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献给价值分崩离析的时代

文：朱大可
流氓的盛宴
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
一部关于这个时代（1980—2005）的个人观察备忘录。
本书目前已经由新星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著述的出版，历经三年，走了将近60家出版社，最后才在作者对书稿充分自阉之后，由新星出版社接纳，获得出生证。
它的经历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一个镜像。
本书的封面，借用方力钧的流氓造型，勾勒着世界的嚣张容貌。
谨以此书，献给这个价值分崩离析的时代。
部|分|目|录
绪  论  中国流氓学简史
一　　流氓研究的不同论域
1、流氓的古代分类；2、狭义流氓学；3、广义流氓学；4、“流氓”和“流氓主义”的语义辨认
二　　现有流氓学成果及其缺憾
1、流氓学简史；2、流氓学的主要类型；3、流氓研究的成就与缺憾
第一章  国家主义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一 国家主义的话语转型
1、 国家美学的初次转型；2、国家美学的二度转型；3、红色话语的苏醒；4、帝国美学的兴盛；
二　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
1、流氓国家主义的崛起；2、历史、对偶制和对偶循环
第三章　流氓话语：反讽的新世界
一 色语、酷语和秽语
1、 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2、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3、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二 流氓叙事
1、 言说与书写的叙事功能；2叙事中的流氓偶像
三 阅读与书写的反讽
1、 话语的正谕体系；2、话语的反讽体系
四 当代流氓美学的话语模式
1、当代流氓主义的日常美学；2、现代流氓话语的基本类型
第五章  1980：新流氓话语的租借与复兴
一 1980年代的流氓语境
1、新流氓起源：身份的总体危机；2、酷语的租借；3、色语的租借；4、流浪话语的租借
二　崔健摇滚：本土流氓话语的崛起
1、中国摇滚的诞生；2、崔健：一无所有的流氓
第七章  王朔主义：众痞的玩世喜剧
一 小说反讽的苏醒
1、刘索拉与学院嬉皮文学；2、徐星：流氓叙事的先驱
二　“王朔主义”的诞生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话语的复仇；3、王朔式反讽
三　电影与美术的视觉变法
1、第五代导演的话语变法；2、视觉艺术的美学颠覆运动
第九章  口语、口吃、口交：后流氓主义的夜宴
一 口语地带：“新父亲”的面容
1、新口语小说：美元下的身份辨认；2、反讽叙事和正谕批评的冲突
二　口吃时刻：“结结巴巴”的先锋诗歌
1、伊沙的文化口吃；2、民族图腾和小便叙事
三　口交世代：“下半身”的造反宣言
1、 “下半身”审判“上半身”；2、生殖器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　“盘峰论战”：茶壶里的风暴
1、 口语还是书语，这是一个问题；2、群雄逐鹿话语权力场
五　学术国家主义的崛起
1、国学复兴和“人文精神”讨论；2、知识界大裂变
第十一章  　消费叙事和摇滚裂变
一　“消费叙事”及其流氓（妓女）的转型
1、蝴蝶的尖叫；2、乌鸦的舞蹈
二　白与黑：摇滚的裂变
1、 九十年代的摇滚疗法；2、何勇：愤怒与退离；3、张楚的小男孩心语
4、地下摇滚的隐形滚动；5、摇滚以外的油滑声音
附录：
1、流氓的精神分析
2、主要参考文献
3、后记
在脚对头颅的反叛旗帜下——浅论《流氓的盛宴》
转自：玻璃唇的博客
漂流，就是让他永久的失去存在的根据地，成为没有自己灵魂栖所的异乡人……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真理不是颠覆秘密的揭露过程，而是公正对待秘密的一种启示。
