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两段金融巨变（上）

讲述者：蒋黎（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 金融管理司副司长）
访问者：田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2009-09-03
简历：蒋黎，1925年出生于四川，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曾任武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与 一支解放军护送银元至江汉解放区行署，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工作，解放时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5年离休，曾任总行金 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等职。1991年至2000年任《中国金融年鉴》编委、副主任。
没想到85岁高龄的蒋黎先生和我们侃侃而谈了整整一上午的中国金融。
他原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少小家贫，6个兄弟姐妹仅存他一人。后读武大，创社团、写文章、搞学运；入解放区，始办银行业务，行程800里独自受命运送黄金十斤……而在众多历史片段中，尤以建国前后蒋黎先生参与统一财经工作和改革开放之初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两段亲身经历最为宝贵。
越谈至深处，越让我们感受到个人史与国家史的不可分割。即便看似枯燥，满眼数据模型的金融业，到了深处，也无不可化为一段段真实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将与蒋黎先生的访谈作为FT中文网“见证中国（1949-2009）”专题中口述史系列的第三篇。
“6个孩子只剩下我”
田毅：蒋老，能谈谈您小时候家乡和家庭的情况吗？
蒋黎：我1925年出生于四川郫县，过去叫崇宁县唐昌镇，从我家到崇宁县40华里，到成都80华里。当时家乡贫穷落后，农业为主，都是小农经济，农民自己有两、三亩地，或租地主几亩地交租子，有的给地主打长工，但地主的规模都不大。商业主要是小商贩，靠肩挑背扛手推。全县几乎没有工业，连手工业比如做布鞋的都没有。县里没有初中，只有两个小学。基层政权是国民党统治，有党棍，还有地痞。
当时经济水平很低生活很艰苦，可以说没有活路。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小商贩，40岁前后都去世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几个月或几岁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现在活到85岁确实非常幸运。当时疾病流行，无医无药，流行肺结核、脑膜炎、霍乱，当时没西医，只有中医的小偏方乱吃一下。

(1950年，蒋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时的留影。)
我在崇宁县上的初中，每周末步行过去。1943至1944年在成都树德高中，后来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
风云学生运动
田毅：当时很多大学都迁到内地了，比如西南联大，那武汉大学在四川吗？
蒋黎：对。那时全国一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武汉大学也迁到了四川乐山。当时经济系要学经济学、外语、货币银行、会计学、财政学等。我在武汉大学的前两年还读了些书，后两年就主要做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了。
我能完成大学生活是靠了一位进步华侨同学资助，还有母亲做小工的支持和我自己打工。我在武汉大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了，武汉大学迁回了珞珈山。这时国民党想趁机消灭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于是在蒋管区掀起了爱国进步学生运动。
田毅：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进步学生运动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您在武汉大学参加了吗？
蒋黎：参加了。我到了武汉后就和同学成立了社团，叫晓原社，就是阅读学习苏联哲学、文学以及解放区的文学和重要文章，出墙报，写文章，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批判国民党。1946年底，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引发全国群起抗议，那时我是武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参与组织领导了抗暴运动，在武昌游行。在之后1947年春天的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游行中串联武汉市部分学生闯入湖北省政府，后来军阀白崇禧勒令解散了学生自治会，之后大家又重新选举了进步学生控制的新学生自治会。我又去了《武大新闻》当编辑，社团也改名叫人间社，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步运动中。这时能得到更多进步书籍，我们从香港和解放区弄来一些资料，特别是毛主席的报告和文章。
1947年5月，又组织一次大游行，又是冲入湖北省政府。这次游行就带来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6月1日凌晨，国民党军队特务包围武汉大学，搜查进步老师学生，最终打死3名学生，打伤了十几个，抓走了二十多名老师学生。这个事件更教育了广大学生，不少曾经中立的现在思想也进步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书店，从进步的汉口三联书店进书。以文宗和同学为主，我是店员，我们经常跑汉口，自己挑，自己背，当然表面上也买点国民党的书刊作掩护。后来我转为地下为主，没有上过什么课了。这些都是人生的锻炼。
解放区里办银行
田毅：那您是怎么到解放区的呢？
蒋黎：那是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1948年5月，从汉口派人护送过去的。当时一起去的有4个人。同时有个任务就是和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护送挑银元的挑夫到江汉军区去——那是一些税款。银元很重，要用箱子茅草装一起。晚上就睡在地上，蚊虫都来了，而最危险的是越过国民党的公路。我到了后被分配到江汉行署工作。
田毅：看来除了学过货币银行学，您和银行真正打交道就是从解放区开始的。
蒋黎：是的。五月份就到解放区去，那时叫江汉军区，我们那属于新成立的机构，工商管理、税务、银行，三个机构一体化，十几个人。其中的银行叫金银科，我们的科长是华东来的新四军老干部。我是刚刚毕业，被任命为主任会计，会计我还懂得一些，在武大学习了货币银行学嘛。一共四、五个人就是银行了。

