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溶：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领导干部讲党课

（2005年2月28日）
按照院里的安排，今天由我来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主要讲讲如何按照先进性要求，认真查找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次教育活动要达到的目标，中央《意见》中讲了四句话。我院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认真完成这四个目标。这里，我想着重讲讲第一个问题：提高党员素质。
现在，党员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相当一部分同志党员意识淡薄，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不像党员，有的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群众。中央把提高党员素质作为第一个目标，抓得很准，针对性很强。
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过去的党员是什么样子呢？有个同志给我讲了他经历过的一个故事。他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邻居中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礼貌，有修养，爱帮助人，邻里间有事都愿意找他们解决，下雪了，总是他们第一个出去扫雪。他就问妈妈：“叔叔阿姨这么好，他们是什么人？”他妈妈只回答了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党员。
所以，过去的党员是看得出来、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现在有些党员就不够合格。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党员有一个合格的问题。大家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党员应该什么样，怎样才算是合格？
今天合格的党员，就是要做到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次教育活动就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每名共产党员都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具体说来，就是要认真对照《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和胡锦涛同志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对党员先进性提出的标准，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改正。我理解，合格的党员，起码应做到“五个要有”：
一、党员要有信念
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是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最主要的地方。这两个信念包括了党的全部纲领。作为党员，首先要接受这个纲领，坚持这个信念，不信还当什么党员？党纲的总纲部分就是讲这个内容的。我们入党宣誓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首先要具有共产主义信念。人总会有信仰、有信念，不信这个就是信那个。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实际上是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现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主要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相比较，哪个好？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最好。因为它是科学的，而且它的科学性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中国从那样积贫积弱的状况发展到今天的辉煌，靠什么？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个道理，一讲就明白。历史是一面镜子，最有说服力，要用历史教育党员，教育人民和青年。
有同志说，共产主义太遥远了，今天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首先它是方向，是前进目标。就像爬山，一时达不到峰顶，但只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总会达到。否则会走到邪路上，搞不好还会掉到山涧里去。同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又是一种“精神动力”，靠这个信念支撑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去追求、去奋斗，多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战争年代就是靠这种精神取得了胜利。那时我们离共产主义比现在还要遥远，还讲共产主义理想，难道现在反而不讲了吗？这种精神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前几天去国防大学听到一个故事。我们的一位女外交官会见一群西方军官，回答他们的提问。一上来，一位澳大利亚上校就提出了一个很敏感而尖锐的问题。他问：台湾陈水扁是一定要搞台独的，而美国是一定要帮助台湾打仗的，你们中国怎么办？这位看似很柔弱的女外交官只轻轻回答了一句话：十多亿人的共同意志，是谁也挡不住的。这句话说完以后，会场上鸦雀无声，静默了很长时间，都受到了震撼。后来又提了许多问题，但再也没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这就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就是要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团结和支撑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克服困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再一个，就是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解决今天和今后中国的问题只有靠它。这难道还有怀疑吗？我们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不是靠这条道路吗？连外国人都承认我们走的道路是对的。而我们自己有些同志却不坚信了。去年，我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出国考察团，团员是9个学科的首席专家，去了三个国家：俄罗斯，印度，朝鲜。大家看了以后，都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明显感觉。共同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都感到我们国家的道路走对了。前几天的《参考消息》登了一篇西班牙人写的文章，我觉得所讲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这篇文章比较了中印两国的情况。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建国时间差不多，建国时两国发展水平也相似，中国甚至还落后一些。但五十多年来，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两国发展水平的差距却大大拉开了。