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

索罗斯：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
作者：晓晓摘编  
毛泽东讲话：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按照左右的划分，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索罗斯，深恶痛绝马列主义和集权专制，政治上应当属于“极右”。有意思的是，领导市场经济高科技新潮流之金融大鳄，呼风唤雨翻江倒海之余，最近又出版新书《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扣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口诛笔伐，深揭狠批，穷追猛打，洋洋洒洒写了26万字，吐沫星子乱飞，不竭余力。当然，转述和理解索氏新著之前，先得把作者认为此书不是什么，给出明白交代。政治上极右的索罗斯，在“致中国读者”中开宗明义：
尽管这本书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是这么称呼它的）提出了批判，但是，这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进攻。不幸的是，我的书总是被这样曲解，特别是在一些前苏联国家。
市场不能单独满足全球社会的所有公共需求，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市场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却能做得非常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希望强调的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打算写给中国读者的，我就会写成另外一本书，一本赞美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书——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长期以来无法为中国人民所享受。由于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的，所以，我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点。
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并对此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希望这本书中做出的批判和分析，能够对这一事业有所帮助。
对中国可能没用，希望对中国有用，两方面都说到了。说可能对中国没用，是因为中国尚未开放外汇市场、国际期货市场，中国人民至今也没有享受到几天之内赚十多亿英镑的市场经济优越性。希望对中国有用，是因为农村包产到户改革以来，经常是农民种什么，就卖什么难。世纪末，在首都的大街小巷，杨玉环闹腐败的鲜荔枝，卖到十块钱三斤。陕北高原的“富士苹果”，当地收购五分钱一斤。“谷贱伤农”的古训，农民一路品尝了近20年。几千万农民工四处打工挣钱，市场调节的工资，十年前是300－400元一个月。过了新千年，换了新世纪，居然还是300－400元一个月。索罗斯抱怨“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长期以来无法为中国人民所享受”，指的是哪一段呢？
与索罗斯过去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新书强调的主题，仍然是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具有先天内在的不稳定性，压根就不会趋向均衡。已经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场，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左右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自由放任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加剧贫富分化，侵占本不该向钱看的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猖獗的结果是道德败坏，腐败蔓延，威胁世界和平。一心向往“开放社会”的索罗斯，建议成立世界政府来管制全球市场。这位在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顶尖人物，从80年代出版《金融炼金术》以来，多年一贯制，用实践中领悟出的“反射性原理”——市场参与者的主观判断影响博奕结局，猛烈批判市场调节供给需求自动均衡的学术幻想，多次预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
索罗斯在全世界拥有家喻户晓的知名度。他老人家年近古稀，满世界投机赌博大把赚钱，满世界办基金会大把花钱，同时戴上老花镜，奋力笔耕，著书立说，真的是什么都不耽误。从《金融炼金术》到《超越指数》，从《开放苏联》到《支援民主》，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耸人听闻，扣人心弦，发人深省。有趣和没趣的是，索罗斯从操盘实践提炼真知灼见，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从来得不到西方学术主流的认同，甚至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索罗斯反复声称，这本新书是他多年持续探索之集大成。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东拉西扯，旁征博引。而且一上手，就是数学公式。字里行间，四处流露出期待被学术界接受的一番苦心和愤愤不平。
本文不是文，只是这本新书的摘编。摘编的文字顺序与原书基本同步。省略了“开放社会”的理想憧憬，省略了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管制全球市场的建议，省略了穿凿附会的历史哲学描述和数学公式表达，更集中凸显出来的应当是，这位能够在惊涛骇浪中脸不变色、心不乱跳的金融大家，简明清晰的思索逻辑。有道是：实践出真知。希望来不及阅读全书的读者，能够从这个高度简化的摘编里，了解索罗斯思想脉络的大致梗概。后文中所有楷体字，全部是从索罗斯的新书里摘出来的。
（一）“导言”表达的中心思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产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尤其是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中。因此，各个国家的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金融资本享有优越的地位，因为资本较其它生产要素更具流动性，而金融资本则又比其它形式的资本更具有流动性。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经削弱了单个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因为它可以轻易地转移到其它地方。由于国家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单个国家的命运，因此，那种关于存在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说法丝毫也不夸张。（第2页）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19世纪，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我给它找到了一个更恰当的名称：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观点，但它只对了一半。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但是，市场却没有被设计得可以用于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市场参与者之间不是为了维护竞争而竞争，而是为了战胜对手、取得胜利而竞争。（第4页）
