岁月的荒唐事，我也经历过，只是没有像你那样，直接处在旋涡之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却是在劫难逃。
你写的张柯岗，曾克，我是听闻过，到处都有（这种人），我们把他称作左左派。
黄贤俊，我是认识的，而且是我联系的培养对象，那是1947年，我在江北县复兴场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时，每次赶场，我们都要会面，说他是特嫌，那是“莫须有”。
邵子南，席明真，王觉，我很熟悉。还有温田丰也错划，他在晚年还出版了一本《六十年来人和事》，我为他写了序言。
57年反右派，宣传部错划很多，张文澄是省里第一把手“钦定”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只是一个由头。他的平反，是我给他办的。但是省里的头头，包括鲁大东都说，张是重庆市的第一号极右派。压了很久，最后才平反。
王匡时平反后任市党校领导。我们每年都有来往，只因折磨成疾最后走了。还有谢予，恭平，这样优秀的理论教员也难免反右之失。陶端宇后来任教育部中教司司长，我们在北京曾见过几次面，她去世后，我在重庆日报为她出了纪念特刊，我写了“纪念陶端宇”一文，她的爱人刘家栋至今还与我有通信往来。
你的“往事”，虽是一些点滴回忆，但却很有教育意义，没有这翻经历，没有这一枝老八路，老党员的笔，是写不出来的。“荒唐岁月，是非颠倒，”今天我们处在盛时盛世，按正常思维是理解不了的，然而他却是历史的真实，因此我觉得可以出书，以教育子孙后代。
我看过一本书，叫《往事并不如烟》，是章怡和写的，她是章伯均的女儿，主要写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批民主人士在反右中的事情。你的回忆也叫《往事》，真是不约而同（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写了这些，就此搁笔。敬祝
暑安！
黄友凡 2006年8月14日
（黄友凡，1957年鸣放反右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正义的回声 （来信摘录）
高 缨
...............
接到来函，十分高兴。
收到近作《往事》，我立即拜读 。
您巳接近九十高龄，真不该劝您写作，但读了《往事》，觉得您即使劳累了，也是值得的。这些朴实无华，内容逼真的文章，的确是太有价值了！如不写出来，既对不起含冤而逝的同志，也放过了那些摇身一变，又成一贯正确的坏蛋和伪善者。我读了感到非常痛快，传琛读后连声叫好。想抽空复印出来寄给重庆有些同志看看。
总之，太该写了，现在不能出版，也应交给晚辈将来出版，为历史留下一页真实的带血带泪的记录。
我和传琛说，这本书一出，有些人（特别是姓曾的那个东西）一定坐不安席，甚至跳起来打官司，那不怕，我们都是旁证，她只会越来越臭。
看了您的文章，我才最终明白重庆文联反右的一些内幕。我当时并不知悉内幕，而且政治上十分幼稚单纯。当年我也维护过黄贤俊（提出找医生监定）和杨禾等人，可是最终坚持不了。至今痛心的是，还去揭发批判我原来非常信任的您，这是我终生忏悔的，至今常常感到揪心！！我从来就认为曾、柯两口子很坏。
多么想有机会去一次重庆，与你倾心交谈。在老同志中，您是我最惦念的。…………2005..7..2
（高缨，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段传琛
….…
你的《往事》，我抢着看了。很感人，我看过许多反映反右的文章，都没有你这篇文章看起来真实，有史家的笔法。此文会留给后人的，使后人能认识当时历史与丑类人的面目。
你写出曾克的咀脸真解恨，你三言两语就把丑类曾克写出来了，现在许多长篇累牍还没把江青写出来呢！她俩是阶级斗争这巢穴里孵出来的一对女魔，你写此书很有认识价值。从而也能看出你的人格与情操。
……现在我给你讲一则故事：在开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曾克跑到四川代表团的车厢上来，堆满笑容，用变味的京调向大家问好，话音落地许久，不仅没有人起身让坐，寒喧一声，而且人们好像不认识她一样，连哼哈之气都没有，正眼?也不看她，她得了一个“猫洗脸”就梭下车去了，这可说是一次鞭刑。……2005.7.2.
