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散文论：面对人本困境的沉思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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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命运之神推向生存困境，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与死亡的诱惑的时候，在痛苦与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呢？发疯？沮丧？消沉？颓唐？自杀？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些人困境中的归宿。然而有这样一位年轻人，“文革”中被上山下乡的浪潮卷到了贫困落后的陕北。更为不幸的是，就在他青春焕发，正准备雄心勃勃走向社会大显身手之时，却因病双腿瘫痪，失去了身体的健全而沦为残疾人。但是，他没有屈服于命运之神的摆布，而是面对着生存的困境，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作特殊的抗争，最终在沉思与感悟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让自我走出残疾的阴影，进而摆脱了不幸的困扰。他就是新时期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史铁生。他的散文与小说一样都是展现他的生存困境，表现他的沉思与感悟，寻找与构建他精神家园的重要文本。
双腿瘫痪不只意味着生理功能有着重大缺陷，行动很不方便，生活自理困难，而且意味着由于生活在精神尚不健全的社会里而难免不受到歧视和冷漠。在双腿残疾之后，史铁生固然可以得到母亲深厚而无私的疼爱，获得来自善良人们的友谊的滋润，但是他却要为找工作而伤透脑筋，最终只得在一个街道生产组里干些老头、老奶奶和家庭妇女的活，而且工作还是在一间光线“昏暗”的“低矮破旧的老房”里；他想与正常人一样报考大学，可是“人家不肯录取残疾人”[1]，更何况还有肉体遭受病痛的折磨呢？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沉重地压迫着史铁生，致使他一度“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空白，随后由一个死字去填满”[2]。绝望的苦闷一度攫住了史铁生，但他没有沮丧消沉。他很幸运地结识了地坛。是这个看似沉寂、荒凉、萧瑟、幽深，实则醇厚沉重超然博大，具有历史沧桑感的园子给了他以沉静与抚慰，帮助他排解命运之神的恶作剧造成的烦恼和郁闷，启迪着他的心灵与智慧。于是，面对人生困境的逼迫，史铁生开始了他的沉思与感悟，从而实现了他在绝望中的崛起，构筑他自己的精神家园。
对于困境的思考，不同的人由于其文化素质、心理品格、文明修养、人生经历和聪明才智等方面的差异会呈现出不同的思维趋向。对于命运多舛（chuan）抱怨不已，责怪命运之神的不公者不乏其人，究其原因这些人大多在自恋与自卑的交织中始终将目光局限与自身，其思考总是沉湎于自己的苦乐忧欢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不过，史铁生到底是史铁生，不愧为史铁生，他的思索穿透了一己之思的迷雾，冲破纯粹个体自我得失的藩篱，把他的睿智之光投向整个人类，面对苍茫的宇宙与自然，去感悟世界，探取人生的真谛，从而走向博大与深刻。
困境中的史铁生之所以能由绝望走向沉思，由沉思而明悟世界，了悟人生，最终摆脱了困境的烦恼与苦痛，获得人生的快慰与幸福，主要在于他的沉思与感悟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          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索，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神仙和英雄主宰着人的神话百摧毁之后，人冲破了神灵的奴役，终究发现了自己。莎士比亚称赞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家日益发现并挖掘出个体的人，形成了人本主义哲学。然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将人变成工具与附庸，使原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属于手段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涌入，虽然催促着人们的人的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人本思想很快在极左政治意识的强化下被扼杀。作为个体的人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前，作为个体的人一直被当作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听命于别人的摆布和安排，因而作为个体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新时期到来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西方关于人的文化思潮与哲学思想又一次涌进，人的价值、人的精神才逐渐受到重视和关注。正是这种人本哲学的影响与国内思想解放潮流的作用，史铁生格外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价值，对人的主动心喜欢创造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人的主体精神与追求自由大加礼赞。首先，史铁生非常关注人的精神与灵魂。他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不是为了当一部好机器，而是为了创造幸福也享有幸福。”[3]在对人道主义的阐释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关怀人的灵魂。”[4]对于“历史上自杀的大作家很多，是怎么回事？是自杀意识导致写作行为呢还是相反”的问题解答，作家仍然关注着写作者的精神与灵魂的自由，他发现其原因不是不允许其写作，而是“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而是以“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与此同时，作家对于扼杀人的自由，戕害人的精神与灵魂的专制表示强烈的愤慨，对于失去灵魂而成为“鹦鹉”的人表示悲哀，对那些“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表示景仰和尊敬[5]。在探讨美的问题时，作家将美与人的精神世界、灵魂的自由联系起来，告诫人们“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利去创造的。”[6]既然如此，构建心之家园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7]