甚至是在个人利益的满足方面，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备之处，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忽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金融市场存在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完全竞争理论把需求和供给看作是给定不变的，两条曲线相交时，均衡就实现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均衡概念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很少得到满足。金融市场甚至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些假设条件。金融市场试图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它如何被贴现。由于参与者的理解不完备，结果是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与自均衡调节机制的观点相反，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要由公共政策来保证。（第5页）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第10页）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注重的是市场纪律的强化。但是，如果市场是内在不稳定的，加强市场纪律就等于加强不稳定性——而社会能够承受的不稳定程度到底有多大呢？（第11页）
（二）“经济理论批判”
经济理论从需求和供给开始，而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是分别给定的，然后，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均衡点。这一建构假设需求和供给是有限的、可以分别度量的数量，它们进行相反方向的变动，而调整的过程把它们引向均衡。当卖者知道他们在某一价格水平上原因卖多少，而买者知道他们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买多少时，实现均衡只是需要找到可以是需求和供给相等的一个唯一的价格。但是，当价格变动本身改变了参与买卖者在特定的价格水平的意愿时，如价格下降会使他们预期价格在不远的将来会下降更多，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是金融市场和技术进步迅速的产业中常有的严酷现实，但是，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却被经济学家们假设掉了。（第71页）
在金融市场上，经济理论分析所给出的结果是大错特错的。
金融市场与其它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参与者要对付的不是给定的数量，他们要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则依赖市场现在如何贴现它。这使得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不仅是未知的，而且是不可知的。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参与者只能根据判断和偏见作出决策，而这些决策反过来使得与决策有关的主要内容变得更加不确定。（第78页）
我们必须放弃经济理论中广受欢迎的两种关于金融市场的成见。一是理性行为；二是均衡，包括价格变动能够使市场出清的观点。
在参与者的预期不影响与之相关的事件的情况下，理性预期理论是适用的。这时，参与者能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收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自己的决策。这种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与未来的市场均衡发生一种确定的联系。当然，任何参与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不过，根据信息的定义，一个参与者不知道的信息肯定会被另外的参与者知道——不然这种信息就是不可能得到的信息。所以，市场比任何单个参与者都知道得更多，它知道所有能知道的事情，市场永远是对的。根据假设，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应该使其足以认识到这一事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是投资于指数基金的理由。现实偏离均衡总是有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往往是信息不对称。例如，与信贷危机有关的多均衡就可归结于不同层面的放款人能够得到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现实并非如此。市场参与者不仅仅是观察者，他们的决策将影响未来。他们凭预感而不是信息来做出决策，而有关预感的信息只能在预感起作用之后才能得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理性预期采取行动反而是不理性的。（第106－107页）
幸运的是，外部世界中存在一个能够判断偏见的标准，即事件的实际进程。但是，这一标准也只是能够指出偏见的存在，而不能对偏见进行度量。因为独立于参与者思维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依赖于参与者思维的现实。换句话说，事件序列随着时间进程而实际地展开，而这些事件在发生时就已经包含着参与者偏见的影响。
市场似乎常常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这并不是因为事件的发生符合理性预期，而是因为预期能够影响应由其贴现的所谓基本面。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理性预期理论断言，长期而言，不可能使业绩优于市场的平均走势，个别参与者的业绩偏离平均水平是随机的。这一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我为在自己的实践中证明了这一点而感到高兴。（第81页）
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参与者，我可以丝毫不理会理性预期理论而混得过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理性预期理论的有力驳斥，虽然不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驳斥。（第79－80页）
