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准鲁迅、余秋雨及季羡林

鲁迅、准鲁迅、余秋雨及季羡林

                        老愚

现场艺术家金锋，在上海左翼文化社区——多伦路咸亨酒店做了一个“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活动。十一位思想者竟然未能与扮演的鲁迅对起话来。《精品阅读》杂志第三期以“鲁迅如何吓着了知识界”为题，报道了这次事件。对这个结果，参与的学者各有说辞，理由无非是扮演的鲁迅太不入流了，根本令他们无法产生对话欲望。学者崔文华先生的分析最为透彻，在一个无主题的年代，人们各说各话，作品呈现了这个真正的主题。我以为，思想者缺乏游戏精神，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他们喜欢端起架子发言，一旦置身于一个平等的交流场所，因失落而滋生的矜持和傲慢，使他们无话可说。脱离他们自以为是的话语体系，这些人其实也是相当贫乏的。

与鲁迅相比，他们知识或许够用，但思想不在一个高度上。至于鲁迅那种战士的气质，就更是稀缺了。在一个真实的鲁迅面前，他们极有可能会因为胆怯而无言。

有几个功成名就的中年学者鼓吹要为韩寒加冕，捧为新时代的鲁迅。这样的做派让人哑然失笑：如果不是出于争取八零后支持的策略，便是对鲁迅的无知。

在一个犬儒化的社会，青年韩寒特立独行，在体系外活得有声有色，其行为不乏标本意义。但他更多的是成就自己，他的反抗是无力的。他是一个清醒的聪明人，韩寒没有黑夜，他的世界是明亮的。他智慧勇气兼具，但缺乏思想深度，更缺乏鲁迅那种高迈的精神境界。

关于鲁迅，看来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

即使对鲁迅，也有人试图剥去其被册封久矣的大师称号。一些文学研究者正在鲁迅的后院疯狂扒粪，企图用张爱玲替代鲁迅，改写老套文学史的排行。李泽厚先生以为不可，“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他认为，“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胡、鲁。”《万象》七月号，刊登了刘再复与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在题为“共鉴五四新文化”的对话里，两位学者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种倾向：以文学技巧压倒思想内容，以知识、学问压倒贬低思想。“鲁迅比其他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不止着眼于唤醒民众，而是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李泽厚语）

有人在寻找鲁迅的内心。在今年第一期《读库》里，祝勇认为，在黑夜里，活跃着鲁迅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这个从白天意识形态网络里脱身的灵魂，才是一个需要认真破译的大海。

给鲁迅找茬的也有。学者张耀杰撰文称，鲁迅和其弟周建人犯有重婚罪。鲁迅之子周海婴在第二十四期《新民周刊》予以回应。这篇“以鲁迅和周建人重婚了吗？”的文章，出示了中国大陆法院1951年的两份判决，以此证明周建人先生的清白。对自己父亲的婚姻，周海婴辩驳道：鲁迅尊母命与原配结婚，但并未同房。原配愿意留在周家“陪娘娘一辈子（鲁母）”。周海婴说，鲁迅一直负担着原配的生活费。原配从未对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提出过异议。“鲁迅也不可能自投国民党的法院去办理与朱安的‘正式’离婚手续”。鲁迅做到了“自他两利”。周海婴呼吁：不能用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抽象地议论复杂的人与事。

鲁迅是死后别人封的大师。而余秋雨是活着自己认购的。

大师余秋雨曾这样论述鲁迅：“（鲁迅）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学习与批评》1975年8月号）当时的写作者一心想把鲁迅纳入革命的行列，慷慨地赠与其数冠马列主义的礼帽。

打扮鲁迅的余秋雨，这些年也成了“大师”。被需要和自我需要，使余秋雨独步一时。这个另类大师，十余年来风光无限，俨然一尊文化守护神。

这是一尊纸糊的大师。从知识、思想到人格，余秋雨都不是一个过硬的选手。他知识错谬百出，据文史学者金文明先生分析，其所犯的常识性错误就令人诧异（见《精品阅读》第四期）。无知且无畏，余秋雨不但不思改正，还要倒打一耙，诬陷为自己挑错的人是出于“嫉妒”。至于思想，按余秋雨自己的说法，他独自守护中华文明十余年，看着这个幼弱的孩子长大成人，终获世界承认，心里很是快慰。这种自我标榜，也只有在这样的年代，由这张嘴里说得出来！自我表彰是余秋雨的一大特征。遗憾的是，余秋雨辛苦包装起来的金身，借由萧夏林揭发、易中天拓展的灾区“诈捐”事件，在牛年初夏轰然坍塌。

余秋雨成为这个时代最可笑的标本。这个食言自肥、无信无义的文化掮客，乃是文化断层孕育的超级怪物。他借助早年投身政治漩涡练就的心术与手段，游弋于官场、商场、文坛，聚敛名声与财富，可称之为如鱼得水的成功人士。在好多时候，他以国家的形象代言人自居，言语间颇有舍我其谁的文化英雄气概。

知识缺陷还不是致命的，余秋雨最欠缺的是反省能力。经年的滚爬摸打，他练就一幅商人的精明和狡诈，也因此导致可怕的人格畸形。他滔滔不绝的话语，好多时候，就是掩饰内心自卑的遮羞布。他是暧昧的一团雾气，从来就不曾明晰过、坚实过。恰如他的名字，哀怨，惆怅，半撒娇半自矜。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无赖、被迫害狂的气味。他不信任任何人，唯我独尊。他以文交接权势，取悦贵人，行文虚夸、言不及义，有卖弄之意，无真诚之心。

相比之下，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就太谦虚了。他是被封为大师的，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公众渴望与政府导向合力的结果，“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季羡林生前屡次辞掉“大师”“泰斗”“国宝”的称谓，死后竟然又被一一戴上。给季羡林戴高帽的人，当然各有所图。一帮作秀的文人墨客，确实应该从内心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人。心净情真的老人，常常会上谄媚者的圈套。

令人唏嘘的是，几个宵小之徒冒天下之大不韪，放肆地诘难逝者，一个气势汹汹的理由是：季羡林一生没有反抗暴政——当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想，季羡林先生有不反抗的理由，更有不反抗的自由。一部《牛棚杂忆》足以赎回他之前所有的“罪”。在他生命的晚年，他以“讲真话”而著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便是明证）。在这样的世道里，他高洁的人格力量，难道不具有拯救人心的效用吗？一个只有反抗者和统治者的社会是可怕的。

我们需要更多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