-----本雅明《论德国悲剧的起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最为漫长的黑夜，三十三岁的朱大可先生，在他上海的寓所，疾笔写着一篇日后备为他的朋友胡河清赏识、赞美的关于行走、关于漂流、关于脚的哲思的隐喻性华章。华章之名为《洗脚之歌》。朱先生在文章里说： “在人类的逃亡中，脚印的价值令人发指。”并在文章里含蓄指出，脚作为一个名词，它的语法就是行走。我注意到朱先生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并注意到朱先生在好友胡河清于1994年3月的某天向坚硬的大地一跃之后，于同年八月书写的另一篇充满“脚的语法”的惊世篇章《流氓的精神分析》。它在思想的内核上与《洗脚之歌》一脉相承，并比《洗脚之歌》走的更远。这表明，要理解朱大可先生的一系列关于“流氓”的作品，最重要的事情便是首先要有一个简单的认识，那便是要意识到，在世界的黑夜，朱先生“要用下面的器官（脚）去打击公众的上面的器官（头颅）”。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哲学理念。它是颠覆性的。它要用“脚的语法”去打击“头颅的语法”。我认为，这正是朱大可先生创立的“广义流氓学”最初的、最为核心的宣言，是开启“广义流氓学”第一扇大门的秘密钥匙。宣言里，“脚”对“头颅”举起了叛逆之旗，“下”与“上”含满隐喻，“脚的语法”再次被行走、漂流所展示。在这思想的叛逆之旗，飘扬了16年之后，一部宏大的、完整的、自成体系的、我期待已久的、同样以“脚的语法”为主题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终于艰难面世。
看到这部书的诞生，我惊喜交织。
作为语言学爱好者，最早令我迷恋上朱先生文章的根本原由，是因他迷津般的、不可破解的朱式语言。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朱语的迷津，不在语言的能指面，也不在语言的所指层。谁单方面地纠缠于朱语的能指或所指的迷宫，谁就不能到达朱语所要表述的真理。正若尼采所言：“陷入迷宫的人永远不会寻求真理，而是一心一意的寻求他的阿里阿德涅。”。而朱语的能指与所指，时有分裂、疏离和歧义，因而弹性十足，充满活力，处处打上了个人风格的徽记。从而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语义。这是隐喻性写作的后果。罗兰。巴特曾在《写作的零度》里说过：“风格永远就是隐喻。”而隐喻性写作，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形成书写者独特的风格，另一方面却因风格的存在使得作品的阐释歧义乱生。卡夫卡就是这一方面的例证。同样，朱先生的隐喻式的写作，一方面奠定了他为当前中国独一无二的文体学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有碍于朱学思想的传播、翻译与阐释。这是所有有着强烈个人书写风格者的困境。后期的德里达就因翻译的缘故，在书写之前，就开始考虑如何谴词造句。有趣的是，朱先生在《流氓的盛宴》一书里，纪录中国社会从1980——2006这二十余年的话语转型的同时，他的话语方式也在轻度转型，这显然是考虑到传播之故而对读者做出的部分妥协。但妥协的恰倒好处，因整部文本读了上去，朱语风流犹存，韵味丝毫不减，思想却因这轻度的透明，更为伟大、澄明而深邃。
作为思想爱好者，研读这部书，使我享受到一场思想的盛宴所能带来的、最为巨大的欢喜与战栗。同时，我惊骇的意识到，朱先生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很多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同时，喜欢给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一系列专有名词的定义。如尼采、马克思、福柯等等，他们玩弄专有名词于股掌。专有名词就是他们哲学思想的组成玩具、砖瓦、构建水泥。而朱先生在《流氓的盛宴》的一书的绪论里，梳理、厘清了旧有“流氓”一词的数千年历史、语意以及它的符号意义之后，并给属于“广义流氓学”的一系列专有名词“流氓”、“流氓主义”、“流氓话语”、“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等等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显示出“广义流氓学”作为一门学术体系的建立。而其核心砖瓦，在于“流氓”一词的性别中性化，它不褒不贬，迎风而立——
“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性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而这种流氓生存的主要空间就是流氓社会，它的动荡、流迁、反叛和变化多端，与有序的国家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不仅是流氓社会的对偶，而且也是扼杀和消灭前者的死敌。”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广义流氓学里，流氓一词，有以下三种含义：1丧失身份的游走者（肉体之脚的行走语法）。2焦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反叛立场（灵魂之脚的行走语法）3与国家社会互呈对偶敌对关系（脚与头颅的对偶与颠覆）。流氓的这三种含义，皆精密的回应十六年前的那句宣言。流氓，就是脚的哲学的具体实践者。