（三）股市已经变成赌场
在传统理论中，股票价格反映的是其公司的基本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市场价格并不是未来收益和股息的贴现，它们预测未来市场的价格。（第82页）
在买卖金融工具时，参与者不是试图贴现基本面，而是预测完全相同的金融工具的未来价格。（第80页）
最重要的基本面存在于未来。股价所反应的不是往年的收益、资产负债表和股息，而是将来的收益、股息和资产价值。这些流量不是事先给定的，因而不是认识的对象，只是猜测的对象。猜测是信息和偏见的混合物。因此猜测会在股票价格中表现出来，而股票价格则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基本面。例如，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募集资本，而股票价格将影响每股的收益。股票价格还会对公司的贷款条件产生影响，公司还可以通过发行期权股来激励其管理层，以股票价格表现出来的公司形象还可以其它方式来影响基本面，如吸引客户等。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一个双向反射性的互动过程就有可能产生，基本面不再是决定股票价格的独立变量，均衡也就变成了一个欺骗性的概念。（第83页）
股票价格与基本面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导致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使基本面和股票价格都远离根据传统理论中的均衡状态所应处的位置，这就验证了“从众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把股市带到我所说的“远离均衡地带”。最终，想象与现实、预期与结果之间的背离一定会变得难以持续，然后这一过程就会逆转。重要的一点是，“从众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理性行为，就象一些动物有理由采取“从众行为”一样，投资者也是如此。在趋势发生逆转的时候，只有没有头脑的跟随者才会遭受损失。由于同样的原因，根据基本面进行决策的投资者，则很容易受到人群的践踏。（第83－84页）
就像一条狗追赶自己的尾巴那样，个别公司的股票价格以一种自我加强的方式影响公司的基本面，这只是偶然的情形。但是，当我们放宽视野，看看宏观经济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反射性互动是规律而不是例外。比如，货币波就趋向于自我加强：信用的扩张和紧缩遵从的就是兴衰过程。从自我加强到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是金融市场中流行的弊病。（第84页）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上升往往会使需求减少，供给增加。股票市场就不是这样。价格上升会增强购买者的紧张心理，反之，价格下降则会降低购买者的紧张心理，从而导致从众行为的出现。（第98页）
当股价开始下跌时，跌势会助长跌势。（第86页）
在任何时候，市场价格的变化都可能使一些买者或卖者发狂。实际上有一些买者或卖者会不满意：在特定的价格水平上，他们也许想买进或卖出得更多。另外一些人则犹豫不决，一种市场变化趋势可以触发同一方向或相反方向的决策。无法确定哪一组参与者更居主导地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存在假设价格下降将会导致需求增加和供给减少的理由，反之亦然。随大流者也许会压倒所谓价值投资者。（第108页）
现在，投资者已经失去了对基本面的信任，认识到这个游戏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支撑股价的价值。许多屡试不爽的股票评价标准已经被抛弃，恪守这些标准的人被相信“新经济”的人打得溃不成军。（第167页）
（四）“社会价值在市场中得不到体现”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令人不舒服的相似之处：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基础，前者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学；后者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今天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开放社会构成的威胁更大。……由于市场导向的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市场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更是如此。只要金钱影响政治，这些人往往最具有影响力。
我已经说明了金融市场不一定趋于均衡。现在，我要指出的是，社会价值在市场中得不到体现。市场反映的是现有财产的分配，而不能根据社会正义的准则对这些财产进行再分配，因此，社会正义存在于市场经济之外。……这样也就产生了政治干预经济，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减少不平等的必要性。问题是，政治决策甚至比市场更不完善。这是有利于自由市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们常常滥用它。政治干预会影响市场效率，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应该干预经济。政治也许是腐败和低效率的，但我们不能没有它。（第138页）
一个市场经济不等于一个社团，尤其是当它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时候；受雇于一个公司不同于归属于某个社团，尤其当管理者把利润放在首位，而个人随时都可能会被解雇的情况下。（第146页）
市场参与和市场规则的制定是两种不同的功能。那种试图把引导个人参与者的利润动机与指导规则制定的社会考虑等同起来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当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试图把经济计算扩大到诸如政治和契约法之类的其它领域时，他们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他们如何掩盖自己的错误呢？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他们只是在建立模型模拟人类的行为：“人们也许会谈到对和错，是与非。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按照各自的利益行事。”不幸的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在当代民主社会中，集体决策基本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人们总是力图使规则的制定（或解释）能够有利于自己。
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或解释是不堪一击的。首先，他们建立的并不是现实社会中人类行为的模型，他们的模型只不过是建立在一种奇怪的假设理性基础上。第二，价值具有反射性，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往往在政治中强化损人利己的行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越大，他们的人类行为模型就变得越真实。第三，即使他们的模型反映了现实，也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社会后果，不能以人是自私自利的说法为由，对这些社会后果不予考虑。
