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流派(转载)

社会学理论流派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Marxist sociology）
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的通称。在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两大传统中，它是与从A.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另一大传统。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包括K.马克思、F.恩格斯本人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学说等。20世纪60～80年代，在苏联、东欧各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带有各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作有苏联的《社会学手册》(1976)、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1977)等。在西方各国也有一些学者从他们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评述。英国学者T.B.博特莫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75)可看作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中国，广大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来，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一些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理解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种观点在苏联30～50年代，在中国50～70年代均占主导地位。在60～70年代,苏联学术界弱化了这种“等同”或“代替”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三层结构，即一般理论、专门理论和个别的经验研究，其中的一般理论就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这种“部分等同”或“部分代替”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是苏联学术界的主导观点。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历史唯物论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中。在南斯拉夫学术界不少学者主张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历史唯物论只是历史的逻辑学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及社会发展观。因此，他们往往在社会学著作中系统地讲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卢基奇的《社会学原理》(1960)和布里舍里奇的《社会学原理》(1963)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中国，也有少数学者持类似的“大社会学，小历史唯物论”的看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社会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具体科学。他们主张，普通社会学研究社会整体的基本构成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揭示社会整体发展规律,它有“一般社会学”、“特殊社会学”和“个别社会学”三个层次，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一般社会学”的层次，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的“指导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历史唯物论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二者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者是紧密相联的。有的学者具体论证了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是哲学科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①从二者研究的对象看,历史唯物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学则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特殊规律;②从二者所属的科学层次看,历史唯物论是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社会学则没有这么高的概括程度，它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对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概括；③从二者的作用看，历史唯物论是考察整个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社会学则着眼于自己特有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例如从社会结构或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社会运行机制，等等。由于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此在理论上二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学必须以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学又以各种特殊规律丰富历史唯物论。许多学者对于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历史唯物论但又以它为指导的作为具体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看法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主要涉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指出它从根本上、总体上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中国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概括为“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创立的主要就是这一形态的社会学。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工作。
在理论方面主要有：①他们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的人”等基本范畴,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揭露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提供了理论武器。②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根源，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③揭露了资本主义恶性循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④揭露恶性循环不可避免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并提出了解决这种恶性循环的办法──社会革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在调查研究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必然灭亡的后果时，充分利用了各种调查材料。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用长达21个月的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的种种具体情况。恩格斯在该书开头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说：“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知识，我愿意在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恩格斯重视实地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因为“工人阶级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
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同上书,第278页）。这说明要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的恶性运行必须抓住最能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灾难的工人阶级的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向压迫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挑战，因而一开始就与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相对立。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采取批判的否定的态度，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则采取维护的、肯定的态度。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果。中国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把社会学概括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这种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以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特别是它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建立这种形态的社会学是可能的。他们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阶级对立的观察和分析，对未来的新社会做了许多预测，并对这两种社会制度在理论上做了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既然“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能的，那么反映、不断改善这一社会的社会学也是可能的。有的中国学者把“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理解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从实质上说，维护建设性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与革命批判性形态的区别主要在于：革命批判性形态以“破”为主，维护建设性形态以“立”为主，二者不能混淆。当然，立中也有破。这两种形态只是不同而不是对立，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论，破是为了立,二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革命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所致力于建立的社会学。就中国的情况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认识的、历史的、理论的等原因,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被整整推迟了30年。而1949年以来的实际经验教训表明，建立这样的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能够真正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搞不好，也可以长期处在有障碍的常态运行和发展即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甚至陷入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之中。