比如，197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高9％，现在却不到中国的40％；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78年的3.2亿人下降到2001年的6000万，而同一时期印度的贫困人口只从3.2亿下降到3亿；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1岁，印度是64岁；婴儿死亡率中国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印度有38.7％的人口不能读书和书写，中国只有9.1％的人不能读书和书写；中国的科学家是印度的3倍；2004年奥运会上中国获得63枚奖牌，其中金牌32枚，而印度仅获得1枚银牌；中国每年对每位公民的医疗卫生投入为224美元，而印度只有80美元。什么原因？文章认为，就是因为当初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近二十多年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这个话是外国人说的，不是我们的宣传。这篇文章还谈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指出：“将经济发展转化为贫困现象的减少，这需要依靠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也是从一个角度肯定了我们选择的社会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2800万，而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1.5亿，换句话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国。所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改革开放也不行。印度搞资本主义，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朝鲜不搞改革开放，现在看来都不行。这些国家自己的许多学者也都承认我们发展得比他们好。这三个国家和我国是可比的。从发展水平讲，我们当然不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那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搞社会主义已经大大缩小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用一百年时间走完它们几百年的路程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总有一天会赶上他们。你说中国自己的办法不行，美国的办法就行？有的同志思想动摇，认为美国的办法好，能救中国。前苏共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幼稚，结果上了当，现在后悔了。美国人讲得好听，其实都是为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维护国际资本的利益。美国人自己也说，小布什政府代表的是美国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的利益。南非大主教图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当初我们黑人有土地，白人有上帝。白人来了对我们说，让我们闭上眼睛祈祷吧。我们听信了。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有了上帝，他们有了土地。这句话在南非很有名，是南非人民的共识。所以，我们就是不能上美国人的当，一定要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
现在，有些党员信念动摇，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不理解。我们现在是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如腐败问题、分配不公等。共产党员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要看到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而且中央现在已经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现在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个是由于分配不公等引起的社会矛盾问题。现在中央突出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解决这些复杂问题要有一个过程，但总会解决的。因为我们党还是老百姓的党，还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党。作为党员，不但要相信我们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做好宣传群众的工作，多做解释工作。退一万步讲，就是真出现了大波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信不信马克思主义，还要不要、搞不搞社会主义了？过去我们党也有很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惨重失败的时候。比如，大革命失败以后，长征的时候，特别是“文革”中。那时真正的共产党员丧失了信心没有？没有！更何况我们党现在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总的形势是好的。我认识的一位老党员，当年是宋子文办的工业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一个月挣150元大洋，但他毅然放弃国民党的优厚待遇，参加革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误打成特务，被整致残，一辈子不能正常工作。“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斗争。但他仍然对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始终相信党，对党无限忠诚。我当初入党，就是受到他的影响。我们要学习老一辈党员忠诚于党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理想信念。现在报纸上每天都登一篇革命先烈的事迹，其中有一篇是讲瞿秋白的事迹。瞿秋白当年犯了错误，在党内受到排挤，被左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并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的信念。被捕后敌人劝他投降，他说，人对自己的选择和历史，比鸟对自己的翅膀还要珍惜，不要要求我改变自己的选择。最后慨然就义。
现在影响党员信念的，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中央有的已经作出科学解释，有一些还需要研究，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回答。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等问题。这类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信念动摇的理由，而正是需要学者们在坚定信念的前提下，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发挥我们的作用。有些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些党员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决。要看到二者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党讲得很清楚了。有些同志存在这种错误思想，我看主要是学习不够。
信念问题，在我院主要体现在科研方向上。信念不坚定，科研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这个问题所以严重，就在于我院学者是写文章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越是著名学者、越是党员学者越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政治方向偏了，写出的文章发表出去，不但误己，而且害人。严重了，足以害党误国。
我院党员绝大多数信念是坚定的，但也有一些党员信念出了问题。主要有四种表现：
