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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搞“重评《水浒》”运动
作者:于继增   发布时间:2010-1-11
1975年8月,一场惊动全国的评“《水浒》”运动突然而至,并且轰轰烈烈地搞了好几个月。然而,人们始终感到莫名其妙,迷惑不解的是:这场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究竟与现实有何联系?为什么要把一个经过虚构的小说人物宋江拿出来往死里整?随着对文革档案的逐步披露,这场运动的内幕终于被揭开,种种谜团有了答案……
毛泽东“《水浒》批示”的初衷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书情有独钟,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在他的书房和卧室里一直放有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毛泽东回忆,在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水浒》,并说,“《水浒》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这就使得毛泽东经常引用《水浒》中的故事教育后人,也用以自省,把他对《水浒》的理解与破译广泛应用于其著作和言论中。
与以往不同的是,毛泽东1975年这次发表对《水浒》的评论,还与他当时的特殊心境有着密切联系。
实际上,自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心情一直不太好,考虑的问题也很多。他在一次会议上讲:“《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显然,“堡垒从内部攻破”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随着年事增高,毛泽东这种忧患意识更为突出。据当年为他做左眼手术的医生唐由之、张淑芳讲述,毛泽东在1975年7月23日做了白内障手术,有一天,毛主席在读一首宋人的词,“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真是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后询问原因,才知道毛主席读的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云:“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毛泽东说他由此想到,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林彪叛逃就是飞向苏联。内外勾结的态势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今日的中国也将会出现南宋那样“南疆北界”、“河洛腥膻”的可怕情景!纵有抗金志士陈亮那样的雄心壮志,自己也是力不从心了。这又是多么的悲凉!
一天也离不开书的毛泽东,却因视力明显减弱看不成书。1975年5月曾嘱咐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为他物色一位“讲史”人选,帮他读书。汪东兴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不几天,谢送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共4位教师的档案资料。机要秘书张玉凤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介绍念给毛泽东听。听罢, 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并非名家的芦荻,是因为他读过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刘乙萱、芦荻 (后来调入北大中文系)等人选注。毛泽东很喜欢其中的《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很巧,这几篇文章的选注者正是芦荻。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芦荻的名字。于是,这位原名叫作芦素琴的44岁的女教师,便很偶然地进入了中南海。
1975年5月29日深夜,毛泽东在游泳池大厅里握着芦荻的手,显得很高兴,慢慢吟诵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吟罢,毛泽东笑问芦荻:“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芦荻笑着点点头。“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芦荻说。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眼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芦荻这才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芦荻下榻处距离中南海约500米。有时夜间11点,有时凌晨两三点,只要秘书一个电话,她就要骑自行车赶过来。
8月13日凌晨2时,芦荻又接到电话。
这次毛泽东先谈李白,后谈柳宗元,接着谈起了《水浒传》,“完全是在那里即兴漫谈,想到什么说什么”,芦荻后来回忆了这次交谈的过程。在交谈中,芦荻猛然想起一件事——
1974年的一天,《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到北大中文系,向芦荻等人约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文章,还定下调子说,《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时芦荻他们对这种观点不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很高,称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史诗”,如今怎么变成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她忍不住问这句话是谁说的,当时那人支吾不肯说……
“因此,当那天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芦荻回忆说。
毛泽东点头:“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凌晨“侍读”的芦荻,请毛主席再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芦荻边听边赶忙记录,觉得毛主席的见解颇为深刻。机要秘书张玉凤让芦荻把毛主席对《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芦荻立即在书房里整理这个记录。而后又把记录念给主席听,毛泽东表示“可以”。芦荻又认真誊抄了一遍。于是有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水浒》批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指出了作品的主要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与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这是毛泽东凌晨谈《水浒》的初衷。
姚文元借题发挥居心叵测
张玉凤按照通常做法,第二天把这份谈话记录打印稿发给了宣传口。当时主管宣传口工作的是姚文元。这样,毛泽东的“《水浒》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手里。
从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7月份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以来,“四人帮” 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受到邓小平的坚决抵制和毛泽东的批评,迫使江青等不得不作检讨。为此“四人帮” 怀恨在心,总想反守为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毛泽东的“《水浒》批示”,令姚文元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8月14日当天,收到“批示”后仅3小时,“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便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在报告中说:
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为此,姚文元提出3点建议:
一、将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的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传》,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定个计划。
以上当否,请批示。