这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也不会自动到来,而要根据它的条件和机制，根据它的规律性去努力争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放性　这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社会学界许多学者都承认孔德和马克思是理论社会学的两大鼻祖。这两大社会学产生于大体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它们回答的问题都没有离开社会运行和发展这个基本点。但是二者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除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不同之外，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不同。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与西方社会学的对立可归结为：前者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社会；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弊病，但整个来说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的，因而要维护它，改善旧社会。二者的对立是革命与改良的对立。而维护建设性形态与西方社会学的对立则表现为：前者要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则要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二者要维护的对象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除了根本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似的一面。前者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和西方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性的社会学。尽管它们要维护的对象是对立的，但就维护这一点来说却是相似的。主要表现在：①要维护总要论证被维护社会的优越性。西方社会学总是这样那样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建设性形态当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②要维护总要有一套维护的办法，即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善社会运行机制的办法。西方社会学自始至终就是这样做的，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维护建设性形态对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这样做。③要维护总要面对各自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学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社会病，以便消除社会障碍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种种社会问题。由于上述的相似性，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时，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借鉴吸收西方社会学中合理的东西。这种相似性还说明，革命胜利后，一些过去维护旧社会的社会学家有可能转而维护新社会。事实证明，这种“转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开放性。一方面要如实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是有原则区别的，避免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分析它实际包含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分析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狭隘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承认二者的相似性，以避免全盘否定西方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利用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东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封闭狭隘的，而是开放的，是用人类文明大道一切合理的东西丰富起来的。只有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真正占领有关的理论阵地，才能真正高于西方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要点和框架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容和框架的理解，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着重探索、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更多的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着重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包含的内容。
苏联学者所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导论》(1962)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包括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的精神生活 4个方面的内容。该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唯物主义地阐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现象的社会属性，以及它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发展、发挥功能的规律与作用。该书认为,上述4个方面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编写的《社会学手册》(1976)一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个人、社会集团、阶级、民族活动中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的科学。据此，该书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框架为：一般社会学理论（历史唯物论）、各种专门的社会学理论（“中间层次”理论）以及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前者是理论社会学，后两者则是应用社会学。该书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正是按这三个层次展开的。
德国学者所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1977)一书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对象，是研究怎样日益充分满足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怎样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高速增长。该书的内容，除了叙述社会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外，还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劳动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差别、阶级与阶层的社会接近等）、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包括群体、社会组织、管理和权威等）、个性问题（包括个性、人的社会本质、生活方式、劳动与个性、家庭与个性、自由时间等）。该书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计划和指导社会发展的手段，作为社会科学它又是工人阶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不同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具有下述特点：①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这一点决定着社会学本身的框架、学科地位及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角度。②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一点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的根本区别。③以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的实践为立足点，并且尊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它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主要由此决定。④具有开放性。它参考苏联社会学的经验和教训，汲取其成果。实事求是地、有分析、有鉴别地汲取西方社会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东西，汲取现代科学发展的相关成果。⑤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重视经验的研究，又重视理论的研究；既重视宏观的研究，又重视微观的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学是一门具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是一门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社会管理、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有的中国学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现实的人为其社会学分析的逻辑起点，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其基本的社会分析模型，以唯物史观为其主要的社会分析工具，以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为其社会分析的对象，并认为这构成了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基本思路。
实证主义社会学(positivistic sociology)
社会学主要派别之一。19世纪上半叶，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A.孔德根据实证哲学思想体系建立，20世纪在世界广泛流行。
理论和方法论特征　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在西欧启蒙运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以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重大科学发现为代表的发达的自然科学，以及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和日益高涨的社会改良运动等背景下产生的。受19世纪初特殊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乃至宗教等氛围的影响，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出如下特征：①它明确地规定了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思维方式，使社会学摆脱了思辨哲学的羁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它的理论原则具有强烈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倾向，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是一种“物”，故而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这样便混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③在探讨“物”的规律时，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特别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应用了类比的法则后，产生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机进化论和机械论。④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在方法论上恪守经验主义原则。⑤强调价值中立性，要求在社会学研究中不作任何个人的价值判断，反对个人的情感介入，以保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⑥强调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强调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实践功能,把社会学看作“社会工程学”或“社会医学”，即强调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作用。⑦重视对社会秩序、社会平衡和社会稳定性的研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畛域内具有相当保守的价值取向。