一是极个别的党员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党员要想一想，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还留在党内干什么？
二是一些学者在学术上不能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样的例子在各个学科都有所表现。我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定要坚持的。比如：哲学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等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学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两个必然” 和“两个决不会”等基本原理；史学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观点等基本原理；法学中，关于法的阶级性质等基本原理；政治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政党学说，人民民主专政等基本原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等基本原理；新闻学中，关于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的原则等基本原理；在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基本原理。这些都要坚持，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很多同志注意研究西方的理论，这是必要的。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要了解，特别是那些产生很大影响的学说。它所以有影响，一定有它的道理。学者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一事不知，文人之耻。但了解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服务的。有些学者是为研究西方而研究，不去联系思考中国的问题，研究的目的都忘了。更有的学者盲目接受西方的观点，头脑不清醒，立场也动摇了。比如，我认识一个著名的搞自由化的人，上大学时我们在一个哲学系。他是学习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哲学的，学习了一些关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言论自由等的学说，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但他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不加批判地全部接受，还用到竞选中，宣扬这些思想。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最后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三是有的年轻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习不够，了解不够。
四是远离政治，对政治唯恐避之而不及。似乎一沾政治边就没有学问了，把做学问和讲政治隔开。也可能怕搞政治耽搁时间，影响做学问。这种情况有点普遍。我下面还要专门讲。这是一个如何处理作党员和当学者关系的问题。
坚定信念有一个学习的问题。这是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员先进性强调的问题之一。现在新知识很多，就是大学问家，也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社会，而且做出了表率。作为党员，首先要认真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这是我们坚定信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对非党员同志，我们不提这个要求，但是对党员学者，就一定要提这个要求。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要努力地去学习和掌握；对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方针和政策，也要努力学习、了解和掌握。像中央近两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这些重大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我们党员如果都不积极地学习，或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致产生误解，又怎么能谈得上坚定信念呢？
二、党员要有责任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国家、人民和民族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有，每个党员也都有。我们党是负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过去是救中国，今天是发展中国。当前一个阶段，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在十五大报告中，我们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两个一百年的任务。第一个一百年的任务，是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是靠中国共产党完成的，是我党领导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第二个一百年的任务，就是从1949年开始到这个世纪中叶完成现代化的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期间也历经曲折。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很不容易，是靠一代代共产党员像接力赛一样英勇奋斗的结果。现在，第二个一百年只走过一半的路程，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手里，能不能承担这个重任，会不会让几代共产党员经过巨大牺牲才换来的成果付之东流？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好好想一想。
责任意识体现在许多方面，主要应该体现在工作精神和工作业绩上。共产党员要有勤奋工作，不断进取的精神。这是胡锦涛同志对党员先进性提出的六条标准之一。作为社科院的党员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刻苦钻研学问，通过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党中央、为国家、为人民服好务。社科院是文章报国的地方。《康熙字典》的总编纂陈庭敬家里挂了一幅对联：心事传径留奏草，功名报国在文章。他曾当过翰林院掌院。作为社科院的党员学者，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努力做好学问。学问做不好难以服人。当然，每一个人的条件不同，基础不同，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只要努力就可以。问题是现在有的党员学者并没有把功夫用在做学问上，而是用在赚钱、拉关系上，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功利性的社会活动上，有的干脆开与专业无关的营业性公司，不做学问了。这就不好了。
作为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单位的党员，也要勤奋工作，为科研工作服好务。听有的同志反映，我们有的院直部门的个别同志，工作不够努力，办事拖拉，服务意识不强。如果有这种情况，就要认真改正。