（段传琛，成都日报资深记者）
安 旗
大札敬悉，拙作多蒙垂青，深感惭愧。
尊稿《往事》，令人颇有同感，尤其是对曾克夫妇的为人行事的回忆和憎恶，据我所知，尚有甚于此者。戈壁舟和我于五十年代末调四川文联不久，即听沙汀同志说，他们两口把重庆作协变成 “夫妻店” ，柯岗到作协后，更成了“外戚专政”。故六十年代初，省委决定重庆作协与四川文联合并。合并后，他们虽然再不能为所欲为了，但二人秉性难移，又将愚夫妇当作眼中钉，替四人邦为虎作伥，耗费我们好多宝贵时间对付，幸有沙汀，明朗，安发孝等领导同志保护，才没被整死。但在拨乱反正后不久，老戈即以癌症去世，亦令人遗憾殊深。而李南力之死，确是曾柯二人拉下的一笔命债，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到西北大学后，我发誓把被夺去的黄金岁月夺回来。故豁出性命干了二十余年，出了二十来本小册子，换来一身“过度疲劳综合症”，亦比死在曾，柯手中强，是所甘心。………..2007.6.3
（安旗，西北大学教授，作家，学者）
文履平
………
初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旧文协，解放后，有一个时期黄贤俊负责。
1950年纪念“延讲”的时候，黄贤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是谈到除了工农兵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是文艺服务的对象，还是要写他们的。这没错，就看黄贤俊站什么立场上说话。曹愚解放后没作品问世，值得深思，这就触犯了大忌。记得此后没有几天，我到市委宣传部参加一个会，听到当时的宣传部长任白戈指名道姓的说，这个人是想要来分庭抗礼，这是不能容忍的。
估计你还不晓得这一段背景，所以当然更不晓得此人之所以挨批、挨斗，完全就是必然，只看时间早迟而己。当然造成那样悲惨的下场，那就是当时掌握政策的执行人的问题了。
…………
曾克，张柯岗我都认识，这种人本身的程度不高，但却架子不小，他们事实上对好些东西不熟不懂。要说领导，实在不具备那个能力，但却死不承认。这种人不是自认为不行，而是认为别人不肯或者不愿服从他的领导，而她又是代表党的，仿佛就是党的化身，不服她，自然就是反党了。
加之这些人中有一类人更是品质恶劣，为人很坏，就更要滥施谣淫威以整人为能事了。制造悲剧那完全是必然的。
…………
老右这些人，落实政策，是改正不是平反，是三恢复，但不补发工资。是扩大化了，而不是整个都错了。对反右没有全盘否定。
因之老右这一伙人，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平等看待的，必需要加以防范，以小心对之为是。甚至还有那么一些人，在时刻窥视着你的行动，为你准备着材料，以待时机成熟，材料一抛，即请君入瓮。…………2007，7，25
( 文履平，重庆日报资深记者 )
直抒胸臆好
李欣
龙实校友：
很高兴收到来信，我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文章，和你的画一样，非常简洁，看来文风画风同样反映人的性格。
我是“求真务实派”要嘛不写，要就秉笔直书。我看过不少这类文章，都不能出版，或到香港去印，但销路就少了，大陆的人还是看不到。
我也体谅领导的难处，如任这些书畅销，势不能不影响稳定，而稳定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只能内部发行。
我认为你尽可秉笔直书，少量印行给熟悉你的同志们看看，知道你这右派是怎样打成的就可以了，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的“史记”就写了两套，一套半公开，一套藏起来，不料半公开的那一套得以流传。
我这人虽没有戴帽，但那年（1964）人家就说了：“如在1957年，你就是‘右派’” 。什么叫“右” ？什么叫“左” ？还不是谁当权谁说了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一会儿说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导师，一会儿说是大独裁者，现在俄罗斯又把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肯定，否定，再肯定（否定之否定）原来是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早就说过了，想到这里，就不觉有什么奇怪了。
所以你不管谁说你、该怎样写就怎样写，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我的一位领导，当年红军时期和李井泉在一起，当过福建军区司令，文革中被称为三反分子，死后又印了厚厚一本文集、说他如何忠于毛泽东思想。我为这写了读后感：“连篇累犊赞英雄，国士无双举世雄，不见当年大字报，满墙都是反毛公” 你叫人听哪个好？我赞成写真话，发表不发表无所谓，我赞成你直舒胸臆，写出来就好。
祝好！
2005 ，06, 28
（李欣，历任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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