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　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 3个时期。前两个时期通常被看作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古典阶段。第一个时期始自19世纪上半叶，与社会学的初创阶段相吻合。其理论创始人是孔德、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比利时社会学家L.A.凯特莱和法国社会学家F.勒普累等。此阶段虽然确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般宗旨,但还存在两大缺陷:①社会学理论还残存着思辨哲学的成分；②理论研究和经验探讨相互分离。孔德和斯宾塞致力于构筑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凯特莱和勒普累等人则偏重于经验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社会调查。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鼎盛期。法国的□.迪尔凯姆和意大利的V.帕雷托对以往社会学进行了综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推向了高峰。迪尔凯姆在提出“社会事实”概念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进而揭示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形态学”（即结构）的、功能的和因果的关系，由此把社会学的唯实论发展成为把社会看作高于个人的社会决定论。迪尔凯姆还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种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进行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帕雷托对逻辑与非逻辑行动的分类，对动态平衡的阐述以及精英循环的看法，使实证主义社会学更加丰富和完善。
新实证主义社会学　继帕雷托之后，实证主义社会学结束了古典阶段，开始向新实证主义社会学阶段演变。与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相比较，新实证主义社会学有以下特点：①新实证主义社会学摒弃了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些粗俗看法，不再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看作是社会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把它们视为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②新实证主义社会学依然保持着自然主义的风格，但社会有机体论的基本观点已逐渐演变成现代的结构功能主义，机械论则演变为行为主义的理论公设。③在强调经验材料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力图使社会学的研究通过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化等手段,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进而将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同经验的操作概念联系在一起，实现理论知识体系和逻辑—方法论手段相统一的目的。
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包括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潮流，如以L.F.沃德等人为代表的具有自然主义进化论倾向的实证主义和以P.A.索罗金为代表的文化实证主义等。到30年代，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内部又发生了变化，功能主义的方法逐渐取代了新实证主义纯经验的方法。T.帕森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为起点，开始构造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帕森斯制定了“社会行动的唯意志论”模式，并重点分析行动者动机—目的的结构意义。他虽然承认社会的文化和规范的客观性，并将行为主义、控制论和信息论纳入自己的宏观体系，但毕竟向理解的社会学作出了宽容的让步，冲淡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实证的自然主义实质。帕森斯的继承人R.K.默顿则无视这种宽容精神，将文化规范等属于人的客观方面加以绝对化。
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当代的另一变形是行为主义社会学。它以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和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R.埃默森为代表。斯金纳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动物对外界的刺激—反应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交换论的基本出发点。他的操作主义和霍曼斯的心理还原主义，以适应新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姿态突出实证主义的实质。
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不再排斥理论的指导意义，并把科学方法论作为研究中心。美国的P.F.拉扎斯菲尔德、S.A.斯托福和H.M.布莱洛克等社会学家千方百计地寻找社会学理论概念和经验现实之间的结合点，克服操作主义的局限性，重申实证主义曾一度轻视过的严格的逻辑程序的重要价值，把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与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布莱洛克对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论述，将默顿的中层理论概念具体化为可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的操作的经验概念，这一趋向虽然符合社会学计量化和电子计算机化的潮流，但却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不安和反感。
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　实证主义社会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直受到来自社会学界其他学派的有力挑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解的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存在主义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将人和人的活动还原为抽象的变量的非人本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它们之间的长期论战，揭示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致命弱点，也促进了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中，反实证主义倾向一直有很强的影响。20世纪以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的西方理论流派主要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历史社会学以及冲突理论的某些学派。属于这些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现象对社会行动者来说是“有意义的”，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指责实证主义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特殊性、自主性与互为主体性，忽略了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抹杀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
由美国社会学家G.H.米德和C.H.库利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创造与使用符号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行动者能够了解自我与他人的期望,并在此基础上对互动的情境作出定义，以便选择适当的行动来适应他人和社会环境。所以，社会学方法必须侧重对具体个人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描述和主观阐释。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发展了一套研究互动过程的方法，认为对社会行为的研究很难使用数量分析，只能采用定性分析
和归纳方法。
美国社会学家A.舒茨将现象学方法引入社会学，他的现象学社会学主要受到E.胡塞尔、米德和韦伯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经验世界并非由一群孤立的个人所构成,而是一个互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学的任务是将这一生活世界赋予有系统的组织。他发展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提出要在现时世界的日常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用以理解社会行动者主观意义的概念框架。英国现象学社会学家J.M.阿特金森和A.西库雷尔分别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和程序。他们的观点是：诸如犯罪、自杀这类社会现象仅仅是社会行动者对行为的主观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社会事实,社会世界只不过是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理解的产物；那些把犯罪、自杀当作客观事实来研究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社会世界。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创立的民俗学方法论主要受舒茨的影响。加芬克尔同舒茨一样，把研究重点集中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意识与行动。所不同的是，舒茨注重探求行为者如何形成共同的生活世界意识，加芬克尔则重视对具体互动过程的微观研究。他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技术与技巧，如追踪访问、临床观察、文献阐释等，用以观察、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和语言。民俗学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尖锐对立，它并不企图概括出一般社会规律，而是考察特定环境下的具体社会现象。
