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超级主义者の《日本第一》：日本崛起和可持续发展源于企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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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2005年3月15日
《日本第一》
“装穷”：日本的生存技巧
日本篇之樱花奇迹
日本的崛起之路
“韬光养晦”—日本经济实力实情
静看中日经济数字对比
日本在走下坡路吗？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洞察：不可忽视的日本
日本依然不可小视
不可低估日本经济实力
日本经济真实状况
日本经济实力相当有望成金融帝国
日本新经济实力不容忽视
日本汽车业如何积累深层竞争力
日本制造业的复兴
日本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
日本企业不败之谜
赶超美国：日本IT革命的梦
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及知识产权对策
日本经济复苏与文化政治制度改革
并非失落的十年--转型中的日本经济
论日本银行重组经营战略的变革
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新变化
日本促进产业竞争力策略分析
看日本全球经济控制战略
日本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
日本化工企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对策
日本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
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战略
重新崛起的日本
日本的重新崛起
中国资助了日本的复兴
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
日本告诉中国什么？
中国想告诉日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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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美国经济理论的传教士们轻易地相信了日本人到处宣传的论调：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萧条的十来年（1991-2001），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是，当我于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时，经历的却是繁忙的工作、奢侈的花销和大量推进中的投资项目，并未体会到衰退的景象。1996年，在公司的东京总部研修时，白天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晚上见到的是觥筹交错的生活，体会不到萧条的景象。为什么日本非常乐意接受人们大肆谈论他们的不景气呢？其背后有着非常的隐秘战略目的。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日本公司缩减财政预算，投资停滞，贸易业务量相对减少，工资不再增长，营业经费受到严格控制，不鼓励加班从而减少加班津贴。可是，当时中国国内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国营企业普遍亏损和大规模下岗。直到2003年，日本商社的繁忙景象又出现。因此，在我的眼中日本经济在1998-2002年的5年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但不是人们谈论的"失去的十年"。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来源于经济观察的视角不同。当我们引用日本国内的经济指标和体察日本经济的全球活动时，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解释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差别。
很多学者或媒体通常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发表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有意宣传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持续下降，而无视日本在海外资产和市场的不断壮大。如此一来，这给我们普通百姓，甚至经济领导者和决策者带来错误的认识和自大的心态，从而放松了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警惕，也忽略了以综合商社为特色的日本追赶型经济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发达国家通常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偷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掩盖其获取的巨大的世界财富，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其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被欣然接受。总之，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积极正视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90年代IT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膨胀，以及1997年美国通过索罗斯掀起的金融风暴成功打击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此时热烈讨论中的以日本式综合商社试点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转入了以美国式的股票和基金经济模式，期待以此成为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干。随着大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博士们成为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且美式MBA开始大行其道，都加速了中国经济改革向美国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金融理论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商业无序竞争和微观产业脱节的经济组织结构中，金融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吗？
美国模式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出现表现同时也震动日本模式。随后，日本也出现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经过一个时期的小心摸索，日本的确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不断吸收美国模式的优点。应该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转型是基于其已经完成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国民经济跻身于发达国家前列，并且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后，需要社会和国家从商业管理模式向金融管理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青年一代从重商主义向拜金主义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但是，日本并没有动摇以财团为基础的经济根基，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角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六大财团在日本经济和社会担当了"准政府"的角色。一方面，由于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者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如果仔细研究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就不难发现和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行动。另一方面，主要为本财团内部成员服务的主力银行出现了跨财团的合并，从而促进了财团企业间的合作和对外竞争的统一步伐。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力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性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其中，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80年代美国人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后，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提高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随后，美国在90年代借助其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创新机制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似乎再次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霸主。
可怕的是，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力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审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经为日本积聚原始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两次战争结局不同，但是其结果都是中国的大量财富被转移到了日本，为其后来经济复兴和崛起提供了保障。
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而且，这次崛起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仔细研究后，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再次崛起又是一次中国财富向日本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谈论的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隐藏在这次崛起背后的却是一场无形的战争，领导者不再是大日本皇军，而是如同军团一般组织和行动的财团。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企业家们和经济决策者们对这些财团的作战方式和战略部署还一无所知，一时难以招架其来势凶猛的冲击，甚至还无意中将它们作为贵宾引入家中。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衰落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向象日本六十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而且，事实也并非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入当地公司的帐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可是，如果日本综合商社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帐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两个商社合并即可。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不同文章中我提到过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基金）冲击时，却忽略了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部分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白 益 民
200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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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的二等强国。更在二十世纪末叶，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
《日本第一》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EZRA F VOGEL)称道，日本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的国土面积只及美国的蒙他州的大小，几乎不产原料，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九十五仰赖进口；又多天灾、地震、飓风、海啸、不断肆虐。人口稠密，食物缺乏，实在可算是赤贫的国家。但却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频频作出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经济上，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年间，工业化转型成功，以高品质逐出洋货，而不必采用排外运动的形式。一九零零年以后，更进一步向国外拓展市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二十几年的工夫，就从废墟中重建，一跃为第一经济大国，国民总生产毛额已超前德国，以及前苏联，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人口一亿一千五百万，是美国的一半，按人口平均值，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就更令人惊奇了。认为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现代化成功的国家”。
美国的学者拟定了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准，即知识普及，高度都市化，较高所得，社会流动等来衡量日本，无疑是成功的。尤其在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处理罪行、城市解体、失业、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等难题上，日本都能迅速渡过难关，而美国则不然。这更使老美惴惴不安。
NBC电视台专题报道的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因为美国到处充满了日本货。这是危言耸听吗？给骄傲自大的美国人当头一棒。日本获得成功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仅是西方学者的注意焦点，更是开发中国家注意的焦点。尤其是与日本有相同儒家背景的亚洲四小龙特兴味。
日本成功的事实，除了以上的基准，美国学者还提出了传统与现代衔接的问题。即是传统因素的转化。例如，德川时代“家”的意识转化为现代化“公司”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会转化为神风特攻队式的为国效忠；也转化为对“公司”的效忠。这是西方所无的，却为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所共有。新加坡、香港、台湾、固然重新提倡儒学，也对儒家松绑，邀请海外的新儒家回国讲学，优礼有加。
东方人对西方人而言，永远是所谓的INSCRUTABLE(难以捉摸)。就我个人来看，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恐怕与战后全国民心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有关，就是要争一口气。东亚历史文化上的统一，乃中国文化向东亚邻近诸国幅射的产物。中国文化具有吸引力，而诸邻则善于接受……。日本，其文化仍源自中国……演变得与中国文化形态迥然不同，竟形成一种日本特有的创作。
日本将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改变为近乎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佛教是日本流行的宗教，其形态则与中国或印度皆有不同。明治维新以前的文学系日本的独创。可是有些自中国输入的文化，如禅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后阶段中，仍为日本军人所采纳的儒家哲学(以理学的方式)，依然保持其本来的面貌。
日本古代也是以神权帝制统治天下，使民智不开，思想偏执。但到了中古武人执政，就逐渐的打破了皇权独霸的结构，虚位的皇帝，虽然至尊，但并不最强。军人最强，但并不至尊。胸中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活动，自然就不会被僵固在一端。于是人的思想意识就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有两种力量的平衡，不至于把皇帝或将军视作非人天神。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的偶然幸运……。 为了逃避“枪打出头鸟”厄运，日本吸取了八十年代因过于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击的教训，开始重新“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试图改变国际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国际形象。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GDP年增长1.1％，不仅大大低于高增长时期，也低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这是形成日本“十年低迷”、“失去的十年”认识的统计基础。
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常因缺乏透明度和具有暗箱操作性常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但日本政府照样的我行我素，照样能通过“作假”的手法，始终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日益走向萧条的国家，将自己定位在“危险”和“萧条”的边缘。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历史总结和 “学术创新”，毫无愧色地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还追加说，弄得不好还将再失去一个十年。惹得海内外舆论一起跟着唉声叹气。但明眼人还是有的，那些常去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说，他们到了日本是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萧条，日本人的日子不是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吗？
从GDP的各国比较看，1990年到2000年，日本实质GDP平均增长率为1.75%。公认为资本主义优等生的德国同期增长率为2.25%，仅比日本高出0.5%。说明日本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表现并不像人们说得那样坏。目前日本GDP为533万亿日元。如用GNP衡量，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75%；海外净资产1.5万亿美元，超过我国GDP总量；海外制造业销售额4348亿美元，与日本出口相当。1991－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年均增长3.1%，净资产年均增长13.9%，均高于同期日本GDP增幅。13他们正在默默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在日本诸多制造企业中，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丰田、日产和本田的表现尤其突出。这几家企业运营利润占销售额的比例均超过10％，远远高于大多数生产企业，而且这几家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照相器材和半导体产品生产商佳能公司的净收入1994年以来已增长了6倍，但仍在不断把资金投入技术研发领域。再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索尼和松下公司，1992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约2万亿日元，松下约5万亿日元，但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这两大企业的销售额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了，在2001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是7.3万亿日元，松下的销售额是7.6万亿日元。
日本虽然是宏观世界的弱者，但却是微观世界的“王者”。日本人在微观世界和细枝末节之处，往往具有超常的表现，能将自己的所有的潜能都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时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放弃了整体战略（产品）而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金融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们觉得日本是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从而放松对日本的警惕。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
在民族品牌上日本已经不太讲究了，当中国人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在研究如何在“细节”上继续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既用中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对于日本而言，虽然产品的核心部件乃至大部分零部件都由日本或其他国家生产，但组装的产品却是‘中国制造’。日本企业乐于‘隐名埋姓’，因为这样既减少了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又不影响获得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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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各种制度在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无疑是世界第一的。在沃格尔的眼中，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不仅如此，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在快速赶超美欧。日本企业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更是美国企业无法达到的。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1988年，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其著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写道："证券市场大跌(指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向日本的转变。"
1987年，日本的银行占世界所有跨国银行资产的35%，而1983年仅为26%，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足以让任何美欧人害怕。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各国银行来说，日本的攻势是可怕的，日本的银行以低于欧美银行的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肆抢夺客户，扩张业务。日本人的商业原则是："有钱，就要出动"。
1989年，日本人的两起收购事件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第一起收购事件是日本索尼公司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手中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在当时，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是美国影视文化的象征，其注册商标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举国上下发出了一片惊呼：美国魂被日本人买走了！第二起引发美国人不满的是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事件。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拆巨资13.73亿美元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在当时，洛克菲勒中心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美国媒体将这一收购行为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一直稳步上升，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1960年，储蓄率为17.4%， 1965年为18.5%，1970年为20.3%。
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那就是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据日本官员称，在亚洲有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例高达30%，基本上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拥有10%以上的日元储备。这些数据表明日元在亚洲的地位的上升。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日本政府已拥有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手段影响他国的经济和政治。
1986年和1987年，日本防务开支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超过了1976年规定的日本防务开支上限，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普遍不安。 从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与美国、法国和西德相比(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至少在3%以上)，日本的军费开支不高。但由于日本的GDP总量很大，所以，日本军费开支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盛和高技术的发展，日本已成为潜在的军事大国。日本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制造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日本能够生产先进飞机的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富士重工等。日本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很大,能生产坦克的企业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等企业。日本的汽车工业还能够提供雄厚的转产能力。日本是世界上造船第一大国，年造船能力约为1800万吨，有三菱重工、住友重机、日立造船等8家11个造船厂可以制造军舰。物力潜力包括各种工业品的生产、储备，对军队的供应量，民用工业转军工生产的能力，以及军工生产的潜能等。 鉴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日本政府吉田茂内阁与鸠山一郎内阁，先后制定完善了一个《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提出了二大目标：第一，力争做好产业的合理化调整，以实现不依靠“美援”与“特需”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扩大，在此基础上达到“经济自立”；第二，充分吸收迅速扩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完全就业”。
1955年，是日本经济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的分界线。而1955—1956年度GNP竟高达12%。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新目标。从1958年6月起，呈“V”形发展态势的日本经济，新一轮上升又开始了（日本人称之为“岩户景气”），历时42个月，直至1961年12月。在这轮新的上升三年中，每年的GNP都递增10%以上。
1960年12月，第二次组阁的日本新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要在此后十年内，使日本国民的收入增加一倍，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与实现完全雇用”为目标。实践执行的结果之好，却是大大超过了计划。在这十年间，GNP年均增率达10 %以上。就是在这十年内，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原计划GNP增长2·66倍，实际增长4·16倍；国民人均收入也增长了3·62倍。二者均翻了二番。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进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渡过石油危机灾难后，虽然不再高速发展了，但却仍然进入了稳步增长时期。其中GNP增长为：1975年1.4%、1976年5.3%、1977年5·.3%、1978年5.1%、1979年5.2%。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转折点。1965—1973年间的GNP平均增长为9.4%，而1973—1980年间，却下降为4%，降了一大半。日本国民的收入，也从1970年的1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688美元，增加了3.9倍。
再到1980年时，日本GNP总值便比1973年增加30%，约达到美国的49.4%，并与当时的苏联相差很近了（1980年苏联的GNP总值约为美国的54%），成为了世界第三、西方第二的的经济强国。因此，日本经济在这段稳定增长期间，虽然，增长速度较之七十年代以前为低，但由于其基础平台已筑高了，所以，它的经济发展总量，也仍是很巨大的。这段时期日本经济有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战略时期：前段（1980—1986年），重在扩大出口，以出口来大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后段（1986—1990年），则以资本输出、向外投资为日本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七十年代末，日本政府在太平正芳、铃木、中曾根三届内阁，分别制定与执行了一个1979—1985年的《新经济七年计划》，在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提出了强化“贸易立国”扩大出口这一基本国策，拉动发展日本经济。在这期间，政府对长期亏损与经营效率极差的二大国营部门——国营铁路与国营电信——进行了私有化改组，让民营资本进入，从而一举扭转了这二个行业的经营局面，不仅迅速赢利，而且，服务质量更是大幅得到提高，使消费者受益。
中曾根内阁根据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牵头所作的战略性研究《前川报告》，便进行了一番对策大调整。调整的核心有二，一是将外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变为内需主导型，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府措施。二是加快对外投资步伐，逐渐变商品出口型为资本输出型，以避开种种不利的国际贸易壁垒。同时，大力开拓新的对外贸易增长点，到八十代末，对亚洲东盟及“四小龙”等国的出口，增升到其出口总额的30%，其总额超过了美国（占总额的29%）。同时，中国也成了其第七大出口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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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拥有庞大的海外净资产12300多亿美元，且近四年来仍平均增长13％左右，增幅惊人，其规模高达GDP的26％，日本正在打造一个庞大的海外经济体系，且这个经济体系健康良好，成长迅速。经过长时间的追踪和核对，我从日本政府各部委和有关专业领域，收集到了一些经得起验证的经济发展数据：
到2000年底止，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约合32,046亿美元，相当於GDP总额的67.42％。海外净资产12,319亿美元，相当於GDP总额的26％，占到全球海外净资产的五成以上。日本海外企业(不包括金融、保险、不动产)的生产率，98年增长13.1％，99年增长12.9％，2000年增长14.5％，2001年1－6月增长19.6％。海外企业的销售总额：2000年为13,162亿美元，2001年上半预计会比前一年度增长10－15％以上。全部产品的80％都在当地销售，只有20％回销国内。
99年单是海外制造业的日方盈利就达226亿美元，比前年增长31.8％。其中北美增长82.6％，达到55.7亿美元，亚洲增长82.4％，达到57.3亿美元。在中国的利润是前一年的776.4％，在韩国的利润是前年的144.4％，在马来西亚的利润也增长到了前一年的165.9％。2000年的盈利，又在前一年度的基础上增长了12％。加上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其他非制造行业的收益，海外总收益更加巨大。
客观上日本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局雇用保险课提供给我的数据却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到2000年底止，日本真正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只有1,029万人，正式失业率只有1.59％。到2001年7月底也只有113.8万人，失业率也只有1.76％。远低於2％的正常失业水平。到2000年6月底止，该调查年度，全日本的新就业人数为361.92万人，而离职的只有346.04万人。
为了弄清这一庞大裁员行动的真实原因和人员去向，我一家一家去访问核对，落实的结果是：在总数77,000人的裁员中，有37,000人属於海外企业，只有40,000人属於国内裁员。而且国内的40,000人中，有23,950人属於正常退休，馀下16,050人主要是转岗，只有极少数无法转到外地工作的人，是采用援助自立的方式，补一笔钱后由其自己另找岗位的。除违法犯罪者之外，没有一个人是解雇或除名的。即使是海外员工，也按照国内方式作出了妥善安置。没有任何人被推向社会后企业不管不问的。
日本政府投入的景气对策资金五年的总和在100－130兆上下；每年的民间设备投资都占到了GDP总额的14.6％以上，五年累计共投资达到450兆；民间企业投入的开发研究费用也达到了GDP的4.8－6.4％，五年累计不下160兆；海外企业五年中投在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高达74,000－92,000亿美元。
日本企业花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上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例，95年至2001年是26％－36.4％。对高新产品的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水平的投资也达到平均每年15－16％，两项合计，占到其总投资的将近一半。照这样卯足劲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日本就会引领新世纪的产业潮流，再次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宰。 与一位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叱诧风云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多年来，在与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欧洲人的生意往来中，他从来没有失过手；惟独与日本人，做起来十分困难：价格、交货期、付款方式、产品质量、环保要求等等极为苛刻；一单做下来，利润微薄还算好的，一不小心就会没有利润甚至赔本。但是，他苦笑著说，他又没有理由指责日本人。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任何人都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多少流露出了和日本人作生意的畏惧。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8万亿美元，人均3万多美元；同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9万亿人民币，约为1.1万亿美元,人均900美元。就是说，平均一个日本人生产的价值，相当于33个中国人。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经济贸易伙伴国；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高技术附加值制成品，如家用电器、汽车、精密仪器等；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产品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为主。
目前，日本文盲率为零。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96.8%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将近50%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日本有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8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50年中，将此人数提到30名。科技人员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到了1986年，日本居世界第一，分别为：55.1／万人和 102.2／万人；专利申请件数日本为38.9万件，居世界第一。
