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结构上看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
中国人的皇权思想极其严重，一年中出的若干电视剧里大半都是说皇帝的。儒家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封建社会中那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给所有人深刻的印象，那核心内容就是鼓吹皇帝绝对的集权，就是皇帝的权利大无边。既然大无边的皇帝权利做榜样，那地方巡抚也在当地权利大无边，县长大人要么可能是个青天大老爷，要么是权利大无边的恶棍。谁能在封建制度下制约官人？所以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历来在权利面前很自然的显得自卑，青天大老爷来了，就要双腿下跪，乞求他解决问题，而不是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一代一代的下跪，就跪出了中国人在权利面前的的自卑，似乎见权利就矮三分。那是被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平民的一种封建制度下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同时，民众就养成对权利顶礼膜拜的习惯，惯于听从权力而不习惯按照契约和法律办事。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文化侵润下的思维习惯。
中国人害怕权力，当有人权利巨大到足以影响生存的时候，中国人历来表现出温顺，这不但是一个民族的习惯性思维，也是儒家思想多年来的倡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让中国人养成逆来顺受，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利益，一般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极好的，有的时候，觉得那忍耐早就超过了限度，可还是忍耐着，这似乎是祖上传下来的美德。
中国人又极其渴望权力，知道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有了权就可以掌握生杀大权，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县长说了算，他一个人就是衙门，衙门就是他。这种权利的人身依附关系，将人和权利分不开，县长即等于巨大权力。因此，中国文化中就明显的有对权力的渴望和依附，希望在权力中得到好处，也希望攀附权力，更希望自己掌握权力。而这种掌握的后果，往往是对权力的滥用。
现在法律制定了很多条文，可以说文本法律几乎已经全面的建设起来，可是人们解决问题，还是指望着某个官员出来说个话，“一句话就解决了”，权力中表现的东西，似乎比法律大的多，因此，老百姓习惯于有问题就上访，希望找到上一级高官，希望得到“一句话”。当然那一句话是十分管用的，甚至超过法律的威力，因此好多人习惯去找上级解决最最常见的问题。总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能出几个“青天老爷”身上，而不是放在法律本身上面，那些法律被越来越弱化，而人的一句话作用在法制社会中不但不弱化，反而还更加增强了。
几千年来人们历来最喜欢的职业是当官，千方百计某个一官半职，有能力当到官可以上舞台去乱舞一番。就连学校的班干部，也知道用权力来吓唬同学，而不是为同学服务。只要有了权力，立刻变了一副嘴脸，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了，管理者那心目中装的，全是封建官员的模式，干的，也是舞弄权力的勾当。恨不得把所有的权力集与一身，那里还有民主的概念？这就是文化结构在思想上制造的思维习惯。
如果不当官，不使用权力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许多人是茫然的，因此，最近某县一个民告官的民事案例，的确是有很进步的意义，那是普法的一个案例，老百姓可以不找官，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解决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老百姓还可以民告官，县长和平民坐在一起同为原被告，这该是有着多么进步的社会意义！
中国的法律执行起来很难，这该怪没有能让法律意识生根发展的文化土壤。而土壤是需要人精心耕种的，民众这块土壤里全是装的孔孟之道，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思想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可否在经历了几千年后，对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做一个去伪存真而不是全盘接受呢？思想的贫瘠，贫瘠到不接受法律知识而只习惯于认权利，没有新文化的注入和科技创新的教育，没有契约化管理的概念，也没有民主的概念，更没有借用法律来争取正当权利的习惯，这样的土地，怎么能让它生出现代依法办事的种子来？在这样的民众基础和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一旦走上了官员岗位，掌握了权力，必然又是一个封建官员，个人权力大于法律，不依法办事，就是在所难免的了。个人说了算，不依法办事必然产生腐败。
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民众基础，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杜绝腐败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思维结构上去寻找根子。
总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意识停留滞后。我们说我们和外国有多少年的距离，不是说硬件房子、铁路和汽车，而是说文化这个问题，文化意识，公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和公众道德文明程度。
什么样的土地孕育什么样的种子。在封建的文化侵润下，太过于看重权力，不能产生契约化的民主习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改变我们的文化，尤其要改变媚官重官看重权力轻视法律的习惯，这需要几代人在文化教育上做大量的工作。文/凤凰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