历史社会学侧重对社会群体、社会发展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它反对实证主义的标准化、操作化和形式化的方法，认为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和独特性，因此社会学的任务是在历史脉络中运用类型构造法和比较法来探讨历史因果关系。例如，韦伯指出，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寻找普遍规律，因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只是阶段性、局部性和频率性的，他主张以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来发现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认为，任何社会学研究都是历史研究，并且都无法与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相分离，所谓客观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他的学说综合了冲突理论和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则继承了历史社会学的定性分析传统。
社会发展理论(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探讨社会变迁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学说。广义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它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狭义特指社会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又称发展社会学，它以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协调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战略乃至具体政策。
历史发展　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诞生之初。A.孔德关于社会的发展是从军事时代到法律时代再到工业时代的论述，H.斯宾塞从军事型社会到工业型社会变迁的理论，□.迪尔凯姆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理论，F.滕尼斯从社区到社会的理论，以及M.韦伯所建立的庞大的宗教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体系,都在某种意义上以欧洲社会为蓝本,探讨了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和发展过程。K.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从高度概括的层面上论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战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原宗主国的控制而独立，他们都面临着如何振兴本国经济、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在与外部世界平等交往中重新确立自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就应运而生，并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形式。
现代化理论　社会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其理论基础是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着眼点在社会流动的社会行为主义。现代化理论沿袭欧洲社会学的知识传统，在社会发展过程的考察中实行传统—现代、特殊主义—普遍主义的二分法，把传统社会视为特殊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着重身份名位的、静止的、职业分化简单的社会；相对而言，现代社会则是普遍主义的、以工业为主的、着重成就的、动态的、职业分化复杂的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关系的扩展、经济交流的多重化;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意识的强化、权力分配的理性化、政治机构的分化和专业化、决策的理性化和决策效率的提高、民主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和扩大化；在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知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角色的日益分化、家庭和工作的分离等等。
现代化理论曾在20世纪50～60年代占居社会发展理论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它把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套用到发展中国家，这一“西化”理论在这些国家并未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实际情况是传统体制虽然被破坏了，但现代体制却又始终建立不起来。
依附理论　60年代前半期，一批学者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学者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例，展开了对现代化理论的猛烈批判，导致了依附理论的产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A.G.弗兰克、巴西社会学家F.H.卡多索和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等人。依附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陲”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这个依附化过程从重商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它导致了同一过程的两种结果:西方国家的发达化和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化。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过程，掩盖了在资本主经济秩序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宗主国—卫星国的关系，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扩张所造成的剥削与依赖关系。应该在这种剥削与依赖的关系中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依附理论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援助政策的剥削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掠夺性。经过依附理论的批判，现代化理论开始渐趋衰退。但依附理论又由于本身所考察范围的局限性和缺乏理论性而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主导性理论。
发展趋势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发展理论开始了一个多样化的转折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现代化理论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将兴趣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发展问题上，主要研究新的科技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就是未来学研究，它形成了信息社论和后工业社会论。对发达国家发展的前景问题，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信息社会论者的观点。他们为西方发达国家描绘了一幅令人乐观的前景，认为西方社会频频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是暂时性的，是由于当今西方社会正处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转变时期而出现的非常规性危机。二是增长极限论者的观点，主要是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他们从人口爆炸和资源的有限性两个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对人类的发展前景充满悲观情绪。认为人类如果再不醒悟，继续按现在的方式发展下去，等待着人类的将是世界的毁灭。另一部分人仍然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问题，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对其现代化的影响，这就是“迟发展”或“后发展”理论。　　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学者经过改进和完善，使依附理论逐渐发展成I.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论”。费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依附理论者也纷纷转变成了世界体系论者。世界体系论的研究兴趣已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它从体系的角度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问题。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
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思想渊源　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有着长期的历史。A.孔德和H.斯宾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迪尔凯姆、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马林诺夫斯基对功能主义也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在以后的许多论著中，为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理论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之一，其他3 个是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一些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①适应。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②目标达成。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③整合。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④潜在模式维系。维持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其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 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4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使系统保持稳定性。
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默顿认为，在功能分析上，应该注意分析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他提出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概念，前者指那些有意造成并可认识到的后果，后者是那些并非有意造成和不被认识到的后果。进行功能分析时，应裁定所分析的对象系统的性质与界限，因为对某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的事项，对另一系统就可能不具这样的功能。功能有正负之分，对群体的整合与内聚有贡献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群体破裂的则是负功能。默顿主张根据功能后果的正负净权衡来考察社会文化事项。他还引入功能选择的概念，认为某个功能项目被另外的功能项目所替代或置换后，仍可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制度或结构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是默顿著述中的主题之一。他认为，社会价值观确定了社会追求的目标，而社会规范界定了为达到目标可采用的手段。如果文化结构（目标与社会结构（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脱节，就会出现社会失范状态，导致越轨行为。