据童新政博士在《日本高层看中国》一书中介绍：日本的经济是使资源的采掘、消费使用以及废弃物等派生的环境负荷发生在本土之外的经济。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为全世界首屈一指；且日本已经完全不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日本的矿山几乎已经全部关闭；其陆地矿产资源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更为可怕的是，到2000年的前5年中，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1000兆日圆，约合9万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在60万亿到76万亿之间。据我国经济学界估算，到2001年，我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36万亿到52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我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如果达不到横纲级，你根本就不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写下上面一组组数字时，笔者的心情异常沉重异常复杂。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居，其可怕之处在于其理性的国家管理、在于其成熟的社会机制、在于其国民的高素质、在于其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未来，在我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作好自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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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
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日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
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3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立制作所专务董事、国际事业部门负责人中西宏明说，日本最大的问题不是空洞化，而是生产过剩。在朝日啤酒，最高咨询主席濑户雄三称：朝日啤酒最高峰时债务达14100亿日元，而当时我们的销售额为9500亿日元。10年以后，我们的销售额是14000亿日元，负债为4000亿日元以下，10年偿还了1万亿日元的债务。
2004年日本的对华贸易赤字比2001年减少了1万亿日元以上。同时，伴随着日本企业到中国来生产，日本的高附加价值的零件、工业原材料、半导体制造装置等一系列的生产设备也大量出口中国。日立制作所专务董事中西宏明便计划把日立的研发搬到中国，用中国的人才，开发适合于中国的技术、产品。不仅仅是日立，在欧姆龙、京瓷、新日铁、资生堂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新的一轮对华投资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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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经典之作《菊与刀》中认为，日本人的文化特征，是不同于西方“罪文化”的“耻文化”，他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F.Vogel）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此书伴随日本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2000年傅高义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陈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但他解释当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他从不相信日本面临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李培林的新著《重新崛起的日本》是又一本从异国文化视角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体现了一位中国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观察。李培林指出日本不容忽视，“中国人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在他的实感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最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他通过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深层分析所做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在从不同侧面描述日本社会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后现代的东方社会、经济和教育立国中的裂变、西制和魂、融入现代的传统、工业国的田野乡情等词争先恐后地映入眼帘，这位社会学家在书中确实是如同串糖葫芦般，力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细微描述来揭示深层的文化积淀，以勾勒出日本社会运行的全貌。
日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应当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日本人也应当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看法。至于说对日本的最初印象，我觉得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混合体，是把很多矛盾的东西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来运转的机器。
来自异国的文化视角，有克服“当局者迷”的优势。以前的那几部有巨大影响力的写日本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菊与刀》和《日本第一》，是写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而且是西方人眼里的日本，我是写当前的日本，或者说是经历了90年代“失落的十年”之后的日本，是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
日本的重新崛起绝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经济上日本“失落的十年”也并不是“幻灭的十年”，日本的经济还有潜力，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日本都在追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影响力，包括在军事上想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和在政治上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可能性，一种会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日本依然是个经济强国，并且还将强盛下去。让我对于这个一直厌恶的国家下出这样的结论，多少让我不感到愉快，因为我憎恨他们的政府至今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另外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我的观察告诉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身边的日本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强国，它不是一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腐朽的国家，而且还将继续强盛下去。
在我们溶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今天，我们要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竞争，我们不要生存在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幻里。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别人也在发展，只是速度慢一点而已，可人家的发展基数却比我们大得多。不要忘记，根据日本朝日新闻2001年12月出版的日本经济年鉴中统计分析，日本1999年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4359美元，是我国人均GDP的几十倍。虽然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高速发展，不要因此就产生盲目乐观的心理。
她告诉我，日本人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满足。他们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是一种满足，是对自己今天完成公司交办的工作的满足。对于他们日本人习惯上只忠诚于他服务的公司，只为本公司服务，对本公司负责。是因为在日本一但被这家公司录用，他的一生将与公司紧密相连，从工作薪金、奖金直到最后退休金都将依赖这个公司。所以，他们可以不管国家的事，但必须要关注自己所服务公司的事情，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日本人内心最大的满足。
在我们驱车进入东京市区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中，所有写字楼办公区依然灯火通明。日本导游告诉我们日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5：30。可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为了完成手中的工作都自觉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有的甚至更晚。在十年前这种加班会有加班费，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这样的加班是没有一点报酬的。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腾飞，与其国民的这种工作精神是有必然的联系。认真地完成每一个个体的工作，这每一个“认真”的积累，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和保证。
日本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好事情的，所以希望和别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谁为主要谁为次要，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对得起公司的信赖，也要让自己能有成就感，使自己愉快。去年，日本各大公司和财团联合一起，以丰田公司总裁为首，成立“日经团”。“日经团”的任务就是加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以集团的力量开拓国外市场，也同时准备迎接一个强大的中国入世后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挑战。
很早以前在美国就传出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的说法。对中国人的描述未必正确，但对日本人的描述是绝对的准确。日本人早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用自律来服从群体利益。日本人之间也有竞争，他们的竞争是当身边有比自己强的人，首先是敬佩，然后学习他，最后超越他，使自己成为最强的人。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没有嫉妒，这种良性的竞争，带来的是更加团结，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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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开始对日本经济体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否定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忽视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背景，不深入研究日本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及其固有的缺陷，尤其是目前体制改革的方向及具体政策措施，就无法对其改革的成效及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作出准确预测。 日本认识到有必要加速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正在或将要朝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努力。
（1）金融制度改革：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业务的相互参与，鼓励金融机构的合并，建立由民间金融机构出资为主体、政府提供信用的股票收购机构，将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股票从银行转移至私人。
（2）财政制度改革：将重点用于充实信息通信、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资本；实施永久性减税，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法人实际税率降至欧美国家的水平。
（3）企业组织改革：促进外国资本的参与，调整所有权结构，解除相互持股，以加强股东的力量，使企业内部形成有制约机制的决策体系。引进连结决算、时价主义的新会计制度，并将资源集中投入到盈利部门，提高企业的资本效率，从产业和金融两方面谋求经济的“再生”。
（4）就业制度改革： 一些企业通过提前退休和中途录用的方式，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同时引进“能力主义”原则，提高工资中职能工资的比重，或引进年薪制，实行个人能力短期内与报酬直接挂钩的制度，并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从事管理工作。
（5）促进新技术革新： 政府将放宽规制，让大学灵活地调整系科设置，创设技术转让及留职创业等制度，并投入一定的开发资金，建立产、学、官相结合的研究体制，以有效地利用民间的研究开发能力。
（6）产业结构调整： 确立IT、生物工程、新能源、环保等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提出产业竞争力战略，从根本上纠正国内高成本结构，力争实现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7）经济行政改革： 着力排除国内各利益集团的阻力，在相关领域放宽各种规制，构筑更加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经济制度的国际化，以有效地应对经济的全球化。
（8）对外政策的调整：进一步拓展商品和服务贸易，与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就商品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在获得共识的前提下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从日本各类改革方案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改革还是微观层面的调整，都将在保持现有体制的合理性（即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谋求社会的平等及和谐、保持尊重人的企业经营等）的基础上，通过纠正体制缺陷和调整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提高体制的效率。日本大部分经济学家、财界人士、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工会组织支持目前的结构改革，但不赞成全面仿效美国模式，认为无视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文化背景，全盘放弃现有体制的合理部分，反而将使体制效率下降。 日本社会运转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的。请教了当地的朋友之后，他说，日本的经济运行也是井然有序的，你不要以为日本的银行坏帐很多，但是银行都在正常的运行，所有的存户，他的存款都是有保障的，万一银行出了问题，政府会出面来挽救银行。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但是我们把美国跟日本做一个比较的话，日本的富裕程度超过了美国。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小国，而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是930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是2亿多，美国的经济总量是8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总量是4.3万亿美元，比美国的一半还多一些。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券国，日本也是美国最大的债券国。
日本的经济实力可以美国相提并论，全世界的海外资产当中有一半是日本的。日本政府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日本人民可以说世界各国人民当中最有钱的人民，他是一个经济大国。“911事件”对美国当然造成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对日本本身没有直接的打击，就像911事件之后各个大国都在迅速的展开行动，格局在改变，大家在重新定位，在寻找各种机会，日本也不例外。
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很有大一部分是放在海外，就是日本已经实现了投资和生产的空间转移。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可是这一亿多人就拥有全世界海外资产的一半，这种能力我觉得以人均产值来计算，实际上是相当惊人的。它在海外的资产是3.2万亿美元，包括它的投资，包括不动产。另外，日本在海外的销售所得，这个销售所得它是不放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里的，这个去年的数字是1.3万亿美元，这比中国一年的生产总值还要大。
可见，日本的经济经营的规模以及被忽略的东西，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经济是负增长，是指它的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你应该把它在海外的生产和收入加进去的GNP，才能够反映出日本总体的情况远远不象所想象的那么差。日本的舆论在连篇累牍在讲日本的经济状况怎么不好，美国的经济状况怎么不好，可是又连篇累牍讲中国的经济状况又如何的好。 我的感觉，也包括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交换意见以后，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用这个来唤醒全民的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是日本人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日本是一个这样富裕的国家，它的整个社会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日本的住宅60％是属于自己的，日本的人均住宅面积仅次于美国。日本人的整个的生活水平是非常富足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的企业拿出巨额的研究和开发的费用，研制各种最新的，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日本人利用这种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在海外积累了非常巨额的财富，而且也夺到了广阔的市场，这是日本在打仗的时候，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时候都没有做到的。其实打仗的目的也是为了市场，为了占有资源，可是日本它在和平时代，它利用它的经济竞争和开发的能力，它做到了它当时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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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居民总存款约775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GDP总额的7倍。用它来搞建设可以让全世界翻新再翻新。
随着对外扩张的力度加大，日本产业的外移会继续增加。海外资产和海外企业的生产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与国内GDP总额持平的程度。
日本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会有进一步的提高。海外经济的收益会不断增长。只有等到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产业外移告一段落，新的产品和技术产生市场效应时，国内经济才能确保稳定增长，甚至有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但是不管国内经济是增是降，日本的GNP会稳定增长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担心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贸易额会像日本当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一样出现大幅度增长，进而挤占日本的出口市场。因此会不择手段地将汇价压到足以压制中国出口增长的程度。由于一次性降幅太大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抵制，它可能会采取逐步下降的措施，直至达到最终目的；日本要当金融大国，日元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日元降到理想程度后，它会极力去维持汇价的稳定。在未来的10来年间，日本金融领域很有可能出现先抑后扬的发展趋势，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帝国。
日本五大金融集团最近相继发表的2003年第四季度财务决算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底，这些大型金融集团的不良资产总额为10.61万亿日元，比上季度减少了1.8万亿日元。导致日本金融集团不良资产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形势好转，一些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正常，金融集团的不良资产成为正常资产。另外，金融集团还利用坏账准备金和利润冲销了大批坏账。去年第四季度，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理索纳金融集团分别减少不良资产6200亿日元、5440亿日元和5165亿日元，三井托拉斯金融集团和住友信托分别减少不良资产1060亿日元和300多亿日元。
8月12日，日本的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宣布，它们已就在2005年10月1日前进行合并达成协议。联合组建的“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在实力上将取代美国花旗银行集团，成为全球金融业的新霸主。与原来相比，新组建的三菱联合在地域分布、业务对象、经营范围等重要方面均得到明显扩展、均衡从而优化。在地域分布上，能够实现国内与国外，首都圈、中部圈和关西圈之间的均衡发展；在业务对象上，更能实现从大企业、中坚企业、中小企业到个人客户的全面发展；在经营范围上，新集团将成为以银行、信托和证券为主，涵盖投资信托、租赁、信用卡和消费者金融等所有业务的“综合金融集团”。
三菱东京合并日联还促使日本及国际金融格局发生变化，新组建的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将成为日本及全球金融业的新霸主。两大集团在协议中宣称：统合的宗旨是要打造“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金融集团”。 近期，各媒体纷纷关注美国在信息技术引导下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却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信息技术实力视而不见，或是著墨不多，似乎日本真的陷入了一蹶不振当中。其实实际情况不见得如此。
日本的信息技术实力，包括电子造业、通讯和互联网在内，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在很多领域都处於世界领先地位。比如，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日本最大的移动电话经营者NTTDoCoMo便推出了i-Mode系统，提供连续的互联网服务，通过移动电话本身，不需要个人电脑或是笔记本电脑，就可直接上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查询银行帐户，即时了解国内外新闻，还可访问内置於电话面的将近四百个网址。i-Mode一经面市，受欢迎程度连其开发者都没有意料到，目前已有三百五十万个用户，预计二000年底会达到五百万户，这个规模不仅使得NTTDoCoMo成为日本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而且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无绳数据传送用户的国家。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已让以‘做小’见长的日本充分显示了实力，而这个实力被世人忽略的主要原因在於，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长达一百零七个月的经济增长，此时恰恰是日本房地产泡破灭之时。事实证明，在电脑、电器、通讯、广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后PC时代，日本的优势实际上越来越清晰，尤其在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及关键部件的优势，可以使日本凭电子制造业之梯，摘信息革命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日本能够最终走出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後的长期衰退，则可能创造另一种‘新经济’，在这里不妨称之为‘日本新经济’，以有别於‘美国新经济’。‘日本新经济’拥有强大的现代造业为支撑，虚拟成份少些，当然市场也会稳定些。
‘日本新经济’的出现，将改变‘美国新经济’的运作模式，单凭i-Mode就可对美国互联网公司及效仿美国模式运作的包括香港和内地在内的其他地区的互联网公司提出挑战。i-Mode系统虽然没有那些不分对象的广告，但仍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申请费和对参加i-Mode的各个网址收取百分之九的回扣，而美国互联网公司的收入一般来自於网上广告，经常处於收不抵支的境况，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美国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因为如今的‘美国新经济’已越来越演变为对所谓科技股投资的狂热，尤其是对互联网的投资，以至於一些看起来与信息技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司，如服装公司、矿业公司等，只要宣布进军互联网，其股票价格立刻就可以摆脱冷遇，如脱睬之马在一天之内升几倍、几十倍。在这种狂热中，互联网公司根本不用为钱发愁，其股市价值也可以是其本身资产价值的几十倍。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一棵树长得再高，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人们不得不摒?投机成份越来越重的‘美国新经济’时，或许就是‘日本新经济’真正到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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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谋求利润靠的是积累深层竞争力，即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而我国企业多数仍停留在对价格、营销以及通过合资或模仿获得产品技术等表层竞争力的追求上。
2003年，日本11家汽车企业的销售额总计达到44.6万亿日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3.25万亿日元，连续3年更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特别是丰田公司，净利润连续两年突破了1万亿日元。而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却陷入了经营困境，通用和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部门均出现赤字，只能以汽车金融领域的利润来弥补。
在分析汽车等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制造业经营研究中心的所长藤本隆宏提出了表层和深层竞争力的概念。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表层竞争力即消费者可以直接观察、体会到的产品特征如价格、外观设计、促销手段等直接相关。因为消费者并不会看到产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以及有效率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制造企业对成本、质量和灵活性等方面的组织管理能力被称为企业的深层竞争力。
丰田生产方式，又被称为精益生产方式，已经成为被广泛学习的对象。在彻底排除浪费的核心理念下，准时生产和以人字旁的自动化是其两个中心组成部分。
准时生产，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依据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与从前向后进行生产的传统大量生产方式不同，准时生产通过看板由后工序向前工序提出生产的指令，以减少工序间的库存。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工序间保持同步而库存又减少到最低限时，某一个工序上的问题会立刻得以反映，从而能够实现对生产环节的改善。人字旁的自动化，是指一旦发现异常可以自动停止的设备运行机制，以及现场的作业者在发现问题时有权停止设备运作的管理办法。
丰田公司的高效率开发来源于其开发体制的组织能力。丰田在50年代后期就导入了主查制度，即开发项目负责人被予以强大的权限来统括全局，进行总体的协调。这种做法出现于二战期间日本军用飞机制造企业中，战后，这些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纷纷转入汽车制造业，也导入了这一经验。丰田公司在新车型设计中采取了并行设计的方式，使生产和设计部门在更早的阶段就相互交流，不仅避免了开发后期阶段重大的设计变更，也减少了成本巨大的试作的次数。丰田公司在开发效率上的竞争力，还与外协企业在零部件设计招标的早期阶段参与到开发项目中密不可分。
丰田公司的经验说明，日本汽车企业在谋求利润时走的是靠积累深层竞争力即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道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成功经验与一百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汽车设计思想相适合。当汽车的总体商品性必须通过上千个零部件在性能和结构上的协调来实现时，以丰田代表的统合型生产系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一大批成熟的公司是成熟经济环境的重要标志，具体到曾以“日本制造”重写世界经济的日本经济，制造业公司的成败是其经济兴衰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经济萧条导致了日本小企业的破产，但更多的大型公司在低迷时期积蓄了复兴的力量。
世界头号赚钱机器的荣誉被丰田汽车集团摘取。海外市场强劲增加以及成本削减措施继续使该集团净利润仍较去年同期增加29%，净利润达到2866.2亿日元。富士通日立公司和松下电子株式会社这两家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等离子电视42%的份额。在方兴未艾的数码产品领域，索尼、佳能和奥林巴斯占据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数码相机市场。
对海外战略、技术水平、生产模式、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不断突破，乃至公司治理结构的西化倾向，这一切都在表明，日本制造业正在努力找回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位置。将生产移师海外、然后以低价返销日本，面对海外的低成本竞争和日本国内高出30%的人员工资，低附加值制造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契合当前趋势，尤其是制造业。
在日本的海外攻略中，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战略要地。2003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升为21.9%，达750亿，并且，据日本外贸组织报道，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有15%属于某种“返回的进口”：将中国子公司生产的产品购回日本或销售到全球各地。渐渐恢复元气的日本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掘中国市场的潜能。
日本企业之所以在1970和1980年代排挤了它们的美国对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对其它地方发明的电子设备进行更优化的制造。日本工程师总是能够拆开一个美国设备并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但非日本企业却很难模仿他们的发明——日本企业的生产流程并不像一个设备那样容易被模仿者研究。
日本制造业公司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协调海外低成本制造和高技术优势之间的危险关系，进而开始艰难思考哪些技术需要保护，而哪些可以离开本土进行生产。东芝正努力通过在国内研发并生产核心技术产品来回应竞争，只将附加值低和劳动密集的工业转向海外。国外工厂的工人要学会把产自日本的材料与本地材料混合在一起，却对材料的成分一无所知；如果一个在海外的高级设备出现故障，京瓷的日籍工程师会在隐秘的地方对其进行修理以防止本地工人看到其结构。佳能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在描述其投资分配计划的时候表示：出于保护技术的考虑，未来三年内，佳能将80%的全球投资放在日本，包括一个拥有高端技术的数码相机厂和一个研发中心。
长期以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子公司与当地的融合能力、治理的本地化能力、甚至终身雇佣制曾被视为日本公司的弱穴处，如今的日本公司正在改变这种封闭形象。在选择海外战略时，日本公司开始加深与国外企业合作的程度。“在中国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之前，利用对方的力量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海外战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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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实力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科技基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是指该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产出能力，主要包括科技研究能力、科技转化能力和科技市场占有能力。日本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在研究开发上的民间主导型特征，决定其基础研究侧重于目的性基础研究。
日本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这一点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日本各界的不安。从80年代初起，以“技术立国”为契机，日本政府通过推进产学研的合作开发体制，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资金、人才、组织等各方面加快基础研究的步伐。今天，日本社会上下已对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形成共识。
日本在应用研究方面十分出色，这已被其经济发展的成就所证实。从以下四个指标明显看出，在应用研究方面，日本居世界第2位。1．研究开发费方面，日本仅次于美国。2．尖端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比率，美国属于技术出口大国，日本属于技术进口大国。3．在美国取得的专利数量，除美国占半数以上外，日本最多。4．制造业产值中尖端技术产品的比例，日本占首位。
把以上四个指标加以指数化，可以看出日本的应用研究虽居美国之后，但从发展角度看，应用研究能力最强，特别在半导体技术、高密度数据存储技术等信息、电子科技领域，日本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的应用研究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以引进的科技成果为基础，加以吸收、改造，达到实用化能力。如果假定基础研究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分别为100，那么，在基础研究能力上，美国的优势占62.4，日本的优势仅占6.4；在应用研究能力上，美国的优势仅占4.2，日本的优势达到70.6。
日本的开发研究以企业为主体，至今已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合作开发研究发展迅速。民间企业在确立企业战略时，最受重视的前四位都是关于企业开发研究的。民间企业开发研究体制开始向合作方面调整，注意与其他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及海外有关组织进行合作开发。日本用于开发研究的费用比率呈不断提高趋势，1992年达到61.7％，已超过同期美国的60.9％。从开发研究的内容看，日本已结束技术引进时代，进入以基础研究为依托的技术革新时期。今后，日本的开发研究将继续以企业为主，以技术创新为目标，采取官产学联合开发的形式，向尖端技术领域挑战，不断提高开发研究能力。