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许会反驳说，自由市场的好处比比皆是。我第一个承认自由市场促进了财富的创造，它也是开放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它使人们能够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通过吹嘘均衡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曲解了财富创造的过程。财富的创造不是源于均衡的趋近，而是源于能力的解放。财富创造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既不自我约束，也无法保证社会正义。（第161－163页）
（五）“市场的‘超道德’破坏了道德”
市场价值是“超道德”的，而社会价值是道德的；市场价值是关于胜败德，而道德价值却是关于对错的，它不在乎胜败。（第173页）
在某些方面，社会价值不象市场价值，不能被定量化——所以很难被正确认识。它们肯定不能被简化为货币这样一种共同的标准。然而，一个被很好界定的社会，一定有明确的价值观。社会成员或许会恪守这些价值观，也可能违反这些价值观；可能得到这些价值观的支持，也可能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压制。至少他们知道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我们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很难确定生活中的对与错、是与非。市场经济的“超道德”破坏了“道德”，甚至在完全依靠道德来规范的社会领域里，也是如此。人们在生命权、选择权之类的伦理价值上，几乎不可能达一致。而货币价值则毫不含糊。不仅货币价值可以度量，而且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货币价值具有社会价值已经失去了的肯定性。职业价值就这样被利润动机所取代，法律和医学——且不说政治、学术研究机构、甚至慈善事业和非政府组织——之类的职业已经变成了商业。（第167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资本主义体系强调竞争，并以货币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货币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市场主导着不适合它的生存领域。本来，法律、医疗、政治、教育、科学、艺术甚至人际关系，这些成就和才艺都应该有自身的价值标准，现在统统被转换成货币了。它们被按照货币价值来衡量，而不是用其内在价值来衡量。（第200页）
社会价值比市场价值更难以度量，但社会却不能失去它们。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升到了社会价值的地位，但它们不能发挥社会价值的功能。市场价值是为竞争条件下个人决策而设计的，不适用于合作以及竞争条件下的集体决策。
功能上出现混淆使集体决策过程遭到破坏。市场价值无法取代公共精神，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公民美德。每当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政治影响就有被用于商业目的之危险。当选议员们首先应该关注其选区利益，这是一个早已确立的传统。但是，合法的事情与不合法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商业利益所获得的突出地区——以及自私的政客——已经把这一界限推到了令大多数选民难以接受的地步。结果，他们的理想幻灭，忿忿不平。
功能混淆的现象在国际事物中尤为突出。对外政策往往只听命于对国内问题的考虑。由于存在着按不同道德标准投票的集体，这种倾向在美国尤为明显。还存在着用政治手段推动商业利益的传统。一位东欧国家的总统告诉我，在他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次会谈中，法国总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劝说他在国有水泥公司的出售中要关照一位法国买主，这使他极为震惊。军火销售更不用说了。
政治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般认为人们会为这种行为感到可耻并尽力掩盖它。现在，利润动机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原则，某些国家的政客甚至为未能利用其地位谋求个人利益而感到万分耻辱。在我建立基金会的国家中，我就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第168页）
只要按规则竞争，人们就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必为此而感到内疚。不过，在规则制定中，公共利益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的确，当人们为自己假装具有公益心来辩护时，伪善就会悄然而至。不过，这总比当今政治中盛行的明目张胆地追求自私利益要好得多。
问题是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公共利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之上，而市场竞争已经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连最成功的人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生活中应该有比生存更美好的东西。不幸的是，适者生存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第174－175页）
我们必须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它是引导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或一个政治家的心灵之光。没有它，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无法发挥作用。利润动机使这个心灵之光黯淡了，权宜之计取代了道德原则。在高度竞争的交易社会中，对他人利益的关心有可能变成自己发展的障碍。现在，一个逆自然选择的过程正在发挥作用：无所顾及、毫无负担的人会走在前面。如果允许利润动机主导政治领域，整个社会就会失去道德基础。（第176页）
（六）“不能对金融市场完全自由放任”
我的观点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对金融市场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第101页）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厌恶任何形式的集体决策，认为它缺少市场机制的自动校正机制。他们坚持认为，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公共利益可以间接地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他们的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但他们对市场的迷信却是错误的。理由有三个：首先，市场是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设计的，市场把财富分配的现状当作既定。