秘书给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姚文元的建议也正合了他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决定将评《水浒》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当即批示“同意。”于是,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和姚信一起,先发给了政治局江青等7人,随后即在政治局其他委员内分发。8月18日,姚文元又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说“拟同意他们这样办”。毛又批示“同意”。
当日深夜,姚文元就打电话告诉了“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第二天(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记录稿,连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主席批示的信放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内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马,加紧炮制黑文。
经过姚文元及其亲信的精心策划,一场紧锣密鼓的批判《水浒》运动拉开了序幕。
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8月30 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转载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以及署名“竺方明”的、实际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他们对姚文元的那封黑信大段引述,同毛泽东的批示摆在一起,鱼目混珠,混淆视听。
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竺方明”的文章中说:“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又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上海《文汇报》也遥相呼应:“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从1975年8月底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大批判浪潮,报刊上评《水浒》、批《水浒》、反“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几个月时间共发表批判文章2000多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几万部。
当然,只有姚文元、江青等几个阴谋家明白其用意。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并不知道评《水浒》、打“投降派”的真正原因。虽然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中也指明,刘少奇、林彪是“投降派”,但他们早在多年前已被“打倒”了呀,现在又突然提醒人们要识别“现代投降派”,那么谁是“现代投降派”?人们如堕五里雾中。
但这场突发的批判运动还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朝日新闻》以《中国批判〈水浒〉的波浪高涨》为题,报道说:“由于《红旗》和《人民日报》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浒》的批判作为席卷党和群众的教育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每日新闻》也刊登驻京记者的评论:“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
而亲身聆听并整理毛泽东谈话的芦荻,9月份在给毛泽东医疗组同志辅导讲课时,就如何理解评《水浒》,特意作了说明:“主席确是有感而发,但并没有具体所指。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江青大放厥词含沙射影
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亲信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架空主席。”据考证,这里的“架空”之说系江青首创,并在她的多次讲话中强调,用意十分恶毒。其实真正能有机会“架空”和断章取义的,除了“四人帮”、毛远新几个外,难道还会有别人?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邓小平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及整顿方针的讲话。谁知江青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将评《水浒》引向歧途。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又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7日晚,江青又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新闻界100多人讲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又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同时诬蔑,现在国务院 “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还说:“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故作神秘地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有他的用意嘛……”
江青要求农业学大寨会议播放她的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当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批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显示了毛泽东对江青这套做法的反感,也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但是,他们通过一篇社论影射、比附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他们妄图以此来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把他们打成“现代投降派”。
其实,“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早在文革初期就开始了。王洪文曾说:“周恩来将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把一个虚构人物宋江往死里整,目的是重新翻出历史上的“伍豪事件”,置病重中的周恩来于死地。
文革初期,红卫兵从1932年2月出版的报纸上翻出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的化名)。敌人伪造这个“启事”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散发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这本是历史上早已澄清的问题,然而江青、康生却支持红卫兵在社会上扩散。这次又借批《水浒》落井下石,把“投降”的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以致京城有舆论说“周恩来是这次要整的投降派”。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周恩来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防止江青抹黑,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当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当然,“四人帮”评《水浒》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周恩来的攻击上,他们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
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按照“四人帮”旨意,发表署名尹铭的文章《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文章说:“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对这种引导人们去投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能不能识别?认识不认识它的本质?敢不敢对它进行斗争?这就考验着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投降派’。把历史的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使《水浒》的评论评得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
从这篇文章开始,“四人帮”引导舆论界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嗣后直接的“批邓”结合起来。又把评《水浒》引到各个领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逆了他们的意,碍了他们的眼,都一律被说成“投降派”,他们都要像疯狗一样,狂咬一通,达到害人的目的。