全书配图精彩，叙事宏大，涉及当前中国各类美学领域：文学、电影、建筑、行为艺术、记录片、摇滚、大众艺术等等。朱先生在以二十余年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为研究客体，分析、解剖、勾勒出当代流氓的嚣张面目的同时，揭露了前二十年隐而不现的“前流氓史”，预言了未来社会的“后流氓史”。书中令人惊骇的指出“流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偶关系，以及他们的对偶循环关系，并将这关系命名为“秋千效应”。这一理论，不但颠覆了官方政治历史叙事，还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在这一基础上，朱先生进一步犀利的指出，这种国家——流氓的对偶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下，还存在着帝国（美国）——流氓（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的对偶关系。在深入的探讨了流氓话语的核心话语为反讽话语，以及与其对立的正谕话语的特征之后，朱先生又令人吃惊的指出反讽话语就是颠覆国家主义话语的主要武器。在将流氓话语精确的定义划分为：色语、酷语与秽语之后，我们又会惊喜的看到，朱先生在探源现代流氓话语起源时，仅仅用五个词汇“吃人”、“反动”、“打倒”、“革命”、“崇拜”，就从话语的角度全新的反思和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谈到作为视觉符号之一的当代建筑以及90年代的北京建筑的”帽子”美学，朱先生又一语道明了一个这样无法回避的事实：“梁思成就是这场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家主义建筑运动的奠基人”。。。。。。
在我看来，这部书，更多的是一本以丧失身份的流氓以及流氓话语为基础的“朱大可式”的救赎哲学。它更似一本启示录。全书十二章，章章紧密地渗透着朱先生早已命名过的三类信仰：基础信仰、中间信仰、终极信仰。最末一章，他痛斥“色语”的空前发达，哀惜“灵语（精神叙事）”的严重失踪。他清醒的目击着那块叫做“文化”的巨石从高处溃败的滚下山来，他向山下走去，选择了无望的搬运石头的命运与幸福。
在一个平庸支配一切的年代，多数旧有的所谓知识、思想、文学先锋，不是向俗众投诚，就是其创作生命力衰竭倒退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而朱先生的新作，却展示出一种天才独有的，随着岁月的推进，激情更为飞扬的逆向创作青春。他的思想越来越先锋、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强大，但他并不冒昧激进，而是始终保持着一份恰当的、客观的理性。他颠覆，但不疯狂。他解构，同时建构。他似乎有意无意的在遮掩他是天才的这一事实。他理性的不患一丁点儿的天才狂燥症。他为这个社会忧虑。他以一己之力抵抗社会文化大溃退。他忧郁的纪录着这个分崩离析的年代，又给予这黑暗时代里的人们以光的启示。德国《法兰克福》报曾将朱先生称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是一种美誉。但，我认为，这于朱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并不公平。若说朱先生有与本雅明相类的地方，也只是两个人皆在批评领域建立了一种新文类。批评家、学者、随笔作者、“最后一个文人”等等称谓，对朱先生而言，皆属定位不准确。未来，这匡正错误的时间天使，一定会匡正这一谬误。朱先生和他的作品是未来无法绕过的、不可替代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珍贵一环。而每当同时代的人们，面对任何一种前无仅有、独一无二、远远超出他们能定义的美好事物时，总是喜欢追源历史，用一种约定的俗语来赞美他们所发现的事物。若美的像海伦一样，中国的巴尔扎克等等。我不赞美这种俗论，我等待着这样的一天，这一天必将被未来的人们所证实：看哪，这个人，他的作品像中国的朱大可，他是法国（德国、美国。。。。。。）的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