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的扫黄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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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






        北平解放后，毛泽东指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长罗瑞卿一夜之间扫平北平妓院，269位妓院老板被一网打尽。然而，要改造妓女绝非易事。这些被收容的妓女大多患有性病、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而且大多数人都有毒瘾。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况且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除矛盾，改造妓女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

大连最先发起禁娼运动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大连地区登记在册的妓院有30多家，多集中在小岗子一带，有妓女700多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私娼，据估计，私娼的数字在2000名左右。由于经济萧条，妓院的生意也难以维持，有些妓女迫于生计相继离开了妓院。但是过了1946年春以后，经济开始复苏，娼业又开始回流，解决妓女问题成了新政府的一件大事。   旧上海3万妓女接受改造
         1949年　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政府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向政府控告他们。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注册妓院减为72家。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都在闹情绪。
　　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定报告。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改造。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的。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
　　1956年3月，妇女教养所先后将所内经过初步改造的妓女1560人，遣送白茅岭农场移地教养和安置。她们在那里继续接受改造，逐步转为国营农场场员（职工）。1956年，甘肃省同意上海移送一批符合条件的妇女去该省参加农业建设。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罗瑞卿一夜扫平北平妓院

　　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国的娼妓史也有三千年，北京的妓女尤其多，最著名的就是八大胡同了。不过，建政后，曾一夜扫平了北京的妓院。
　　解放军进驻北京前，罗瑞卿被任命为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为司令员。解放军进驻北京后，罗瑞卿又被任命为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长。罗瑞卿担任的公安部长，可以说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一任公安部长，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军队编制，而不是现在的国务院系统。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发文，明确公安部设置在军委，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紧接着，7月8日、7月29日，周恩来两次召开中央汇报会议，研究公安部设置事宜，命令罗瑞卿在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协助下，立即着手建立公安部。
　　不久之后，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当即表示，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长，在北京市集体办公会议上向市局的处长、分局长们宣布：“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立革命的、健康的新社会，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同时指出，采取封闭妓院的行动，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方面的行动，“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作出决定后再办。”
　　按照罗瑞卿的意见，在这次办公会议上，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急送市人代会作出最后决议。
　　封闭北京妓院的工作由北京市委民政局、妇联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长罗瑞卿担任，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与此同时，成立了由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之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听完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罗瑞卿在当夜8时行动前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已经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对他们进行“软禁”，指出他们的罪恶，要他们向人民和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老板、领班一个个闻之呆若木鸡。
　　罗瑞卿是用打仗的办法来行动的。围而攻之，一举拿下。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警察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警察把守，胡同里有警察巡逻，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随后，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哇哇叫声一片。当时对妓女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政府提供妓女的生活出路。
　　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向周恩来汇报封闭妓院的行动结果。罗瑞卿在电话里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的战果：全北京的妓院老板269人、领班185人“一网打尽”，全部在各区看押着，让他们等审查后分别处理。全市1268名妓女已经集中起来，在韩家潭八个中进行教育改造，并帮助她们另谋正当的生路，集中工作很顺利，秩序很好。周恩来告诉罗瑞卿，毛泽东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毛泽东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
　　罗瑞卿关闭北京妓院，只是消灭妓院的第一步。当时，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达七千多人，人口比例高达1：137人。因种种原因，上海并没有采取“北京方式”。           当时除了北京、上海的扫黄模式外， “天津方式”也让一些城市借鉴。“天津方式”就是先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娼妓的进一步发展，等时机成熟后再封闭残存妓院，即“寓禁于限”。
　　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当时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而且当时依附于娼妓业糊口的人数太多，直接取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鉴于此，以天津为代表的部分城市采取了“寓禁于限，逐步改造”的措施。
　　为了加大对妓院和妓女的管理力度，一方面对妓院进行重新审核登记，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其发展，规定以现有的妓女人数为限，妓院不能再私自扩大妓女人数，并且严厉禁止妓院老板打骂虐待妓女。
　　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采取了“麻烦嫖客”的办法，加强了对嫖客的登记与检查，致使许多嫖客因害怕暴露身份而不敢再光顾妓院。以上限制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妓院由于生存越来越困难而纷纷转业或歇业，数量大为减少。如1950年4月，西安市的妓院由解放时的375家降至240家；天津从解放到1950年1月，妓院减少了213家。随着娼妓数量的逐步缩减，各城市先后于1951年到1953年之间选择适当时机对残存妓院进行集中查封、取缔。   妓女改造的隐秘档案