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实效性，使其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周期较短。日本研究开发的主体是企业，其研究开发的重点放在能迅速获得市场成效的项目上。以上这些导致战后日本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外国技术，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开发活动，保证了在短期内赶上欧美，成为战后科技商品化、产业化最为迅速和最有成效的发达国家。其次，在产、学、研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日本的产业技术迅速发展，其商品化的周期仅为5至8年。
日本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往往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采取研究开发上的承包形式，由企业集团的中央研究所研制核心技术，各承包企业承揽其余技术开发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亚洲周刊“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不久前揭盅，资料显示日本企业并没有因该国持续10年的经济衰退所拖累，众多日本企业在亚洲市场仍占重要的地位。
“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是以2001年度或最近公布的年度营业额排名，日本上榜企业数目最多，达711家，占71.1%，冠军是丰田汽车。第二是韩国，共67家企业入榜，占6.7%，冠军是三星电子。除了韩日，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较前的公司是石油、电力、能源、电讯等具独占性质行业以及国营为主的公司。
日本向来以“综合商社”为经济的主干，而这些传统综合商社的关系企业众多，而且规模都很大，也是日本企业在亚洲1000大占尽优势的原因之一。例如前500名中，共有12家以住友为名的企业，10家以三菱为名的企业，9家以三井为名的企业。韩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前500名中，有6家以现代为名，5家以三星为名，5家以LG为名的公司。
现任台湾《经济日报》总主笔的财经学者马凯指出，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目前面临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也是小公司先倒，大的企业暂时不受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不会立刻变成小公司。不满足于眼前的收益，始终把眼光放远，不断开发新产品，这是日本大企业的成功秘诀之一。
佳能总经理一上任便决心把赤字产品撤掉，一反日本企业不撤掉既有产品的传统，因为这涉及裁员问题。他把既有产品的员工转移到公司的其他部门，使公司集中发展照相机等擅长产品。“细胞生产方式”取代“传送带方式”也是佳能改革项目中的一个杰作，这有助增加员工的工作热情及创意，在2001年佳能在逆境中却有1000多亿日元盈余。
外国家电与日本产品互争市场，甚至进入日本市场，这对日本企业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威胁。但是日本人面对危机的态度却是异常冷静及清晰，以铃木公司为例，在遇到价廉的外国汽车时，他们随即“转变制造产品的观念，将产品质量的标准从过剩转为适当”，这立即使铃木公司出产的“来茨2号”降价3万日元以对抗外国货。
三洋公司却把握与竞争对手合作的机会来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该公司去年1月与中国海尔开始了全面合作，其中包括利用各自的销售网销售对方的产品。这种敢于与对方合作的气魄与斗志，正是日本企业过人之处。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中，亚洲50强排名是排行榜系列的一部分。在该项排名中，日本公司牢牢占据了前13位的所有位置。直到第14位，这种日本公司雄居亚洲天下的格局才被韩国的三星公司打破。
日本公司在该项排名中的风光无限，表明日本国内经济虽然经历着发展停滞，但日本企业的整体规模实力仍然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丰田公司在本次《财富》世界500强的排名中比去年还上升了两位，位居世界第3位。而这种成绩的取得，应该与该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合理调配资源、分散风险，充分开拓海外市场的举措有关。
从整个亚洲大公司的情况看，日本公司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丰田公司的销售量是三星公司的将近三倍，而排在前列的日本公司都与后面的亚洲其他公司保持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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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数字化日本之发端——行动纲领》，分别就网络建设、宽带服务、移动通信、图像网络、电子商务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同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IT战略本部，全面推进IT革命，在经济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把日本复兴的希望寄予IT产业。同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更为明确的战略：５年内赶上美国，成为超高速网技术大国。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有自己的特色。由于日本的个人电脑和手机上网普及率高，并拥有光纤、无线、专线等众多宽带上网方式，日本计划2002年以前发展500万宽带用户，到2005年宽带用户将发展到3000万户，这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日本通信移动产品在电子商务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预测，2003年B2B（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达到68万亿日元，B2C（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可望增加12倍。
在技术上日本也有独特的产品，如只有日本可以生产的彩屏手机、夏普附有照相功能的上网手机、全球运算最快的服务器、即将推出的一秒之内传送片长两小时数码影像的高速电信服务、可用于手机终端的高清晰度解像“系统液晶”等，均在世界上保持领先水平。
据有关部门统计，美国信息能力为71.76分，日本的信息能力为69.97分。如果说美国更重视个人和企业的冒险精神，日本则有团队精神。日本没有美国微软、英特尔那样的信息产业大公司，但有无数个公司分头开发各种信息产品，合起来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并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引擎。一方面与通讯、电子、软件等相关的信息产业自身不断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信息产业还不断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
2001年1月日本提出了“电子日本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集合政府与民间力量，迅速在重点领域寻求突破，在5年内将日本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此外，通过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价格、贸易等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赋予日本信息产业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极大的动力。
2000年7月日本内阁决定设立旨在全面推进日本IT革命的“IT战略本部”，本部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成员几乎包括了所有内阁成员。其宗旨是综合推进以全体国民能够享受IT革命带来的利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IT立国”为目标的各种措施。为促进技术产业化，日本还成立了许多半官方中介机构，如日本信息处理开发协会(JIPDEC)、信息服务产业协会(JISA)等，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研究成果，资助民间企业发展信息技术产业。这些半官方的中介结构，沟通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起到了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实际研发活动中，日本采取了“官学民协作”或“产学协作”的官民并举的组织形式。由于日本各产业90%以上的先进技术都掌握在民间企业手中，所以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研究开发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民间企业型的研究开发占绝对优势。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特许厅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对策，引导产业界进行体制及制度上的创新，从根本上摆脱注重引进欧美基础技术加以改良利用的“拿来改良型”的陈旧模式，逐步转变为以富有独创性为主的“前瞻创新型”的研发模式。将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或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源泉，以此来构筑新一轮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特许厅围绕产业竞争力与知识产权这—主题成立了专门机构——产业竞争力与知识产权研究会。研究会委员由产学研、经济、法律界等有关部门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研究会召开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个框架式战略目标。具体要点如下：
·以技术为先导，强化产业竞争力，对创新技术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构筑有效的利用制度；·以大学等研究机构创造的新技术为支撑，建立培育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创业制度；·为了确保海外的产业竞争力，加强仿制品等对日本知识产权侵害的打击力度，提高国际性专利的申请，降低企业的负担，加强国际间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协调；·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必须确立对数字信息资源等的保护及流通的健全制度。
1997年以后，日本参照美国的一些做法，从司法、行政及对外政策等角度，制定了重视专利的相关政策。健全了法院专门处理纠纷的体制，通过专利法的修订，使侵权行为和损害的取证更容易。审查标准的修订，切实保护了尖端技术等，营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转让的外部环境，并实施了防止仿制品的对策。1997年还实施了专利流通事业，促进了处于休眠状态专利的激活。
日本虽已引入了产学合作政策，也建立了技术转让中介机构制度，但大学的技术专利的形成及技术转让等与美国相比明显滞后。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学的发明创造其归属，应由“研究人员或国家”转变为“大学和技术转让中介机构”，促进大学专利的顺利转让；·加大对大学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建设的指导；·减轻大学、风险投资企业等负担过重的律师费用，充实必要的补偿机制；·对大学和企业所共有的专利，形成一种恰当的专利共享形式的契约式惯例。
随着当今人才的流动及网络化趋势的加快，企业经营秘密很容易流向国内外的竞争对手，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强化经营秘密的民事补救措施，应由产业结构审议会研究提出。在2003年修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强化企业经营秘密的保护。此外，有关省厅应研究是否有必要引人刑事罚则，防止人才不合理的流动所带来影响，加强保护措施。对这些议题，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案，提交2003年通常国会审议。
随着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据点向亚洲各地的转移，担心其产业技术一方面流向海外，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为了强化产业竞争力，民间企业必须制定中长期的技术管理及利用战略。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法制建设及执行等方面的交流，促进日本企业在海外专利的取得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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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泉首相亲自挂帅的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标志着日本继“技术立国”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推进旨在获得以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的战略，以谋求经济再生。日本要跻身于用脑力生财而不是用体力生存的国家序列。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有四大内容，即是开创知识产权的创造战略（创新战略）、保护知识产权的战略（保护战略）、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战略（应用战略）、谋求充实人的生存基础的人才战略（人才战略）。并就此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创新战略是基础，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而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动力。日本强调基础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日本的基础研究与其经济巨人的地位极不相称，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也是大多同工业有联系，如江崎铃于奈曾任职于索尼公司，田中耕一是岛津制作所的工程师；日本在诺贝尔奖方面也显示出其重应用轻基础的特点——江崎是以发明发光二极管这一应用成果而著称的。因此日本提出在基础研究上追赶美国，在未来５０年内使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３０人左右。
日本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提出的主要内容，经反复进行讨论，准备在国会会议上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案。大纲指出，为了恢复经济社会工作的活力，制止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必须扩充科学技术和研究开发所开创的知识产权，并确立知识产权的无限“循环”机制，从而使知识产权进一步产生出新的知识产权。
日本意识到，其经济社会的现状是资源匮乏、劳动成本高，日本近畿地方（东京、名古屋和阪神地区）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２０多倍，因此日本大型企业都将制造业迁移到中国大陆。在此形势下，日本把恢复活力的战略寄希望于知识产权立国，即将优秀的发明、创造技术、工业设计、音乐、电影、广播、动画、游戏软件等方面的创造、保护和利用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以此创造出财富。而政府要对此做出改革，必须推行重视自由发挥、重视独具匠心的教育，创造出一种尊重独创性与个性的文化环境，刺激创造意识。以激活知识产权循环的理念作为国家目标。
上面提到的触及到了日本经济的文化背景，以激活知识产权循环为目标是重大的观念转变，相应的价值取向要由集体向个人进行转化。因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主要还是靠体力而非智力，团队精神和纪律成为基础；而凭借智力则是要以自由平等为支撑的。日本社会等级观念突出，上下级的绝对服从；彼此间的互相支持，具有严格的纪律感，这是当代日本社会的特征。更是以加工组装型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的文化背景。不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智力社会。这与其地理环境和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欠缺独立奋斗的精神，形成了相互依靠的团队品质，容易产生互补性，借鉴、吸收和完善就成了其岛国社会的特点。而大陆民族具有独立富强的精神，创新则强调独立思考；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在创新领域的区别。蕴藏在日本国民当中的这种意识和文化背景，构成了亚洲教育哲学的重要部分，与西方的教育哲学截然相反。训练的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前者培养的是大胆和自信心，尽管有傲慢的副产品；而后者虽然说培育出了谦逊的美德，但却带来了胆怯和缺乏自信心这两大副产品。
二战结束后，对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国曾有意抑制其发展，但是后来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在此政治框架下的美日经济贸易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追随美国成了日本取胜的首要模式。美国以极低的专利使用费向日本提供技术，并为企业培训技术人员，日本企业以模仿的形式追赶美国，并通过向美国出口产品不断地取得成功，进而成为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如小泽所言，现实要日本自己负担成本，自负盈亏，形势要求日本自立。
根本还是要通过行政改革，改革原来官僚主导的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经济体制。2001年起实施的内阁组织改革，将各省厅的政务次官提升为副大臣并配备政务官，旨在实现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最近一年来，不少美国媒体开始关注日本文化产业的崛起。《Foreign Policy》去年曾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名为“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而《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也认为，日本正从一个产品制造大国，转向一个“酷”文化输出大国。
日本面貌的这种转变，应该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在青木的眼里，日本正处于制度大转变的时代，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发生着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过，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青木所言的制度变迁或转型，并非仅是政策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变化。“制度”这一概念，是指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规则、结果，以及游戏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战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系受到技术的、国际的、人口的冲击等等，产生一些均衡，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参与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
参与者在变迁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试图创新，有的则试图维持现状。日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旧有势力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在激烈竞争，目前还看不出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青木认为，由于统计方面的一些误差，其实日本的一些宏观数据被低估了。就软件而言，捆绑式的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不列入GDP统计，而在美国，这些价值是被列入的。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元桥和哈佛大学的乔根森（Dell Jogeson）教授发现，在整个19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1％，GDP增长被低估0.7％。就IT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日本和美国相差无几。
青木认为，实际上造成日美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投入，差异不光是数量而且是质量上的不同。实际上，从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到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变化非常深刻。日本许多大企业，如东芝、索尼，整个产品体系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模块化生产则不同，这种生产方式由许多小企业选择一个模块，集中进行改良和改进，提升其性能和质量。那么，是传统方式好还是模块好？青木认为答案取决于具体行业和具体技术。
青木特别提到正在崛起的软产业，即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在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了20％。日本现在软产业的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
如《时代》杂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GNC（COOL——酷）。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而另一方面，旧有的生产方式仍在与之竞争，如汽车产业，如用传统方式生产电讯产品的NTT。这体现了制度的惰性和惯性。
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青木看到，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如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更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将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的一些制度约束因素不再那么的强大。经济全球化、IT产业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利益集团出现了弱化的情况。虽然自民党仍努力维护这一体制，但年轻人已觉得这难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此不感兴趣。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日本的方向是英美制度、修正的官僚多元主义模式，还是要走向另一种体制？它允许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呢？对此日本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必须反复实验，不断摸索。
青木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日本制度转型正在进行，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这一过程有可能将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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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日本的大和银行、东海银行和朝日银行继日本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第一劝业、富士和日本兴业银行之后宣布合并，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这些巨大的银行相继进行合并，并掀起了日本金融业重组的高潮。
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日本信托银行宣布组成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洋信托银行组成“日本联合金融”集团；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加上去年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组成的惠穗集团，日本11家主要银行重组而成的4大金融集团初具规模。
日本第四大银行日联控股正式向第三大的东京三菱集团提出联姻请求，如果合并成功，将挤下美国花旗集团和日本瑞穗金控，以总资产190兆日元成为全球最大金融集团。东京三菱集团有财团做后盾，客户都是大企业，财务基础也较稳固，但多年来企业借贷需求疲弱，银行赚的存放款利差越来越微薄，必须另开财源，增加获利。以往放较少心力经营的个人和中小型企业放款，成为各家银行兵家必争之地，而日联最擅长的就是消费性金融领域。
东京三菱和日联展开谈判，希望在2005年9月之前完成合并，将日本原先由瑞穗、三井住友、东京三菱和日联四强争霸的的金融势力版图，重新将战局划分为三足鼎立的新风貌。日本银行史上沸沸扬扬的第一次竞购战，最终以三菱UFJ控股公司的成立而尘埃落定。日本排名第二的大型金融集团东京三菱金融集团击败排名第三的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功地收购了日本联合控股公司。合并后的新控股公司总资产高达189万亿日元（合1.75万亿美元），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而且也超过了目前全球最大的花旗银行集团，成为国际金融界的新霸主。
这次合并后的新银行将会建立全日本最大、业务分布更为均衡的分行网络，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和业务调整，使双方都实现了区域和业务上的互补。在区域上，业务范围由以东京为中心的东部拓展到日本西部及中部地区，业务服务范围也从大企业和海外客户为主涵盖到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其定位是建造世界一流综合性的大金融集团，开创世界金融新格局，为全世界提供投资信托、租赁、信用卡和消费者金融等所有业务。
自去年出现低点以来，日本四家最大银行的股价已大幅上扬。瑞穗和UFJ Holdings（日联控股）的股价已经比2003年的低点上涨了4倍多，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上涨了两倍多，东京三菱金融集团也上涨了1倍多。银行业处境好转会从总体上提振投资者投资日本股市的积极性。东京证交所银行分类指数将在本财政年度实现7年来的首次上涨。
传统的排斥市场竞争和疏于对交易对象进行差别化、最优化选择的银行融资体制在金融自由化和政府“护卫舰队式”的保护趋于瓦解的大势下,与市场原则和资本本性的冲突日益深化。因此,打破传统企业集团和企业系列的限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金融交易,变“关系型”融资为“风险信用型”融资是金融机构适应无保护时代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
90年代以后,迫于经营压力和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换,日本的法人相互持股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此次城市银行的大合并与大调整和大重组将促进银行由“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由此,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城市银行之间的协调竞争体制也将面临转变。现在虽然尚难说清日本城市银行之间会建立什么样的新竞争形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传统的协调竞争相比,重组后的城市银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加具有对抗性。 近年来，日本综合商社顺应全球化发展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重点拓展新商业领域、强化资本运作和经营风险管理，完成了经营战略的又一次转型。
1、核心功能定位在国际化经营，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一是 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 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以及法律服务。二是 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三是 投资于国内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全球市场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安排物流运输、培养综合型人才、提高经营业绩、强化集团经营。
2、商社经营方向趋于高附加值化和综合化。其经营重点一是 开拓物流领域，打造供应链（SCM），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各大综合商社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二是 深化和扩大本集团的金融机能，发挥“孵化器资金”作用，扩大辐射和协作功能，巩固发展后劲。三是 综合运用各项机能，打造以商社为核心的价值链，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四是开始涉足高科技研发工作，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树立品牌，推动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专业化和商品化。
3、集中经营资源，有选择地确定经营重点。近期综合商社的经营重点呈现加强“两端业务”特色。一是 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能源开发。综合商社配合日本国家政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资源的争夺战，着力开发能源资源，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的命脉。如三菱商事积极参与南美和澳大利亚铁矿山开发，三井物产与英荷皇家壳牌公司继共同开发萨哈林油气田之后，又携手在美德克萨斯州开发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进军急速成长的英美清洁能源市场。二是加强流通、销售服务、咨询等下游领域业务，削弱下游销售商的强势地位，推进“顾客商机”，打通流通“瓶颈”，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购销一体化，提高经营业绩。作为中间商，综合商社的生存空间遭受制造商与下游销售商的挤压。为此，综合商社相继涉足超市、便利店、百货店、名牌时装专卖店等零售业务，进军餐饮业，开拓网络、电视、邮购销售等无店铺销售业务，直接参与市场销售，把握流通主导权。
4、推进经营资源的整合和重组，提高竞争力和抗御风险能力，向战略性、具有综合经营能力的企业集团和专业商社集团发展。为应对激烈竞争、改善收益结构，日本商社不断推进商社间相同营业部门的合作及大型合并重组，通过优劣互补和强强联合。目前，传统的九大综合商社仅余5家，日商岩井、日棉、兼松等综合商社放弃综合经营，走向合并与专业化。今年4月，日棉、日商岩井合并组成“双日控股公司”。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等实行“选择与集中”、“引进事业部（Unit）制”的组织经营战略，推进相同经营领域的重组整合。通过渐行渐深的整合，实现行业垄断，增强了对外交涉力，各大综合商社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益大幅改善。
5、开发新能源，推动建设循环型社会。近年来日本社会环保意识提升，呼唤商社在建设循环型社会中发挥社会责任感。综合商社积极参与塑料、家电、汽车、计算机的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参与开发风力发电、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推动植树造林、控制废气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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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在做“制度的创新”，是要提高“制度的竞争力”，所以不能用经济增长率、企业倒闭数、失业率等表面性的指标来评价日本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因为“制度的创新”往往要与现有制度文化、“抵抗势力”发生摩擦，而且需要耐心与时间。更何况日本的决策者决定不在乎表面性的经济指标之好坏，来推进“制度的创新”。
日本政府的一项分析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架构的若干要素，同时也清醒地剖析了日本经济基础的若干“隐患”。“增强竞争力”(约 40%) 和“开拓并参入新的事业领域”(32.8%) 为日本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资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增大研究开发投资, 制订新的竞争力强化政策方面，显然意识到中国崛起这一因素而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日本在强化竞争力方面的战略目标是，使日本从“大量生产型社会”向以知识创造力为基础的“知识财产立国”转换。2002年5月，日本产业竞争力战略会议提出题为“强化日本竞争力的6个战略”的中间报告书，指出了加强日本经济整体的竞争力所应遵循的三个原则: 一是增加在日本国内拥有中枢功能及高收益能力的“全球运作型”企业数；二是以“全球运作型”企业为核心实现日本制造业的高生产率，并牵引日本经济；三是开拓新的事业 , 特别是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国家生产率的整体水平。
为此，要求日本产业界彻底地进行“经营革新”，并建议日本政府动用支援企业改革和事业再编的政策性工具。该报告书还针对中国经济崛起，在分析日本竞争力的4项优势后提出了灵活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成本这一优势以弥补日本之劣势，形成“以我为主导”的日中之间新的竞争与协调的格局。日本的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在知识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将会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前后夹击，称该势态为“前门是美国，后门有中国”。为了应对这一势态， 产业竞争力战略会议制定了“日本经济活性化、强化竞争力的战略计划”即“6个战略”。
实际上，这6个战略的核心是第一个战略，“使日本成为高附加价值的据点”，即使日本在： ①信息家电 ；②环境与能源 ；③医疗与生物工程 ；④纳米技术与新材料等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先端的研究开发据点。其他5个战略都是围绕着这一个核心制度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战略核心旨在于在上述4个领域建立日本独自的优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前后夹击势态。
针对中国制造生产能力的急速上升，该白皮书明确地提出了重新建立日本制造业优势的政策与战略。重新确立日本制造业优势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有关知识财产权的战略性对应”, 就是将制造装置及核心部件内制化，同时还要将制造装置的控制技术和手法做成基板组装在装置内。二是“生产技术、事业手法的创新”, 例如推广所谓“蜂巢式生产方式”以适应多品种少量高附加价值的生产 。三是“培养高度熟练的多能工与管理型技能工”以适应制造业高附加价值比之需要。四是“从少年儿童做起抓制作、生产教育”, 以培养少年儿童、学生们对制作、生产的兴趣 , 以便他们继承日本重视制作、生产劳动的文化传统。 日本的忍耐力与阴险而冷酷的心理本能，以及在捕获猎物时出手时的狠、准、毒、辣等等，都是其他具有大智大彗，擅长于在明处，在宏大的空间施展才华的民族所不具备的。日本的阴柔嬗变决定了日本最擅长的空间方位是“暗中”，同时也决定了日本最拿手的“绝活”是对“细节”的创造和掌控。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
日本生产厂家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政府的限制。例如，当东京已无法再推迟开放肉类市场的限期时，日本公司就马上在澳大利亚购买了许多养牛厂。大批的企业向海外转移是日本避免国际社会视线的一种主要的战略应对手段。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
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后，便在暗中、在细节上采取悄然无声地控制世界、蚕食世界这一忍者的方式来再次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美国移动电话配件9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就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
日本的战术是成功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世界各国人民渴望有自己的品牌的心理，在某些领域放弃了同世界各国品牌进行正面较量，转而大力开发各类产品的零部件，使得这些让人十分耀眼的世界名牌的体内，则暗藏着大量的日本零配件。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们十分震惊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世界各国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世界各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的做法，来加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已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盘剥与渗透，通过对技术向世界各国企业转移和渗透的各种路径进行全面的封杀和堵截，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的对美欧的竞争优势。
