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炮战与台湾女特工自尽案

金门是一个迷人的蕞尔小岛，孤悬在厦门外的海面上，总面积约228平方公里。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国民党在金门布下了重兵。两岸关系紧张时，金门驻军曾多达10余万人，有人又称金门是台湾当局的一座兵岛。大陆解放后，金门岛一直扮演着“反共桥头堡”的角色。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遵奉中央军委、国防部的命令，以火炮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打击。国民党军进行了拼命抵抗，双方的炮战一直持续进行到了同年的10月25日。
国共双方这次隔海的军事较量，史称“金门炮战”。金门炮战期间，台湾方面为对付大陆，主管情报系统的蒋经国亲自向有关特务机构下达命令，要千方百计刺探大陆军事情报。为此，台湾特务机构除指令潜伏在大陆的特工执行该任务外，还专门派遣特工秘密到大陆搜集军事情报。但受命潜赴大陆的特工面对大陆公安机关的严密戒备，无法完成使命。这些特工，有的落网，有的自首，有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本文披露的，就是当时一名潜赴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女特工畏罪自杀之事……
一
1958年8月23日，为了粉碎台湾当局的挑衅，保护沿海岛屿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及渔业生产，也为了配合当时中东地区人民反美侵略斗争，毛泽东主席在避暑胜地北戴河，亲自指挥、亲自下令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又一大规模的炮击行动——“8·23炮击金门”。愤怒的炮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插手台湾海峡，中国必将统一。
所谓炮战，就是以炮为剑，隔海格斗。8月21日晚，预定参加炮击金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36个炮兵营，连同海军的6个海岸炮兵连，先后隐秘进入发射阵地，并于23日拂晓，完成了射击准备。与此同时，担负厦门、莲河地区对空掩护任务的高射炮部队，也进入了战斗状态。
参加“8·23”炮击金门的骨干炮群采用的是苏制155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另外还有一部分火炮是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美制152毫米和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火炮总数为459门。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前线指挥员发出了“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升起，位于金门岛西面的厦门炮兵群，北面的莲河炮兵群和东北面的围头炮兵群，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炮声。顷刻间，山摇地动，在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阵地和指挥系统等军事目标，全部陷入了浓烟烈火之中。
金门方面事后承认，600余人在炮战中伤亡，其中，国民党军赵家骧、吉星文、章杰3位副司令官，被第1炮弹群炸死。我军共发射炮弹31757发，有9人受伤，一电话员牺牲。战况资料显示，1958年8月23日至9月20日是炮战最为激烈的1个月，解放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为此，金门岛一下子成为世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二
1958年9月10日，一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到上海市公安局反映情况：当天上午11时，其妻在里弄传呼电话间接到了一个差点使她昏过去的电话——他们9年前随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一起撤往台湾的女儿薛鸣琴打电话给母亲，说：“女儿不孝，恳请父母谅解……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今生今世已经没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现的可能了，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体；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实学谋生，做一个正派人。”
薛鸣琴是薛钟铭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孩子，1925年出生于上海。她自幼聪颖，3岁时就能够背诵百首唐诗，5岁已写得一手好字，被当时上海滩的报纸称为“女神童”。薛家祖上以经商为业，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鸣琴培养到了高中毕业，那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薛钟铭夫妇的意愿是把这个在薛氏家族中出类拔萃的女儿送进大学，但薛鸣琴本人不愿意。她经人介绍，进入了当时刚刚由军统局改名的“国防部保密局”当了一名特务。1949年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薛鸣琴突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别，说她奉命撤往台北。
跟父母道别以后，薛鸣琴再也没有跟家里通过音信，时隔9年之后，她竟然会以电话方式跟家人联系！
