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极限：16个小时背出小数点后10万

2006年10月3日晨9时，日本千叶县木更津市的一个大厅内，60岁的心理健康顾问原口秋良开始背诵圆周率。到次日凌晨1时28分，他以小数点后10万位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原口的背诵由两名教育官员和29名工作人员轮流监督，每隔一两个小时休息5分钟。包括他进盥洗室和吃饭在内的整个过程都被录像，以供吉尼斯总部审查。据介绍:“原口使用的是一种特殊方法，用人名来记忆数字组。”他说:“我所做的不只是记住这些数字，我为在圆周率里面找到一个故事而兴奋。”
2005年7月1日到2日，原口秋良曾将圆周率背诵到83431位。不过当时得到吉尼斯认证的世界纪录是日本人后藤广之1995年创下的42195位。2005年11月20日，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3岁的研究生吕超用24小时4分背诵到67890位，一度刷新这一纪录。
圆周率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2002年12月，日本东京大学的数学家借助超级计算机将它计算到小数点后1.24万亿位。正如计算圆周率的最高纪录主要目的是检验计算机性能一样，背诵圆周率的价值也主要体现为脑力潜能的展现。自美国的大卫·菲奥雷1979年首次超过1万位以来，2005年6月6日，中国深圳5岁的龙思韵也背到了5100位。
还有不过瘾的人创造了称为“记忆之巅”的圆周率矩阵比赛。圆周率头1万位被分为2000组，叫出某一组的序号，被试者就要背出其前后的两组数字。1999年8月28日，南非的凯文·霍斯利在39分钟内完成了50次测试。
竞技性记忆
2006年8月19到21日，33名奇人在伦敦皇家学院参加了一项特殊赛事——世界记忆锦标赛。他们多数不到40岁，三分之二是男性。最典型的行头是44岁的专利翻译员、7次德国冠军获得者冈瑟·卡斯滕的装备，一看就是记忆比赛专用——冬天的耳罩、大墨镜的镜面被贴得只留两个小孔，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干扰。比赛内容堪称极限运动，包括对一首两页的诗过目不忘，定时记住几排40位的数字，看过照片后就背诵110个人的名字，有的项目要持续几个小时。
在最后的压轴大戏中，参赛者坐在桌前，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秒表，每人发给一叠洗过的扑克牌。裁判宣布开始后，他们要尽快记住扑克牌，然后按下计时器，闭目将头埋在桌子上。5分钟后，每人将得到一副没洗过的扑克牌，要求还原出刚才的顺序。
世界记忆锦标赛创办15年，还没人能在30秒内记住一副洗过的扑克牌。这也成了记忆高手的一道大关。现在这道大关接近突破。今年初，29岁的英国会计、前世界冠军本·普莱德莫在德国创下了32.13秒的佳绩。
令人吃惊的是，多数参赛者自称记忆力一般，秘诀在于充分利用了大脑处理信息的特点，其实人人都可能学会。最近，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瓦伦丁和约翰·韦尔丁等人研究了8个世界记忆锦标赛冠军，想知道这些人的大脑是否一定程度上与众不同。
在记忆高手与正常对照组的人接受记忆测试时，研究者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他们的大脑。一开始记忆大量3位数字，高手们与对照组出现了明显区别，但面对谁也没尝试过的几张放大的雪花照片，高手们的表现并不比对照组强。对大脑扫描的分析发现，记忆冠军们启用了与常人不同的一些大脑区域，包括右后背海马区，它与视觉记忆和空间位置密切相关。
用视觉图像和空间位置来记住数字？世界记忆锦标赛的参赛者埃德·库克介绍了他的方法。23岁的库克是牛津大学的认知科学研究生，他可以在不到1小时内记住10副扑克，或者在不到1分钟内背出一副牌，正接近30秒大关。
库克摊开一副牌，洗牌后拿出3张，黑桃7、梅花Q和黑桃10，念念有词地说:“‘天命真女’演唱组正用一个手提包猛敲弗朗兹·舒伯特。”下面3张牌是红桃K、黑桃K和梅花J，他说:“纳尔逊上将正拿着吉他倒坐在吧台里。”几分钟后分完牌，库克已能流利而准确地背出这副牌的顺序。
他记住的是从每张牌联想出来的人、动词和物体。黑桃7就是“天命真女”演唱组。面对一副牌，库克每次将3张牌组成一副某人正用某物做某事的图像，顺序是人—行为—物体。然后他将这些图像沿某条熟悉的路线安排，比赛时这一般是条想象的路线，设计得尽可能流畅。需要回忆时，他在脑海中沿这条路线将图像一一还原成扑克牌。
记忆一长串数字时，库克的方法有所不同。他有一套数字与图像的固定匹配。为此他脑袋里已经记下了从000到999之间任何3位数字组合的习惯性图像。当然这些图像与数字的关联都源于英语习惯，举一个中国人的例子:数字883035被联想为“爸爸在山洞里抽三五牌香烟”。图像越能引起共鸣，就越不容易忘记。