影响和评价　结构功能主义在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J.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社会理论探讨、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其学术观点涉及人类学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并对现代化理论有很大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以率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
形成　作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冲突现象，曾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5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对帕森斯理论的精确性产生怀疑。他们吸取古典社会学家，特别是K.马克思、M.韦伯、G.齐美尔等人有关冲突的思想，批评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逐渐形成继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之后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L.A.科瑟尔、L.柯林斯，德国的R.达伦多夫，英国的J.赖克斯等。
科瑟尔的冲突理论　科瑟尔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中最早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他反对帕森斯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力图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修正和补充帕森斯理论。科瑟尔从齐美尔“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他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
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冲突和强制。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为此，社会学必须走出帕森斯所建构的均衡与和谐的“乌托邦”，建立起一般性冲突理论。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中，达伦多夫主要吸取了韦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其阶级和冲突理论。他认为，社会组织不是寻求均衡的社会系统，而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结构中固有的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在一定条件下，准群体组织表现为明显的利益群体，并作为集体行动者投入公开的群体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内部权威和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暂时趋于稳定与和谐。但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而“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乃是历史的推动力”。
赖克斯的冲突理论　赖克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反对帕森斯以价值规范为重心的秩序理论，强调物质生活手段的分配应该在建构社会模型时占据优先地位。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关键问题》（1961）中，赖克斯描述了“统治阶段的情境”：统治集团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运用强制性权力迫使社会整合。在这种情形中，经济分配体系向不同群体分发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源；政治权力体系分配权力以“防范任何破坏经济分配体系的行为发生”；终极价值体系确认“这种政治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宗教仪式则具有“促使人们遵从终极价值体系的功效”。他认为，这种货币→权力→价值→仪式的一体化社会结构，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生活手段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必然造成被统治阶级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促使其成员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下而结成集体行动者。一旦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社会就会由“统治阶段的情境”向“革命情境”运动，最终导致统治阶级的倒台。冲突的双方即使认识到激烈的冲突比适度的让步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而彼此作出妥协,但这种“休战情境”也是极不稳定的。冲突双方继续寻找能够满足自己单方面利益的手段，一旦找到了这种手段，权力的平衡立即被打破，冲突随即重新取代暂时的和平。
柯林斯的冲突理论　1975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早期冲突论者只是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秩序理论和冲突理论同是有用的理论工具。柯林斯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过程，仅仅提出一种补充性“冲突理论”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必须建立一门以冲突为主题的社会学。早期冲突论者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构问题，并把社会结构视作外在于个人的强制性力量。柯林斯则认为，社会结构是行动者的互动模式，是在行动者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中产生并得以持续的。对宏观社会结构的理解不能脱离建构这些结构的行动者。他吸取了现象学和民俗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力图为宏观社会学奠定微观基础。与早期冲突论者注重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不同，柯林斯强调必须建立假说—演绎的命题系统，并从经验上加以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冲突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说明性科学。柯林斯为冲突问题的研究打下了新的基础，标志着狭义上的“冲突理论”作为一个流派已经式微。
影响　冲突理论产生后，在西方社会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很快渗透到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去，在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分层、集体行为、婚姻家庭等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冲突概念为框架的论著，在当代社会学发展中有重大的影响。
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一。产生于50年代末期的美国。交换理
论最初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提出的，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心理还原主义的倾向。它强调对人和人的心理动机的研究，批判那种只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或抽象的社会角色上去研究社会的作法；在方法论上倡导个人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原则；认为人类的相互交往和社会联合是一种相互的交换过程。这是对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功能主义的文化人类学和功利主义的经济学的全面综合。
社会交换论的基本研究范畴和概念包括价值、最优原则、投资、奖励、代价、公平和正义等。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霍曼斯是交换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一组普遍性命题：①成功命题。一个人的某种行为能得到相应的奖赏，他就会重复这一行动；某一行动获得奖赏愈多，重复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多；获得的奖赏愈快，重复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②刺激命题。相同的刺激可能会带来相同或相似性行为。如某人过去在某种情况下的活动得到了奖赏或惩罚，而在出现相同的情况时，他就会重复或不再重复此种活动。③价值命题。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去重复同样的行动。④剥夺与满足命题。某人（或团体）重复获得相同奖赏的次数愈多，那么，这一奖赏对该人（或团体）的价值就愈小。⑤攻击与赞同命题。该命题包括两方面：一是当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奖赏或者受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的情绪，从而出现攻击性行为；二是当个人的行动得到预期的奖赏，甚至超过期待值，或者没有遭到预期的惩罚时，他就会高兴，就会赞同这种行为。霍曼斯将 5个命题看成是一组“命题系列”，强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要将5个命题综合起来,就能够解释一切社会行为。霍曼斯指出，利己主义、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由于每个人都想在交换中获取最大利益，结果使交换行为本身变成一种相对的得与失。对个人来说，投资的大小与利益的多少基本上是公平分布的。
布劳的交换理论是从社会结构的原则出发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其理论目标既想克服功能主义忽视研究人的理论缺陷，又想弥补霍曼斯理论只局限于微观层次方面的不足。布劳的理论方法是从描述交换过程及其在微观层次上的影响开始，再从群体层次上升到制度与社会的宏观层次。他认为，社会交换关系存在于关系密切的群体或社区中，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交换是一种有限的活动，它指个人为了获取回报而又真正得到回报的自愿性活动。布劳还区分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内在奖赏和外在奖赏的差别，引入了权力、权威、规范和不平等的概念，使交换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释社会现象。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系统地追溯了交换现象的各种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归纳过程取向的社会结构理论。
继布劳之后，对交换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埃默森等人。埃默森运用严密的数理模型和网络分析，阐述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社会交换的基本动因和制度化过程，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充实了交换理论的理论体系。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一种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派别。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