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今天，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在仔细分析重振活力的美国企业时，发现在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资料上，美国对日本企业的依赖仍然十分巨大。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世人赞叹美国的复兴，却不知美国制造业越繁荣，其对从日本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及机床的依赖就越大，每年2,00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赤字也就越难以撼动。
总之，日本在战略上由“明”转“暗”后，似乎更擅长于在“暗处”，在“细节”上，也即在“零配件”上借助“知识财产权保护”这一上方宝剑继续地控制他国经济，以不为人知的全新的手法在颠覆着“明处”的世界，谨慎而贪婪地攫取着世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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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日本的统治者崇尚以武力为支柱的所谓“资源富国主义”，悍然发动“大东亚圣战”，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掠夺这些国家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宝贵财富。这实际上是推行一种强权型地缘政治掠夺战略，与欧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矿产资源。
在战后反思时，有的日本学者曾直言不讳地称，认为日本过去所采取的国力=军事力量=资源实力的方针没有错，但方式上欠妥当，不该用露骨的、直接的领土扩张方式，应该用含蓄、间接的方式进行全球资源再分配。因此战后，日本不得不转换方式，一方面，通过“经济/技术援助”等措施改善与资源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公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等促进性机构，制定和执行鼓励政策，全力支持日本公司的跨国矿业经营(包括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技术、信息服务等手段)以及通过财团参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战略，重新挤进各资源国；同时建立战略矿产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日本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多条渠道、多种方式的保障矿产资源长期稳定供应的机制和体制，促进市场机制与海外矿产勘查开发工作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实现有效获取海外矿产原料的目标。日本实施矿产全球战略的主要措施是：政府、企业、事业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发挥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建立矿产资源全球供应系统，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跨国经营队伍，形成一大批海外矿产资源基地，确保其矿产的稳定、长期和安全供应。具体包括：
(1)将促进利用海外矿产资源，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列为国家矿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多种手段全方位鼓励矿业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进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建立海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对矿业跨国经营给予优惠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其他融资便利条件；·对矿业跨国经营实行税收优惠；·通过“资源外交”手段，为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扫清障碍；·鼓励矿产原矿进口，限制深加工产品进口。
(2)组建专门机构，包括“石油公团”和“金属矿业事业团”，大力推行“技术援助/经济援助及合作计划“，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网络，为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提供全方位支持。为了推进海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日本特别成立了金属矿业事业团(1963年)和石油公团(1967年)。这些准政府性质的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日本海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务，特别是对日本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通过全方位支持。主要包括：·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网络；·通过技术合作和经济援助/合作，降低企业在海外勘查开发的风险；·在海外开展基础地质调查，承担项目前期风险，引导企业选点；
(3)日本跨国矿业公司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特别是通过“以协作求发展”的战略，与国际投资机构、有欧美背景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国公司加强合作，在矿产资源全球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以协作求发展，注意加强与国际性金融机构、有欧美背景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国当地公司合作；·对海外有前景的矿产地，加强直接投资(股本参与)，签订长期稳定供应合同；·实行财团方式经营，这是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惯用伎俩；·积极追逐矿业权市场，通过战略联盟、联合经营协议、选择权协议等，积极追逐矿业权市场。 近几年日本许多企业为了减轻单一企业所需研发经费过于庞大的负担，克服企业间重复开展同一研发项目造成的人力、财力浪费等弊端，形成了一种重要趋势，就是积极整合技术资源，联合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共享技术成果。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申请专利，努力在技术与产品专利方面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旭化成公司从2001年开始，在集团内部实施分公司制，科研体制也分为分公司级（DRD）和公司级（CRD）。公司采取了两项组织措施，首先为使科研速度适应时代需要，积极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其次为提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引入各种激励保障制度。
旭电化工业的经营方针是“依靠在世界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开拓全球业务”。化学品部门的基本方针是开发世界通用的专用化学品，在重点领域投入研究资源，关注环境等影响全球市场变化的因素，建立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研发体制。为保护独创的开发技术，建立了全球性的专利战略和管理体制。
出光石化推行两极化的经营发展战略，努力降低通用产品成本，扩大并加强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研发部门以通用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为研究对象，但重点放在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上。公司以科研开发为动力，推动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收益。
昭和电工的研发工作，以扩大市场经营为中心，提供有昭和电工特点、有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为方便基础技术研究，采用与通常纵向管理体制不同的横向管理方式。同时，为更有效的进行市场开发，改善研究管理系统。将研究开发过程分为探索、研究、开发和产业化4步，对研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进行战略性、技术性、市场性、收益性等多方面评估，提高研究速度，确定产业化的程度。
住友化学认为，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研究资源的最大价值，可以使公司有限的研究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公司加强与世界科学组织的联系，进行共同研究或委托研究，并取得各种成果。另外，作为加强外部联合的一环，加速对风险资金的利用。同时尽可能参加重点领域的国家项目，并由此促进公司的技术开发工作。
大日本油墨化学工业（DIC）的研发活动主要由公司研究所和部门研究所分别承担，而且两者任务不同。公司研究所主要承担基础研究、新技术开发，部门研究所承担中长期产品或新产品开发。综合研究所下设基础技术研究中心、新技术开发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工艺技术开发中心等4个中心。
日本催化剂公司把以技术维持发展作为公司成长和改革的动力。在开发具有高附加值专用产品的同时，推动维持发展所必要的研究开发工作。公司研究开发的基础是最擅长的催化剂技术，同时非常重视环境、能源，并开发与此相关的应用技术。为了更有效的利用经营资源，对研究项目进行选择和集中，提高新开发产品的精度，公司选择了5个研究开发的重点课题。
三井化学有7个研究所和特别研究室，其中2002年4月建立的催化科学研究所是为适应“催化剂科学是21世纪化学工业的重要技术”而新建的研究所。该研究所以石化、基础化学品、功能化学品等所有化学品为研究对象，开发化学品生产所用催化剂，以及这些催化反应的基本工艺，进行综合性的催化技术和聚合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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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跨国公司从全球角度出发，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发达国家，重点是美国。其主要目的是获得技术和市场，减少贸易摩擦。目前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建厂的数量和规模都已达到相当程度。二是发展中国家，重点是亚洲。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日本在亚洲的投资重点是制造业，日本跨国公司已将大部分普及型、附加价值低的制造业等转移到了这一地区。
<研究开发国际化> 为了在世界各地设立工厂，进行设计与生产，制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产品”，跨国公司就必须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方面实现国际化。日本跨国公司近年来纷纷在国外设立研究与开发基地，聘用国外科技人才，与国外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公司合作。如日立、松下、东芝等公司平均每年向美国亚利桑纳等大学提供高达6亿美元的巨额科研经费。东芝公司还与美国IBM等公司合作，开展计算机芯片研究。
<经营资源国际化> 经营资源一般指特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经营者及其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技术专利和诀窍、营销方法、融资渠道、商标、信誉、信息网络、管理组织等。经营资源的国际性合理转移，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日本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教育研修制度（特别是派往日本母公司进行研修的制度）来实现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设在欧美的子公司，有70％的公司曾派遣经理赴日研修，让当地管理人员亲临日本体验、领悟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加强当地管理人员运用日本独特的经营资源的能力。
<海外公司当地化> 这是通过海外公司对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以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公众的好感与支持，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竞争地位。当地化战略一般包括销售当地化，即在所在国销售产品；生产当地化，即在生产中提高使用当地原材料、各部件的比重；资本当地化，即在当地筹资，利润投资于当地；管理当地化，即录用当地人担任企业管理工作，进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研究开发当地化，即在所在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设计当地市场所需的产品。
<设立区域统管公司> 随着跨国经营的纵深推进，目前日立、东芝、松下、本田、佳能等著名跨国公司推行了“全球四总社制”的组织体制。即除国内保留总公司外，还在北美、西欧、亚洲建立独资的区域统管公司，下设若干生产、销售、金融子公司，技术开发研究所、零部件采购中心等，以达到弱化事业部职能、强化地区决策、协凋全球行动之目的。各区域统管公司实行一元化领导和自主经营，统一指挥各区域统管公司的技术开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在资金筹措和运用上亦可自主决定；国内总公司与各区域统管公司之间以信息网络相联，以便相互采购产品、零部件和交换技术情报等。日本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四总社制”的实践表明，这种组织体制有利于公司对各区域统管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实施战略性指导，实现产销最佳配置，并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一、以东京为主导的中日“产业内分工体系”。在过去20多年来，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简而言之， 就是利用中国的人件费成工低的优势，建立以东京为主导的“产业内分工”体系。表面上，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给日本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现象，在本质上， 跨国的“产业内分工”增强了以东京为总部的跨国公司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的优势。日本跨国公司把原来以日本2、3级都市地区为基地的工厂转移到中国， 以降低劳动分配率、提高工资生产率， 从而增强了以东京等大都市为基地的产业 ( 如研究开发等 ) 的竞争优势。
二、知识产权与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日本在国家层次上启动“知识财产权战略”与“产业竞争力战略”，以确保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生产制造基盘技术领域的对中竞争优势。这两项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以日本经济构造改革， 也即“制度文化的创新”为基础的。今后，在对中投资方面，日本跨国公司对知识财产权的关注会更加强烈。实际上，在对中投资的同时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财产权保护，已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对中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一部分跨国公司在增强中国地区总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功能的同时，开始对在过去20多年来投资设立的合资企业实施“独资改造”，以防止由母公司向合资公司转移的产品技术、生产制造技术等被进一步“转移”到合资企业的中方去。这样也便于地区总部统一管理本公司的知识产权。
三、经营资源交换，日本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新型关系。中国加入 WTO 及市场开放，为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例如， 大规模的合资企业“独资化改造”可以在这一环境下，按母公司的意图顺利实施。母公司可以把“独资化改造”后的在华企业真正地纳入东京总部主导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之中， 较为放心地向那些企业转移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技术和生产制造技术，并采取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保护这些技术。合资企业的“独资化改造”并非意味着日本跨国公司不再需要国有企业做伙伴，而是意味着日本跨国公司将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择中国的事业伙伴，并且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与中国的事业伙伴来建立“非束缚性”的伙伴关系。
四、“中国事业战略”与“中国市场战略”。日本的企业研究专家指出，日本跨国公司的“中国事业战略”的特点是 “持返”， 译成中文是“带回来”，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成本加工组装，然后把完成品带回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舆论抱怨说，这种“带回来”的事业战略是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中国事业战略”而无“中国市场战略”，日本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中国加入 WTO 前后，以本田、丰田等日本汽车行业的巨头为先锋， 索尼等信息家电企业紧跟其后，开始实施“中国市场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效果将会在若干年后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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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刚刚公布，200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1.7%，按年率的增长率达到了7%，估计全年实际增长2%，这是日本经济13年来的最大增幅。一系列的相关数据也表明，日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3年贸易统计速报说，全年出口增加4.7%，进口增加5.0%，贸易盈余增加3.6%，达到10.239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显著增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连创新高。
历史上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它是亚洲惟一有经济实力跻身于世界七强的国家，也是在100多年中绝无仅有的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陲国晋升到核心国特例，但另一方面，韩国和中国对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又有一种同类相轻，他们崇拜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文明，这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日本，日本不过是自己暴富了的乡下邻居，不愿再认同穷乡亲。所以韩国和中国国民心态深处，都有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憋着劲要与日本一比高低。
现在在日本到处走动，你并不会明显感到经济的萧条，人们仍然在紧张有序地工作，饭店里夜晚仍爆满，繁华街市仍然是万头攒动。从东京的涩谷到横滨，新近又建成了一条技术先进、投资甚巨的城市轨道列车，这条轨道距离与北京和天津差不多，用好几条城市轨道快车连成一片，交通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 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如果日本重新崛起的方式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这段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国人当中日渐弥散的盲目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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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具有规模的「殖产兴业」其实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正式开始。之前日本因资金短缺，成效有限。马关条约中国的巨额赔款，以及自此而后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加上日本经营殖民地台湾、朝鲜等的榨取，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甲午战争的赔款2亿3000万两。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赖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国赔款的资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资的情况下，完成其「殖产兴业」计画。
第二、中国的赔款也使得日本确立金本位制，而顺利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日本要求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英国伦敦以金元偿付，利用此巨额黄金为准备金，于1897年公布货币法，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了亚洲国家使用银币的限制，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上，可与西方先进国家直接竞争。
第三、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关税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对外贸易直线上升。 马关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货物限于５％的关税，且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缴纳进口税，所制造的货物则豁免内地税。相对的，日本修改其关税定率，对工业制品及农产品，均课以２０％以上的高税率。
第四、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党政治的契机；第七、1904－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日本政府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第八、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 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到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圆。另外，日本为遂行其「大东亚战争」，也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
战后日本复兴的轨迹，一般都归因于1945─52年的美军占领改革，以及「美援」对日本复苏的功劳。但是，当初除了「美援」外，中国资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放弃赔偿不用说，战后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资金流到日本去。满洲国的金块( 约４亿日圆)，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8月12日，派遣日军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由卡车加载驱逐舰。日本保守党政治的枢轴自由党，其战后的创党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动产所资助。
总之，战后日本奇迹似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完全归于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国等亚洲其它国家在冥冥中也等于以另类的隐形方式用资金挹注了日本。日本是亚洲各国中，最后搭上「帝国主义」列车的唯一国家，「大日本帝国」的幅员曾经扩大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以至太平洋岛屿的每个地方，亚洲的资财、市场、人力等，资助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才能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第二大报《朝日新闻》就不约而同在同一天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已经和美国经济一道，并列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柱之一。在此之前，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发表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
2003年9月份以后，日本的出口量开始大幅增加，并带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逐步扩大。其中增势最强的是对华出口和生产。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增长了33.3%。在增加的2万4533亿日元的出口额中，对中国出口的增加额占了1万6580亿日元，占整体的67.6%。如果再把对香港出口的增加额算在内，出口增加额中约有八成是由中国贡献的。
随着对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日本出口地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日本对美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4.58%，而中国所占比重则由6%增加到12.16%。若将香港、台湾也计算入内，“中华经济圈”的出口额已达到13万7千亿日元，首次超过了对美的出口额（13万4千亿日元）。日本的贸易顺差也超过了10万亿日元。“中国特需”已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正在逐步上升。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需求的急剧膨胀，无疑使日本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从近邻中国这儿获得了更多的恩惠。首先，中国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等原材料，就为日本的“夕阳产业”——钢铁、海运和造船业带来了福音。日本的三大钢铁公司的业绩更是突飞猛进。据了解，由于对中国的汽车用钢板和建筑用钢材出口大幅增长，这三大钢铁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新日铁公司2003年度的税前利润将是前一年的5.4倍。
除钢铁以外，去年日本多个行业的对华出口都呈现了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高增长。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的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20%和90%。日本对中国的机床出口也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0%以上，钢铁、轮胎、化工产品的出口则比上年增长了20%到80%。在数码家电方面，超薄等离子电视机和液晶电视机的对华出口甚至比上年猛增了230%。
随着对中国出口的扩大，企业的生产率先开始出现扩大，企业的经营业绩也由此得到明显好转。据日本大和总研以28个行业、300家主要公司调查显示，2003财年有21个行业增收，其中包括纤维、化学、机械、电子、汽车、是由、零售、货运和游戏软件等，远远多于上财年的15个行业。本财年的特点是有更多的行业开始出现增收，并且有16个行业的增收高于平均水平。
有数据显示，日本80%以上的在华投资企业都已经获利。松下、佳能、日立、三洋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均取得了很好的回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已成为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在大企业的带动下，日本的中小型企业也开始向中国转移。据日本工商协会中央金库针对3000家中小型企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中小型企业海外生产比例占总产量的30%，3年后将提高到40%，其中，对华投资设点最多，占41%。投产不满一年的占62%。
考虑到日本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向中国的出口占如此高的贡献率可以判断日本经济复苏中的中国因素的确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企业对华出口大幅增长，带动国内生产扩大。二是日在华投资企业获得丰厚回报，成为部分企业主要利润来源，增强了其设备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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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中国大陆来说，目前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很多经济社会指标方面，都与1960年代的日本相近，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撰写的日本1960年代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记，也反映出那时的日本与中国今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从那时的经济起飞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中国人借鉴：
1、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房地产和汽车等也有过度投资的迹象，金融不良资产还在积聚，国民心态在海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誉中变得浮躁和产生一些虚幻预期。
2、货币不要虚假升值。 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很多现有外汇制度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是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特别是有不少寻求机会租金的境外“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不能自己昏了头。
3、政治制度设计要有百年大计。 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久远幸福，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也要有百年大计，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也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子孙万代奠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生活规则，此举其功莫大焉！
4、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调整和转型。反思和改变传统是痛苦的，坚持和固守传统也需要远见卓识，不管最终的选择是什么，都要有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而不能依赖热烈浪漫的情感和过去的成见。中国应当多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知识界人士，比较超越地去考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调整和转型的长期战略。
5、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中国近年在大学争创一流的热潮中，有注重精英教育而忽略平民基础教育的偏向，这是一种必须认真克服和防止的偏向。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市里的玻璃墙大楼，更重要的是不容易看到的那每一个乡村小学里教学的内容。
6、擅于学习和汲取一切先进的东西。 日本人的这种擅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也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但现在似乎不再有人怀疑日本的技术创造力。中国要把一个10几亿人的国家带入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器物、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7、凝聚信誉和职业道德的社会资本。 在“日本制造”品牌的建立过程中，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因素，日本人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对职业操守的培养、对企业管理文化的追求和对工艺流程的精益求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的很多商家， “挣钱论英雄”的短期行为取向很盛。中国人要使Made in China得到国家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现在起重塑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8、不要完全以成败论英雄。 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失误，就妄自菲薄，把错都算在祖宗文化传统的账上，也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成就，就自我陶醉于文化沙文主义，一副傲然冷眼看世界的样子。中国人不能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就把美国的一切都视为自身追求的理想标准。中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近10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
9、警惕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民族主义。 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收入不均等、就业紧张、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都是短期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心态上的“新民族主义”也很容易产生和在民众中得到呼应。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走出零和游戏创造双赢局面。
10、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中国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做出调整。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似乎也达到近30几年来的顶点。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想告诉日本人以下10条：
1、“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
2、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
3、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也有一个技术从引进、模仿到替代、自主的过程。但现在不同的是，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了，一项新技术如果不快速得到回报，就会出现“收益蒸发”的问题，所以高度重视技术垄断的日本商界，也应当对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上的利弊，重新进行评估。
4、不要把美国看的一好百好。 日本经济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5、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问题的时候了。
6、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7、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亚洲在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上是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出其左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
8、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人类多少资源。