将图像沿一条想象的线路排列的技巧称为轨迹法，据说公元前477年由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所创，他发现我们的大脑特别善于记住图像和空间信息。进化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也许我们的祖先必须记住在哪里找到的食物，以及回到自己洞穴的路。在一次皇家宴会上屋顶坍塌，宾客的尸体难以辨认，唯一幸存的西蒙尼德斯却能回忆起餐桌上每个人的位置。
因为还没有印刷术，记忆技巧是古希腊古典教育的主要部分，与语法、逻辑和辩论术同等重要，而轨迹法一直是记忆和演讲的不二法门。今天，外部辅助大有取代自然记忆之势，现代社会唯一还能使用轨迹法的场合可能只剩下世界记忆锦标赛了。
天才与策略家
冈瑟·卡斯滕经常担心真正过目不忘的人横扫记忆赛场，但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不大可能。伊丽莎白·瓦伦丁和约翰·韦尔丁将记忆超常者分为天才与策略家，前者在多种任务中体现出超强记忆，而且记得更久。后者如卡斯滕、库克和记忆大赛的多数参赛者，他们应用技巧将信息转换为大脑易于组织和保存的形式，只在记忆某几类事物上出众。
最著名的天生记忆大师是俄罗斯记者S.V.舍列舍夫斯基，他可以回忆起几十年前记住的长串数字、诗句、无意义的音节串，以及任何要他记住的东西。“他的记忆能力没有明确的极限。”从上世纪20年代直到50年代一直研究他的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这样说。
舍列舍夫斯基有罕见的联觉（也称牵连感觉，能将各种感觉联系起来），比如每个数字都可能与一种颜色有关，每个词都可能与一种味道有关。联觉能在大脑中更多的部位激起反应，记忆当然也更容易。不过，“如果我吃饭的时候阅读，就很难理解我读的什么，因为食物的味道会压倒我的感觉”。舍列舍夫斯基曾告诉卢里亚。他最困难的事是学会忘记。他试过将事情写下来，但忘不掉，即使将写下的内容烧掉，数字似乎仍在灰烬中漂浮。最后他发现，只有让自己相信那些信息是无用的，才能忘掉。
在一位化名AJ的34岁美国主妇身上，忘掉过去是更大的挑战。她每天都无法控制地回忆起1980年以来经历的大小事情，详细到星期几，天气怎样，见过什么人。“我从来忘不掉任何事!我每天都要想起我的一生，这简直让我发疯。”她抱怨道。欧文大学的神经学家研究后发现，AJ的记忆非常准确，但她的智商一般，也无法记忆很长的数字或字母。除了偏头痛病史和极其详尽的日记，无法解释这种称为“超常态回忆综合征”的自传记忆能力。
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等很多专家看来，记忆天才并不存在，即使是舍列舍夫斯基那样的能力，普通人也能获得。他的研究发现:超常记忆者都使用了技巧和大量练习，只是有时不一定意识得到。根据卢里亚的描述，舍列舍夫斯基记住随机词语也利用了图像联想和轨迹法。舍列舍夫斯基去世较早，埃里克森的根据是对一位叫S.F.的大学生的试验。这位学生最初同多数人一样，在标准记忆测试中只能记住7位数，但这种测试持续了两年，每周两到三天，每天一小时，S.F.提高到80位以上，还根据自己当长跑运动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策略，将无序的数字与田径比赛成绩联系起来。
另一位天才也提供了依据。1957年生于印度的拉詹·马哈德万5岁时就能记住满停车场的车牌，还一度因背出31811位圆周率而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度有专家认为马哈德万依靠天然记忆力，但经过与埃里克森的合作研究，马哈德万自己也认为:他的记忆力是训练形成的。
2005、2006年两届世界记忆锦标赛个人冠军，德国少年克莱蒙斯·迈尔也是埃里克森的后天理论的典型标本。埃里克森说:超常记忆者的神秘之处不是他们的记忆而是他们的动机。不是很多人都有每天练习几个小时记忆所需的恒心和动力。迈尔曾在东德一家体育学院学田径，是德国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之一，3年前开始对记忆发生兴趣。运动员培养的自律对他帮助很大，起初他每天训练两小时记忆，现在仍每天坚持约半小时，比圈子里多数人都多。多数记忆高手只在一个类型上超常，迈尔却没有明显的弱点。
人造记忆
比较中外记忆高手的故事，不难发现一个规律。西方国家的高手往往以天赋异秉的形象出山，最终却向脑科学寻求答案，向记忆竞技寻求舞台，他们如果想发财，会被所有的赌场拒之门外。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随求知大潮兴旺的记忆科学却形成了产业，一群起步者的经历都极富中国特色——出身贫寒，为高考所困，悟出“山巅一寺一壶酒”（3.14159）式的联想记忆窍门，加以总结和提炼，开始走南闯北地培训求生，被媒体发现，甚至有幸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终于办学有成。进入21世纪，有人从同样有巨大升学教育压力，记忆培训繁荣的日本和台湾地区引进概念，也有人首次参加世界记忆大赛，促使大陆出现一批公司化的记忆培训机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单纯记忆技巧的培训在国内如此繁荣，顺应的还是始终需要大量记忆的应试教育，学外语也往往被等同于背单词。