“你们不是说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党娶我吧……”这个妓女没想到党不逛妓院，而且听说要取消妓院，“所有妓女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这些妓女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

  上海解放后妓女改造的隐秘档案

        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改造。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你们不是说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党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党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所有妓女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妓女……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妓女之一。  新中国改造外国妓女纪实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旧上海一家东洋妓院的招牌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日侨聚集区，这里曾云集着许多家东洋妓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催生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西域葡萄”进入中国
　　在旧中国，外国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妓女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妓女有可能达万人之多。
　　旧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妓女统称为“西域葡萄”。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各国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备受摧残。
　　东洋妓女沦为日本军妓
　　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密布的东洋妓院已成为上海邢家木桥、虬江路一带的独特“景色”。上海的日侨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叫“东和馆”的歌舞伎馆。考虑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仅来上海几次，“东和馆”被设计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剧场，四周是相互隔离的单间。如有大型演出时，单间的门就全部打开，成为看戏的包厢；平时则关上门出租给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一些士绅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日本“有以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军大量增兵上海，为了稳定军心，上海的东洋妓女常被带入日军军营“慰安”士兵。同时，日军也允许士兵在节假日赴东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东洋妓院叫做“军妓院”。
　　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华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国，东洋妓院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滞留上海，四处流窜谋生。   白俄妓女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难民转道中国东北南下上海。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欧洲人开设的公司里寻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苟且偷生，一些白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欧洲人开设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厅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们的收入甚微，那些原来在本国生活条件不错的白俄妇女心情不畅，精神压抑，很多人为解愁而染上了烟瘾、毒瘾，其中不少人为了支付生活开销而从事公开或半公开的卖淫活动。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业和娱乐业，不少舞厅相继关闭，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在上海发行的俄文报纸曾报道称，在当时的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以及外滩，到处都是睁大眼睛、猎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1935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际联盟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妓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偶有卖淫者约有145名，其中80％为本地酒馆所雇的舞女，最年轻的仅有16岁。白俄妓女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各国侨民纷纷逃亡，白俄妓女失去了主要客户，数量大为减少。日本投降后，大批美军进驻上海，这些常年在外征战的美国大兵迫切需要异性的“安慰”，结果带动了在沪外国娼妓业的繁荣，大批白俄女子又重新干起了妓女这一行。

　　人民政府让外国妓女“从鬼变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中国的外国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继续从事交易。在这股不良风气影响下，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于是，新中国开展了改造妓女的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封存了外国妓女的资料，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国妓女的具体数量，但改造的结果相当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有外国妓女的踪迹。她们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无论是上等妓院中的锦衣玉食，还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躏，都摆脱不了被凌辱的命运。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中国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这些外国姐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随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清理了妓院，随后开始解救改造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据当时的一位妓女回忆：她们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政府一边给她们治病，一边组织她们学习。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没有家人的，政府组织她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时来到新疆的，后来还在那里组织起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就有一些外国妓女。这样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仅上海妇女教养所就接待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一位美国记者访问了正在改造的中外妓女以后，指着教养所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深有感触地对中国教养干部说：“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上海妓女到新疆当解放军媳妇


　　西行列车载着一大群“收容改造”的上海妓女来到新疆，明确目标就是给王震在新疆的兵团解放军战士们做媳妇，生孩子传宗接代。她们曾经只是泄欲的工具，谁又能料到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而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几十年后回访这批由“上海妓女改造到新疆当解放军媳妇”的生活，无异于写作一部关于女性的特殊史诗。军旅作家卢一萍通过《八千湘女上天山》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历史。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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