邓小平洞察秋毫奋力反击
在邓小平和一批有识之士看来,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此次对《水浒》的评论,无非像以往谈论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常在兴之所至,海阔天空中发表一些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而姚文元控制的舆论工具及江青的鼓噪,却弄出什么党内“投降派”,并且暗指有人“架空”,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谈论《水浒》的初衷。他们的倒行逆施,抛出的一支支冷箭,邓小平完全觉察到了,他不得不作出反应。
8月21日,邓小平召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人开会。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明确回答:“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邓小平随后又指示政研室也要写评论《水浒》的文章,并说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不要影射,要讲道理。
胡乔木按照邓小平指示的精神,着手组织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胡乔木曾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 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为此他对文章的写法提出:“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的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至于对“宋江架空晁盖”的提法,胡乔木说,只要用马克思批评过的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他要求由《水浒》的评论要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根本意义所在。”胡乔木确定文章的题目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但是,这篇文章随着批判“右倾翻案风”而搁浅,邓小平被不指名地说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乔木被迫检讨:我提出要写“以三项指示为纲”和“ 评《水浒》”两篇文章,曾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报告过,他说很好,如果写得好,可送他,还可在《人民日报》发表。胡还说,《水浒》的文章写了二稿, 正在这时,“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开始受到批判,他说“文章写好后直接呈送主席,不要送给我。”在这种情况下,写评《水浒》文章的工作,就不了了之。此是后话。
1975年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记者,这时“四人帮”已经就评《水浒》大造舆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作了“评《水浒》谈的是文艺问题,没有别的意思”的答复。从而向国内外舆论发出了跟“四人帮”不同的声音。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了《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晃盖等话后,在大寨采访的新华社记者立即把她的讲话记录发回北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收到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向吴冷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报告。吴随即驱车前往新华社,取回江青讲话要点。吴冷西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是对准小平同志的,事态非常严重。于是,吴立即在中南海武成殿把材料交给胡乔木。胡看后便和吴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他们同时带去9月5日《人民日报》和11日《文汇报》上登有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剪报。邓小平一看便知,江青大寨讲话和报上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显然是对他的影射、攻击。便说,这个讲话要立即送给主席看。要想办法用别的途径尽快送上去。邓小平还说:“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番言论。有人借这些做文章,想搞阴谋。现在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小平提出,由胡、吴设法把这个材料报告给毛主席,向毛主席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想办法。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随后,新华社记者李琴将江青大寨讲话记录稿交给唐闻生,由唐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面交毛泽东。就这样,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让毛泽东及时了解了江青在大寨“大放厥词”的情况。
此后,邓小平又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当面揭露江青一伙的反常举动。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清毅为正副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情况,指出她在此场合大批所谓党内投降派不妥,十分不利团结。毛泽东此前已经从唐闻生那里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的当面汇报后,对江青的讲话愈加愤怒,说:“放屁!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 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也没有多少人信她的。”由于毛泽东明确否定了江青的大寨讲话,使邓小平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对“四人帮”采取了进攻姿态。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作斗争。并就整顿科技、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两天后,他将经胡乔木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派胡耀邦任党组负责人对中科院进行整顿。
9月27日,邓小平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继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中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之后,再次重申这个方针。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10月4日,邓小平又在这个座谈会上插话,尖锐地批评“四人帮”在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割裂毛泽东思想,提出必须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邓小平提出创办一份同“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相对抗的杂志《思想战线》,10月4日当天,他将胡乔木起草的这个杂志的申请报告递交毛泽东。毛立即批示同意。
邓小平以一位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活跃于时势艰难的政治舞台,推进的全面整顿和采取的各项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整顿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所谓“文革成果”,评《水浒》又为“右倾”、“投降”造足了舆论,所以很快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因而“评《水浒》”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谈话本意,蓄意制造的一个以死人压活人的政治阴谋,是他们实施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这场政治风浪的恶劣作用不可低估。
本文链接:毛泽东为何要搞“重评《水浒》”运动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 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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