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分析我国金融证券有关问题

广东学习论坛
李剑阁
金融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核心部门、命脉部门。金融问题常常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社会不安定和政治不安定。今天天，我们从比较长远的、深层次的角度来研究金融证券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应该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改革。
中国高储蓄率、经济增长和金融体制
从深层次角度来讲，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金融能够相对比较平稳地发展，主要是和我国的高储蓄率有很大关系。高储蓄率产生高投资率，高投资率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老百姓的高储蓄率，使我国金融中的一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激化。但是从长远角度看，高储蓄率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从深层次角度来讲，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金融能够相对比较平稳地发展，主要是和我国的高储蓄率有很大关系。高储蓄率产生高投资率，高投资率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老百姓的高储蓄率，使我国金融中的一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激化。但是从长远角度看，高储蓄率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中国的高储蓄率及国际比较
根据中国金融年鉴记录，我国国民储蓄率从1980年开始，呈现出持续增长状态，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始终是在30％以上，很长时间在40％以上。这两年我们已经达到了45％，甚至是更高的水平。东亚有很多国家都在30％以上，如新加坡、韩国、日本。通常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在20％以下，美国在16％左右，这几年还有所下降。玻利维亚的国民储蓄率最低，是10.6％。总的来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特别是和拉美国家相比，这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及文化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分析
首先，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系。我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家训，如“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这也是我国的古训。
其次，高国民储蓄率和我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如果社会老龄化了，要动用储蓄的人多了，能够储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就会下降。据人口专家研究，再过十多年中国也开始进入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第三，高国民储蓄率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关。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是很健全，老百姓常常要把多余的钱存起来，为养老、子女教育和治病做准备，因此国民储蓄率就必然会高。
高投资、高增长、经常项目顺差
首先，我国高投资率和GDP增长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率增长高度相关，投资一热经济就热起来了。投资热控制住了，GDP增长就会降下来。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9.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9.9％，居全球前列。
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或是逆差与其国民储蓄率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的高国民储蓄率使得我们经常项目的顺差逐年加大。经常项目的顺差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非贸易顺差。2004年贸易顺差达到将近700亿美元。由于我们长时间保持贸易顺差，而且我们的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美国率先对我国施加压力。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我们不会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我们外汇的改革和汇率的调整应该根据自己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逻辑来进行。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应该坚持。我们的汇率改革不能屈服于外部的压力，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升值。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升值的话，我们也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不升值，最终是要根据我们内部的需要来做。
汇率问题确实是双刃剑。如果现在我们人民币仍然保持目前和美元的比价关系的话，那么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美元一直贬下去，而我们人民币和美元捆在一起，这个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好处在于我们的出口行业可以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讲，我们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方说，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那么在外汇市场或者在上海交易中心，卖美元的人多，买美元的人少。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美元便宜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了。
依赖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除了改革开放和党的方针政策等原因外，这几年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国民储蓄率高，高的国民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条件。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逐渐进入工作年龄，这些人可能是透支消费的一代，这种高储蓄率的状况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
100多年来，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像中国和亚洲四小龙这样长时间地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91年—1995年，中国的投资率是39.6％，经济增长率是11.8％，用投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就是3.4，经济学中称为ICOR指标。简单地说，这个指标越高说明依赖投资的程度越大，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1996年—2000年我国是4.5，2001年—2003年是5.1，这说明我们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另外，我国在研究开发费用方面的投入比较低，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所以科技含量还比较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体制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货币形势和银行状况
我们的建议是: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多渠道化解显形金融风险；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分散银行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推动现代金融企业改革，构筑坚实的金融微观基础；进一步理顺资金价格机制，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正确把握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确保我国金融长期安全运行；梳理现行金融法规体系，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提高政府金融管理能力。