党员干部要学习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工作精神，学习牛玉儒等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为改革开放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牛玉儒同志的事迹大家都学习过，他最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那股为了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的劲头。他在呼和浩特市工作期间，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满，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500多天里有200多天在外招商，不是洽谈项目，就是考察城市建设，一位同志回忆说：“去年刚过元旦，牛书记就到我们这里考察，从早上8点一直看到晚上12点半，第二天还要乘早上5点半的班机返回呼市。凌晨4点，他就去了机场。牛玉儒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患了癌症化疗后，他还三次返回呼和浩特市，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检查各处重点项目。去世前一个月，仍以顽强的毅力，主持召开了市委会议，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激情澎湃、催人奋进的报告，描绘了呼和浩特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正是牛玉儒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市人民。共产党员的形象也因为他在群众心目中高大起来。在革命年代，通过每一个党员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感动了中国人民这个上帝，动员人民一起和我们奋斗，实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现在要实现现代化，仍然需要通过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感动人民这个上帝。
三、党员要有奉献精神
这也是对党员和普通群众要求不同的地方。共产党员要有吃亏的准备，而且也要能够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关键时刻可能还要献出生命。过去讲，有困难有危险，共产党员先上。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利益就让。只有这样，党员在群众中才能有威信，讲话才能让群众信服，群众才会跟党走。现在有些党员却不是这样，见荣誉、利益、好处就争，见困难就躲，甚至见利忘义。
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战争年代就表现为敢于牺牲生命，敢于堵枪眼。建国以后，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有清楚的表现。我听一位领导同志说：当时他在清华大学上学，党员的模范作用、奉献精神就表现在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节省下自己有限的粮食分给其他不够吃的同学。今天不是要求党员做这些事情。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抗洪抢险就可能有生命危险，需要共产党员冲在前面。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不多的。
今天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发扬奉献精神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牺牲一点个人利益，准备吃一点亏，或是正确看待一些东西。对我院的同志来说，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要有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精神，以出世精神做学问。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要有献身精神，做学问也要有献身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也是献身精神的表现。中国文人历来讲宁静成学，淡泊致远。没有一点献身精神，学问是做不好的。我院许多老一辈学者都是这方面的榜样。现在有的退下来的老专家住房很窄，待遇很低，但还是在扎扎实实做学问，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
二是要正确对待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如晋升职务、评职称，申请课题等。在这些方面我们院与有些单位相比条件可能不算好，也可能有安排不合理的地方，院党组正在争取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一些同志确有困难，特别是退下来的老同志和刚刚工作的年轻同志，收入都不高，年轻同志还有买房子、小孩上学的压力。当领导的，一定要关心同志，理解同志们的困难。有时大家发发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想说，作为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员，确实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听说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因为没有评上职称，或申请的课题没有批下来，组织上交给的事情，就甩手不干了。这就不应该了。如果有不公正的地方，可以反映，提出意见，怎么能拿党的工作做为筹码呢？我院的党员，可能要过几个关：名利关，评职称关，职务关，课题关，特别是金钱关。
三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不相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现实中确有一个能否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组织安排、服从大局的问题。如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你到相对困难一些、待遇差一些的部门工作，你去不去？过去革命战争中总要有人堵枪眼，现在也总要有人去艰苦的地方工作。
在这些方面，我们院里的一些党员做得很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有些学者自己学术研究的任务本来已经很重了，但是组织上又临时交给了任务，这就要放下自己的课题，去完成组织交的任务。这些任务可能没有什么报酬，或只有很少的报酬；有的有个人名义，但很多并没有什么个人名义，是要求默默贡献的。但是我们的学者能够服从大局，很好完成任务。我看这就是奉献精神的表现。还比如，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同志，自己也很愿意做学术研究，但院里需要他们去做管理工作，做党务工作，有的安排了职务，有的也就是平级调动，但他们也都能够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无条件接受任务。我看这些同志就有奉献精神。还有，我们这个单位是搞科研的，科研人员干好了，还是有名有利的，但许多做服务性工作的同志，为科研人员服务，长期安心工作岗位，不但无名无利，而且待遇不高，工作仍非常负责，非常勤奋，任劳任怨。我看他们也是有奉献精神的。今天的奉献精神，就是从这些看似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志不是这样的。组织上给个人什么好处的时候，他觉得是理所当然。如果稍微不合他的意，马上就反目，就对组织不满意，对领导、对同志不满意，摆不正个人和党组织的关系。
上面所说的，其实就是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个别同志学问可能做得很好，但道德上却实在不敢恭维。其实学者最应该讲的是道德，我们讲“道德文章”，道德从来是放在前面的。中华民族最看重道德。《左传》上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最高境界是立德。《弟子规》也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可见把道德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还重要。我们党提出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也是把理想道德放在前面。
