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统先《回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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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统先及其《中国回教史》
2009-12-21 09:54
作者简介：王伏平(1971－)，男(回族)，宁夏青铜峡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回族史研究。 　　 　　《中国回教史》一书，是已故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教育学家、著名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傅统先(1910－1985)先生于1937年撰写的一部与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齐名的民国时期(191l－1949)回族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回教史》是商务印书馆组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从此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正式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系列，进入当时中国的学术殿堂。此后，台湾、日本多次印刷、再版此书，成为国外从事中国回族史及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及引用的著作。2000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根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繁体竖排本，经过对繁体字、异体字及个别明显的错误之处进行了编辑修改后正式出版发行。此书的重新出版，对推进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研究以及中国回族史学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傅统先先生，经名麦斯欧德(意为“吉庆”、“幸福”)，祖籍云南澄江，1910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小商人家庭。小学和初中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湖南省立第二中学。1925年秋，傅先生初中毕业后，带着母亲节衣缩食而积蓄的50元，只身来到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就读高中，时年15岁。傅先生为节省费用，寄居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内，日间到学校上课，早晚均在小桃园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教义，并经常随中国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德成阿洪习读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籍。当时，傅先生除了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教义外，还阅读了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的一些汉文译著，如《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性理》等，深受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其间，傅先生还以读经班学员的身份参加了由哈德成、达浦生、伍特公、沙善余等中国著名回族穆斯林人士创办的上海回教学会。 　　1926年秋，傅先生离开上海民立中学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附属高中。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秋，傅先生辍学入上海美孚洋行做练习生。1928年秋，傅先生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在大学期间，傅先生潜心于伊斯兰哲学研究，1931年，傅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追求中的真宰》连载于《月华》(北平出版)上，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学者首次以黑格尔哲学探讨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力作。1932年，傅先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毕业，其间完成了长达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认识论》一书，引起国内外哲学界的重视。还应邀出席了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大会上宣读了《知识的组织》一文，阐述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乃是一种完整的连续发展的过程。 　　1929年6月，傅先生同回族青年鲁忠辅、陆昌洪等一起创办了以“宣扬宗教，发扬教义，注重青年道德的培养，唤起教友团结精神”为宗旨的伊斯兰文化社团——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1929-1933)，由哈德成、达浦生、哈少夫为研究社指导员。主编社刊《回教青年》(月刊，1932年停刊，共出版12期)。1932年10月，傅先生参加了上海穆斯林反对北新书局及《南华文艺》侮辱伊斯兰教事件的斗争。1933年，傅先生与回族青年鲁忠翔、王义等创办了上海穆斯林刊物《改造》，以宣传伊斯兰文化。 　　1934年，傅先生与至友王义、鲁忠翔两先生深觉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思想有发展的必要，就共同商议具体办法，曾作下列各项主张的宣言： 　　(1)以逻辑方法整理伊斯兰教(回教)经典并予以新解释，以发展为一种精密之理论系统； 　　(2)介绍世界思潮，使教徒(穆斯林)明了现代思想趋势及认识历来各大思想家之生平及其理论，以为研究宗教问题之参考； 　　(3)以伊斯兰教(回教)精神贯彻一切社会事业，宗教家之眼光不应关闭于宗教范围之内，而应插足于整个社会之中； 　　(4)中国回教徒(穆斯林)为中国之国民，而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风俗礼节，如此种风俗礼节不违教规者则中国回教徒(穆斯林)应从其国俗。吾人不愿以阿拉伯或波斯风俗代替中国风俗，但愿真正之伊斯兰教(回教)精神改善中国原有不合理之俗习； 　　(5)灌输中国伊斯兰教(回教)有志青年以最新之知识，以最有效之教育方法，造成将来领导回教徒(穆斯林)之师资； 　　(6)统一全国伊斯兰教(回教)团体，订定整个伊斯兰教(回教)经济之具体计划，以辅助中国一切伊斯兰教(回教)社会文化事业之发展； 　　(7)宗教家应富于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免除固执之心理，保持宽容之态度，以接受一切合理之见解。伊斯兰教(回教)应培植科学人才，以为发展一切宗教事业之基础； 　　(8)以优美之文艺辅助宗教情绪。 　　