世界告别低利率时代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慢慢波及到美国以后，美国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需求萎缩、通货紧缩的现象，因此开始降低利息。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美国的利息非常平稳。从2004年4月开始提息，13个月内连续8次提息。美国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因此，别的国家也纷纷都要提息。美国经过8次提息后的基准利率是3％，可美国相应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是3.5％，也就是说，他们的基准利率还是负利率，低于消费物价指数。因此，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为了维护美元币值，美国联邦储备局还可能继续提高利息。
中央进一步明确要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但是近来关于小额贷款市场化的呼声也非常高。最近，世界银行和中央银行、银监会一起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张进一步放开对小额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
我们认为，对农民应该采取低利率政策，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要帮助他们脱贫，必须采取低利率政策。但是国际研究表明，低利率的小额贷款反而常常对农民的脱困不利。因为金融企业认为风险高利息又低不肯借，政府又不可能补贴所有的利息，所以农民借不到钱，基本上低利息的优惠贷款落不到我们想支持的弱势群体手上。所以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比较被人认可的理念，就是只要给农民一个市场化的利率，往往是他既能承受的也有利于他脱贫致富的。因为你不借给他，民间就会出现高利贷。高利贷为什么能存在，除了生活所迫以外，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存在的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走势
从中长期看，我国进口的依存度现在是越来越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报告称，2000年石油依存度是31％，预计2010年是41％，2020年是58％。预计2020年铁的依存度是52％，锰是38％，铜是82％(铜对外依赖一直比较高)，铅是52％，锌是69％。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高增长期，主要依靠轻工业和纺织工业投资的拉动；到了90年代，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新一代家电拉动了一个高速增长区间；到2002年是依靠房地产、汽车、基础设施和电路通讯方面的投资拉动。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长到2010年保持在8.5还是有可能的，此后到2015、2020年可能会有所下降。
2003年到2004年9月，土地交易价格的增长高于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高于房租价格的增长。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价租比(就是一间房子的售价和这个房子同时出租的市场租金的比值)，是用钱买了房子出租好呢，还是把钱放在银行里拿利息好呢？如果出租的租金比银行的利息低，那么应该说这个泡沫就可能存在了。价租比越高，意味着泡沫就越高。在泡沫破灭之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土地交易价格增长快，房子销售价格增长慢，租金价格增长得更慢，当它们背离得越来越远以后，这个泡沫就可能破灭。最近几年，主要工业国家房屋的价租比也在上升，而且是越来越高，房地产泡沫几乎都是存在的。
我们国家为了顺应全球利率上升的情况，这几年也在不断地提高利息。2004年3月25日，再贷款提高了0.63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加0.27个百分点，另外对再贷款实行了浮动利息的政策。2004年10月29日，一年期存款和贷款的利息又上调了0.27个百分点。最近，针对房地产较热的情况，中央银行又提高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2005年3月17日，中长期贷款1年—3年的从4.95％上调至5.18％；3年—5年的从4.95％上调至5.27％；5年以上的从5.31％上调至5.51％。总的来讲，中央还是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
经济学中经常讲的“三元悖论”理论是指汇率政策的三个目标:一是保持汇率的稳定；二是要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上公认的“三元悖论”就是说这三个目标不可兼得。实际上我们要付出一定程度上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代价。前面讲过，为了美元在中国市场上不跌价，中央银行就必须按照一定的价格收下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货币政策就比较被动。
总的来讲，我们对利率的改革是自主决策，不可能提早跟什么人说，所以可能是出其不意。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和上市
银行的改革关系到金融安全，我们国家M2(现金＋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占GDP的比重是76％，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相比是比较高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这个数字越高，银行的效率相对来说就越低，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银行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的时候，一个匈牙利籍美国人当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最大毛病是“预算软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就是指亏了赚了没有关系。目前，我们国有银行的“大锅饭”机制还比较严重。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子就是改制上市，这也是国务院认定的改革方向。为了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这几年中央对国有银行多次注资，1997年到2002年10月，央行注资给问题金融机构1000多亿。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1999年到2000年是密度最大的一次，剥离了1.3万亿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12月成立了“汇金公司”，对中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2004年6月又收购不良资产2787亿，也是支持中行和建行的改制。2005年4月又对工商银行补充资本金150亿美元。最近有数字表明目前银行的风险在不断加大，加大的原因就是定期存款的比例下降而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上升。我国定期存款的比例从2003年1月到现在一直在下降，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将加剧银行体系资产负债期限失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的风险。
我们的建议是: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多渠道化解显形金融风险；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分散银行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推动现代金融企业改革，构筑坚实的金融微观基础；进一步理顺资金价格机制，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正确把握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确保我国金融长期安全运行；梳理现行金融法规体系，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提高政府金融管理能力。
(注:此文是根据“广东学习论坛”第十七期报告会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