公安局方面听了薛钟铭的反映，极为重视。时任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当即下令：立即进行调查！
侦查员找到管传呼电话间的阿姨，向她了解接到这个电话时的情况。阿姨说，最初接到这个电话时，耳机里是一片嘈杂声，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后来才听出那是一个嗓音有点沙哑，但是并不难听的女人在说话；对方要求叫薛钟铭家人听电话。与此同时，她好像还听到耳机里传来了一个上海男子的叫声：“阿三头，快！15路来了！”
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们分析说：从电话里那个上海男子叫“阿三头”和“15路来了”的话语看来，薛鸣琴这个电话应该是在上海打的。因此，可以判断薛鸣琴已经到了上海，也就是说，这个前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女特工已经潜入上海了！
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决定组建专案小组，对薛鸣琴进行专案侦查。
侦查员们又分头前往15路电车沿线的车站查找公用电话亭。不久，发现在15路常熟车站附近的弄堂口有个公用电话间，但因前来打电话的人太多，守电话的阿姨无法对调查的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这一线索断了。
侦查员们又对全市的饭店、宾馆、旅社进行紧急清查。清查行动从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结束。这次清查，一共查获了逃犯4名、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18名，但没有发现薛鸣琴的线索。
专案组的侦查员再次对案情进行分析，有人认为，薛鸣琴的电话可能是一种试探，也许是在为回家看其父母找机会。他们决定对薛钟铭家实施秘密监控。
三
两天过去了，薛鸣琴没有在钟家出现，也没有第二个电话打来。
第三天，有人在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者约30多岁，微胖，上身穿着浅蓝色的薄灯芯绒外套，下身穿着米黄色卡其布裤子；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物品。但从衣着服饰判断，她不像当地人。
女尸被打捞起来后放在岸边不远处的一个草棚里，由民警和民兵看守。中午时分，上海市公安局的法医赶到了现场。经解剖认定：死者年龄在32岁到37岁之间；没有生育史，生前营养良好，非体力劳动者；死因系溺水；死前曾经饮过大量烈酒，全身无任何伤痕；死亡时间大约在36小时之前，无搏斗痕迹。县公安局据此认为，该女是投水自杀。
当时，上海郊区还没有火葬场，当地有关部门出面临时制作了一口白坯木棺，将尸体入殓，在附近挖了个深坑，埋了。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周围执行秘密监视任务的侦查员发现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这份包裹单很快转到了专案组。包裹是从闸北区一家邮局寄出的，寄件地址写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钟铭给薛鸣琴起的小名），寄出时间是两天前的上午，在“包裹内所盛何物”一栏里填写的是“衣服、食品、药品”。
侦查员前往邮局取包裹时，特地请了一名爆破专家对该包裹进行了严密检查。在确认包裹里没有爆炸物之后才当场打开。包裹内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5件，两块高级毛料，两盒巧克力，两盒饼干和10瓶鱼肝油丸。在一件男式外套的口袋里，装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有100公斤全国粮票、500元人民币和一封信。
信是薛鸣琴写给薛钟铭夫妇的，用的是繁体字，只有短短几十字——这是一份绝命书。信中说，她奉命从台湾赴大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因无法完成“难以返回台北”，不得不选择自尽，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经鉴定，包裹里的所有衣服、食品、药品都是上海产品，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也是真品。但专案组此时还难以确定薛鸣琴是否真的自杀了——作为一名特工，玩玩“金蝉脱壳”之类的把戏是小意思。必须见到尸体，才能确认其已经自杀，于是大家联想到了郊区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
四
在专案组的带领下，法医和薛钟铭夫妇前往郊区。他们到达时，当地公安局已经布置民兵将刚刚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来。经薛钟铭夫妇辨认，确认死者就是其女儿。于是专案组决定将尸体运回市内做进一步鉴定。
从次日开始，专案组先后走访了薛鸣琴以前的同学、老师和亲友共30多人，了解到一个情况：薛鸣琴上高中二年级时，右脚的一个脚趾曾经被重物砸成骨折，后来在广慈医院治愈。根据这一线索，法医立即对尸体进行再次检验，果然发现右脚第四个脚趾处有骨折痕迹。
至此，死者的真实身份得到最后确认。
薛鸣琴尽管已经死了，但她是如何潜入上海的？潜入后又从事了哪些特务活动？仍然是个谜。
唯一的线索就是薛鸣琴寄出包裹的那个邮局。侦查员前往闸北区，找到了该邮局接收薛鸣琴交寄包裹时的当班营业员，但营业员无论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来了。
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分析后认为，薛鸣琴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潜入上海后，肯定时时处处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不大可能拿着偌大体积的一个包裹招摇过市，所以，她应该住在该邮局的附近。