9、日本也不能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的蔓延。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10、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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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2005年3月15日
《日本第一》
“装穷”：日本的生存技巧
日本篇之樱花奇迹
日本的崛起之路
“韬光养晦”—日本经济实力实情
静看中日经济数字对比
日本在走下坡路吗？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洞察：不可忽视的日本
日本依然不可小视
不可低估日本经济实力
日本经济真实状况
日本经济实力相当有望成金融帝国
日本新经济实力不容忽视
日本汽车业如何积累深层竞争力
日本制造业的复兴
日本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
日本企业不败之谜
赶超美国：日本IT革命的梦
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及知识产权对策
日本经济复苏与文化政治制度改革
并非失落的十年--转型中的日本经济
论日本银行重组经营战略的变革
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新变化
日本促进产业竞争力策略分析
看日本全球经济控制战略
日本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
日本化工企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对策
日本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
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战略
重新崛起的日本
日本的重新崛起
中国资助了日本的复兴
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
日本告诉中国什么？
中国想告诉日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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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美国经济理论的传教士们轻易地相信了日本人到处宣传的论调：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萧条的十来年（1991-2001），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是，当我于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时，经历的却是繁忙的工作、奢侈的花销和大量推进中的投资项目，并未体会到衰退的景象。1996年，在公司的东京总部研修时，白天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晚上见到的是觥筹交错的生活，体会不到萧条的景象。为什么日本非常乐意接受人们大肆谈论他们的不景气呢？其背后有着非常的隐秘战略目的。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日本公司缩减财政预算，投资停滞，贸易业务量相对减少，工资不再增长，营业经费受到严格控制，不鼓励加班从而减少加班津贴。可是，当时中国国内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国营企业普遍亏损和大规模下岗。直到2003年，日本商社的繁忙景象又出现。因此，在我的眼中日本经济在1998-2002年的5年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但不是人们谈论的"失去的十年"。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来源于经济观察的视角不同。当我们引用日本国内的经济指标和体察日本经济的全球活动时，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解释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差别。
很多学者或媒体通常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发表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有意宣传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持续下降，而无视日本在海外资产和市场的不断壮大。如此一来，这给我们普通百姓，甚至经济领导者和决策者带来错误的认识和自大的心态，从而放松了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警惕，也忽略了以综合商社为特色的日本追赶型经济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发达国家通常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偷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掩盖其获取的巨大的世界财富，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其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被欣然接受。总之，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积极正视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90年代IT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膨胀，以及1997年美国通过索罗斯掀起的金融风暴成功打击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此时热烈讨论中的以日本式综合商社试点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转入了以美国式的股票和基金经济模式，期待以此成为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干。随着大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博士们成为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且美式MBA开始大行其道，都加速了中国经济改革向美国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金融理论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商业无序竞争和微观产业脱节的经济组织结构中，金融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吗？
美国模式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出现表现同时也震动日本模式。随后，日本也出现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经过一个时期的小心摸索，日本的确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不断吸收美国模式的优点。应该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转型是基于其已经完成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国民经济跻身于发达国家前列，并且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后，需要社会和国家从商业管理模式向金融管理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青年一代从重商主义向拜金主义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但是，日本并没有动摇以财团为基础的经济根基，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角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六大财团在日本经济和社会担当了"准政府"的角色。一方面，由于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者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如果仔细研究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就不难发现和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行动。另一方面，主要为本财团内部成员服务的主力银行出现了跨财团的合并，从而促进了财团企业间的合作和对外竞争的统一步伐。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力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性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其中，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80年代美国人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后，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提高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随后，美国在90年代借助其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创新机制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似乎再次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霸主。
可怕的是，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力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审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经为日本积聚原始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两次战争结局不同，但是其结果都是中国的大量财富被转移到了日本，为其后来经济复兴和崛起提供了保障。
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而且，这次崛起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仔细研究后，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再次崛起又是一次中国财富向日本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谈论的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隐藏在这次崛起背后的却是一场无形的战争，领导者不再是大日本皇军，而是如同军团一般组织和行动的财团。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企业家们和经济决策者们对这些财团的作战方式和战略部署还一无所知，一时难以招架其来势凶猛的冲击，甚至还无意中将它们作为贵宾引入家中。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衰落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向象日本六十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而且，事实也并非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入当地公司的帐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可是，如果日本综合商社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帐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两个商社合并即可。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不同文章中我提到过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基金）冲击时，却忽略了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部分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白 益 民
200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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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的二等强国。更在二十世纪末叶，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
《日本第一》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EZRA F VOGEL)称道，日本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的国土面积只及美国的蒙他州的大小，几乎不产原料，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九十五仰赖进口；又多天灾、地震、飓风、海啸、不断肆虐。人口稠密，食物缺乏，实在可算是赤贫的国家。但却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频频作出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经济上，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年间，工业化转型成功，以高品质逐出洋货，而不必采用排外运动的形式。一九零零年以后，更进一步向国外拓展市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二十几年的工夫，就从废墟中重建，一跃为第一经济大国，国民总生产毛额已超前德国，以及前苏联，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人口一亿一千五百万，是美国的一半，按人口平均值，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就更令人惊奇了。认为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现代化成功的国家”。
美国的学者拟定了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准，即知识普及，高度都市化，较高所得，社会流动等来衡量日本，无疑是成功的。尤其在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处理罪行、城市解体、失业、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等难题上，日本都能迅速渡过难关，而美国则不然。这更使老美惴惴不安。
NBC电视台专题报道的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因为美国到处充满了日本货。这是危言耸听吗？给骄傲自大的美国人当头一棒。日本获得成功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仅是西方学者的注意焦点，更是开发中国家注意的焦点。尤其是与日本有相同儒家背景的亚洲四小龙特兴味。
日本成功的事实，除了以上的基准，美国学者还提出了传统与现代衔接的问题。即是传统因素的转化。例如，德川时代“家”的意识转化为现代化“公司”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会转化为神风特攻队式的为国效忠；也转化为对“公司”的效忠。这是西方所无的，却为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所共有。新加坡、香港、台湾、固然重新提倡儒学，也对儒家松绑，邀请海外的新儒家回国讲学，优礼有加。
东方人对西方人而言，永远是所谓的INSCRUTABLE(难以捉摸)。就我个人来看，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恐怕与战后全国民心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有关，就是要争一口气。东亚历史文化上的统一，乃中国文化向东亚邻近诸国幅射的产物。中国文化具有吸引力，而诸邻则善于接受……。日本，其文化仍源自中国……演变得与中国文化形态迥然不同，竟形成一种日本特有的创作。
日本将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改变为近乎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佛教是日本流行的宗教，其形态则与中国或印度皆有不同。明治维新以前的文学系日本的独创。可是有些自中国输入的文化，如禅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后阶段中，仍为日本军人所采纳的儒家哲学(以理学的方式)，依然保持其本来的面貌。
日本古代也是以神权帝制统治天下，使民智不开，思想偏执。但到了中古武人执政，就逐渐的打破了皇权独霸的结构，虚位的皇帝，虽然至尊，但并不最强。军人最强，但并不至尊。胸中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活动，自然就不会被僵固在一端。于是人的思想意识就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有两种力量的平衡，不至于把皇帝或将军视作非人天神。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的偶然幸运……。 为了逃避“枪打出头鸟”厄运，日本吸取了八十年代因过于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击的教训，开始重新“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试图改变国际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国际形象。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GDP年增长1.1％，不仅大大低于高增长时期，也低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这是形成日本“十年低迷”、“失去的十年”认识的统计基础。
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常因缺乏透明度和具有暗箱操作性常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但日本政府照样的我行我素，照样能通过“作假”的手法，始终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日益走向萧条的国家，将自己定位在“危险”和“萧条”的边缘。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历史总结和 “学术创新”，毫无愧色地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还追加说，弄得不好还将再失去一个十年。惹得海内外舆论一起跟着唉声叹气。但明眼人还是有的，那些常去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说，他们到了日本是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萧条，日本人的日子不是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吗？
从GDP的各国比较看，1990年到2000年，日本实质GDP平均增长率为1.75%。公认为资本主义优等生的德国同期增长率为2.25%，仅比日本高出0.5%。说明日本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表现并不像人们说得那样坏。目前日本GDP为533万亿日元。如用GNP衡量，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75%；海外净资产1.5万亿美元，超过我国GDP总量；海外制造业销售额4348亿美元，与日本出口相当。1991－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年均增长3.1%，净资产年均增长13.9%，均高于同期日本GDP增幅。13他们正在默默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在日本诸多制造企业中，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丰田、日产和本田的表现尤其突出。这几家企业运营利润占销售额的比例均超过10％，远远高于大多数生产企业，而且这几家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照相器材和半导体产品生产商佳能公司的净收入1994年以来已增长了6倍，但仍在不断把资金投入技术研发领域。再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索尼和松下公司，1992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约2万亿日元，松下约5万亿日元，但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这两大企业的销售额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了，在2001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是7.3万亿日元，松下的销售额是7.6万亿日元。
日本虽然是宏观世界的弱者，但却是微观世界的“王者”。日本人在微观世界和细枝末节之处，往往具有超常的表现，能将自己的所有的潜能都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时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放弃了整体战略（产品）而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金融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们觉得日本是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从而放松对日本的警惕。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
在民族品牌上日本已经不太讲究了，当中国人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在研究如何在“细节”上继续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既用中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对于日本而言，虽然产品的核心部件乃至大部分零部件都由日本或其他国家生产，但组装的产品却是‘中国制造’。日本企业乐于‘隐名埋姓’，因为这样既减少了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又不影响获得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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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各种制度在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无疑是世界第一的。在沃格尔的眼中，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不仅如此，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在快速赶超美欧。日本企业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更是美国企业无法达到的。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1988年，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其著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写道："证券市场大跌(指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向日本的转变。"
1987年，日本的银行占世界所有跨国银行资产的35%，而1983年仅为26%，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足以让任何美欧人害怕。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各国银行来说，日本的攻势是可怕的，日本的银行以低于欧美银行的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肆抢夺客户，扩张业务。日本人的商业原则是："有钱，就要出动"。
1989年，日本人的两起收购事件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第一起收购事件是日本索尼公司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手中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在当时，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是美国影视文化的象征，其注册商标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举国上下发出了一片惊呼：美国魂被日本人买走了！第二起引发美国人不满的是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事件。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拆巨资13.73亿美元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在当时，洛克菲勒中心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美国媒体将这一收购行为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一直稳步上升，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1960年，储蓄率为17.4%， 1965年为18.5%，1970年为20.3%。
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那就是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据日本官员称，在亚洲有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例高达30%，基本上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拥有10%以上的日元储备。这些数据表明日元在亚洲的地位的上升。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日本政府已拥有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手段影响他国的经济和政治。
1986年和1987年，日本防务开支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超过了1976年规定的日本防务开支上限，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普遍不安。 从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与美国、法国和西德相比(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至少在3%以上)，日本的军费开支不高。但由于日本的GDP总量很大，所以，日本军费开支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盛和高技术的发展，日本已成为潜在的军事大国。日本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制造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日本能够生产先进飞机的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富士重工等。日本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很大,能生产坦克的企业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等企业。日本的汽车工业还能够提供雄厚的转产能力。日本是世界上造船第一大国，年造船能力约为1800万吨，有三菱重工、住友重机、日立造船等8家11个造船厂可以制造军舰。物力潜力包括各种工业品的生产、储备，对军队的供应量，民用工业转军工生产的能力，以及军工生产的潜能等。 鉴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日本政府吉田茂内阁与鸠山一郎内阁，先后制定完善了一个《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提出了二大目标：第一，力争做好产业的合理化调整，以实现不依靠“美援”与“特需”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扩大，在此基础上达到“经济自立”；第二，充分吸收迅速扩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完全就业”。
1955年，是日本经济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的分界线。而1955—1956年度GNP竟高达12%。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新目标。从1958年6月起，呈“V”形发展态势的日本经济，新一轮上升又开始了（日本人称之为“岩户景气”），历时42个月，直至1961年12月。在这轮新的上升三年中，每年的GNP都递增10%以上。
1960年12月，第二次组阁的日本新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要在此后十年内，使日本国民的收入增加一倍，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与实现完全雇用”为目标。实践执行的结果之好，却是大大超过了计划。在这十年间，GNP年均增率达10 %以上。就是在这十年内，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原计划GNP增长2·66倍，实际增长4·16倍；国民人均收入也增长了3·62倍。二者均翻了二番。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进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渡过石油危机灾难后，虽然不再高速发展了，但却仍然进入了稳步增长时期。其中GNP增长为：1975年1.4%、1976年5.3%、1977年5·.3%、1978年5.1%、1979年5.2%。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转折点。1965—1973年间的GNP平均增长为9.4%，而1973—1980年间，却下降为4%，降了一大半。日本国民的收入，也从1970年的1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688美元，增加了3.9倍。
再到1980年时，日本GNP总值便比1973年增加30%，约达到美国的49.4%，并与当时的苏联相差很近了（1980年苏联的GNP总值约为美国的54%），成为了世界第三、西方第二的的经济强国。因此，日本经济在这段稳定增长期间，虽然，增长速度较之七十年代以前为低，但由于其基础平台已筑高了，所以，它的经济发展总量，也仍是很巨大的。这段时期日本经济有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战略时期：前段（1980—1986年），重在扩大出口，以出口来大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后段（1986—1990年），则以资本输出、向外投资为日本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七十年代末，日本政府在太平正芳、铃木、中曾根三届内阁，分别制定与执行了一个1979—1985年的《新经济七年计划》，在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提出了强化“贸易立国”扩大出口这一基本国策，拉动发展日本经济。在这期间，政府对长期亏损与经营效率极差的二大国营部门——国营铁路与国营电信——进行了私有化改组，让民营资本进入，从而一举扭转了这二个行业的经营局面，不仅迅速赢利，而且，服务质量更是大幅得到提高，使消费者受益。
中曾根内阁根据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牵头所作的战略性研究《前川报告》，便进行了一番对策大调整。调整的核心有二，一是将外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变为内需主导型，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府措施。二是加快对外投资步伐，逐渐变商品出口型为资本输出型，以避开种种不利的国际贸易壁垒。同时，大力开拓新的对外贸易增长点，到八十代末，对亚洲东盟及“四小龙”等国的出口，增升到其出口总额的30%，其总额超过了美国（占总额的29%）。同时，中国也成了其第七大出口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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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拥有庞大的海外净资产12300多亿美元，且近四年来仍平均增长13％左右，增幅惊人，其规模高达GDP的26％，日本正在打造一个庞大的海外经济体系，且这个经济体系健康良好，成长迅速。经过长时间的追踪和核对，我从日本政府各部委和有关专业领域，收集到了一些经得起验证的经济发展数据：
到2000年底止，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约合32,046亿美元，相当於GDP总额的67.42％。海外净资产12,319亿美元，相当於GDP总额的26％，占到全球海外净资产的五成以上。日本海外企业(不包括金融、保险、不动产)的生产率，98年增长13.1％，99年增长12.9％，2000年增长14.5％，2001年1－6月增长19.6％。海外企业的销售总额：2000年为13,162亿美元，2001年上半预计会比前一年度增长10－15％以上。全部产品的80％都在当地销售，只有20％回销国内。
99年单是海外制造业的日方盈利就达226亿美元，比前年增长31.8％。其中北美增长82.6％，达到55.7亿美元，亚洲增长82.4％，达到57.3亿美元。在中国的利润是前一年的776.4％，在韩国的利润是前年的144.4％，在马来西亚的利润也增长到了前一年的165.9％。2000年的盈利，又在前一年度的基础上增长了12％。加上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其他非制造行业的收益，海外总收益更加巨大。
客观上日本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局雇用保险课提供给我的数据却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到2000年底止，日本真正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只有1,029万人，正式失业率只有1.59％。到2001年7月底也只有113.8万人，失业率也只有1.76％。远低於2％的正常失业水平。到2000年6月底止，该调查年度，全日本的新就业人数为361.92万人，而离职的只有346.04万人。
为了弄清这一庞大裁员行动的真实原因和人员去向，我一家一家去访问核对，落实的结果是：在总数77,000人的裁员中，有37,000人属於海外企业，只有40,000人属於国内裁员。而且国内的40,000人中，有23,950人属於正常退休，馀下16,050人主要是转岗，只有极少数无法转到外地工作的人，是采用援助自立的方式，补一笔钱后由其自己另找岗位的。除违法犯罪者之外，没有一个人是解雇或除名的。即使是海外员工，也按照国内方式作出了妥善安置。没有任何人被推向社会后企业不管不问的。
日本政府投入的景气对策资金五年的总和在100－130兆上下；每年的民间设备投资都占到了GDP总额的14.6％以上，五年累计共投资达到450兆；民间企业投入的开发研究费用也达到了GDP的4.8－6.4％，五年累计不下160兆；海外企业五年中投在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高达74,000－92,000亿美元。
日本企业花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上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例，95年至2001年是26％－36.4％。对高新产品的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水平的投资也达到平均每年15－16％，两项合计，占到其总投资的将近一半。照这样卯足劲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日本就会引领新世纪的产业潮流，再次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宰。 与一位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叱诧风云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多年来，在与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欧洲人的生意往来中，他从来没有失过手；惟独与日本人，做起来十分困难：价格、交货期、付款方式、产品质量、环保要求等等极为苛刻；一单做下来，利润微薄还算好的，一不小心就会没有利润甚至赔本。但是，他苦笑著说，他又没有理由指责日本人。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任何人都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多少流露出了和日本人作生意的畏惧。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8万亿美元，人均3万多美元；同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9万亿人民币，约为1.1万亿美元,人均900美元。就是说，平均一个日本人生产的价值，相当于33个中国人。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经济贸易伙伴国；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高技术附加值制成品，如家用电器、汽车、精密仪器等；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产品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为主。
目前，日本文盲率为零。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96.8%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将近50%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日本有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8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50年中，将此人数提到30名。科技人员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到了1986年，日本居世界第一，分别为：55.1／万人和 102.2／万人；专利申请件数日本为38.9万件，居世界第一。