符号互动论的派别　该理论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W.詹姆斯和G.H.米德的著作。但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1937年，他用这一术语指称美国许多学者诸如C.H.库利、米德、J.杜威、W.I.托马斯、W.詹姆斯、R.E.帕克、F.W.兹纳尼茨基等人的著作中所隐含的“社会心理状态”。西方学术界曾有人把符号互动分为两派，一是以布鲁默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一是以M.库恩为首的艾奥瓦学派。1930～1950年间出版的一系列布鲁默及其同事、学生们的著作中确定了该理论的主要观点。
从哲学上看，符号互动论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德国和法国的现象学联系最为密切，与逻辑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文化决定论、生物决定论、刺激—反应行为主义、交换理论以及均衡理论的各种形式相对立，而与心理分析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角色理论、戏剧理论，以及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哲学，具有某些相容性。E.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定　主要有：①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②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③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
符号互动论的观点　主要观点有：①心灵、自我和社会不是分离的结构，而是人际符号互动的过程。心灵、自我和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以符号使用为先决条件。如果人不具备使用符号的能力，那么心灵、自我和社会就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或者说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②语言是心灵和自我形成的主要机制。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使用语言这种符号系统。人际符号互动主要通过自然语言进行。人通过语言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
③心灵是社会过程的内化，事实上内化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互动”过程，人通过人际互动学到了有意义的符号，然后用这种符号来进行内向互动并发展自我。社会的内化过程，伴随着个体的外化过程。
④行为是个体在行动过程中自己“设计”的，并不是对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个体在符号互动中逐渐学会在社会允许的限度内行动，但在这个限度内，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处世行事。
⑤个体的行为受他自身对情境的定义的影响。人对情境的定义，表现在他不停地解释所见所闻，赋各种意义于各种事件和物体中，这个解释过程，或者说定义过程，也是一种符号互动。
⑥在个体面对面的互动中有待于协商的中心对象是身份和身份的意义，个人和他人并不存在于人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互动本身之中。
方法论特征　符号互动论者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方法论，偏爱参与观察、生活史研究、人种史、不透明的被脉络化了的互动片断或行为标本等方法，强调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固定的、静止的、结构的属性；必须研究真实的社会情境，而不是通过运用实验设计或调查研究来构成人造情境。符号互动论者不运用正式的数据搜集法和数据分析法，而代之以概括性的和一般的方法论的指令，这些指令要求对被调查的对象采取“尊重”态度。布鲁默曾声称，这种研究需要或至少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考察”，调查者着重了解他想要研究的社会情境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把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所理解、所适应的世界照样描绘出来,主要用参加者的语言来表达。第二阶段,即“检验”阶段。研究者集中注意环境中的“分析因素”，这些因素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观察才可能获得。对于多数符号互动论者说来，这一阶段在辨认、描述和解释基本的社会过程如社会化、整合、协商时已开始了。
应用符号互动论有助于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如对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挣扎、老年、疾病与痛苦和艺术社会学（见文艺社会学）的理解等等。
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兴起的一股力图综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构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的流派或理论发展趋势。“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社会学理论家J.亚历山大于1985年在其编辑的论文集《新功能主义》中首次使用的。
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中期，以帕森斯为主要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流派。自6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剧烈变动，促使社会学理论家重新思索社会学方向,各种新理论纷纷兴起,向帕森斯的“巨型理论”发起冲击。其中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为主要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猛烈抨击帕森斯理论中侧重对社会结构分析的方面，他们强调对个体行动和行为的分析，要求恢复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以冲突理论为主要代表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则指责帕森斯过于重视秩序、和谐和稳定，忽视冲突、强制和变迁，他们要求社会学更加注意社会变迁中的暴力、革命、权力等物质结构。这些理论在70年代逐渐取代了帕森斯理论而占居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这些理论之间又形成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和民俗学方法论为一方，以冲突理论为另一方的“微观／宏观大分裂”，就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本身暴露出上述诸理论自身的致命弱点──偏执一端而缺乏综合性。从70年代后期起，帕森斯理论中强烈的综合意识又重新引起社会学界的兴趣，各种理论内部开始出现试图进行新的综合的种种尝试。新功能主义正是力图以批判地继承帕森斯理论遗产，开辟一条新的综合之路而产生的。
特点　与其他流派相比，新功能主义具有以下 3个特点：①对帕森斯理论传统持批判继承态度，既强调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承续关系，又强调从内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必要性。其中，亚历山大批判了帕森斯理论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主张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重建多维度的理论框架。新功能主义者还重新解释了帕森斯理论，以此矫正反功能主义的偏颇。②对70年代的各种反帕森斯理论流派持开放态度，力图在功能主义理论传统基础上整合上述理论。针对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等理论的微观分析，新功能主义力图通过重建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来综合其理论洞见，并探索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及制度的连结环节。对宏观社会学领域的冲突理论，新功能主义主张在保持帕森斯“规范秩序”的前提下，强调对权力、战争、强制、冲突等问题的分析，并把社会变迁分析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中。“新功能主义”还打破帕森斯曾为社会学划定的只研究社会系统问题的界限，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力图在功能主义框架内解决文化与社会及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③新功能主义尚未具备统一的理论形态。被归在新功能主义名下的社会学家，老一辈的有R.N.贝拉、A.英克尔斯、N.J.斯梅尔塞等人，新一代的有亚历山大、S.N.艾森施塔特、N.卢曼、W.施卢赫特等。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理论传统外，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新功能主义只能说是以超越战后社会学发展之第一阶段和建立新的综合理论为目标的尝试。
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和不同反应。不少人对新功能主义持反对和怀疑态度。对此，亚历山大的回答是：“它是新瓶装旧酒，还是确有新酿，将由历史来判定。”
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对一定社区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所遵循的规则的社会学研究。又称民族学方法论、本土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微观社会学学派之一。创始人为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民俗学方法论的英文词头“ethno”在希腊文中意为国家、人民、部落、种族。加芬克尔的理论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G.H.米德的角色理论和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大量吸收了A.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思想观点。他的基本假定是：社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社会仅仅在它的成员觉察到它存在时才存在，因此必须对社会成员在建构和解释他们所处的社会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详细考察。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组织社会活动，并使活动具有共同的意义。这套规则和程序就称为民俗方法，也有人称它为本土方法或民族方法。由于强调社会成员对社会现实的主观解释，民俗学方法论常常被视为一种现象学研究。民俗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它运用极为精细的实证方法，着重分析人们行为的微观方面，力图发现和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行为、响应行为和改变行为的规则。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成文的、公认的行为规则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民俗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有:①考虑,又称“计算”或“算计”。指人们对外部世界做出解释的过程，是每一个人依其行为情景所赋予意义的能力。民俗方法论者极为注重分析个人的考虑以及这些考虑的提出和被接受的方式,专注于对人们之间的会话的研究。②指示性,又称“索引性”。指一切考虑都对应于其特定行为情境：地点、时间、当事人、行为意图、相互了解等。因此，研究者必须站在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背景。③省略原则。人们在交往中允许不清楚的信息存在,待以后弄清。而不会力图问清一切情况,使交往无法继续。④文件方式。人们在交往中往往寻找不明言的潜在的含意以理解相互的行为，决不是孤立地去对待每一件事。⑤自然语言。人们在交谈中往往轮流对话而不使会话中断的基本结构。