讲“奉献”，讲共产主义道德，这个要求高不高？《党章》和胡锦涛同志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到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搞改革开放，提这样的要求太高了。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跨越阶段搞“左”的那一套。但这并不是说对党员思想和行为的要求就可以降低，就不需要提倡和发扬共产主义的道德和精神。这是两回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个人服从组织’， ‘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到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他具体提出了五种革命精神。 他说：“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绝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还说，不但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这种精神，“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其实，越是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越需要共产党员发扬奉献精神。大家都感到，现在社会上低俗的东西太多，高尚的东西少了。改变这种状况，靠谁？首先要靠共产党员，靠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因为共产党员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市场经济对全社会成员，首先对共产党员，的确是严峻考验。在到处讲物质利益的环境中，要净化社会风气，首先要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正如毛主席所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四、党员要有纪律观念
党员不同于普通群众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党员是有组织的，受纪律约束的。《党章》第七章第37条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要完成艰巨使命，没有纪律不行。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现在很多党员没有这个概念了。比如，开会不参加，不请假，随意迟到早退等。
我院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政治纪律。有少数同志在政治纪律上不注意，对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嘴无遮拦，不分场合，随便乱说。开口之前根本不去想这样讲对党的威信有无损害，会不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有宣传群众、影响群众的任务，不能从正面说，起码应做到不从反面说。党员都这样说，这样做，群众当然更有理由这样说，这样做。
政治纪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其中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轻信、传播手机和网络中的恶意信息，不传播小道消息，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不在公共媒体上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意见。三是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不能打折扣，不能阳奉阴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欺骗手段。
在政治纪律方面，要正确看待学术自由问题，处理好党员和学者的关系。有些党员想做一个自由主义学者，讲独立性，讲个性，强调学术良心。学术上当然要有自由，有良心。但作为一个党员学者，要搞清楚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二者不要对立起来，要统一起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公共知识分子”。有些人津津乐道，似乎很超然，很清高，自以为是超凡脱俗。他们追求不同于社会主流声音的所谓“公共立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社会良知”，实际上是同党的声音和党的立场反其道而行之。这里的关键就是立场问题，他们不是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实际上往往站在了与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
纪律是团结的保证。讲纪律，还要讲团结。团结问题，在我院一些单位也比较突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党内要和谐。现在闹矛盾，往往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往往是党的干部。
团结要有组织保证。党章是怎样说的？“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就要求，首先全党要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我院要团结在以陈奎元同志为班长的院党组周围；各个所局的党员要团结在所局党委和所务会领导班子周围。党员应该有这个意识。这是大局，是组织纪律，也是团结的组织保证和要求。
团结要靠党员自觉维护。考验党员合格不合格，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能不能做到团结。一起工作矛盾总是有的，有矛盾是正常的。但矛盾大了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工作，影响了集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就是闹不团结。
为什么会有不团结的现象？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有些党员闹个人主义，出于个人的考虑，争权夺利。
二是搞宗派主义，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三是心胸狭窄，相互猜疑。闹无原则的纠纷。
四是搞自由主义。毛主席批评的自由主义，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现在许多不团结的现象，与自由主义不无关系。如，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互相告状，传播小道消息；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缺少正常交流、沟通，违背程序。结果造成隔阂，又不能及时解释、相互理解，积怨很深，无法摆脱。
五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现在有的同志在学术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放在眼里，老子天下第一，叫“学术自信”。我们的一些学问大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一个突出品质就是谦虚，学问做得越高越深，就越感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孔子说：学，然后知不足。孔子还要入太庙，每事问。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以小孩子为老师，讲后生可畏。毛泽东同志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普通的道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骄傲自满恰恰是浅薄的表现。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共产党员不能这样。