据童新政博士在《日本高层看中国》一书中介绍：日本的经济是使资源的采掘、消费使用以及废弃物等派生的环境负荷发生在本土之外的经济。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为全世界首屈一指；且日本已经完全不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日本的矿山几乎已经全部关闭；其陆地矿产资源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更为可怕的是，到2000年的前5年中，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1000兆日圆，约合9万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在60万亿到76万亿之间。据我国经济学界估算，到2001年，我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36万亿到52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我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如果达不到横纲级，你根本就不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写下上面一组组数字时，笔者的心情异常沉重异常复杂。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居，其可怕之处在于其理性的国家管理、在于其成熟的社会机制、在于其国民的高素质、在于其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未来，在我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作好自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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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
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日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
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3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立制作所专务董事、国际事业部门负责人中西宏明说，日本最大的问题不是空洞化，而是生产过剩。在朝日啤酒，最高咨询主席濑户雄三称：朝日啤酒最高峰时债务达14100亿日元，而当时我们的销售额为9500亿日元。10年以后，我们的销售额是14000亿日元，负债为4000亿日元以下，10年偿还了1万亿日元的债务。
2004年日本的对华贸易赤字比2001年减少了1万亿日元以上。同时，伴随着日本企业到中国来生产，日本的高附加价值的零件、工业原材料、半导体制造装置等一系列的生产设备也大量出口中国。日立制作所专务董事中西宏明便计划把日立的研发搬到中国，用中国的人才，开发适合于中国的技术、产品。不仅仅是日立，在欧姆龙、京瓷、新日铁、资生堂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新的一轮对华投资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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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经典之作《菊与刀》中认为，日本人的文化特征，是不同于西方“罪文化”的“耻文化”，他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F.Vogel）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此书伴随日本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2000年傅高义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陈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但他解释当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他从不相信日本面临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李培林的新著《重新崛起的日本》是又一本从异国文化视角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体现了一位中国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观察。李培林指出日本不容忽视，“中国人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在他的实感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最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他通过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深层分析所做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在从不同侧面描述日本社会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后现代的东方社会、经济和教育立国中的裂变、西制和魂、融入现代的传统、工业国的田野乡情等词争先恐后地映入眼帘，这位社会学家在书中确实是如同串糖葫芦般，力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细微描述来揭示深层的文化积淀，以勾勒出日本社会运行的全貌。
日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应当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日本人也应当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看法。至于说对日本的最初印象，我觉得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混合体，是把很多矛盾的东西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来运转的机器。
来自异国的文化视角，有克服“当局者迷”的优势。以前的那几部有巨大影响力的写日本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菊与刀》和《日本第一》，是写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而且是西方人眼里的日本，我是写当前的日本，或者说是经历了90年代“失落的十年”之后的日本，是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
日本的重新崛起绝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经济上日本“失落的十年”也并不是“幻灭的十年”，日本的经济还有潜力，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日本都在追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影响力，包括在军事上想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和在政治上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可能性，一种会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日本依然是个经济强国，并且还将强盛下去。让我对于这个一直厌恶的国家下出这样的结论，多少让我不感到愉快，因为我憎恨他们的政府至今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另外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我的观察告诉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身边的日本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强国，它不是一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腐朽的国家，而且还将继续强盛下去。
在我们溶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今天，我们要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竞争，我们不要生存在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幻里。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别人也在发展，只是速度慢一点而已，可人家的发展基数却比我们大得多。不要忘记，根据日本朝日新闻2001年12月出版的日本经济年鉴中统计分析，日本1999年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4359美元，是我国人均GDP的几十倍。虽然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高速发展，不要因此就产生盲目乐观的心理。
她告诉我，日本人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满足。他们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是一种满足，是对自己今天完成公司交办的工作的满足。对于他们日本人习惯上只忠诚于他服务的公司，只为本公司服务，对本公司负责。是因为在日本一但被这家公司录用，他的一生将与公司紧密相连，从工作薪金、奖金直到最后退休金都将依赖这个公司。所以，他们可以不管国家的事，但必须要关注自己所服务公司的事情，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日本人内心最大的满足。
在我们驱车进入东京市区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中，所有写字楼办公区依然灯火通明。日本导游告诉我们日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5：30。可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为了完成手中的工作都自觉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有的甚至更晚。在十年前这种加班会有加班费，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这样的加班是没有一点报酬的。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腾飞，与其国民的这种工作精神是有必然的联系。认真地完成每一个个体的工作，这每一个“认真”的积累，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和保证。
日本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好事情的，所以希望和别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谁为主要谁为次要，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对得起公司的信赖，也要让自己能有成就感，使自己愉快。去年，日本各大公司和财团联合一起，以丰田公司总裁为首，成立“日经团”。“日经团”的任务就是加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以集团的力量开拓国外市场，也同时准备迎接一个强大的中国入世后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挑战。
很早以前在美国就传出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的说法。对中国人的描述未必正确，但对日本人的描述是绝对的准确。日本人早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用自律来服从群体利益。日本人之间也有竞争，他们的竞争是当身边有比自己强的人，首先是敬佩，然后学习他，最后超越他，使自己成为最强的人。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没有嫉妒，这种良性的竞争，带来的是更加团结，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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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开始对日本经济体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否定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忽视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背景，不深入研究日本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及其固有的缺陷，尤其是目前体制改革的方向及具体政策措施，就无法对其改革的成效及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作出准确预测。 日本认识到有必要加速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正在或将要朝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努力。
（1）金融制度改革：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业务的相互参与，鼓励金融机构的合并，建立由民间金融机构出资为主体、政府提供信用的股票收购机构，将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股票从银行转移至私人。
（2）财政制度改革：将重点用于充实信息通信、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资本；实施永久性减税，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法人实际税率降至欧美国家的水平。
（3）企业组织改革：促进外国资本的参与，调整所有权结构，解除相互持股，以加强股东的力量，使企业内部形成有制约机制的决策体系。引进连结决算、时价主义的新会计制度，并将资源集中投入到盈利部门，提高企业的资本效率，从产业和金融两方面谋求经济的“再生”。
（4）就业制度改革： 一些企业通过提前退休和中途录用的方式，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同时引进“能力主义”原则，提高工资中职能工资的比重，或引进年薪制，实行个人能力短期内与报酬直接挂钩的制度，并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从事管理工作。
（5）促进新技术革新： 政府将放宽规制，让大学灵活地调整系科设置，创设技术转让及留职创业等制度，并投入一定的开发资金，建立产、学、官相结合的研究体制，以有效地利用民间的研究开发能力。
（6）产业结构调整： 确立IT、生物工程、新能源、环保等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提出产业竞争力战略，从根本上纠正国内高成本结构，力争实现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7）经济行政改革： 着力排除国内各利益集团的阻力，在相关领域放宽各种规制，构筑更加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经济制度的国际化，以有效地应对经济的全球化。
（8）对外政策的调整：进一步拓展商品和服务贸易，与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就商品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在获得共识的前提下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从日本各类改革方案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改革还是微观层面的调整，都将在保持现有体制的合理性（即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谋求社会的平等及和谐、保持尊重人的企业经营等）的基础上，通过纠正体制缺陷和调整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提高体制的效率。日本大部分经济学家、财界人士、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工会组织支持目前的结构改革，但不赞成全面仿效美国模式，认为无视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文化背景，全盘放弃现有体制的合理部分，反而将使体制效率下降。 日本社会运转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的。请教了当地的朋友之后，他说，日本的经济运行也是井然有序的，你不要以为日本的银行坏帐很多，但是银行都在正常的运行，所有的存户，他的存款都是有保障的，万一银行出了问题，政府会出面来挽救银行。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但是我们把美国跟日本做一个比较的话，日本的富裕程度超过了美国。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小国，而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是930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是2亿多，美国的经济总量是8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总量是4.3万亿美元，比美国的一半还多一些。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券国，日本也是美国最大的债券国。
日本的经济实力可以美国相提并论，全世界的海外资产当中有一半是日本的。日本政府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日本人民可以说世界各国人民当中最有钱的人民，他是一个经济大国。“911事件”对美国当然造成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对日本本身没有直接的打击，就像911事件之后各个大国都在迅速的展开行动，格局在改变，大家在重新定位，在寻找各种机会，日本也不例外。
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很有大一部分是放在海外，就是日本已经实现了投资和生产的空间转移。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可是这一亿多人就拥有全世界海外资产的一半，这种能力我觉得以人均产值来计算，实际上是相当惊人的。它在海外的资产是3.2万亿美元，包括它的投资，包括不动产。另外，日本在海外的销售所得，这个销售所得它是不放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里的，这个去年的数字是1.3万亿美元，这比中国一年的生产总值还要大。
可见，日本的经济经营的规模以及被忽略的东西，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经济是负增长，是指它的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你应该把它在海外的生产和收入加进去的GNP，才能够反映出日本总体的情况远远不象所想象的那么差。日本的舆论在连篇累牍在讲日本的经济状况怎么不好，美国的经济状况怎么不好，可是又连篇累牍讲中国的经济状况又如何的好。 我的感觉，也包括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交换意见以后，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用这个来唤醒全民的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是日本人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日本是一个这样富裕的国家，它的整个社会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日本的住宅60％是属于自己的，日本的人均住宅面积仅次于美国。日本人的整个的生活水平是非常富足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的企业拿出巨额的研究和开发的费用，研制各种最新的，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日本人利用这种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在海外积累了非常巨额的财富，而且也夺到了广阔的市场，这是日本在打仗的时候，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时候都没有做到的。其实打仗的目的也是为了市场，为了占有资源，可是日本它在和平时代，它利用它的经济竞争和开发的能力，它做到了它当时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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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居民总存款约775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GDP总额的7倍。用它来搞建设可以让全世界翻新再翻新。
随着对外扩张的力度加大，日本产业的外移会继续增加。海外资产和海外企业的生产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与国内GDP总额持平的程度。
日本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会有进一步的提高。海外经济的收益会不断增长。只有等到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产业外移告一段落，新的产品和技术产生市场效应时，国内经济才能确保稳定增长，甚至有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但是不管国内经济是增是降，日本的GNP会稳定增长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担心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贸易额会像日本当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一样出现大幅度增长，进而挤占日本的出口市场。因此会不择手段地将汇价压到足以压制中国出口增长的程度。由于一次性降幅太大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抵制，它可能会采取逐步下降的措施，直至达到最终目的；日本要当金融大国，日元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日元降到理想程度后，它会极力去维持汇价的稳定。在未来的10来年间，日本金融领域很有可能出现先抑后扬的发展趋势，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帝国。
日本五大金融集团最近相继发表的2003年第四季度财务决算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底，这些大型金融集团的不良资产总额为10.61万亿日元，比上季度减少了1.8万亿日元。导致日本金融集团不良资产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形势好转，一些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正常，金融集团的不良资产成为正常资产。另外，金融集团还利用坏账准备金和利润冲销了大批坏账。去年第四季度，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理索纳金融集团分别减少不良资产6200亿日元、5440亿日元和5165亿日元，三井托拉斯金融集团和住友信托分别减少不良资产1060亿日元和300多亿日元。
8月12日，日本的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宣布，它们已就在2005年10月1日前进行合并达成协议。联合组建的“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在实力上将取代美国花旗银行集团，成为全球金融业的新霸主。与原来相比，新组建的三菱联合在地域分布、业务对象、经营范围等重要方面均得到明显扩展、均衡从而优化。在地域分布上，能够实现国内与国外，首都圈、中部圈和关西圈之间的均衡发展；在业务对象上，更能实现从大企业、中坚企业、中小企业到个人客户的全面发展；在经营范围上，新集团将成为以银行、信托和证券为主，涵盖投资信托、租赁、信用卡和消费者金融等所有业务的“综合金融集团”。
三菱东京合并日联还促使日本及国际金融格局发生变化，新组建的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将成为日本及全球金融业的新霸主。两大集团在协议中宣称：统合的宗旨是要打造“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金融集团”。 近期，各媒体纷纷关注美国在信息技术引导下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却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信息技术实力视而不见，或是著墨不多，似乎日本真的陷入了一蹶不振当中。其实实际情况不见得如此。
日本的信息技术实力，包括电子造业、通讯和互联网在内，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在很多领域都处於世界领先地位。比如，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日本最大的移动电话经营者NTTDoCoMo便推出了i-Mode系统，提供连续的互联网服务，通过移动电话本身，不需要个人电脑或是笔记本电脑，就可直接上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查询银行帐户，即时了解国内外新闻，还可访问内置於电话面的将近四百个网址。i-Mode一经面市，受欢迎程度连其开发者都没有意料到，目前已有三百五十万个用户，预计二000年底会达到五百万户，这个规模不仅使得NTTDoCoMo成为日本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而且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无绳数据传送用户的国家。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已让以‘做小’见长的日本充分显示了实力，而这个实力被世人忽略的主要原因在於，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长达一百零七个月的经济增长，此时恰恰是日本房地产泡破灭之时。事实证明，在电脑、电器、通讯、广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后PC时代，日本的优势实际上越来越清晰，尤其在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及关键部件的优势，可以使日本凭电子制造业之梯，摘信息革命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日本能够最终走出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後的长期衰退，则可能创造另一种‘新经济’，在这里不妨称之为‘日本新经济’，以有别於‘美国新经济’。‘日本新经济’拥有强大的现代造业为支撑，虚拟成份少些，当然市场也会稳定些。
‘日本新经济’的出现，将改变‘美国新经济’的运作模式，单凭i-Mode就可对美国互联网公司及效仿美国模式运作的包括香港和内地在内的其他地区的互联网公司提出挑战。i-Mode系统虽然没有那些不分对象的广告，但仍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申请费和对参加i-Mode的各个网址收取百分之九的回扣，而美国互联网公司的收入一般来自於网上广告，经常处於收不抵支的境况，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美国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因为如今的‘美国新经济’已越来越演变为对所谓科技股投资的狂热，尤其是对互联网的投资，以至於一些看起来与信息技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司，如服装公司、矿业公司等，只要宣布进军互联网，其股票价格立刻就可以摆脱冷遇，如脱睬之马在一天之内升几倍、几十倍。在这种狂热中，互联网公司根本不用为钱发愁，其股市价值也可以是其本身资产价值的几十倍。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一棵树长得再高，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人们不得不摒?投机成份越来越重的‘美国新经济’时，或许就是‘日本新经济’真正到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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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谋求利润靠的是积累深层竞争力，即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而我国企业多数仍停留在对价格、营销以及通过合资或模仿获得产品技术等表层竞争力的追求上。
2003年，日本11家汽车企业的销售额总计达到44.6万亿日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3.25万亿日元，连续3年更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特别是丰田公司，净利润连续两年突破了1万亿日元。而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却陷入了经营困境，通用和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部门均出现赤字，只能以汽车金融领域的利润来弥补。
在分析汽车等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制造业经营研究中心的所长藤本隆宏提出了表层和深层竞争力的概念。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表层竞争力即消费者可以直接观察、体会到的产品特征如价格、外观设计、促销手段等直接相关。因为消费者并不会看到产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以及有效率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制造企业对成本、质量和灵活性等方面的组织管理能力被称为企业的深层竞争力。
丰田生产方式，又被称为精益生产方式，已经成为被广泛学习的对象。在彻底排除浪费的核心理念下，准时生产和以人字旁的自动化是其两个中心组成部分。
准时生产，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依据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与从前向后进行生产的传统大量生产方式不同，准时生产通过看板由后工序向前工序提出生产的指令，以减少工序间的库存。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工序间保持同步而库存又减少到最低限时，某一个工序上的问题会立刻得以反映，从而能够实现对生产环节的改善。人字旁的自动化，是指一旦发现异常可以自动停止的设备运行机制，以及现场的作业者在发现问题时有权停止设备运作的管理办法。
丰田公司的高效率开发来源于其开发体制的组织能力。丰田在50年代后期就导入了主查制度，即开发项目负责人被予以强大的权限来统括全局，进行总体的协调。这种做法出现于二战期间日本军用飞机制造企业中，战后，这些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纷纷转入汽车制造业，也导入了这一经验。丰田公司在新车型设计中采取了并行设计的方式，使生产和设计部门在更早的阶段就相互交流，不仅避免了开发后期阶段重大的设计变更，也减少了成本巨大的试作的次数。丰田公司在开发效率上的竞争力，还与外协企业在零部件设计招标的早期阶段参与到开发项目中密不可分。
丰田公司的经验说明，日本汽车企业在谋求利润时走的是靠积累深层竞争力即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道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成功经验与一百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汽车设计思想相适合。当汽车的总体商品性必须通过上千个零部件在性能和结构上的协调来实现时，以丰田代表的统合型生产系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一大批成熟的公司是成熟经济环境的重要标志，具体到曾以“日本制造”重写世界经济的日本经济，制造业公司的成败是其经济兴衰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经济萧条导致了日本小企业的破产，但更多的大型公司在低迷时期积蓄了复兴的力量。
世界头号赚钱机器的荣誉被丰田汽车集团摘取。海外市场强劲增加以及成本削减措施继续使该集团净利润仍较去年同期增加29%，净利润达到2866.2亿日元。富士通日立公司和松下电子株式会社这两家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等离子电视42%的份额。在方兴未艾的数码产品领域，索尼、佳能和奥林巴斯占据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数码相机市场。
对海外战略、技术水平、生产模式、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不断突破，乃至公司治理结构的西化倾向，这一切都在表明，日本制造业正在努力找回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位置。将生产移师海外、然后以低价返销日本，面对海外的低成本竞争和日本国内高出30%的人员工资，低附加值制造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契合当前趋势，尤其是制造业。
在日本的海外攻略中，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战略要地。2003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升为21.9%，达750亿，并且，据日本外贸组织报道，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有15%属于某种“返回的进口”：将中国子公司生产的产品购回日本或销售到全球各地。渐渐恢复元气的日本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掘中国市场的潜能。
日本企业之所以在1970和1980年代排挤了它们的美国对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对其它地方发明的电子设备进行更优化的制造。日本工程师总是能够拆开一个美国设备并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但非日本企业却很难模仿他们的发明——日本企业的生产流程并不像一个设备那样容易被模仿者研究。
日本制造业公司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协调海外低成本制造和高技术优势之间的危险关系，进而开始艰难思考哪些技术需要保护，而哪些可以离开本土进行生产。东芝正努力通过在国内研发并生产核心技术产品来回应竞争，只将附加值低和劳动密集的工业转向海外。国外工厂的工人要学会把产自日本的材料与本地材料混合在一起，却对材料的成分一无所知；如果一个在海外的高级设备出现故障，京瓷的日籍工程师会在隐秘的地方对其进行修理以防止本地工人看到其结构。佳能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在描述其投资分配计划的时候表示：出于保护技术的考虑，未来三年内，佳能将80%的全球投资放在日本，包括一个拥有高端技术的数码相机厂和一个研发中心。
长期以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子公司与当地的融合能力、治理的本地化能力、甚至终身雇佣制曾被视为日本公司的弱穴处，如今的日本公司正在改变这种封闭形象。在选择海外战略时，日本公司开始加深与国外企业合作的程度。“在中国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之前，利用对方的力量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海外战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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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实力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科技基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是指该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产出能力，主要包括科技研究能力、科技转化能力和科技市场占有能力。日本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在研究开发上的民间主导型特征，决定其基础研究侧重于目的性基础研究。
日本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这一点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日本各界的不安。从80年代初起，以“技术立国”为契机，日本政府通过推进产学研的合作开发体制，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资金、人才、组织等各方面加快基础研究的步伐。今天，日本社会上下已对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形成共识。
日本在应用研究方面十分出色，这已被其经济发展的成就所证实。从以下四个指标明显看出，在应用研究方面，日本居世界第2位。1．研究开发费方面，日本仅次于美国。2．尖端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比率，美国属于技术出口大国，日本属于技术进口大国。3．在美国取得的专利数量，除美国占半数以上外，日本最多。4．制造业产值中尖端技术产品的比例，日本占首位。
把以上四个指标加以指数化，可以看出日本的应用研究虽居美国之后，但从发展角度看，应用研究能力最强，特别在半导体技术、高密度数据存储技术等信息、电子科技领域，日本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的应用研究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以引进的科技成果为基础，加以吸收、改造，达到实用化能力。如果假定基础研究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分别为100，那么，在基础研究能力上，美国的优势占62.4，日本的优势仅占6.4；在应用研究能力上，美国的优势仅占4.2，日本的优势达到70.6。
日本的开发研究以企业为主体，至今已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合作开发研究发展迅速。民间企业在确立企业战略时，最受重视的前四位都是关于企业开发研究的。民间企业开发研究体制开始向合作方面调整，注意与其他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及海外有关组织进行合作开发。日本用于开发研究的费用比率呈不断提高趋势，1992年达到61.7％，已超过同期美国的60.9％。从开发研究的内容看，日本已结束技术引进时代，进入以基础研究为依托的技术革新时期。今后，日本的开发研究将继续以企业为主，以技术创新为目标，采取官产学联合开发的形式，向尖端技术领域挑战，不断提高开发研究能力。