第二，公共利益不能在市场行为中得到表达。公司不会以创造就业为目标；它们雇佣工人（尽可能少而廉价）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医疗保健公司不是为了拯救生命而开展业务，它们提供医疗保健的目的也是为了营利；除非为了遵守规定或维持公司的公共形象，否则，石油公司决不会去关心环境保护。利润动机能够被用于满足可取的社会目标，如充分就业、人们负担得起的医疗或健康的环境，但是，如果医疗管理之类的产业允许把利润作为动机，就一定会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后果。事实上，如果把竞争留给市场机制来维持，也许就不会有竞争。厂商为利润而竞争，不是为竞争而竞争，如果有可能的话，它们会取消所有的竞争。卡尔·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第三，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我很欣赏把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反馈机制，它不仅能够，而且迫使市场参与者纠正自己的错误。不过，这里我要补充的是，金融市场本身也犯错误。市场总是正确的说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市场机制本身也需要一个试验和犯错误的过程来矫正自己。中央银行尤其适合担当这一任务，因为它与金融市场打交道并接受反馈，这使它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强调金融市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拒绝承认它的不稳定性。他们会说：看！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恢复得多么快呀！但是，他们不考虑货币当局恢复平衡的作用。（第169－170页）
事实上，如果没有货币当局的积极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可能至少已经出现了四次崩溃：1982、1987、1994和1997年。（第207页）
（七）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中困境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不仅有商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更有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的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都紧密地互相联系着，而且，全球金融市场对世界经济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对单个国家的命运发生决定性作用，所以说存在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恰当的。
这个体系对金融资本特别有利。金融资本可以自由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这又反过来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结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把大量资本吸入位于体系中心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再以信贷和投资组合券的形式直接地、或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把这些资本输送到边缘地区。只要这个循环体系充满活力地运行着，它就能够征服所有当地资本。事实上，大多数地方的资本最终都会变成国际资本。（第167页）
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很不平等。中心地区的国家比边缘地区的国家有更多的优势。她们不但富有，而且稳定，因为她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外国对资本的拥有剥夺了边缘地区国家的自主权，常常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中断，结果是边缘地区比中心地区更难留住资本。边缘地区的资本家大都倾向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国外积累，有时资本输出超过资本输入。这种不平等会积累起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员的边缘国家来说，会变得弊大于利。（第186页）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统治着该体系之内的人——而且很难退出。另外，象其它帝国一样，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到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
从本质上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纯粹是功能性的，并且毫无疑问，它的功能就是为经济服务：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把这一点记下来非常重要，即交易不仅包括产品和劳务，而且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正如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变成了商品。随着这一体系的扩张，其经济功能会主导公众和社会生活。它会渗透到原本被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领域——文化、政治、医疗、教育和法律。
尽管具有非地域性，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的。中心地区的地理位置模糊不清，实际上，人们首先把它看作是美国，欧洲次之，日本则处于过渡地带。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应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新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运。（第189－190页）
发行货币是一种国家特权。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受，就意味着该国比那些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向外借款的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相比，这是位于中心地区的一大优势。与拥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所带来的利益相比，获得造币利差（从发行货币替代发行国库券节省下来的利息）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边缘国家必须听命于中心国家——首先是美国。由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受国内政治所左右，所以边缘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了他人手中。
