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政治学系：“中国政治发展热点议题漫谈”

清华政治学系：“中国政治发展热点议题漫谈”
原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召开“中国政治发展热点议题漫谈”学术沙龙
作者：苏哲,李春峰整理
来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来源日期：2010-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0-3-23 17: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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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4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召开了主题为“中国政治发展热点议题漫谈”小型学术沙龙讨论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社会科学院的史卫民教授、北京市行政学院的袁达毅教授、中央党校的祝灵君博士作为主讲者，部分博士生也参加了沙龙讨论。此次讨论会由景跃进教授主持，采用非正式的形式，学者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展开自由讨论。（相关链接：“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民主前景之辩）
新选举法及其政治影响
今年两会通过的新选举法，成为各界人士普遍热议和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开场谈论的议题。首先，有学者就澄清了新闻媒体对选举法热议中所误用的概念。袁达毅认为所谓“同票同权”这一媒体流行的说法其实是对于我国既有选举制度和将要推进的改革的误解;此一误解认为在以往的选举中四个农民票等于一个城市人票，此次选举法是对以往做法的修正。他指出，事实上自选举开始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同票同权”的，而这次改革的指向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代表比例的失衡。而后，几位学者也对新选举法的影响作出了评价。大家都认为这一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不会太大。其中，史老师就指出，我国的人大代表的份额指标是相对固定的——比如军人、少数民族和妇女代表等等——仅这些政策导向型的代表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改革对于各省来说，代表人数不会有大的变动，只可能对县乡有较大影响。
基层民主的困境与空间
基层民主问题在本次沙龙上讨论得比较热烈，这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多年的村民自治的实践，今天的基层民主与当初的设想存在着很大的出入。首先，景跃进对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他发现，村民选举对于基层治理的改善和对我国民主化的推进并不如初期预想得那样大。首先，按照理论，选举对应的是问责，可是实践结果则是村民选出来的村官往往不对选民负责，农村治理的效果与选举前并无实质性差别;其次，很多地区又通过各种途径，重新将农村吸纳到国家的行政体系当中。比如，浙江的一些地区的县委书记就提出让大队书记公务员化。所以，当初发起村民选举的两大设想——村民自治和民主化——现在看来都是不成功的。据此，景跃进提出这一问题：中国基层政治发展是否陷入了循环论的怪圈，即国家撤退——行政化——国家再撤退此一往复循环的过程?
对此，史卫民就基层治理实践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下基层政治演进中出现的最大问题为国家权力高度介入与基层自治的冲突，国家权力的“再介入”已经成为基层自治无法运行的原因，由此，他认为国家权力应该从基层抽离出去。袁达毅则给出了与史卫民稍微不同的判断。他认为首先要承认基层自治的空间是有限的，同时有必要在基层自治与国家行政控制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而要理顺国家与基层之间的关系、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可以在立法技术上做些改变，明确标出各项权力的归属。他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基层组织建设应当包含“四个路线”，分别是：人事路线、制度建设路线、教育路线和技术路线。其中，人事路线包括派人、请人和选人;制度建设路线包括发掘现有制度、制度创新和制度健全;教育路线包括干部教育;技术路线包括物质性载体技术和程序性技术。因此，政府通过派人到基层，带领大家进行组织建设是合理而有效的。
从总体而言，史为民的视角主要在于基层民主的运行是否优良;袁达毅的视角主要在于基层治理的绩效是否优质;而景跃进则同时关照了这两个方面。对于基层治理这一论题，几位学者还谈到了制度失灵的问题，主要是村民(代表)大会的失灵;而基层决策很多时候由衍生性制度作出，比如有些村搞出了“议事会”，它往往将外来的利益相关者吸纳进决策过程中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模式
随着话题的深入，几位学者进而就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整个沙龙也进入到了高潮部分。首先，学者们都认为中国三十年政治演进是一个变与不变相合而生的过程，而对此一过程的系统梳理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要工作，亦对我们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图景有积极意义的启发。史卫民认为，我们要明白已经经历的改革中政治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同时也要清楚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什么，因为根本制度可以完善却在条件限度下而不能变的;针对第一个问题，他指出我国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政策;而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不能变的是党的领导和中央权力的集中。据此，他指出，在可变空间之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应放在管理与政策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管理的绩效的改善以及政策过程。袁达毅也提出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在研究现实问题时，首先要排除那些不能改的部分，发掘那些可以改的部分;而现在不少学者把理论目标与政策目标相混淆;中国的改革可以从政策一点点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钝刀子切肉”的过程;而总体上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是，要推进那些有利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改革。
由此，讨论进一步延展到“合法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选举和治理绩效的问题上了。祝灵君从理论层面认为，探讨有效性比探讨合法性更有空间。而景跃进则进一步提出了选举与治理的取舍问题，他以徐斯俭的观点为例。徐斯俭将中国和拉美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中国没有选举，但是治理绩效很突出;而拉美虽然有选举，但是治理绩效很低下。进而，景老师提出问题：在这种选举与治理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作出什么的选择呢?对此，袁达毅指出，有效性可以支持合法性。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是通过两种逻辑获得的：一是通过形式上的选举来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二是通过治理的有效性来获得实质上的合法性。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并没有因为无选举而消解;反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进而几位学者又讨论了给中国政府带来合法性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时下流行的中国模式。景跃进认为中国政治模式虽然不好界定，但是可以暂且之为党国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组织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把党看成是僵硬的组织，相反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些年来它不断地转型，吸纳体制外的因素以及向其他领域渗透。这使得理论界之前对于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很多的不理解，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要么是基于民主的价值偏好，要么是片面地以苏联的失败和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作为自己判断的案例，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而今天来看，党国体制不但能够存续，而且有自身的逻辑。对于这一点，几位学者都比较认同：祝灵君认为党的适应性是很强的，比如现在党在北京的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建立起了党的基层组织;史卫民指出党的稳定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而袁达毅则提出要加强对于领导小组的研究，从领导小组的运作背后来观察党国体制。
除了以上问题，几位学者还广泛讨论了其他很多话题，比如：国家福利建设与政府财政的关系;宿迁镇长直接选举实验;当前中国学术界都有哪些理论贡献;地方改革的驱动因素等等。另外，对于改革的驱动因素这一问题，史为民讲了很有意思的观点。他指出这些改革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基层勇敢型;另外一种是中层利益度量型，这种类型中常常会有“省出头”的情况，根本原因还是一种利益和政绩的驱动。比如长江沿岸各省，越是向上游推进，随着经济水平的下降而来的是政治改革实验的高涨。
此次沙龙话题广泛、气氛活跃，大家都觉得这种非正式的研讨形式有助于对学术问题的聚焦和学术观点的深度交流，亦皆希望以后不定期地开展此类学术交流活动。
(苏哲、李春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