其次，重视生命本体，挖掘生命核能，弘扬人的积极创造、把握自我命运的主体精神。尽管人于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可能遭到命运中神的戏耍和捉弄，处于某种困境之中。然而面临困境的人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史铁生认为：“把握现实与自我，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8]在谈到踢足球、打篮球的竞赛时，作家所看重的表示胜败输赢与奖牌的归属，而是“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是“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9]，突出人的主体创造精神和积极主动性。唯其如此，个体的生命才能放射出异彩，才能走向辉煌。在《我与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等散文中，作家为我们叙述了一个个身处困境却不屈服，让自己的生命大放光彩的人和事，表现出对于“上帝为锤炼生命”所设下的“残酷的谜语”的极大的藐视。在《我的梦想》中，作家以迷恋欣赏刘易斯的赛跑时“舒展、轻捷、富于韵律的动作”的“喜爱并崇拜”刘易斯“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都不可须臾或缺”。这是由于相信人的力量，强调人的积极创造，因而作家“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在他看来，真正的佛并不是外在的神或救世主，而“仅仅是自己的信心”。[10]在《随笔十三》的第八则里，作家专门探讨了预测和预防的意义时，努力纠正一些寄希望于命运预测和预防以趋吉避凶，让人们从预测和预防的荒谬推演中清楚地看到被动地受制于命运的荒唐。在《自言自语》中，作家把人的创造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创造看成是“生命的自我愉悦”，是“灵魂”的“普渡之舟”，是生命的终极性的意义。
再次，强调生命本体，着眼于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世界的客观对象的感知。在人本主义哲学中，人从来都是作为主体存在而居于很高的位置，一切外部世界都是人的感知对象，因人的感知而存在，否则别无意义。在《随笔十三》第十二则中，作家记述了老咪兄弟俩关于时间之始的问答。老咪的答案虽然异常简单却又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时间存在的真谛；只有在人的感知中，一切事物（包括时间）才有意义。紧接着作家又细致地描述时间在感知中的情形。最后，作家又通过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概括出他对“主观的人的心灵”的强调的意旨。在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中，作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终极性意义的探询，苦思生命本体的价值与存在的方式，探究个体生命与自然万物及与同类的关系等等。
二、          由个体生存的困境推及全人类的人本困境。史铁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很不幸的。双腿残疾改变了他的命运，扭转了他的人生。然而史铁生并没有完全沉溺与个人的痛苦与烦恼之中。他以其惊人的毅力与超人的智慧，过人的悟性，冲破了自恋与自卑的障碍，由己及人从而实现了从个体的人走向作为类的人。在《我与地坛》里，作家叙述了伤残不久他心中的愁闷与伤感，但是他却能够很快由自己的苦闷推及母亲心灵的苦痛。他看到时常到地坛来寻找、注视自己的母亲的身影，更体会到母亲“活得最苦”，感受到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的博大胸怀。在《随想与反省》中，作家发现，处于困境的不只是他个人，也不仅包括他的母亲，而是超越了民族、种族、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局限而推向全人类。他从歌德的“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的名言中得到启迪，领会到关于困境与思考的三个意思。到了《自言自语》中，史铁生终于发现了人类面临的“三种根本的困境”，从而实现了代表整个人类的沉思，显示出思考的深厚与宽广。与此同时，作家寻找到了陷于困境的人们的拯救之途——“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拯救自己”[11]。