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实效性，使其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周期较短。日本研究开发的主体是企业，其研究开发的重点放在能迅速获得市场成效的项目上。以上这些导致战后日本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外国技术，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开发活动，保证了在短期内赶上欧美，成为战后科技商品化、产业化最为迅速和最有成效的发达国家。其次，在产、学、研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日本的产业技术迅速发展，其商品化的周期仅为5至8年。
日本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往往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采取研究开发上的承包形式，由企业集团的中央研究所研制核心技术，各承包企业承揽其余技术开发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亚洲周刊“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不久前揭盅，资料显示日本企业并没有因该国持续10年的经济衰退所拖累，众多日本企业在亚洲市场仍占重要的地位。
“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是以2001年度或最近公布的年度营业额排名，日本上榜企业数目最多，达711家，占71.1%，冠军是丰田汽车。第二是韩国，共67家企业入榜，占6.7%，冠军是三星电子。除了韩日，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较前的公司是石油、电力、能源、电讯等具独占性质行业以及国营为主的公司。
日本向来以“综合商社”为经济的主干，而这些传统综合商社的关系企业众多，而且规模都很大，也是日本企业在亚洲1000大占尽优势的原因之一。例如前500名中，共有12家以住友为名的企业，10家以三菱为名的企业，9家以三井为名的企业。韩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前500名中，有6家以现代为名，5家以三星为名，5家以LG为名的公司。
现任台湾《经济日报》总主笔的财经学者马凯指出，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目前面临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也是小公司先倒，大的企业暂时不受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不会立刻变成小公司。不满足于眼前的收益，始终把眼光放远，不断开发新产品，这是日本大企业的成功秘诀之一。
佳能总经理一上任便决心把赤字产品撤掉，一反日本企业不撤掉既有产品的传统，因为这涉及裁员问题。他把既有产品的员工转移到公司的其他部门，使公司集中发展照相机等擅长产品。“细胞生产方式”取代“传送带方式”也是佳能改革项目中的一个杰作，这有助增加员工的工作热情及创意，在2001年佳能在逆境中却有1000多亿日元盈余。
外国家电与日本产品互争市场，甚至进入日本市场，这对日本企业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威胁。但是日本人面对危机的态度却是异常冷静及清晰，以铃木公司为例，在遇到价廉的外国汽车时，他们随即“转变制造产品的观念，将产品质量的标准从过剩转为适当”，这立即使铃木公司出产的“来茨2号”降价3万日元以对抗外国货。
三洋公司却把握与竞争对手合作的机会来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该公司去年1月与中国海尔开始了全面合作，其中包括利用各自的销售网销售对方的产品。这种敢于与对方合作的气魄与斗志，正是日本企业过人之处。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中，亚洲50强排名是排行榜系列的一部分。在该项排名中，日本公司牢牢占据了前13位的所有位置。直到第14位，这种日本公司雄居亚洲天下的格局才被韩国的三星公司打破。
日本公司在该项排名中的风光无限，表明日本国内经济虽然经历着发展停滞，但日本企业的整体规模实力仍然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丰田公司在本次《财富》世界500强的排名中比去年还上升了两位，位居世界第3位。而这种成绩的取得，应该与该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合理调配资源、分散风险，充分开拓海外市场的举措有关。
从整个亚洲大公司的情况看，日本公司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丰田公司的销售量是三星公司的将近三倍，而排在前列的日本公司都与后面的亚洲其他公司保持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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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数字化日本之发端——行动纲领》，分别就网络建设、宽带服务、移动通信、图像网络、电子商务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同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IT战略本部，全面推进IT革命，在经济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把日本复兴的希望寄予IT产业。同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更为明确的战略：５年内赶上美国，成为超高速网技术大国。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有自己的特色。由于日本的个人电脑和手机上网普及率高，并拥有光纤、无线、专线等众多宽带上网方式，日本计划2002年以前发展500万宽带用户，到2005年宽带用户将发展到3000万户，这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日本通信移动产品在电子商务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预测，2003年B2B（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达到68万亿日元，B2C（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可望增加12倍。
在技术上日本也有独特的产品，如只有日本可以生产的彩屏手机、夏普附有照相功能的上网手机、全球运算最快的服务器、即将推出的一秒之内传送片长两小时数码影像的高速电信服务、可用于手机终端的高清晰度解像“系统液晶”等，均在世界上保持领先水平。
据有关部门统计，美国信息能力为71.76分，日本的信息能力为69.97分。如果说美国更重视个人和企业的冒险精神，日本则有团队精神。日本没有美国微软、英特尔那样的信息产业大公司，但有无数个公司分头开发各种信息产品，合起来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并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引擎。一方面与通讯、电子、软件等相关的信息产业自身不断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信息产业还不断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
2001年1月日本提出了“电子日本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集合政府与民间力量，迅速在重点领域寻求突破，在5年内将日本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此外，通过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价格、贸易等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赋予日本信息产业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极大的动力。
2000年7月日本内阁决定设立旨在全面推进日本IT革命的“IT战略本部”，本部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成员几乎包括了所有内阁成员。其宗旨是综合推进以全体国民能够享受IT革命带来的利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IT立国”为目标的各种措施。为促进技术产业化，日本还成立了许多半官方中介机构，如日本信息处理开发协会(JIPDEC)、信息服务产业协会(JISA)等，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研究成果，资助民间企业发展信息技术产业。这些半官方的中介结构，沟通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起到了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实际研发活动中，日本采取了“官学民协作”或“产学协作”的官民并举的组织形式。由于日本各产业90%以上的先进技术都掌握在民间企业手中，所以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研究开发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民间企业型的研究开发占绝对优势。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特许厅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对策，引导产业界进行体制及制度上的创新，从根本上摆脱注重引进欧美基础技术加以改良利用的“拿来改良型”的陈旧模式，逐步转变为以富有独创性为主的“前瞻创新型”的研发模式。将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或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源泉，以此来构筑新一轮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特许厅围绕产业竞争力与知识产权这—主题成立了专门机构——产业竞争力与知识产权研究会。研究会委员由产学研、经济、法律界等有关部门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研究会召开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个框架式战略目标。具体要点如下：
·以技术为先导，强化产业竞争力，对创新技术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构筑有效的利用制度；·以大学等研究机构创造的新技术为支撑，建立培育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创业制度；·为了确保海外的产业竞争力，加强仿制品等对日本知识产权侵害的打击力度，提高国际性专利的申请，降低企业的负担，加强国际间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协调；·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必须确立对数字信息资源等的保护及流通的健全制度。
1997年以后，日本参照美国的一些做法，从司法、行政及对外政策等角度，制定了重视专利的相关政策。健全了法院专门处理纠纷的体制，通过专利法的修订，使侵权行为和损害的取证更容易。审查标准的修订，切实保护了尖端技术等，营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转让的外部环境，并实施了防止仿制品的对策。1997年还实施了专利流通事业，促进了处于休眠状态专利的激活。
日本虽已引入了产学合作政策，也建立了技术转让中介机构制度，但大学的技术专利的形成及技术转让等与美国相比明显滞后。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学的发明创造其归属，应由“研究人员或国家”转变为“大学和技术转让中介机构”，促进大学专利的顺利转让；·加大对大学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建设的指导；·减轻大学、风险投资企业等负担过重的律师费用，充实必要的补偿机制；·对大学和企业所共有的专利，形成一种恰当的专利共享形式的契约式惯例。
随着当今人才的流动及网络化趋势的加快，企业经营秘密很容易流向国内外的竞争对手，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强化经营秘密的民事补救措施，应由产业结构审议会研究提出。在2003年修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强化企业经营秘密的保护。此外，有关省厅应研究是否有必要引人刑事罚则，防止人才不合理的流动所带来影响，加强保护措施。对这些议题，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案，提交2003年通常国会审议。
随着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据点向亚洲各地的转移，担心其产业技术一方面流向海外，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为了强化产业竞争力，民间企业必须制定中长期的技术管理及利用战略。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法制建设及执行等方面的交流，促进日本企业在海外专利的取得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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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泉首相亲自挂帅的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标志着日本继“技术立国”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推进旨在获得以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的战略，以谋求经济再生。日本要跻身于用脑力生财而不是用体力生存的国家序列。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有四大内容，即是开创知识产权的创造战略（创新战略）、保护知识产权的战略（保护战略）、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战略（应用战略）、谋求充实人的生存基础的人才战略（人才战略）。并就此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创新战略是基础，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而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动力。日本强调基础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日本的基础研究与其经济巨人的地位极不相称，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也是大多同工业有联系，如江崎铃于奈曾任职于索尼公司，田中耕一是岛津制作所的工程师；日本在诺贝尔奖方面也显示出其重应用轻基础的特点——江崎是以发明发光二极管这一应用成果而著称的。因此日本提出在基础研究上追赶美国，在未来５０年内使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３０人左右。
日本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提出的主要内容，经反复进行讨论，准备在国会会议上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案。大纲指出，为了恢复经济社会工作的活力，制止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必须扩充科学技术和研究开发所开创的知识产权，并确立知识产权的无限“循环”机制，从而使知识产权进一步产生出新的知识产权。
日本意识到，其经济社会的现状是资源匮乏、劳动成本高，日本近畿地方（东京、名古屋和阪神地区）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２０多倍，因此日本大型企业都将制造业迁移到中国大陆。在此形势下，日本把恢复活力的战略寄希望于知识产权立国，即将优秀的发明、创造技术、工业设计、音乐、电影、广播、动画、游戏软件等方面的创造、保护和利用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以此创造出财富。而政府要对此做出改革，必须推行重视自由发挥、重视独具匠心的教育，创造出一种尊重独创性与个性的文化环境，刺激创造意识。以激活知识产权循环的理念作为国家目标。
上面提到的触及到了日本经济的文化背景，以激活知识产权循环为目标是重大的观念转变，相应的价值取向要由集体向个人进行转化。因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主要还是靠体力而非智力，团队精神和纪律成为基础；而凭借智力则是要以自由平等为支撑的。日本社会等级观念突出，上下级的绝对服从；彼此间的互相支持，具有严格的纪律感，这是当代日本社会的特征。更是以加工组装型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的文化背景。不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智力社会。这与其地理环境和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欠缺独立奋斗的精神，形成了相互依靠的团队品质，容易产生互补性，借鉴、吸收和完善就成了其岛国社会的特点。而大陆民族具有独立富强的精神，创新则强调独立思考；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在创新领域的区别。蕴藏在日本国民当中的这种意识和文化背景，构成了亚洲教育哲学的重要部分，与西方的教育哲学截然相反。训练的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前者培养的是大胆和自信心，尽管有傲慢的副产品；而后者虽然说培育出了谦逊的美德，但却带来了胆怯和缺乏自信心这两大副产品。
二战结束后，对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国曾有意抑制其发展，但是后来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在此政治框架下的美日经济贸易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追随美国成了日本取胜的首要模式。美国以极低的专利使用费向日本提供技术，并为企业培训技术人员，日本企业以模仿的形式追赶美国，并通过向美国出口产品不断地取得成功，进而成为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如小泽所言，现实要日本自己负担成本，自负盈亏，形势要求日本自立。
根本还是要通过行政改革，改革原来官僚主导的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经济体制。2001年起实施的内阁组织改革，将各省厅的政务次官提升为副大臣并配备政务官，旨在实现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最近一年来，不少美国媒体开始关注日本文化产业的崛起。《Foreign Policy》去年曾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名为“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而《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也认为，日本正从一个产品制造大国，转向一个“酷”文化输出大国。
日本面貌的这种转变，应该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在青木的眼里，日本正处于制度大转变的时代，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发生着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过，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青木所言的制度变迁或转型，并非仅是政策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变化。“制度”这一概念，是指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规则、结果，以及游戏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战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系受到技术的、国际的、人口的冲击等等，产生一些均衡，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参与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
参与者在变迁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试图创新，有的则试图维持现状。日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旧有势力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在激烈竞争，目前还看不出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青木认为，由于统计方面的一些误差，其实日本的一些宏观数据被低估了。就软件而言，捆绑式的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不列入GDP统计，而在美国，这些价值是被列入的。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元桥和哈佛大学的乔根森（Dell Jogeson）教授发现，在整个19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1％，GDP增长被低估0.7％。就IT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日本和美国相差无几。
青木认为，实际上造成日美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投入，差异不光是数量而且是质量上的不同。实际上，从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到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变化非常深刻。日本许多大企业，如东芝、索尼，整个产品体系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模块化生产则不同，这种生产方式由许多小企业选择一个模块，集中进行改良和改进，提升其性能和质量。那么，是传统方式好还是模块好？青木认为答案取决于具体行业和具体技术。
青木特别提到正在崛起的软产业，即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在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了20％。日本现在软产业的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
如《时代》杂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GNC（COOL——酷）。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而另一方面，旧有的生产方式仍在与之竞争，如汽车产业，如用传统方式生产电讯产品的NTT。这体现了制度的惰性和惯性。
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青木看到，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如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更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将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的一些制度约束因素不再那么的强大。经济全球化、IT产业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利益集团出现了弱化的情况。虽然自民党仍努力维护这一体制，但年轻人已觉得这难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此不感兴趣。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日本的方向是英美制度、修正的官僚多元主义模式，还是要走向另一种体制？它允许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呢？对此日本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必须反复实验，不断摸索。
青木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日本制度转型正在进行，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这一过程有可能将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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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日本的大和银行、东海银行和朝日银行继日本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第一劝业、富士和日本兴业银行之后宣布合并，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这些巨大的银行相继进行合并，并掀起了日本金融业重组的高潮。
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日本信托银行宣布组成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洋信托银行组成“日本联合金融”集团；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加上去年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组成的惠穗集团，日本11家主要银行重组而成的4大金融集团初具规模。
日本第四大银行日联控股正式向第三大的东京三菱集团提出联姻请求，如果合并成功，将挤下美国花旗集团和日本瑞穗金控，以总资产190兆日元成为全球最大金融集团。东京三菱集团有财团做后盾，客户都是大企业，财务基础也较稳固，但多年来企业借贷需求疲弱，银行赚的存放款利差越来越微薄，必须另开财源，增加获利。以往放较少心力经营的个人和中小型企业放款，成为各家银行兵家必争之地，而日联最擅长的就是消费性金融领域。
东京三菱和日联展开谈判，希望在2005年9月之前完成合并，将日本原先由瑞穗、三井住友、东京三菱和日联四强争霸的的金融势力版图，重新将战局划分为三足鼎立的新风貌。日本银行史上沸沸扬扬的第一次竞购战，最终以三菱UFJ控股公司的成立而尘埃落定。日本排名第二的大型金融集团东京三菱金融集团击败排名第三的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功地收购了日本联合控股公司。合并后的新控股公司总资产高达189万亿日元（合1.75万亿美元），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而且也超过了目前全球最大的花旗银行集团，成为国际金融界的新霸主。
这次合并后的新银行将会建立全日本最大、业务分布更为均衡的分行网络，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和业务调整，使双方都实现了区域和业务上的互补。在区域上，业务范围由以东京为中心的东部拓展到日本西部及中部地区，业务服务范围也从大企业和海外客户为主涵盖到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其定位是建造世界一流综合性的大金融集团，开创世界金融新格局，为全世界提供投资信托、租赁、信用卡和消费者金融等所有业务。
自去年出现低点以来，日本四家最大银行的股价已大幅上扬。瑞穗和UFJ Holdings（日联控股）的股价已经比2003年的低点上涨了4倍多，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上涨了两倍多，东京三菱金融集团也上涨了1倍多。银行业处境好转会从总体上提振投资者投资日本股市的积极性。东京证交所银行分类指数将在本财政年度实现7年来的首次上涨。
传统的排斥市场竞争和疏于对交易对象进行差别化、最优化选择的银行融资体制在金融自由化和政府“护卫舰队式”的保护趋于瓦解的大势下,与市场原则和资本本性的冲突日益深化。因此,打破传统企业集团和企业系列的限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金融交易,变“关系型”融资为“风险信用型”融资是金融机构适应无保护时代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
90年代以后,迫于经营压力和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换,日本的法人相互持股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此次城市银行的大合并与大调整和大重组将促进银行由“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由此,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城市银行之间的协调竞争体制也将面临转变。现在虽然尚难说清日本城市银行之间会建立什么样的新竞争形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传统的协调竞争相比,重组后的城市银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加具有对抗性。 近年来，日本综合商社顺应全球化发展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重点拓展新商业领域、强化资本运作和经营风险管理，完成了经营战略的又一次转型。
1、核心功能定位在国际化经营，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一是 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 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以及法律服务。二是 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三是 投资于国内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全球市场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安排物流运输、培养综合型人才、提高经营业绩、强化集团经营。
2、商社经营方向趋于高附加值化和综合化。其经营重点一是 开拓物流领域，打造供应链（SCM），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各大综合商社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二是 深化和扩大本集团的金融机能，发挥“孵化器资金”作用，扩大辐射和协作功能，巩固发展后劲。三是 综合运用各项机能，打造以商社为核心的价值链，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四是开始涉足高科技研发工作，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树立品牌，推动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专业化和商品化。
3、集中经营资源，有选择地确定经营重点。近期综合商社的经营重点呈现加强“两端业务”特色。一是 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能源开发。综合商社配合日本国家政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资源的争夺战，着力开发能源资源，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的命脉。如三菱商事积极参与南美和澳大利亚铁矿山开发，三井物产与英荷皇家壳牌公司继共同开发萨哈林油气田之后，又携手在美德克萨斯州开发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进军急速成长的英美清洁能源市场。二是加强流通、销售服务、咨询等下游领域业务，削弱下游销售商的强势地位，推进“顾客商机”，打通流通“瓶颈”，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购销一体化，提高经营业绩。作为中间商，综合商社的生存空间遭受制造商与下游销售商的挤压。为此，综合商社相继涉足超市、便利店、百货店、名牌时装专卖店等零售业务，进军餐饮业，开拓网络、电视、邮购销售等无店铺销售业务，直接参与市场销售，把握流通主导权。
4、推进经营资源的整合和重组，提高竞争力和抗御风险能力，向战略性、具有综合经营能力的企业集团和专业商社集团发展。为应对激烈竞争、改善收益结构，日本商社不断推进商社间相同营业部门的合作及大型合并重组，通过优劣互补和强强联合。目前，传统的九大综合商社仅余5家，日商岩井、日棉、兼松等综合商社放弃综合经营，走向合并与专业化。今年4月，日棉、日商岩井合并组成“双日控股公司”。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等实行“选择与集中”、“引进事业部（Unit）制”的组织经营战略，推进相同经营领域的重组整合。通过渐行渐深的整合，实现行业垄断，增强了对外交涉力，各大综合商社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益大幅改善。
5、开发新能源，推动建设循环型社会。近年来日本社会环保意识提升，呼唤商社在建设循环型社会中发挥社会责任感。综合商社积极参与塑料、家电、汽车、计算机的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参与开发风力发电、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推动植树造林、控制废气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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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在做“制度的创新”，是要提高“制度的竞争力”，所以不能用经济增长率、企业倒闭数、失业率等表面性的指标来评价日本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因为“制度的创新”往往要与现有制度文化、“抵抗势力”发生摩擦，而且需要耐心与时间。更何况日本的决策者决定不在乎表面性的经济指标之好坏，来推进“制度的创新”。
日本政府的一项分析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架构的若干要素，同时也清醒地剖析了日本经济基础的若干“隐患”。“增强竞争力”(约 40%) 和“开拓并参入新的事业领域”(32.8%) 为日本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资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增大研究开发投资, 制订新的竞争力强化政策方面，显然意识到中国崛起这一因素而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日本在强化竞争力方面的战略目标是，使日本从“大量生产型社会”向以知识创造力为基础的“知识财产立国”转换。2002年5月，日本产业竞争力战略会议提出题为“强化日本竞争力的6个战略”的中间报告书，指出了加强日本经济整体的竞争力所应遵循的三个原则: 一是增加在日本国内拥有中枢功能及高收益能力的“全球运作型”企业数；二是以“全球运作型”企业为核心实现日本制造业的高生产率，并牵引日本经济；三是开拓新的事业 , 特别是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国家生产率的整体水平。
为此，要求日本产业界彻底地进行“经营革新”，并建议日本政府动用支援企业改革和事业再编的政策性工具。该报告书还针对中国经济崛起，在分析日本竞争力的4项优势后提出了灵活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成本这一优势以弥补日本之劣势，形成“以我为主导”的日中之间新的竞争与协调的格局。日本的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在知识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将会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前后夹击，称该势态为“前门是美国，后门有中国”。为了应对这一势态， 产业竞争力战略会议制定了“日本经济活性化、强化竞争力的战略计划”即“6个战略”。
实际上，这6个战略的核心是第一个战略，“使日本成为高附加价值的据点”，即使日本在： ①信息家电 ；②环境与能源 ；③医疗与生物工程 ；④纳米技术与新材料等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先端的研究开发据点。其他5个战略都是围绕着这一个核心制度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战略核心旨在于在上述4个领域建立日本独自的优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前后夹击势态。
针对中国制造生产能力的急速上升，该白皮书明确地提出了重新建立日本制造业优势的政策与战略。重新确立日本制造业优势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有关知识财产权的战略性对应”, 就是将制造装置及核心部件内制化，同时还要将制造装置的控制技术和手法做成基板组装在装置内。二是“生产技术、事业手法的创新”, 例如推广所谓“蜂巢式生产方式”以适应多品种少量高附加价值的生产 。三是“培养高度熟练的多能工与管理型技能工”以适应制造业高附加价值比之需要。四是“从少年儿童做起抓制作、生产教育”, 以培养少年儿童、学生们对制作、生产的兴趣 , 以便他们继承日本重视制作、生产劳动的文化传统。 日本的忍耐力与阴险而冷酷的心理本能，以及在捕获猎物时出手时的狠、准、毒、辣等等，都是其他具有大智大彗，擅长于在明处，在宏大的空间施展才华的民族所不具备的。日本的阴柔嬗变决定了日本最擅长的空间方位是“暗中”，同时也决定了日本最拿手的“绝活”是对“细节”的创造和掌控。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
日本生产厂家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政府的限制。例如，当东京已无法再推迟开放肉类市场的限期时，日本公司就马上在澳大利亚购买了许多养牛厂。大批的企业向海外转移是日本避免国际社会视线的一种主要的战略应对手段。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
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后，便在暗中、在细节上采取悄然无声地控制世界、蚕食世界这一忍者的方式来再次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美国移动电话配件9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就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
日本的战术是成功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世界各国人民渴望有自己的品牌的心理，在某些领域放弃了同世界各国品牌进行正面较量，转而大力开发各类产品的零部件，使得这些让人十分耀眼的世界名牌的体内，则暗藏着大量的日本零配件。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们十分震惊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世界各国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世界各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的做法，来加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已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盘剥与渗透，通过对技术向世界各国企业转移和渗透的各种路径进行全面的封杀和堵截，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的对美欧的竞争优势。