当时傅先生等人本欲于真美善三方面发扬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因时机不成熟，再加上没有得到有识之士和广大穆斯林的支持，最后事与愿违，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 　　1934年，傅先生还同鲁忠翔、马天英、王义、马辅国等回族青年知识分子“鉴于中国伊斯兰文化低落，学术空气暗淡”，发起组织了伊斯兰文化学术团体——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傅先生任常务理事(协会总干事为鲁忠翔)，并编辑出版“中国回教文化丛书”，创办上海回民职业补习学校(傅任教务主任)。同时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授课。1935年夏，在国立暨南大学附设实验学校任副主任。1937年2月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王云五先生之约，撰写《中国回教史》，同年7月完稿，书成后“哈德成教长、沙善余先生于盛夏代为审定原稿”，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依据正史资料写成，“按代编制”，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贡献均作了详尽的阐述，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1940年秋，傅先生任正风文学院英文教授，并先后兼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哲学、教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1942年获圣约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被聘为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时我的思想开始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和实在主义。”课堂上除讲述应用主义教育思想外，“还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并介绍苏联的教育科学”。1946年秋至1948年8月经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先生推荐，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7年春傅先生参加上海回族青年联谊社，任理事。1948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中图分类号：B969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o1－0115－04 　　收稿日期：2006－1O－19 　　作者简介：王伏平(1971－)，男(回族)，宁夏青铜峡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回族史研究。 　　 　　《中国回教史》一书，是已故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教育学家、著名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傅统先(1910－1985)先生于1937年撰写的一部与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齐名的民国时期(191l－1949)回族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回教史》是商务印书馆组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从此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正式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系列，进入当时中国的学术殿堂。此后，台湾、日本多次印刷、再版此书，成为国外从事中国回族史及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及引用的著作。2000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根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繁体竖排本，经过对繁体字、异体字及个别明显的错误之处进行了编辑修改后正式出版发行。此书的重新出版，对推进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研究以及中国回族史学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傅统先先生，经名麦斯欧德(意为“吉庆”、“幸福”)，祖籍云南澄江，1910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小商人家庭。小学和初中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湖南省立第二中学。1925年秋，傅先生初中毕业后，带着母亲节衣缩食而积蓄的50元，只身来到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就读高中，时年15岁。傅先生为节省费用，寄居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内，日间到学校上课，早晚均在小桃园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教义，并经常随中国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德成阿洪习读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籍。当时，傅先生除了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教义外，还阅读了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的一些汉文译著，如《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性理》等，深受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其间，傅先生还以读经班学员的身份参加了由哈德成、达浦生、伍特公、沙善余等中国著名回族穆斯林人士创办的上海回教学会。 　　1926年秋，傅先生离开上海民立中学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附属高中。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秋，傅先生辍学入上海美孚洋行做练习生。1928年秋，傅先生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在大学期间，傅先生潜心于伊斯兰哲学研究，1931年，傅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追求中的真宰》连载于《月华》(北平出版)上，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学者首次以黑格尔哲学探讨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力作。1932年，傅先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毕业，其间完成了长达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认识论》一书，引起国内外哲学界的重视。还应邀出席了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大会上宣读了《知识的组织》一文，阐述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乃是一种完整的连续发展的过程。 　　