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与面子哲学

 
　　精神胜利法是权威人格在精神世界的体现，特别是否定人格在精神世界的体现。精神在遇到挫折时往往不同行为一起败下阵来，它寻求新的支援，继续保持胜利的姿势，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打不赢则抒情”。灾民社会永远的命运挫折生成了永远的精神胜利。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是向内求道的，比西方文化向外求道要深刻（16），这真是历史的误会；向内求道不过是“精神胜利”而已。
 
　　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先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恐怕再没有比这个词更能表现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了。多年来，它安慰着灾民的心灵贫困，使人的精神没有同生活一起被灾变埋葬。它为防止中国人的精神疾病——虽然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疾病——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人的确没有西方人那么多的精神病，也没有那么高的自杀率，这要归功于精神胜利这个法宝。
 
　　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不胜枚举，但常见的基本上不出以下几个公式的范臼：
 
　　1、虽然你A，但我B。
 
　　A 自然是事实，而且显然是我不如人的事实，B是是杜撰的，或是“精神文明”。这个判断很难证伪，因为它是纯主观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阿Q说：“虽然你打了我，但是儿子打老子。有人说：“虽然我饥饿贫穷，但是我道德高尚”，或“虽然你有物质文明，但是我有精神文明”。文革时有口号说：“虽然苗比草好，但是社会主义的草比资本主义的苗好”。
 
　　2、虽然你现在A，但是我过去也A或将来A或将来会更A。
 
　　“我”的A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想象，或在事实基础上的夸大。如：美国建国才200年，而我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成吉思汗也打败过列强并打到了多瑙河边。尽管现在我们贫困，但我们将来是要进入共产主义的，你们等着嫉妒吧。季羡林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盛洪先生已经在积极准备，准备让中国文化“为万世开太平”，救世界文明于即倒。最经典的是：我们有四大发明，虽然是过去。胡风把这种心态说得很透：“象现在的一些学者那样，只是夸说我们古人卜的卦怎样神妙，做的梦又怎样离奇，想又这引起外国人的恐惧，虽然美其名曰建立‘自信心’或‘大国之风’，但其实不过是‘中落之胄’即破落户的一副可怜相。他对自己的实力一无所恃，也一无所信，只好夸耀祖先的光荣，犹如破落户，被人轻视，又无谋生能力，只好诉说祖先的富有或显贵，希望在人前讨一点信用，保住一点地位。”（17）
 
　　3、虽然现在你比我强，但你是从我这里（过去）学来的；虽然我比你差，但是是你影响我的。
 
　　鲁迅把这种论调称为“古以有之论”。什么文官制度、科学自由民主人权，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早是我们玩剩下的了。你们的宇宙飞船用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驱动的；登月计划有中国人参加。“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18)“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19)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奋斗》中也曾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20）对这种这完全是大言不惭的“爱国主义”，福斯特挖苦说：“‘德意志万岁’，说穿了只是欠文化教养的官僚之梦”（21）事实上，“古以有之论”在中国不过是引起注意的精神胜利法，它的功能是通过“解释”落后的外在原因来“战胜”落后：要是没有你们的殖民主义我们今天早就象美国一样称霸世界了，而且比它神气。
 
　　4、虽然我有缺点，但你也有，或至少你过去也有，或虽然我有这个缺点，但你有另外一个的缺点。
 
　　当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总能在媒体上发现国外某些地方也遭了灾。在人权问题上，经常援引的辩护逻辑是：我们对不起中国人，但你们历史上也对不起过中国人；中国有人权问题，哈哈，美国也有人权问题。（发现对方的“问题”并不激起我们的同情，而是让我们兴奋：发现能证明我们不是唯一的坏人的证据的兴奋）而且他们有同性恋、爱滋病以及臭虫。
 