民俗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反对社会学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实证主义学派（见社会学方法论）。它对□.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的客观实体论”和功能学派的“社会事实既存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传统社会学往往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社会现实而不是让其从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对于民俗学方法论者来说，传统社会学的概念、技术和统计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本质。与现象学社会学不同，民俗学方法论并不试图概括出普遍规律，而只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及行为意义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对行为者实际动作的观察分析。加芬克尔等人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技巧，如追踪访问、亲身观察、文件解释和“破坏试验”法。后者是故意干扰和打破人们通常的行为方式，以观察人们的反应。通过这些方法来揭示社会互动中隐含的行为规则，对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做出描述与阐释。这些研究技巧对社会学调查方法的精细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民俗学方法论强调个人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强调对行为者主观意图的理解，并把这种原则应用于经验研究，从而在方法论上发展和充实了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70年代以来，民俗学方法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派已逐渐被社会学界所接受。但它由于否定客观社会事实和普遍规律，所以那些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为宗旨的大多数主流派社会学家，尤其是宏观社会学家看来，不仅是不足取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他们认为民俗学方法论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并且批评它无视社会结构，特别是权力的中心地位在社会交互作用中的影响。
社会行为主义(social behavioralism)
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理论。又称行为主义社会学。它以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原则以及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主张社会学应用经验方法测算具体环境对行为的刺激因素，以解释个人的外显行为，然后再将个人行为扩大到人际交换领域，使之成为能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代表人物有心理学家B.F.斯金纳和社会学家G.C.霍曼斯。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激进的行为主义为社会行为主义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和认识论依据。行为主义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的对象是人的外显行为，认为人的行为与动物行为并无本质差别。斯金纳把研究鸽子和老鼠时获得的实验资料用到对人的研究上，认为个人的外显行为并非对外部刺激的首要反应，而是在外部环境各种刺激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反射的复杂总体。他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都可视为旨在获
得报偿和逃避惩罚；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彼此提供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因素，从而形成各自的外显行为。这一原理为社会学交换理论奠定了基石。
霍曼斯把行为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的解释与功利主义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解释为在成本和利润中选择最合算的行动路线的思想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人的行为的心理学解释和经济学解释纳入对社会交换的解释之中。在他看来，社会赞许的社会现象如货币一样可被视为一种报偿，而人所处的从属地位同样也可当作一种成本；而经济学的“报偿”和“成本”概念分别与心理学的“强化”和“惩罚”概念相对应。据此，霍曼斯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为获取报偿或付出成本的有形或无形的交换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社会交换论。
霍曼斯的分析策略与社会学传统中的集体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唯实论倾向不同，在他看来，解释行为需要理解人的动机和情感，而不是认识某种假定的需要或理解某种社会的要求。与社会学唯名论倾向对个人行动中的主观意义的理解不同，霍曼斯的心理学类型的解释在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是相同的，尽管不同民族在文化历史上存在差异，但作为社会学理论在认识和解释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上应该是普遍适用的。他认为，□.迪尔凯姆主张社会事实具有的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太抽象，而M.韦伯倡导的理解人的主观意义又太主观。
社会行为主义从个人主义和客观性出发，目的是在社会学传统中的个人—社会两种研究策略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是移居美国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在舒茨之前，德国社会学家A.菲尔坎特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但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M.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
基本问题　舒茨早年研读现象学，他批判地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尝试着把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并把它与韦伯的“理解”概念相结合，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开辟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新方向。现象学社会学在理论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使按照自然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学”在整体上不致成为一桩错误的事业，以及怎样选择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使之更富成效。它力求选择一种使自己植根于社会现象独特性的基础，强调这一独特性要求使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使它关注社会现象的意义特征，但不流于无法检验的直觉。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社会学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联系起来。
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　在理论上，舒茨通过对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行动、设计与角色、多重实在等概念的论述，描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基本形式。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用于研究每天运转不息的日常世界的意义构成。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世界的实质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常识使他们预先设定的共同参与和分享的世界是存在的，进而设定人的所有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日常世界是外在于人们的“彼在”。舒茨在对自我—他人自我、此在—彼在以及它们在空间视野—时间坐标的描述性分析后指出，所谓的日常世界或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由多重实在构成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知识从根本上就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这意味着，这种知识在对他人具有什么意义的同时，也对我同样具有什么意义；既与他人的世界有关，也与我的世界有关；归根结柢都植根于人为了生活而创造的解释图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知识恰恰是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的人们观念中的类型化，而日常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主体间性的。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人类世界是最高的实在，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切都是主体间性的。
自然态度的悬置　在方法上，现象学社会学对按自然科学理想建立的传统社会学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社会学历来忽视人们日常生活赖以建立的基质构造，轻信自然观点把社会现象视为自然事实而加以研究，其根本弊病在于它混淆了自然科学对象和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渊源上看，R.笛卡尔哲学曾对世界是实在的信念提出过怀疑，胡塞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怀疑论，他用“悬置”概念把对世界实在的信念放入括号内存而不论，并以此作为克服自然观点错误的手段。舒茨借用了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自然态度的悬置”方法，但他的用意与胡塞尔相反，并不是把对外部世界及其客体的信念存而不论，而是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接近于生活世界本初的、最高的实在，从而理解这个由多重实在组成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结构。
理解　舒茨认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存在于观察者的世界中的客体,属于第一级构造。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及其活动，人不仅是研究者所观察的客体，也是具有他自己在先解释的世界的存在，他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共处于社会实在中的同伴，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属于第二级构造。据此，舒茨把W.狄尔泰、韦伯阐述的“理解”看成社会学研究应使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把社会行动解释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意义，即在行动者看来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但舒茨与韦伯把“理解”当作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规范原则不同，把解释主观意义视为生活世界在观念上的类型化，认为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人际互动所实际运用的方式。“理解”有可能在运用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之前就已把握了纯粹的或绝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对主观意义的解释在内的全部“理解”问题，涉及 3个既相互有别又彼此联系的不同层次问题。①“理解”首先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理解”植根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之中，它包含个人通过其具体存在所经历的日常经验的丰富整体性；它在认识中从纯粹事实里排除了知觉、感觉因素，强