种种记忆门派和培训方法的核心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联想、图形和编码。记忆比赛选手能在20天练出3分钟记一副扑克，第一步也是先给每张牌一个有规则的数字编码和图像，记牢每张牌的数字码，然后达到一看牌就能在脑海中条件反射出相应图像的程度。最后用每4张牌进行联结想象，再借助13个数字桩记下一整副牌。
专家认为:图像记忆等方法只能提高记忆技巧，不一定提高记忆力，一种记忆能力也不一定能迁移到其他类型的记忆当中。记忆测验的结果，可以作为短时记忆能力的标志，但迄今记忆力的提高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志。
从1978年起，记忆大师斯蒂芬·鲍威森用10年背下了24卷史诗《伊利亚特》中的22卷。对不便再编码的文字，他的方法回到了诵读和情景想象。他的儿子约翰知道把每件家具和一个念头联想起来的“古罗马家居法”，问他:“你能用相同的方法记住《伊利亚特》吗？”“我想不行。”鲍威森答道:“《伊利亚特》全篇有15693行，我家可没有那么多家具。”
与记忆方法的热门形成对比，脑科学对直接干预记忆仍在摸索之中。2002年以来，美国几位科学家分别发现一些药物能减缓记忆丧失，改善正常人的记忆力，有的因此被戏称为“大脑伟哥”，但不仅药效还停留在果蝇和小鼠身上，有人还担心它们将像运动员使用合成类固醇一样，被记忆力正在减退的四五十岁的健康人滥用。
对少有考试压力的普通人而言，一般都能在自己的记忆能力和遗忘效率的基础上，建立起个人信息吞吐的平衡。不加选择地增强记忆，也许对疼痛等不良感受的记忆也会增强。2006年4月，《自然》杂志指出:记忆力的好坏，尤其是“视觉工作记忆力”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大脑容纳记忆的细胞多少，而取决于大脑过滤不相关信息的能力。好在最近科学家也正在揭开通过抑制蛋白激酶来消除长期记忆的办法，今后或许可以删除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或者植入从未经历过的事件。
随着图像传感器和数据处理越来越微型和便宜，IT领域的极客们已经对蹒跚的思维科学蠢蠢欲动。他们认为:人的天生记忆能力每秒约两比特，一生能记的大约也只有数百兆字节，连一部DVD电影都远远不够。从1998年开始，微软公司的高级研究人员戈登·贝尔通过“我的生命比特”（MyLifeBits）计划数字化地记录自己的整个生活。他扫描了自己的老照片、研究报告和笔记，记载参加的会议，打过的电话，将新照片和看过的电影归类，每封电子邮件也有档案。他甚至将SenseCam微型摄像机戴在脖子上，整天自动拍摄。
贝尔现在每月记下约1GB的信息，手工存入台式电脑上的一个数据库，他希望15年内能发展到将自己每天几乎所有“记忆”都自动存入一个小盒子，包括谈话、看到的脸和阅读的文章。这些数据还将与已经能电子处理的信息联系起来，比如电子邮件、记事本、电视、电影等传媒。最终的结果是:到2021年你将有随心所欲的完美记忆。
这一未来最大的挑战是搜索软件，目前“我的生命比特”能将超过20种数据类型交互整合，使用全文搜索，贝尔不到30秒就能找到需要的信息，下一步甚至能把每天的谈话根据发言者归类。“拥有记忆代理，会产生一种自由和安全感。”贝尔说。但阿姆斯特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中心的弗兰克·奈克担心道:“完美记忆对许多人是一种灾难，每个人的社会交往都会被录像，将导致社会混乱。”
未来学家大胆想象:2010年至2015年，人类将利用纳米技术把芯片植入体内，甚至操控神经系统，记录和下载亲吻等美好的记忆。再进一步，可穿在身上的超级微型计算机将把人一生的记忆都储存下来，包括通过捕捉神经系统的活动信息来储存你的思想和情感。英国电信公司未来学研究中心主任伊恩·皮尔森说:“事实上，意识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官能，那正是我们试图在计算机里增加的东西。”他预测:未来45年内，人类在肉体死亡之前，可以将自己的记忆、思维与个性等信息存入计算机。到2050年，死亡将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一个方向是待研制出与真人无异的仿真人体时，再把生命信息拷贝回去，麻省理工学院的萨斯曼说:“如果你能制造一台容有你心灵的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是你自己了。”另一个方向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罗伯特·纽纳姆预测的“人—硅复合生命形式”。
这种前景自然有令人担忧之处，记忆如果可以人造，每个人的精神都“永垂不朽”，世界将会怎样？难怪皮尔森承认:“我们可能需要全社会来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