专案组立即组织人力对该邮局附近所有饭店、宾馆、旅社前一段日子入住的旅客登记资料进行调查，还通过派出所向各街道、里弄的居民了解情况。
在这些饭店、宾馆、旅社里均没有发现与薛鸣琴有关的线索，但辖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却获得一条信息，有一个名叫宋寄萍的人接待过与薛鸣琴相似的妇女。
宋寄萍，女，35岁，已婚，军人家属，其夫系解放军营级军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技术员，与一女一子以及婆婆一起生活。1958年9月上旬，宋家来了一个说上海话的青年妇女，在她家住了8天后不知去向。
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市民家里来了客人需要过夜或居住3天以上的，必须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宋寄萍也拿了客人出示的户口簿、工作证到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住在本市长宁区延安西路。申报的理由是因为家里修理住房，所以到老同学家来寄住一周左右时间。
派出所的户籍警根据申报临时户口时的登记资料，分别向长宁区和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打了电话，两边都答称，没有“薛倚倩”其人，于是真相大白了。
随即，警车开往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专案组依法传讯了宋寄萍。
五
宋寄萍一头雾水地进了公安局，侦查员向她讲明了薛鸣琴的情况后，她才大惊失色，哭了起来。
稍微平静以后，宋寄萍就将她所知道的情况向侦查员做了陈述：薛鸣琴原是宋寄萍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两人分别考取了两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还是要碰头一两次，聚一聚。在此之前，她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初春，那是几个老同学聚会，薛鸣琴那天是穿旗袍，还说自己在银行工作。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9月2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刚刚回到家，薛鸣琴突然登门。薛鸣琴先向宋寄萍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己在何处工作，已经结婚了，又讲了这次找上门来的缘由。考虑到是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宋寄萍同意她暂住在自己家里。薛鸣琴当时就主动提出要去报临时户口，但时间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寄萍陪着去了派出所。
报了临时户口之后，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时，薛鸣琴一般都在家里。每天晚上，薛鸣琴总喜欢拿着一张上海市地图，边看边作长时间的沉思。宋寄萍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问。
9月11日上午，薛鸣琴向她告辞。临走时还留下50元钱，说是作为她的房钱和饭钱。钱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当时宋寄萍上班不在家。
随即，侦查员去宋家进行搜查，希望能有所发现，但只找到了那张上海市地图。地图上留下了一些用铅笔勾画过，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迹。经仔细辨认，这些地方大都靠近铁路和港口。
专案组联想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金门炮战，初步判定薛鸣琴潜入上海与此事有关，并推断她是奉命到上海刺探有关情报或者进行具体破坏活动的。当时，金门炮战所需的物资、器械，许多都是从上海或者经上海中转再由海路和铁路向福建方面输送的。由于上海方面防范森严，薛鸣琴没有下手的机会，而她又奉了特务机关的死命令，完不成任务，无法回台湾交差，所以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得选择了自杀。
根据这个推断，专案组认为，如果上述推断属实，那么薛鸣琴就不可能是空着双手潜入上海的，她肯定携带了特工器材。据宋寄萍回忆，薛鸣琴去她家时，的确带了一个中型旅行箱。现在她自杀了，那个箱子到哪里去了呢？侦查员们分析认为，很有可能被薛鸣琴携至自杀地点，沉入河底了。
专案组随即二赴郊区，会同县公安局一起在事发地点进行深入调查。据当地一个生产队长反映，该生产队一社员在发现无名女尸的前一天，自家的一条小船丢失了，后来在距离发现女尸大约300米处的一河湾里找到。系泊缆绳没有断口，船上还有一个茅台酒空瓶子、两个空罐头盒和十几张糖果纸。这些东西，还被那个社员保存着。
侦查员取来上述残留物，经鉴定，残留物上多处发现了薛鸣琴的指纹，这表明薛鸣琴人生的最后行程的确是在这条小船上度过的。于是，薛鸣琴自杀的画面逐渐清晰了：薛鸣琴抵达郊区，步行到镇外偷了小船，乘着夜色一边在河上漂行，一边喝酒，最后投水自尽。
侦查员据此认定，薛鸣琴一定也携带着特务活动器材上了这条船，并在她投水自尽前扔进了小河。
县公安局立刻组织打捞，果然在距薛鸣琴浮尸大约一里半的地方捞起了那个旅行箱。箱子里，有两台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一台只要稍加改装就可以用于收发报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几个经过伪装的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等性能的仪器。
至此，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终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