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党对大学的领导方式

　　社会上对大学自治的呼吁已久，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大学自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活力，也不可能培养出温家宝总理所期待的大师级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新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有一个表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 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这说明，在政府的决策层面，也开始在探索如何实现大学自治的有效方式。至少在认识层面，这较前已有所进步。

　　但是，实现大学自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即如何处理党和高等教育的关系、改善党对大学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不从认识和实践的层面加以妥善解决，即使细节的改革推出再多，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大学自治。目前的大学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当然没有错，但实践中的情况是“党委领导”的成分多，“校长负责”的成分少。“领导”与“负责”本来就很难区分，要落实“领导”就必须要具体“负责”，而要“负责”就必然需要某种形式的“领导”。而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党委书记作为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其职权必然向“校长负责”的领域渗透。结果，许多大学党委书记不但抓大的思想、干部工作，还抓具体的教学、科研、人事甚至后勤工作，校长负责制很难落实。这些年来大学自主权越来越少，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很大的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具体干预措施越来越多，但如从制度根源上去找，党委书记对大学校长权力的过度侵蚀也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重要因素。

　　可惜的是，《规划纲要》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其中一条明确规定：“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笔者看来，仅此一点，政校分开便难以做到，整个关于高校自主权的设想便如同画饼，因为校长要听书记的，而书记按党的纪律又要听上级的，一级一级听上去，政校如何分开？还谈何落实高校的自主权？到最后，不但大学自治实现不了，就连这次袁部长所说的学校去行政化、取消事实上的行政级别也实现不了：大学党委书记本来就是庞大行政机器上的一个台阶，不明确他的行政级别，让他找哪个上级去汇报？

　　因此，要真正实现政校分开，要真正落实大学自治，就必须改善党对大学的领导方式。当前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宪法也对此作了明文规定，但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事必躬亲，况且，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考虑到如何才能激发大学的创新与活力，有必要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下，对具体的领导方式加以改善。笔者以为，这种改善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从具体领导改为政治领导。党的领导应该体现在对高校的根本办校方针、政治路线的领导，而不是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温总理也倡导要实行教育家办校，但要产生真正的教育家，或者说要吸引真正的教育家去当大学校长，就应该对其在业务上予以充分信任，给予其按教育规律办事的充分权力。党对高校具体业务干预过多，不但可能扭曲教育规律，如果搞得不好，反而会损害了党在群众、师生中的威信，并从根本上削弱党在高校中的领导地位。

　　从同级领导改为上级领导。目前高校中之所以校长负责制难以落实，而党委书记却往往“全面负责”甚至是“大权独揽”，其原因也与具体的制度设计有关，即党委书记与校长虽有事实上的高下之分，但名义上都是同一级别的领导，都处在同一个高校，都在“一个饭碗里抢饭吃”，就势必会出现强势权力压制弱势权力、书记权力侵蚀校长权力的后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在考虑到当前现实情况的前提下，有必要作这样的调整，即校长向相应教育主管部门的党委负责，而学校党委则只起监督之责。这与“从具体领导到政治领导”的调整是相符的，教育主管部门的党委书记不具体管某一高校，自然不会与高校校长在“一个饭碗里抢饭吃”，更容易把重点放在政治领导上。而高校党委处于同级监督地位，既保证了上级党委对该高校的领导能够得到落实，又不至于具体干涉高校校长的办学自主权。

　　从直接领导改为间接领导。所谓间接领导，即意味着党不应该直接对高校发指示、下命令，教育主管部门是指导、监督和管理高校的行政机构，党的指示应该转变成行政主管部门的政令形式下达，从而把党与高校的关系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在党和政府下大力气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重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否则就容易让“重大措施”变成“形式主义”，使改革变成走过场。如何处理好党和高等教育的关系，改善党对大学的领导方式，无疑就属于这样的深层次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归根到底，党对高校的领导不在于管得多还是少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管得好还是差的问题。管得再多再具体，高等教育质量下去了，党的领导与威信往往会因此而削弱。管得少一点但好一点，把高等教育质量搞上去了，党的领导与威信只会因此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