搞好团结，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靠党员自己的主观努力。如果事事出以公心，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经常换位思考，谦虚谨慎，宽容大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就不会不团结。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从大局出发，从自我检查做起，想到都是为了工作。这样就有了团结的基础。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有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问题出在个人利益上，如果首先能想到党的利益，想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会不会受到影响，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为解决不团结的问题创造条件。另一个是要靠机制来保证。我党团结的机制是清楚的，办法是有的。一个是民主集中制，一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新的团结。所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个人的主观努力。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机制保证。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很重要。为什么当年在延安整风之后，全党达到高度团结，各级组织达到高度团结，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就是做到了以上两个方面。
五、党员要有好的作风
党的作风包括三大作风，两个务必，以及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我们党全部的优良传统作风。
作风问题，表现在我院科研工作中，突出的是学风问题。比如，做学问不能浮躁、虚华。很多同志感到现在做学问不如过去扎实、严谨了；现在成果多了，课题费多了，但精品还不够多。什么原因？我看就跟学风不正有很大关系。
这里特别要说说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我们院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不但学科齐全，而且基础研究扎实。强调基础研究是对的，这是我院很大的优势。底子厚实，这个要坚持，是我们研究的后劲。我看了我们院一些学者的文章著作，听他们讲课，真正感到我院的学者确实功底扎实。这个优势千万不能丢掉。基础研究是很重要的。比如，前年闹非典的时候，发现我国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很薄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研究是冷门，没有利益，申请不到课题费，结果没有人搞。德国还有四个人搞。这就暴露出我们的问题。所以，搞基础研究很重要，国家设立社科院，成立了那么多的研究所，就是希望我院能够承担基础研究的任务。从事基础研究更要有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
但也要看到我们可能会有的弱点，就是容易脱离实际。有的人文学科与现实的直接关系确实不大，但我院的大多数学科是与现实联系很密切的。这些学科最忌讳的是理论脱离实际。社会上有些学者关起门来做学问，“两边不接，六头不靠”。所谓“两边不接”，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六头不靠”，就是上头对中央精神不学习，缺少起码了解；下头对实际情况不清楚，长期不搞调查研究；里头对国情认识不够，外头对世界的发展变化、国际上学术前沿也只掌握一点皮毛，不甚了了；后头对历史发展沿革研究不够，又缺少前瞻性。这种学问不能做。就是搞远离意识形态和现实问题的学科的党员学者，也有一个了解党的最新理论发展、中央精神和时事政治的要求。有同志说，我们写的文章、报告往往感到有打点不准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对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今年，奎元同志提出我们要注意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抓住了我院的一个根本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讲话中，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说：“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院党员应该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
上面讲的这“五个要有”，总的就是要有党性。党性现在也不怎么讲了。什么叫党性？这是列宁提出来的。刘少奇同志根据列宁的原义给党性下了定义。1941年刘少奇在《论人的阶级性》一文中对党性概括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党性应该是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党员对本阶级的无限的忠诚性和坚定性都来自这种自觉性。而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所以，要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而党员也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过去我们党要求党员主要就是两点：一是接受党的理论和纲领、宗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二是要接受严格的党性训练，克服自己身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上面讲的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并不全面，举的例子也不见得准确，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思考。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党员都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院的党员在这些方面总的说做得是好的。大多数党员的信念是坚定的，是有责任意识的，是有奉献精神的，是遵守纪律、维护团结的，是有好的作风的。但是，每一个党员也都会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某些问题，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在这次教育活动中，都要认真查找一下，也可以请别人帮助找一下，看看自己存在什么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当然，也不能提过高的要求，想通过这一次教育活动，就把多年来积攒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也不现实。但是我们要求大家态度要端正，行动上要尽量努力，首先要有改进的愿望。只要这样做了，就可能有点收效。我院党员有4191名，超过全院职工的一半。如果我院的每一个党员都能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有一点进步，那么全院的风气就会有较大的变化；而如果我们党员经过这次教育活动，都有较大的进步，那么，就会使全院的精神面貌有明显的改观，就会对我院的各项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就能更好地肩负起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真正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在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