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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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电影《铁道游击队》是根据刘知侠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还得追溯到1943年夏天。当时,刘知侠参加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会议期间,鲁南地区铁道游击大队的抗日事迹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会后,他两次穿越封锁线,前往鲁南游击大队进行实地采访。尽管当时已积累了不少素材,也写了一些相关的作品,但刘知侠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来到当年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战斗的地方收集资料,精心揣摩,终于在1952年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至今共出版了300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8国文字在国内外发行。

  与一般小说相比较,《铁道游击队》在写作上带有一种浓厚的类似《水浒传》的色彩。刘知侠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解释说:“为了使这部作品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事先我剖析了一遍《水浒传》,在写作上尽可能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因此,小说出版后,读者面比较广,在读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铁道游击队》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里面的人物和事件几乎都有原型。由于积累的素材很丰富,刘知侠原本是要将这些事迹写成报告文学的,后来觉得报告文学不如小说那么生动,读者面也较小,就将体裁改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虽然是小说,但刘知侠在创作中并没有刻意地“添油加醋”。他在谈及当时创作时,说:“在创作中,我还是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骼,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老实说,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其中,有一个情节说的是鬼子队长化装进村,被芳林嫂识破,芳林嫂情急之下,把没拉弦的手榴弹朝鬼子扔去,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除了真实的故事情节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也都有它的原型。政委李正是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政委杜季伟为原型的;大队长刘洪的原型是鲁南铁道游击大队两任大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现实生活中的洪振海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英勇善战,打过许多精彩的胜仗。洪振海牺牲后,继任大队长刘金山政治思想品德很好,深受老百姓的拥戴。作者便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刘洪”。小说中的芳林嫂原型则是刘桂清、时大嫂、尹大嫂等人,这3位大嫂可谓是鲁南游击大队的“得力助手”,她们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同时也是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的避风港。

  二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铁道游击队》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曾导演过电影《团结起来到明天》、《三毛流浪记》的赵明担任该片导演。赵明接手后,很快组成了拍摄班子,演员也很快到位。曹会渠扮演刘洪,秦怡饰演芳林嫂,著名反派演员陈述演鬼子队长。

  拍好一部电影少不了一个好的剧本。小说《铁道游击队》内容虽然很丰富,但情节比较繁杂,而当时流行的电影叙事美学又要求故事片内容集中简练,冲突尖锐激烈。于是,创作人员在剧本写作时根据电影拍摄需要,对原小说进行了提炼和浓缩,删去了诸如进山整训、掩护过路、小坡被捕、夜袭临城、血染洋行、打布车等情节,突出了原作的主要精神、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导演赵明在处理该片时,并没有按游击片的条条框框去套,而是想方设法要拍出“铁道游击队”的特色来。他在谈到当时拍摄情形时,说:“在影片的造型处理方面,即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能否跳出公式主义的泥沼,稍稍带来一些新鲜的风貌呢?关于游击战争题材,可以说并不新鲜,但铁道线上的斗争却有其独特性。如何把这些英雄人物在铁道上的战斗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他们以独特的、新鲜的艺术形式,这一点也应慎重考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电影《铁道游击队》拍出了与《平原游击队》不同的特色。影片中最精彩的一些场景无不与铁道这一特定的环境及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方式有关,克服了原小说战斗场面铁道特点不鲜明的缺陷,使战斗场景显得惊险刺激、扣人心弦。         看过影片的人一定对片中游击队员 “打票车”的一幕印象很深。这些镜头都是在上海近郊拍摄的。当火车在疾驶中,游击队员要在一刹那跳上火车,对于演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胆大、心细,准确抓住时机,还要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剧组专门从上海铁路局调来了一列火车供演员们训练,这列火车由1节火车头、5节客车、1节卧铺车厢组成。演员们就在这列火车上练习扒车跳车,吃住都在火车上。火车的速度由缓慢开始到逐渐加快,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先跟在火车旁边跑,然后再练习如何抓住车门的扶手,如何起身往火车上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基本上掌握了扒车技巧,都能准确地跳上火车,大家都为能学会飞速扒车的本领而感到骄傲。可是,待到正式开拍时,却发现了问题。因为平日大家都是练慢车,火车行驶的速度如果按照大家练习时那样,在镜头里肯定会露出明显破绽。在正常车速下,特别是在如实展现火车风驰电掣的环境中,表现游击队员轻巧的扒车、跳车的惊险场面,才能达到影片中的理想效果。于是,为了影片的进度,演员们只能在飞驰的火车前,做好飞速快跑和扒车的姿势,然后再让聘请来的专业“替身”完成实际动作。尽管大家为自己的努力没用上而感到有些遗憾,但看了影片中“打票车”那精彩的一幕,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影片中最为惊险的要算芳林嫂被押上刑场,刘洪飞骑穿过铁路营救的一场戏了。导演要求扮演刘洪的曹会渠在列车即将到达的一刹那越过铁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出人命。但电影要真实就必须这样,否则就会给人做假的感觉。为了这个镜头,曹会渠反复训练,在演这一场戏时,终于把握在了最佳时机穿过铁路,令在场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三

