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抢救运动” 错杀无辜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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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 错杀无辜何其多
毛泽东和周恩来(右一)、聂荣臻(右二)、陆定一(前左三)、邓发(前左二)
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运动讲话
整风期间关于改进党报及通讯社工作的文章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 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1942年基本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当时据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派几十个特务到边区,有的已经混进了边区政府。有一次中央大礼堂演戏,毛泽东和朱德也去了,当他们和一些领导同志刚进入会场,就有人从礼堂外边小山坡向后门投了几颗手榴弹,投弹人被警卫员抓获了。
当时敌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我们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正常的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把 王明那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边区重演,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1942年11月,康生一手制造了一个假特务案“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才19岁,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来到延安学习。康生以他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他看管起来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克勤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突然在延安报案机关逮捕200多人,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 的高潮。延安1万多干部中,在审查中特务及失足者近千人,占10%。
4月中旬,康生又搞“坦白自信”运动,让张克勤四处作坦白报告,现身说法,搞假典型,推广他的“经验”。到7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说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 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全线进攻”,并提出要“日夜抢救”,于是到处召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 得乌烟瘴气。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坏人。
有这么一个故事,艾思奇正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的对象有问题,艾思奇不能同她结婚。只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艾思奇有紧急任务出去了,今晚不能回来。然后安排他到别人的房间去睡觉。新娘在新郎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空房,婚没有结成,第二天新娘就被单位叫回去了。
徐肖冰:“抢救”运动开始的时候,侯波刚生下小孩,躺在床上坐月子,我就被他们抓去“抢救”了。
所谓“抢救”就是把你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审讯你,让你交待怎么来到八路军队伍的,为什么跑到延安来?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么一搞使有些同志想不开,被整得难受,有个别的想不通还自杀了。
轮到我被“抢救”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我被关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也还是挺冤枉的。一间很小的屋子,白天黑夜把我关在里面,有吃有喝,就是不准自由活动,不让与家人见面。我被带走的时候侯波还在家里带着孩子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只能跟着人家走,想着没有事就能马上回家。她还有点眼泪汪汪的,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审问我的人是三班倒,不让我睡觉。我就那么一点问题,都交待过了,可是他们说还有问题,让我全部交待出来。我不知道要再交待什么,就只好沉默对抗。他们三班倒可以睡觉,我连着几夜不睡觉就受不了,他们审这我的时候我就打瞌睡,一打瞌睡他们就砸桌子把我砸醒,他们一砸桌子,我急了也砸桌子,跟他们干起来。后 来审来审去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就算我过关了,没有问题了,就让我回家了。
康生这个人心狠手辣,在“抢救”运动中就暴露出来。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
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
任弼时非常气愤,向周恩来指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3万多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其余都是初小毕业,十几岁的娃娃,怎么能都是特务呢?
周恩来说,国民党有100万党员,学生党员只有3万,怎么会都派到延安来?康生说四川也有“红旗党”,我在重庆呆了那么多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徐特立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
1943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并提出具体的九条方针。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在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 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毛泽东后来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还说“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的“左”的错误,过火要 不得,群众逼供信不好,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他把手举到帽檐下:“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陪个不是。”“你们也 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