调感性事实以纯粹事实为基础，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②“理解”是关于人类事件的日常知识的经验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把世界解释为属人的、充满意义的世界。理解他人除了把他人存在的躯体理解为心理—生理统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还要把他人的各种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意图的创造活动来看待。③“理解”是社会科学特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向传统的科学观所崇尚的感觉至高地位、认知必须从感觉出发、用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社会科学等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强调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本质区别，要求人们审慎地鉴别以下事实：人不仅是科学家观察领域中的一个要素，也是他自己的行动领域的先在解释者；人的公开的外显的行为只是他全部行为中的一个片断；试图理解社会实在的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通过领会一种行动对于他、对于社会世界的坐标轴所具有的意义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性。
舒茨把重新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自己世界的方式规定为现象学社会学的任务。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自然态度构成的现象学”，实际上它是一种用自然观点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即关于人类社会怎样才是可能的知识的社会学。
民俗学方法论　加芬克尔试图从经验研究上证实舒茨的观点。按照他的界定，民俗学方法论是指“研究作为有组织的、人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持续实现之表征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合理性质”。他还解释说，“民俗学方法论把日常生活当作使这些活动成为明显合理的和对一切实际目标而言都能成立的社会成员们的方法加以分析，亦即当作平凡的日常活动的组织而应该加以阐释的方法加以分析”。它关心人们使用什么手段赋予日常生活世界以意义，即关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为日常生活实在添加秩序和各种模式的意义，把实践行动解释成合理的。因此，语言符号及其意义表达问题就成为民俗学方法论的关注焦点。
加芬克尔认为意义的表达通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为把发生的事件置于时空范围内所做的“表征性表达”，虽不精确但可起到索引提示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在特定情景下需要精确描述事件的“客观性表达”。表征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分别指向舒茨所说的实践实在和理论实在，前者适合于反映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后者则是一种适用于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民俗学方法论针对当代社会学中科学主义盛行的状况，集中论述了 3个密切相关的问题：①不满足用客观性表达取代表征性表达。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力求用客观性表达，但社会学的对象是由人们互动造成的社会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一切都是人为的，人们是通过表征性表达赋予它秩序的。因此，他对以使用表征性表达的互动为基础来建立科学实在的现存社会学方式持怀疑态度。②忽视实践行动的理由在本质上的可反思性。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自我的日常活动，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包含作为行动者的社会学家的资源、目标、动机、理由、机会和任务，也包含与他的研究程序是否合理、规定是否可靠等有关的理论前提预设问题。他主张对这种实践活动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什么。在论述“实际的社会学推理”时，他在“职业的社会学”、“凡俗的社会学”和“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与“理论的”或“形式的社会学推理”之间作出区分，论证了职业的社会学研究是在凡俗的社会学基础上，理论的社会学推理是在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之上实现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用客观性表达研究社会时，总离不开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经验和从前的经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③行动在特定情景中的实际完成具有可分析性。他主张对行动的研究要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就使舒茨所说的对实在怀疑的悬置成为可能。
现状　现象学社会学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它针对传统社会学方法和程序中的可疑之点，提出了人的主观意识、体验和时间等问题，强调描述世界的语言和意义问题，对人们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但它本质上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在社会认识中片面夸大意识、意义主观因素的作用，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7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现象学本质和特征，开始走上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①出现了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合流的趋势。民俗学方法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A.西库雷尔，在70年代以后关注点由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转向社会结构问题；而结构本身在他看来就是加芬克尔所说的社会成员为把互动说明是合理行为的解释程序的总和；研究社会结构就是要考察社会文化群体怎样创造自己的语言，以及不同语言的描述形式怎样赋予人的活动的意义。于是，民俗学方法论便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的依据；作为一门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取向，它把研究者的兴趣吸引到语言这个知识的发生和发挥功能的载体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P.菲尔默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未来将会与N.A.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互融合。②英国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渗入现象学社会学。P.温奇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基础上阐发现象学社会学的社会认识观点，认为在社会学中拒斥自然主义态度必然会把语言分析放在首位，因为关于实在的概念是在使用的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实在的结构是语言结构的反映。这样，他就把社会结构研究完全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问题即语言哲学问题。③与某些自然主义流派也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如P.莱斯曼认为有可能在越轨行为社会学（见异常行为社会学）研究中应用民俗学方法论的个别理论结论，属于新行为主义的J.汤姆逊的《行为主义》(1970)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的“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概念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
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
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
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
19世纪末形成的社会学的重要派别。主张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集中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而忽略其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G.齐美尔和L.von维泽。
滕尼斯提出了“社区”（又译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认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由其成员的嗜好、习惯、道德规范、审美价值等本质意志所决定。成员依靠共同的群体意识来保持其亲密的自然关系，而不计较个人的利益。“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的成员各有其目的，由人的选择意志所决定。“社会”成员因利益不同而决定其分工的差异，他们虽相互依赖，但由于各自的利益冲突而丧失了自然的亲密关系。滕尼斯对“社区”与“社会”这两种社会结构一般形式的分析，树立了社会形式（理想类型）研究的范例。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应该脱离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或人类交往的形式。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虽有不同,但形式却具有共同性，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以及派别的形成、社团的持续、社会分化与整合等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人的行为的形式，如交换、个人爱好、模仿等同内容结合密切，变化较快；经济组织与政治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程度较低，其固定性较强，变化较慢；结合最不密切的是仪式形式如节日，经常脱离其原来内容而成为一种抽象形式。
维泽提出了关系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构成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关系社会学着重于关系的变化，认为社会关系不是社会有机体论所想像的实体或有机整体，而是在时间、空间中变化发展的。变化的过程由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接近、适应、同化、调和、分离、竞争、反对和冲突等关系形成；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也受到人的外在条件的制约。关系社会学考虑到人的行为与外界条件的关系，比较注意实际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形式社会学的理论。
形式社会学对以后社会学各学派重视研究人际关系和群体之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的形式社会学已转化为群体网络关系分析的学说，并借用数理统计知识建立起各种严格定量操作的形式模型。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 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 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