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道德捆绑_刘瑜_名家博客_博客_财新网4

离别时刻

得知自己将被驱逐之后，别尔嘉耶夫的内心一直很矛盾。离开祖国和亲人，让他忧伤难受，而且他排斥移民，不想加入移民界。但同时他也有另外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情。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感伤或幻想，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很有限：一周或十天。他们匆忙收拾行李，处理公私事务，最重要的他们得凑集经费，因为他们要自己承担出境所需的所有费用。

倒是国家保卫处还没有做好准备，资金迟迟没有到位，签证问题也遇到麻烦。这些命运未卜的人们在莫斯科滞留了整整一个多月。等待中的人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深知，只要他们还没离开，领袖的一句话，秘密警察的一粒子弹，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失去生命。现在，他们渴望被早点驱逐了。

这段时间内，别尔嘉耶夫和作家奥索尔金作为“流放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为诸多事情忙碌：张罗外币，商讨到彼得格勒的单独车厢和轮船上的舱位，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交涉，与德国大使馆商谈签证问题。有时还要接受外国报刊的采访，他们对这些未来的流亡者很感兴趣。奥索尔特金感到，他们现在暂时是共和国最自由的公民。

9月27日，这些知识分子携家人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却被告知船要两天后才到。这一次，完全不认识的人们特别热心地搭救了这些被驱逐者。谁在彼得格勒没有能收留他们的亲人和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当时，整个俄罗斯都面临巨大的物质困难，而且把“被驱逐者”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带入家中，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所有人都立刻受到邀请。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几名被驱逐者受邀来到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是彼得格勒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主任。面对好心的收留者，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担心好心人因为他们而受到牵连。他们十分想离开，“每一分钟似乎都是双倍的煎熬”。别尔嘉耶夫则住在老朋友洛斯基的家中，在书房的沙发上休息。或许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情，离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恶梦，大喊大叫，吓坏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终于，1922年9月29日，30多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登上了“哈肯船长号”。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醒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几个小时了，船却还在原地。

“怎么回事？”“是船长还没获得出发许可。”“为什么？”“不知道。”

等了很久，船终于开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护照，秘密警察也没下船。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要把我们押到另外一个地方？

正当他们惶恐不安之时，一艘小船驶近，秘密警察们下了船。随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从心里掉了下去。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就在前几天，他们还渴望着被早些驱逐，而现在，离别的忧思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特鲁别茨科伊在后来回忆说：“揪心的伤感控制了我。我眼睛死死盯住最后一片故土。令人绝望的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大海、灰蒙蒙的灯塔侧影、甚至海鸥不知为社么也是灰色的。忧愁、伤感、绝望！……但这毕竟是俄罗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国度。”

岸边，还有人在为他们送行。甚至有秘密警察也脱下帽子，向他们挥手，大喊：“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