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也是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就象外来的冲击波一样影响附属国，虽然她们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系内部一分子。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就是由于美国大幅度调高利率引起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与美元汇率升值有关；2000年，欧元疲软也造成世界经济局势紧张。（第210－211页）
未来碰到不确定的时期，资本会回流到它的发源地。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性经济动荡对边缘地区的影响总是远远大于中心地区的另一个原因。通常，中心地区的微小波动会被放大为边缘地区的危机。（第212页）
（八）“非主要货币”无路可走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有一个未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货币体系。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汇率制度。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是相互自由变动的，但并不是完全自由浮动，因为人们认为货币当局应当进行干预（货币当局偶尔也会这样做）。非主要货币的汇率制度，从完全浮动汇率到货币局制度为基础的完全固定汇率，大多数货币处于两者之间。
经验证明，现在实行的任何货币制度都是有缺陷的。自由浮动的货币，因为从众投机倾向而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而且，这种不稳定性还会因为从众投机行为随时间延续而积累起来。但是，固定汇率制度也是危险的。这是由其僵硬性决定的。而且，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冲垮，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处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两极之间的汇率制度尤其成问题。与美元联系的汇率制度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1997－1999年危机的结果是对处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之间的中间制度的否定。在那次金融危机中，除了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守住了阵地，其它任何没那么固定的汇率制度都被冲垮了。大多数锁住一种货币的汇率制度都崩溃了。试图维持汇率不变的国家比允许货币贬值的国家得到了更坏的结果。其结果是，现在可供我们选择的是两个极端：货币局制度与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后者更占优势。许多专家试图为这种两极化现象寻找理由，但是困难多多。因为经验已经表明，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是站得住脚的。二战期间，货币体系的剧烈波动催生布雷顿森林机构。现在布雷顿森林机构已经解体。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在一些情况下，实行货币局制度是有道理的。正在申请欧盟成员资格的国家和希望从《东南欧稳定公约》中受益的巴尔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但是，货币局制度的种种不利已经在阿根廷得到清楚的体现。当巴西货币贬值时，阿根廷货币变得高估了。而唯一的退路被货币局制度堵住了。结果，阿根廷发现自己处于最糟糕的境地：高利率伴随着高失业率。阿根廷必须采取痛苦的政策来降低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也存在严重不利之处：以外币借入的贷款，增加了风险，并且使本币暴露于投机行为的攻击之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只好进行资本管制。但这样做会伤害那些试图保持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最终导致系统性的金融崩溃。眼下迫切需要制定一项替代方案，即使人们还没有这种迫切感。象泰国那样的小国尤其危险。
汇率制定是没有永久解决办法的问题之一。唯一的希望是在反复试验纠错的过程中使问题减轻。一个有希望的开端是缩小主要货币之间的浮动范围。超过50％的大幅度浮动算是超过了可以容忍的极限。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提议建立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目标区。其初衷令人赞赏，但方法却不能令人佩服。因为正式的汇率目标区恰恰提供了其名称中所暗示的东西：投机者射击的靶子。（第302－304页）
目前，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力和责任都主要落在了美国一方。美国货币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试图不负众望。但是，它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如果美国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发生了冲突，孰先孰后是不应有疑问的。美联储的地位类似1992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汇率机制（ERM）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欧洲汇率机制后来崩溃了。（第305页）
我对这个问题不能提出任何妙方。……我相信，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目前还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它主要是给日常管理带来挑战。只要当人们放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假设——即放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能够使之自动趋向均衡并产生尚可接受的社会后果——这种管理才能取得成功。
从长期来看，可以有一个永恒的解决办法：废除国家货币。欧元的建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在人们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拥有自己的货币是一个麻烦。一些为此而苦恼的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努力逐步把美元当作自己国家的货币。不过，这将使她们更明显地依赖美国的政策决定。在没有建立国际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国家货币是不能废除的。而国际中央银行的建立则是十分遥远的事情。目前的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