1929年6月，傅先生同回族青年鲁忠辅、陆昌洪等一起创办了以“宣扬宗教，发扬教义，注重青年道德的培养，唤起教友团结精神”为宗旨的伊斯兰文化社团——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1929-1933)，由哈德成、达浦生、哈少夫为研究社指导员。主编社刊《回教青年》(月刊，1932年停刊，共出版12期)。1932年10月，傅先生参加了上海穆斯林反对北新书局及《南华文艺》侮辱伊斯兰教事件的斗争。1933年，傅先生与回族青年鲁忠翔、王义等创办了上海穆斯林刊物《改造》，以宣传伊斯兰文化。 　　1934年，傅先生与至友王义、鲁忠翔两先生深觉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思想有发展的必要，就共同商议具体办法，曾作下列各项主张的宣言： 　　(1)以逻辑方法整理伊斯兰教(回教)经典并予以新解释，以发展为一种精密之理论系统； 　　(2)介绍世界思潮，使教徒(穆斯林)明了现代思想趋势及认识历来各大思想家之生平及其理论，以为研究宗教问题之参考； 　　(3)以伊斯兰教(回教)精神贯彻一切社会事业，宗教家之眼光不应关闭于宗教范围之内，而应插足于整个社会之中； 　　(4)中国回教徒(穆斯林)为中国之国民，而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风俗礼节，如此种风俗礼节不违教规者则中国回教徒(穆斯林)应从其国俗。吾人不愿以阿拉伯或波斯风俗代替中国风俗，但愿真正之伊斯兰教(回教)精神改善中国原有不合理之俗习； 　　(5)灌输中国伊斯兰教(回教)有志青年以最新之知识，以最有效之教育方法，造成将来领导回教徒(穆斯林)之师资； 　　(6)统一全国伊斯兰教(回教)团体，订定整个伊斯兰教(回教)经济之具体计划，以辅助中国一切伊斯兰教(回教)社会文化事业之发展； 　　(7)宗教家应富于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免除固执之心理，保持宽容之态度，以接受一切合理之见解。伊斯兰教(回教)应培植科学人才，以为发展一切宗教事业之基础； 　　(8)以优美之文艺辅助宗教情绪。 　　当时傅先生等人本欲于真美善三方面发扬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因时机不成熟，再加上没有得到有识之士和广大穆斯林的支持，最后事与愿违，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 　　1934年，傅先生还同鲁忠翔、马天英、王义、马辅国等回族青年知识分子“鉴于中国伊斯兰文化低落，学术空气暗淡”，发起组织了伊斯兰文化学术团体——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傅先生任常务理事(协会总干事为鲁忠翔)，并编辑出版“中国回教文化丛书”，创办上海回民职业补习学校(傅任教务主任)。同时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授课。1935年夏，在国立暨南大学附设实验学校任副主任。1937年2月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王云五先生之约，撰写《中国回教史》，同年7月完稿，书成后“哈德成教长、沙善余先生于盛夏代为审定原稿”，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依据正史资料写成，“按代编制”，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贡献均作了详尽的阐述，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1940年秋，傅先生任正风文学院英文教授，并先后兼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哲学、教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1942年获圣约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被聘为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时我的思想开始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和实在主义。”课堂上除讲述应用主义教育思想外，“还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并介绍苏联的教育科学”。1946年秋至1948年8月经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先生推荐，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7年春傅先生参加上海回族青年联谊社，任理事。1948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教育哲学，旁听教育心理学。1949年夏再次获文学硕士学位。1950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秋，傅先生回国后进人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结业后，赴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翌年出任教育系主任，并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委。1979年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当选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教育研究》杂志编辑委员，山东省教育学会名誉主席。1980年11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教育专家会议。 　　1985年3月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归真，享年75岁。傅先生归真后，上海伊斯兰教协会评价道：“傅统先教授是回族著名学者，青年时代就从事伊斯兰教史研究，曾主编回民刊物《改造》，撰著《中国回教史》；支持哈德成、达浦生大阿洪兴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兼任该校教学工作，为发展上海的回民教育和伊斯兰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傅统先先生一生，著述颇丰，除《中国回教史》外，还涉及到哲学、教育学等内容的多部撰著、译著等，如《认识论纲要》、《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美学纲要》、《哲学与人生》、《哲学概论问答》、《教学方法讲论》、《怎样教育子女》、《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考夫卡)、《生命与自然》(怀特海)、《经验与自然》(杜威)、《现代哲学倾向》(培里)、《自由与文化》(杜威)等等，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 　　 　　《中国回教史》是傅统先先生于1937年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王云五先生之约撰写而成，同时也是对民国时期顾颉刚、白寿彝等先生有关伊斯兰文化建议的响应。傅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本年(1937年)二月中旬王云五先生为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事，嘱写中国回教史一书。著者以非所擅长，未敢率尔操觚，乃就商于哈德成阿衡、沙善余先生。二君均以商务印书馆之重视中国回教引为欣幸，力促予任此工作，并允供给材料，担任校对。著者亦为贯彻数百年来发展中国回教文化之素志计乃毅然草成此书，欲随诸君子提倡之后，对于振兴回教文化之理想，作一具体表现之开端，愿全国教友勉促其成。 　　《中国回教史》完全是以客观之态度，根据正史及可靠的材料按代编制的，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及中国回族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贡献均作了详尽的阐述，全书共7章。