(1953年，蒋黎与母亲、妻子及一岁女儿的合影。)
田毅：您能否介绍下解放区金融业的总体情况呢？
蒋黎：早在1931年11月的江西瑞金，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决议，并发行了货币。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解放区几个银行合并起来的, 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政务院直属单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建立了很多分散的根据地，逐步也就建立了分散的银行，比如华北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当时银行比较分散，而且各自发行各自的货币，在所管辖区域流通。除了发行货币进行交易外，还有小额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商贩。这时国民党的钞票法币、银元和解放区的货币共同流通。
田毅：那么，您怎么到中州银行去的呢？
蒋黎：1948年后成立了中州银行，总部在河南开封，发行了辅币，就是小币。原来没有中州银行，刘邓大军南下深入大别山，解放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就建立了中州银行。我就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工作。我们的职能就是发货币、收税款，还有管理金银。
国民党经常进攻，我们中州银行也要搬家，那时的银行说是银行，实际是开个小铺子。我们的银行住在农村大院里，撤退的时候，会计背账本，马车驮银元，甚至有时把银元先就地埋起来。淮海战役中，敌人为了摆脱困境，妄图打援解围进攻我们的军区，我们有个独立营保护行署党委、军区，和敌人绕圈子，行程数百里。平常有工作就干，没事就帮老百姓种地，砍柴，也很愉快。
八百里路送黄金
田毅：您刚才提到你们银行也去收税，当时解放区的税是怎么收的呢？
蒋黎，就是直接收啊。我们区（省）分行下面还有地区分行，还有支行。他们有税收后就交我们这里，我们再交到中州银行总部。税收来源主要有商人、小商贩和大地主。1948年9月，我刚来不久，组织就给我一个任务，叫我把金子送到开封去。