  电影《铁道游击队》除了惊险的镜头之外,布景在当时影片中也是可圈可点的。影片中有一场戏是描写 “微山湖化装突围”。这场戏按理应该在微山湖拍才是,但摄制组到了微山湖实地考察后,觉得场景很不理想。经过反复研究,大家最终选择了到太湖拍这场戏。经过众人一番努力,一个比“微山湖”还“微山湖”的场景便在太湖边诞生了。

  影片中,与游击队飞身上车镜头相连的还有车厢内的打斗场景。许多人以为这场戏就是在车厢内拍的。实际上,那只有一节半的车厢布景,全部都是在一个大摄影棚里布置成型的,座位、过道、车窗,布置得非常逼真。人走进布景,就像真进了火车车厢一样。车外有3道近景,靠近车厢是树,稍远一些的是电线杆,更远的则是山的布景。拍摄的时候,这3道景就以不同的速度循环转动起来,就像是火车行驶在田野之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以外,车内戏也演得非常逼真。根据剧情要求,导演在车内安排了形形色色的乘客,其中以“跑单帮”的人最多。每一节车厢的两端,都有日本兵坐着压阵。游击队员们化了装,一个接一个地上了火车,每个人都寻找要袭击的日本兵,与他们套近乎。冯奇所扮演的身穿长袍的王强,找到了贪杯的日军小队长。在戏里,王强拿着两瓶兰陵美酒和一只烧鸡上场。各就各位之后,镜头就开始转动起来,演员们也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最后的结果是,“鬼子”把一只烧鸡吃完了,却挨了冯奇一酒瓶子。酒瓶子碎了,“鬼子”也当场“晕”了过去。镜头一次通过,演员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车窗玻璃和酒瓶等都是些弱不禁风的道具。         关于影片的风格,在拍摄过程中赵明也曾几经反复。他后来回忆说:“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惊险的,也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正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摇摆过,最初我坚持惊险,后来我又倾向正剧,再后来由于某种力量的推动,我又在实际工作中向惊险方面努力,但拍摄过半的结果,我又感到它仍然是正剧的了。”事实上,正是由于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对影片风格处理的这种变化,使得影片既紧张惊险又富有革命乐观主义情趣,对素材处理朴素而又生动,细节设计得机智幽默,与剧情的紧张展开有机结合,在战争片中显得别具一格。

  四

  电影《铁道游击队》不仅场景生动逼真,而且片中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其实,《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原来都没有这首歌,这首歌的诞生与当时刚刚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电影音乐创作的吕其明是密不可分的。吕其明在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铁道游击队》的文学本和后来的导演本都没有这首歌,但是,我从作曲的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铁道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英雄主义的表现在戏里面是很充分的,但是在展示游击队员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篇幅却很少。所以,当时,我就跟导演提出来,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歌曲,导演欣然同意了。”

  在征得导演同意后,吕其明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部影片歌曲的创作。尽管他没有到正规音乐学院深造过,但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战争年代游击队员们的生活非常熟悉,这使他一开始就能很好地把握住片中歌曲创作的精髓。他在谈到这首歌创作时,感慨地说:“这些游击队员差不多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在这样一些游击队员的口中能唱出什么样的歌曲呢?经过一番琢磨,我觉得,在这样一些铁道游击队员的口中,只能够唱出非常淳朴、近似民歌这样亲切的音乐语言。”经过一番精心打造,吕其明终于创作出了这首传唱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曲前半部是抒情的男声领唱,后半部是快速有力的男声合唱,抒发了战士们坚定的必胜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7年,《铁道游击队》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国产片评选中,入选该年度最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