第一章“回教与穆罕默德”，叙述了伊斯兰教的兴起、先知穆罕默德始传伊斯兰教的过程以及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在论述伊斯兰教兴起时提出“穆罕默德为一社会改造家，为一复兴宗教之伟人。无论其在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均有极大之影响”。本章末，傅先生还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诸如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等一些现象进行了简略的论述，认为中国穆斯林“系中华民族之信奉伊斯兰者，或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其他民族侨居中国而其一般之生活习惯已为汉人或未为汉人所同化之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自唐代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等时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回教史》对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大活动和事件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并把中国伊斯兰教史发展的特征概括为：唐宋时期以穆斯林经济上新生为特征；元明以穆斯林政治上之兴盛为特征；清代以经济、政治之衰落为特征；民国以来则以思想文化趋于复兴为特征。《中国回教史》以“回教人华对于西方文化上之贡献”、“回教对于宋代文化上之影响”、“回教对于元代文化之贡献”、“回教徒在元代文学上之地位”、“回教徒对于元代美术上之贡献”和“回教对于明代艺术上之贡献”等为专节，对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将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传人阿拉伯及西方，元代穆斯林在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军工(回回炮)、文学艺术、书法、国画等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明代穆斯林在历法、航海、瓷器艺术、建筑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贡献等进行了论述。认为伊斯兰教对于明瓷之贡献，“在质料上则有回青，在装饰上则有回回文字，其质地高尚，至今尤传为珍品”。 　　关于伊斯兰教妇女问题研究，《中国回教史》也有专节论述。在“元代之回教妇女”中论述了元代伊斯兰教妇女的基本情况，并介绍了烈女丁月娥的事迹。“回教妇女，依照古礼，颇不易为外面其他人所得见。妇女无宗教团体，妇女不能举行聚礼。……元代有名月娥者为学者丁鹤年之姊，其信奉回教无疑。……既而寇群起，据豫章。上游而下，势张甚。月娥挟诸妇女避郡城。未几寇果至。城陷，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亦相与死水中者，凡九人。父老议日：‘十节同志死，不可异圹。’乃于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葬焉。……实为回教中难能可贵之女子。” 　　在中国内地，从唐代至明代中叶，“即从7世纪到15世纪，这800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明末清初，随着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北，陕西著名回族伊斯兰教经师胡登洲(1522－1597)目睹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局面，开创了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此后，经堂教育在各地得到迅速传播，由于各地域的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不同，对经籍推崇和对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重视程度的差异，形成了陕西、山东、云南等不同的学派。陕西学派由胡登洲所创，主张“精而专”，以“认主学”为重，在语言上倾向于专攻阿拉伯文。山东学派以常志美、李延龄为代表，擅长《古兰经》注释和波斯文经典，主张“博而熟”，讲经则受苏非主义影响较深，教学制度和教学方式较严。云南学派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重视阿拉伯文教育，诠释了许多阿拉伯文、波斯文经籍。在江南，以王岱舆、刘智、张中、伍遵契为代表的“回儒兼通”的伊斯兰学者顺应民族历史的发展趋势，为了“阐正教于中华”，他们着力于“以儒诠经”的方式来汉译伊斯兰教经典。代表作主要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择要解》、《天方至圣实录》、《天方字母解意》等。汉文译著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国儒家文化历史上第一次对话、交流和融合。它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中国回教史》以“明代之回教学者”和“中国回教之学术”为节，对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汉文译著“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之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 　　民国时期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许多著述如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陈垣的《回回教人中国史略》、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和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等都只述至清代，均未论述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唯有《中国回教史》述至民国(1937年前)。《中国回教史》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组织、伊斯兰教教育、《古兰经》的翻译、伊斯兰刊物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这是“本书的突出优点”。通过阐述，认为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已由历来无统一之组织而趋于有组织；已由阿拉伯文之教育而趋于中国本位之教育；已由原版经典之诵念而趋于《古兰经》之翻译；已由不宣传而趋于扩大宣传”。 　　《中国回教史》还对回族伊斯兰教人物、明清中央王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以及清代各族穆斯林的反清自卫斗争进行了论述。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及资料缺乏，书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回教人口统计表”所列中国穆斯林人口不实。还有“回教与中国军事政治之关系”一节后半部分，以长篇文字攻击1936年的红军西征等实属与该书学术内容无关，成为该书的不足。 　　总之，从史料的运用，全书“按代编制”的结构和内容来看，《中国回教史》不失为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著作。
王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