(1964年10月，蒋黎（左一）陪同阿尔巴尼亚银行和保险代表团参观武汉长江大桥。)
田毅：送金子？
蒋黎：对，大概是十斤金条和金块，装在背包里，一趟八百多里路，其中步行了三百多里。我们科长把我送了一段就回去了，后来我一个人走到河南许昌，再坐火车到开封，一路四、五天，沿途是新解放区，土匪猖獗。晚上就到老百姓家里住，白天就走个几十华里。有一次睡到牛棚啊，牛粪很臭，但是很暖和，睡了一晚。到开封后交了金子，又玩了一天，然后就走原路回来。那时胆大，坚强，也是幸运。
田毅：这个信念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呢？
蒋黎：这个就是国民党太腐败了，国家没有前途，必须建立新政府，建立新社会。那样一个社会，没有生产、没有物资、没有工业，什么都没有。就是疾病，四十岁五十岁都死去，这个社会能那样下去吗？！
统一财经两大措施
田毅：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您当时观察到了什么呢？
蒋黎：那时国民党的纸币不行了，成废纸了，都不要了，不值钱了。于是1949年发行金元券，到解放前夕也不行了。当时真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恶性通货膨胀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同样的钱，今天买头牛，明天一袋米，后天就是一根油条了。一天之内，早晚市价都不同，百姓没办法生活了。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里曾写道，此时上海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200多万倍，这是个天文数字啊！
田毅：这个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还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
蒋黎：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五月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武汉，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那时我还在江汉分行做基层检查。当时分行就通知我，你赶快直接到武汉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报到去——它就是当时湖北解放区几个地方银行的干部集中起来成立的。我6月6日到了汉口，被任命为会计室会计股长，12月份转为统调科副科长，1951年春天又任现金管理科副科长。解放后赶快要做的就是统一财经，不统一就没有办法收拾这个乱局。
田毅：但这个困难特别大，而且全国财经工作的经验也比较缺乏。
蒋黎：对。我们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统一财经工作。当时银行的任务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一开始重点有两个措施：一是现金管理。就是各单位都要作现金收支计划，核定库存；二是跟银元黑市做斗争，银元当时在黑市流动很猖獗，人民币发行了一点，但还不够。
这两项工作我都参加了，每一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要搞现金管理计划，每一个月你收了多少现金，支出多少现金，都要搞计划，多余的钱必须存银行，库里有多少钱都给你定了的。做计划，搞检查，该处罚的就处罚，不客气。
单靠银元不行，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发行，打击银元黑市，把银元收回来，所以我们经常去查银元。1950年初，我们曾经到湖北南部检查，遇到大量携带银元的就没收，非常强硬，打击黑市，要把银元的流通压下去。
田毅：当时还有折实存款。
蒋黎：对。银行还搞了折实存款，就是以粮食等为实物单位，比如一百块钱人民币变成十个实物单位，如果实物涨价了，涨到十五个单位，就给你十百五十块钱，保障你的存款不贬值。这个政策的力量大，收效很快。银行存款大量增加，如上海1950年4月的半个月内，银行存款余额就增加了20%，折实存款反而减少了36%，物价就基本平稳了，还出现了半年期的长期存款。

( 2001年，蒋黎与妻子的金婚照。)
在中央领导下，统一财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确保了“三平保一平”，“三平”就是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保一平”就是保持物价平稳。1950年3月中央发布了十项规定，其中包括现金管理，一个多月后就见了成效，物价就稳定了。这些工作很有力，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国家一下子把局面稳定，统一财经工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主席说这是初战告捷啊，不亚于淮海战役。
田毅：物资方面的统一管理又是怎么搞的呢？当时确实是破破烂烂，统一物资不容易。
蒋黎：当时的商业在布匹、粮食、医药等具体方面都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全国统一调拨。光凭说话不行啊，得手里有物资。
物价平稳后，1951年后开始感觉资金紧了。就是统一的过多了，于是该统一的统一，该下放的下放。这就形成了分灶吃饭，哪些收入给当地，哪些收入给你采购，也开始搞独立核算了。这样，地方就考虑各地方的利益了。
信贷方向与挪用
田毅：那当时国家贷款是不是就开始有了倾向，比如重点支持国有经济，特别是重工业？
蒋黎：是有重点支持的，开始比如轻纺和重工业，但当时国有贷款很少。到了1953年，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确定了156个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就贷款多了。156个项目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之后，银行全面发展，就不只是现金管理了，变成信贷、现金和结算三大中心。
田毅：有个阶段银行贷款变成了财政拨款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蒋黎：当时，银行的任务是支持流动资金，但有个阶段实际上变成了财政拨款，只贷不还。到1958年后发展到高峰，重复建设，浪费，挪用信贷资金严重，产生了较多的不良贷款，一直拖到改革开放后才动大手术。
（未完待续；FT中文网实习生韦凌云、安丰雪、谢思娜对本访谈亦有贡献；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