　　5、酸葡萄心理——我根本不在乎也不喜欢你那个优点。
 
　　慈僖说，火车有什么好，轿子既安全又舒服。
 
　　6、虽然我很差，但还有比我更差的。
 
　　谢谢非洲！
 
　　7、连别人都说我们好了，连别人都说他们自己不好了。
 
　　拿破仑的“睡狮”论安慰了多少国人啊，尽管它是在“黄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告诫欧洲人将来有一天中国人会象捏死苍蝇意义捏死他们。于是我们摩拳擦掌等待着这一天。李约瑟是好人，他都被我们的科学“迷”住了。后现代主义在亚洲也赢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就是因为它激烈批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并恭维了他们并不理解或并不诚实地理解的“东方主义”或“亚洲价值观”。他们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批评当做西方制度存在缺点的证据，其实，允许文化批评正是西方制度的优点。
 
　　8、“以恶骄人”。我这么不幸，你有吗？我这么凶残，你敢吗？我这么愚蠢，你能吗？
 
　　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用一种奇妙的逻辑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命题：由于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血，充满痛苦，所以我们民族具有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用作者的口吻讲，就是：我们牛逼，因为我们痛苦。“中国便是野蛮的好。”（22）这可真是天下奇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的民族的特征？……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23)作者要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因为这“工地”上充满着“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作者不仅自己“歌颂”，还要涤清“普遍的怨恨情绪”，让这“普遍的怨恨情绪”变成普遍的对怨恨的歌颂。作者还要是要歌颂“上述”“黑暗”，因为“黑暗”能够“丰富”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按此逻辑，希特勒先生就如此这般地“丰富”着犹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这般地“丰富”着南京人民的感情，五千年的灾民暴政如此这般地“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感情！这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鼓吹中华民族必须象狗一样生活他才觉得中华民族感情丰富了？才体现了“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作者嘲笑美国人肤浅、无知，因为美国历史短，“美国人太年轻”，可是随即又自豪地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才40年，年轻而充满活力。一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与其优秀与否有必然联系吗？然而究竟是历史长一些好呢，还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娇滴滴的美国人”，心灵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蕴”：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国佬的屁股，“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抽紧了”。因此，作者认为，阿Ｑ看杀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那体现了民族的坚强。为了让作者不断“坚强”，感情日益“丰富”，有必要不断打他的屁股，让他居住在“欺诈、愚昧、疯狂和黑暗”之中。“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记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24）显然，一切炫耀武力的做法都是令人鄙弃的，但炫耀人口并非光彩。鲁迅就这种论调批评说“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25)现代牛二们更“牛”了，因为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了！作者无非想说：我们不怕死人，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死得起。人口种多有如此妙用为何又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呢？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自卑精神而不是进取精神，特别是它是极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别人的不幸或弱点的存在是证明他的优点的唯一证据，于是他乐与发现人类的不幸，并嘲笑苦难和弱者，甚至幸灾乐祸。它也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人道灾难，但其动机与一些人道组织的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发现“也”存在行凶者而取得内心平衡，而不是发现受害者以施以援助。 
　　精神胜利法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外国译著的中文序中“战胜外国作者”，这是极端卑鄙的。通常的做法是对作者进行“立场分析”来“压倒”作者，而后就以居高临下的姿势告诫读者“批判地阅读”。他这样战胜了外国人，仿佛虽然我们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们仍然比你们正确，比你们更了解事务的“本质”。这已经形成了八股，几乎所有的外国著作与中国读者见面都无一幸免于难。这是典型的文化流氓作风，它把中国人打扮的象一个死不认帐的文化窃贼。
 
　　如此做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讲面子”。“讲面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胜利，它是一种虚荣心，而且是不可能满足但必须显得已经满足了的虚荣心。既然事实上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它就对别人的看法异常敏感，于是它强迫要求别人尊重;强制别人尊重，这就是面子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得到的不是尊重本身，而是尊重的形式。这种有缺陷的尊严进一步强化了它对形式的苛求。毫无疑问，越是缺乏自尊和自信的人，越是爱面子。面子哲学通过礼仪实现，因为它强调这个形式，并只能寄托于形式。于是，对各种形式主义的仪式的重视，就成了灾民社会的普遍追求，在民间，婚丧嫁娶大肆铺张，在政府，庆典盛大，甚至丧事作喜事办。由于缺乏实质内容，仪式活动必将堕落为一种经济行动：收取礼品和记录奉献者与反对者的名字以便回报。面子哲学沦落到这一地步，已经在形式上因而是完全的否定了自身，道德彻底堕落为“形式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