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今天，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在仔细分析重振活力的美国企业时，发现在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资料上，美国对日本企业的依赖仍然十分巨大。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世人赞叹美国的复兴，却不知美国制造业越繁荣，其对从日本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及机床的依赖就越大，每年2,00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赤字也就越难以撼动。
总之，日本在战略上由“明”转“暗”后，似乎更擅长于在“暗处”，在“细节”上，也即在“零配件”上借助“知识财产权保护”这一上方宝剑继续地控制他国经济，以不为人知的全新的手法在颠覆着“明处”的世界，谨慎而贪婪地攫取着世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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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日本的统治者崇尚以武力为支柱的所谓“资源富国主义”，悍然发动“大东亚圣战”，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掠夺这些国家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宝贵财富。这实际上是推行一种强权型地缘政治掠夺战略，与欧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矿产资源。
在战后反思时，有的日本学者曾直言不讳地称，认为日本过去所采取的国力=军事力量=资源实力的方针没有错，但方式上欠妥当，不该用露骨的、直接的领土扩张方式，应该用含蓄、间接的方式进行全球资源再分配。因此战后，日本不得不转换方式，一方面，通过“经济/技术援助”等措施改善与资源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公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等促进性机构，制定和执行鼓励政策，全力支持日本公司的跨国矿业经营(包括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技术、信息服务等手段)以及通过财团参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战略，重新挤进各资源国；同时建立战略矿产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日本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多条渠道、多种方式的保障矿产资源长期稳定供应的机制和体制，促进市场机制与海外矿产勘查开发工作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实现有效获取海外矿产原料的目标。日本实施矿产全球战略的主要措施是：政府、企业、事业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发挥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建立矿产资源全球供应系统，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跨国经营队伍，形成一大批海外矿产资源基地，确保其矿产的稳定、长期和安全供应。具体包括：
(1)将促进利用海外矿产资源，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列为国家矿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多种手段全方位鼓励矿业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进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建立海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对矿业跨国经营给予优惠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其他融资便利条件；·对矿业跨国经营实行税收优惠；·通过“资源外交”手段，为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扫清障碍；·鼓励矿产原矿进口，限制深加工产品进口。
(2)组建专门机构，包括“石油公团”和“金属矿业事业团”，大力推行“技术援助/经济援助及合作计划“，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网络，为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提供全方位支持。为了推进海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日本特别成立了金属矿业事业团(1963年)和石油公团(1967年)。这些准政府性质的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日本海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务，特别是对日本企业的矿业跨国经营通过全方位支持。主要包括：·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网络；·通过技术合作和经济援助/合作，降低企业在海外勘查开发的风险；·在海外开展基础地质调查，承担项目前期风险，引导企业选点；
(3)日本跨国矿业公司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特别是通过“以协作求发展”的战略，与国际投资机构、有欧美背景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国公司加强合作，在矿产资源全球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以协作求发展，注意加强与国际性金融机构、有欧美背景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国当地公司合作；·对海外有前景的矿产地，加强直接投资(股本参与)，签订长期稳定供应合同；·实行财团方式经营，这是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惯用伎俩；·积极追逐矿业权市场，通过战略联盟、联合经营协议、选择权协议等，积极追逐矿业权市场。 近几年日本许多企业为了减轻单一企业所需研发经费过于庞大的负担，克服企业间重复开展同一研发项目造成的人力、财力浪费等弊端，形成了一种重要趋势，就是积极整合技术资源，联合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共享技术成果。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申请专利，努力在技术与产品专利方面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旭化成公司从2001年开始，在集团内部实施分公司制，科研体制也分为分公司级（DRD）和公司级（CRD）。公司采取了两项组织措施，首先为使科研速度适应时代需要，积极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其次为提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引入各种激励保障制度。
旭电化工业的经营方针是“依靠在世界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开拓全球业务”。化学品部门的基本方针是开发世界通用的专用化学品，在重点领域投入研究资源，关注环境等影响全球市场变化的因素，建立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研发体制。为保护独创的开发技术，建立了全球性的专利战略和管理体制。
出光石化推行两极化的经营发展战略，努力降低通用产品成本，扩大并加强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研发部门以通用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为研究对象，但重点放在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上。公司以科研开发为动力，推动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收益。
昭和电工的研发工作，以扩大市场经营为中心，提供有昭和电工特点、有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为方便基础技术研究，采用与通常纵向管理体制不同的横向管理方式。同时，为更有效的进行市场开发，改善研究管理系统。将研究开发过程分为探索、研究、开发和产业化4步，对研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进行战略性、技术性、市场性、收益性等多方面评估，提高研究速度，确定产业化的程度。
住友化学认为，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研究资源的最大价值，可以使公司有限的研究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公司加强与世界科学组织的联系，进行共同研究或委托研究，并取得各种成果。另外，作为加强外部联合的一环，加速对风险资金的利用。同时尽可能参加重点领域的国家项目，并由此促进公司的技术开发工作。
大日本油墨化学工业（DIC）的研发活动主要由公司研究所和部门研究所分别承担，而且两者任务不同。公司研究所主要承担基础研究、新技术开发，部门研究所承担中长期产品或新产品开发。综合研究所下设基础技术研究中心、新技术开发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工艺技术开发中心等4个中心。
日本催化剂公司把以技术维持发展作为公司成长和改革的动力。在开发具有高附加值专用产品的同时，推动维持发展所必要的研究开发工作。公司研究开发的基础是最擅长的催化剂技术，同时非常重视环境、能源，并开发与此相关的应用技术。为了更有效的利用经营资源，对研究项目进行选择和集中，提高新开发产品的精度，公司选择了5个研究开发的重点课题。
三井化学有7个研究所和特别研究室，其中2002年4月建立的催化科学研究所是为适应“催化剂科学是21世纪化学工业的重要技术”而新建的研究所。该研究所以石化、基础化学品、功能化学品等所有化学品为研究对象，开发化学品生产所用催化剂，以及这些催化反应的基本工艺，进行综合性的催化技术和聚合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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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跨国公司从全球角度出发，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发达国家，重点是美国。其主要目的是获得技术和市场，减少贸易摩擦。目前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建厂的数量和规模都已达到相当程度。二是发展中国家，重点是亚洲。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日本在亚洲的投资重点是制造业，日本跨国公司已将大部分普及型、附加价值低的制造业等转移到了这一地区。
<研究开发国际化> 为了在世界各地设立工厂，进行设计与生产，制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产品”，跨国公司就必须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方面实现国际化。日本跨国公司近年来纷纷在国外设立研究与开发基地，聘用国外科技人才，与国外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公司合作。如日立、松下、东芝等公司平均每年向美国亚利桑纳等大学提供高达6亿美元的巨额科研经费。东芝公司还与美国IBM等公司合作，开展计算机芯片研究。
<经营资源国际化> 经营资源一般指特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经营者及其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技术专利和诀窍、营销方法、融资渠道、商标、信誉、信息网络、管理组织等。经营资源的国际性合理转移，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日本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教育研修制度（特别是派往日本母公司进行研修的制度）来实现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设在欧美的子公司，有70％的公司曾派遣经理赴日研修，让当地管理人员亲临日本体验、领悟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加强当地管理人员运用日本独特的经营资源的能力。
<海外公司当地化> 这是通过海外公司对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以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公众的好感与支持，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竞争地位。当地化战略一般包括销售当地化，即在所在国销售产品；生产当地化，即在生产中提高使用当地原材料、各部件的比重；资本当地化，即在当地筹资，利润投资于当地；管理当地化，即录用当地人担任企业管理工作，进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研究开发当地化，即在所在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设计当地市场所需的产品。
<设立区域统管公司> 随着跨国经营的纵深推进，目前日立、东芝、松下、本田、佳能等著名跨国公司推行了“全球四总社制”的组织体制。即除国内保留总公司外，还在北美、西欧、亚洲建立独资的区域统管公司，下设若干生产、销售、金融子公司，技术开发研究所、零部件采购中心等，以达到弱化事业部职能、强化地区决策、协凋全球行动之目的。各区域统管公司实行一元化领导和自主经营，统一指挥各区域统管公司的技术开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在资金筹措和运用上亦可自主决定；国内总公司与各区域统管公司之间以信息网络相联，以便相互采购产品、零部件和交换技术情报等。日本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四总社制”的实践表明，这种组织体制有利于公司对各区域统管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实施战略性指导，实现产销最佳配置，并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一、以东京为主导的中日“产业内分工体系”。在过去20多年来，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简而言之， 就是利用中国的人件费成工低的优势，建立以东京为主导的“产业内分工”体系。表面上，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给日本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现象，在本质上， 跨国的“产业内分工”增强了以东京为总部的跨国公司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的优势。日本跨国公司把原来以日本2、3级都市地区为基地的工厂转移到中国， 以降低劳动分配率、提高工资生产率， 从而增强了以东京等大都市为基地的产业 ( 如研究开发等 ) 的竞争优势。
二、知识产权与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日本在国家层次上启动“知识财产权战略”与“产业竞争力战略”，以确保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生产制造基盘技术领域的对中竞争优势。这两项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以日本经济构造改革， 也即“制度文化的创新”为基础的。今后，在对中投资方面，日本跨国公司对知识财产权的关注会更加强烈。实际上，在对中投资的同时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财产权保护，已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对中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一部分跨国公司在增强中国地区总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功能的同时，开始对在过去20多年来投资设立的合资企业实施“独资改造”，以防止由母公司向合资公司转移的产品技术、生产制造技术等被进一步“转移”到合资企业的中方去。这样也便于地区总部统一管理本公司的知识产权。
三、经营资源交换，日本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新型关系。中国加入 WTO 及市场开放，为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投资战略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例如， 大规模的合资企业“独资化改造”可以在这一环境下，按母公司的意图顺利实施。母公司可以把“独资化改造”后的在华企业真正地纳入东京总部主导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之中， 较为放心地向那些企业转移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技术和生产制造技术，并采取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保护这些技术。合资企业的“独资化改造”并非意味着日本跨国公司不再需要国有企业做伙伴，而是意味着日本跨国公司将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择中国的事业伙伴，并且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与中国的事业伙伴来建立“非束缚性”的伙伴关系。
四、“中国事业战略”与“中国市场战略”。日本的企业研究专家指出，日本跨国公司的“中国事业战略”的特点是 “持返”， 译成中文是“带回来”，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成本加工组装，然后把完成品带回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舆论抱怨说，这种“带回来”的事业战略是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中国事业战略”而无“中国市场战略”，日本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中国加入 WTO 前后，以本田、丰田等日本汽车行业的巨头为先锋， 索尼等信息家电企业紧跟其后，开始实施“中国市场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效果将会在若干年后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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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刚刚公布，200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1.7%，按年率的增长率达到了7%，估计全年实际增长2%，这是日本经济13年来的最大增幅。一系列的相关数据也表明，日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3年贸易统计速报说，全年出口增加4.7%，进口增加5.0%，贸易盈余增加3.6%，达到10.239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显著增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连创新高。
历史上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它是亚洲惟一有经济实力跻身于世界七强的国家，也是在100多年中绝无仅有的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陲国晋升到核心国特例，但另一方面，韩国和中国对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又有一种同类相轻，他们崇拜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文明，这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日本，日本不过是自己暴富了的乡下邻居，不愿再认同穷乡亲。所以韩国和中国国民心态深处，都有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憋着劲要与日本一比高低。
现在在日本到处走动，你并不会明显感到经济的萧条，人们仍然在紧张有序地工作，饭店里夜晚仍爆满，繁华街市仍然是万头攒动。从东京的涩谷到横滨，新近又建成了一条技术先进、投资甚巨的城市轨道列车，这条轨道距离与北京和天津差不多，用好几条城市轨道快车连成一片，交通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 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如果日本重新崛起的方式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这段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国人当中日渐弥散的盲目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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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具有规模的「殖产兴业」其实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正式开始。之前日本因资金短缺，成效有限。马关条约中国的巨额赔款，以及自此而后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加上日本经营殖民地台湾、朝鲜等的榨取，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甲午战争的赔款2亿3000万两。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赖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国赔款的资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资的情况下，完成其「殖产兴业」计画。
第二、中国的赔款也使得日本确立金本位制，而顺利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日本要求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英国伦敦以金元偿付，利用此巨额黄金为准备金，于1897年公布货币法，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了亚洲国家使用银币的限制，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上，可与西方先进国家直接竞争。
第三、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关税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对外贸易直线上升。 马关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货物限于５％的关税，且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缴纳进口税，所制造的货物则豁免内地税。相对的，日本修改其关税定率，对工业制品及农产品，均课以２０％以上的高税率。
第四、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党政治的契机；第七、1904－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日本政府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第八、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 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到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圆。另外，日本为遂行其「大东亚战争」，也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
战后日本复兴的轨迹，一般都归因于1945─52年的美军占领改革，以及「美援」对日本复苏的功劳。但是，当初除了「美援」外，中国资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放弃赔偿不用说，战后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资金流到日本去。满洲国的金块( 约４亿日圆)，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8月12日，派遣日军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由卡车加载驱逐舰。日本保守党政治的枢轴自由党，其战后的创党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动产所资助。
总之，战后日本奇迹似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完全归于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国等亚洲其它国家在冥冥中也等于以另类的隐形方式用资金挹注了日本。日本是亚洲各国中，最后搭上「帝国主义」列车的唯一国家，「大日本帝国」的幅员曾经扩大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以至太平洋岛屿的每个地方，亚洲的资财、市场、人力等，资助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才能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第二大报《朝日新闻》就不约而同在同一天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已经和美国经济一道，并列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柱之一。在此之前，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发表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
2003年9月份以后，日本的出口量开始大幅增加，并带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逐步扩大。其中增势最强的是对华出口和生产。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增长了33.3%。在增加的2万4533亿日元的出口额中，对中国出口的增加额占了1万6580亿日元，占整体的67.6%。如果再把对香港出口的增加额算在内，出口增加额中约有八成是由中国贡献的。
随着对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日本出口地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日本对美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4.58%，而中国所占比重则由6%增加到12.16%。若将香港、台湾也计算入内，“中华经济圈”的出口额已达到13万7千亿日元，首次超过了对美的出口额（13万4千亿日元）。日本的贸易顺差也超过了10万亿日元。“中国特需”已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正在逐步上升。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需求的急剧膨胀，无疑使日本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从近邻中国这儿获得了更多的恩惠。首先，中国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等原材料，就为日本的“夕阳产业”——钢铁、海运和造船业带来了福音。日本的三大钢铁公司的业绩更是突飞猛进。据了解，由于对中国的汽车用钢板和建筑用钢材出口大幅增长，这三大钢铁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新日铁公司2003年度的税前利润将是前一年的5.4倍。
除钢铁以外，去年日本多个行业的对华出口都呈现了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高增长。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的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20%和90%。日本对中国的机床出口也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0%以上，钢铁、轮胎、化工产品的出口则比上年增长了20%到80%。在数码家电方面，超薄等离子电视机和液晶电视机的对华出口甚至比上年猛增了230%。
随着对中国出口的扩大，企业的生产率先开始出现扩大，企业的经营业绩也由此得到明显好转。据日本大和总研以28个行业、300家主要公司调查显示，2003财年有21个行业增收，其中包括纤维、化学、机械、电子、汽车、是由、零售、货运和游戏软件等，远远多于上财年的15个行业。本财年的特点是有更多的行业开始出现增收，并且有16个行业的增收高于平均水平。
有数据显示，日本80%以上的在华投资企业都已经获利。松下、佳能、日立、三洋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均取得了很好的回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已成为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在大企业的带动下，日本的中小型企业也开始向中国转移。据日本工商协会中央金库针对3000家中小型企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中小型企业海外生产比例占总产量的30%，3年后将提高到40%，其中，对华投资设点最多，占41%。投产不满一年的占62%。
考虑到日本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向中国的出口占如此高的贡献率可以判断日本经济复苏中的中国因素的确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企业对华出口大幅增长，带动国内生产扩大。二是日在华投资企业获得丰厚回报，成为部分企业主要利润来源，增强了其设备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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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中国大陆来说，目前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很多经济社会指标方面，都与1960年代的日本相近，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撰写的日本1960年代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记，也反映出那时的日本与中国今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从那时的经济起飞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中国人借鉴：
1、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房地产和汽车等也有过度投资的迹象，金融不良资产还在积聚，国民心态在海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誉中变得浮躁和产生一些虚幻预期。
2、货币不要虚假升值。 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很多现有外汇制度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是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特别是有不少寻求机会租金的境外“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不能自己昏了头。
3、政治制度设计要有百年大计。 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久远幸福，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也要有百年大计，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也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子孙万代奠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生活规则，此举其功莫大焉！
4、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调整和转型。反思和改变传统是痛苦的，坚持和固守传统也需要远见卓识，不管最终的选择是什么，都要有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而不能依赖热烈浪漫的情感和过去的成见。中国应当多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知识界人士，比较超越地去考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调整和转型的长期战略。
5、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中国近年在大学争创一流的热潮中，有注重精英教育而忽略平民基础教育的偏向，这是一种必须认真克服和防止的偏向。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市里的玻璃墙大楼，更重要的是不容易看到的那每一个乡村小学里教学的内容。
6、擅于学习和汲取一切先进的东西。 日本人的这种擅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也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但现在似乎不再有人怀疑日本的技术创造力。中国要把一个10几亿人的国家带入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器物、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7、凝聚信誉和职业道德的社会资本。 在“日本制造”品牌的建立过程中，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因素，日本人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对职业操守的培养、对企业管理文化的追求和对工艺流程的精益求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的很多商家， “挣钱论英雄”的短期行为取向很盛。中国人要使Made in China得到国家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现在起重塑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8、不要完全以成败论英雄。 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失误，就妄自菲薄，把错都算在祖宗文化传统的账上，也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成就，就自我陶醉于文化沙文主义，一副傲然冷眼看世界的样子。中国人不能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就把美国的一切都视为自身追求的理想标准。中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近10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
9、警惕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民族主义。 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收入不均等、就业紧张、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都是短期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心态上的“新民族主义”也很容易产生和在民众中得到呼应。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走出零和游戏创造双赢局面。
10、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中国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做出调整。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似乎也达到近30几年来的顶点。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想告诉日本人以下10条：
1、“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
2、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
3、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也有一个技术从引进、模仿到替代、自主的过程。但现在不同的是，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了，一项新技术如果不快速得到回报，就会出现“收益蒸发”的问题，所以高度重视技术垄断的日本商界，也应当对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上的利弊，重新进行评估。
4、不要把美国看的一好百好。 日本经济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5、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问题的时候了。
6、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7、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亚洲在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上是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出其左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
8、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人类多少资源。
9、日本也不能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的蔓延。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10、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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