三、          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将形而下与形而上贯通起来，从而使他的沉思既有现实生活的基础，又升华到哲学的境界。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如果仅仅停留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某一方面的具体的层次上，固然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这毕竟是处于形而下的层面而未能走向深刻。事实上，一切学科的探讨与研究，其最终必然走向哲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如此，数学、物理学、化学也是如此。唯有哲学性的思考才显得博大而精深，因为只有哲学性的沉思才是终极性的思索。在《我的梦想》中，作家由刘易斯在奥运会上输给了约翰逊给他带来的心理震荡开始思索，继而从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瓦解自己“最幸福”的定义，进而揭示出作为人本困境的局限与人的欲望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为自己的沉思注入了思辨色彩。性行为本来是一种生理需要，与人的吃、住、穿、行等一样都是世俗的东西。通常的研究与探讨大多着眼于生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心理学等方面。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对性行为意义的表现大都停留于此。然而在《爱情问题》里，史铁生则将其视为爱人之间的“心灵自由的象征”，从而将其由形而下的泄欲与繁殖手段升华为“爱的仪式”形而上境界。如果说世俗琐事给史铁生的思辨提供了扎实的地基的话，那么哲学的升华则使其思想上升为腾于云霄之上的鲲鹏而搏击万里长空。
四、          向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与宗教领域敞开了怀抱，从而使史铁生的沉思与感悟显现出开放性的姿态。在人们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有两种取向可供选择：封闭与开放。前者是将自己封闭禁锢起来如别里科夫一般地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对外界的一切视而不见，最终只能使自己的思考像车轱辘一样绕着轴心打转转，怎么也走不出定势思维的胡同；而开放性的沉思则是对古今中外所有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中汲取养料以滋补、丰富自己，从而促进自己的思维，以便使自己的沉思与感悟走向博大而精深，独到而新颖。史铁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立足于自己的生活现实，既向萨特、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宝库中寻求充满活力的东西，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又将目光投向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宗教天地，从那里借鉴来博爱与自由、禅悟与信念、天人合一等闪光的东西以丰富充实自己。在《答自己文》中讨论“人道主义”时，作家直接借用日本的黑泽明的“空观人道主义”的概念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自言自语》中，史铁生把目光推向代表科学与哲学的智性的尽头，发现了宗教精神这个更高的境界。这个宗教精神并不是对某一宗教意旨的阐发，而是对众多宗教思维的整合与融通，代表着整个人类实现对智性的超越。
史铁生这种思索与感悟的开放性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自言自语》的第十部分里，为了探究文学的某些奥秘，作家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将物理学的“并协原理”、“嵌入观点”拿了过来。紧随其后，作家又在第十一部分里论述了“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进而把文学与生态平衡作类比，发现“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人类脑海中便始终萦绕着这样的疑惑：“我们从何处了以及为什么要来？”“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12]这种终极性的疑问成为一个千古之谜，谁都难以猜透其谜底。面对这样的困惑，人们便“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史铁生面对当前人们面临的权欲膨胀、物欲横流带来的尴尬处境，从人本困境出发，在他丰富而深刻的沉思与感悟的基础上构建其精神家园。因而，他的精神家园辉煌灿烂，光芒四射。这个精神家园以人的本体生命为核心，以爱为基础，自由为条件，美为天使，精心设计构造，为人的灵魂提供一个无以复加的归宿。这样，灵魂便有了慰藉、充实，有了栖息的场所。
正如前文所述，史铁生对于生命本体格外垂青，张扬生命意识贯穿于他的散文创作并成为其散文的核心主题。在《我的梦想》中，作家表示了“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的强烈愿望，其实质就是对健全生命（完美的精神与肉体）的企盼。正是在这种企盼中，作家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作家从最为平凡的足球赛事谈论开来。他发现“一些更高明的球迷”“不怕知道结果”，只要年“充满艰险和激情的”或“辉煌”或“悲壮”的过程，进而寻找到作为生命终极意义的“过程就是目的”的命题。因为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展示过程，而过程尽管布满了荆棘坎坷和曲折，但却可获得充实生命，丰满生命的“自由、幸福、快乐”。[13]
既然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过程，那么过程就不能虚空。于是，作家把“度着空洞的时间”看成是“最残酷的刑罚”，因为“这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终致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着死亡。”[13]为了充实过程，赋予过程以意义，人就必须在过程中去创造、去发现、去寻找、去奋斗。尽管人的创造、发现、寻找和奋斗的最终结果都会同宇宙一样“早晚要毁灭”，但这些都可以是生命得到“自我愉悦”[15]。而这其中创造最为重要。创造意味着生命的更新，自我的超越。创造同时也意味着生命能量的释放。
创造的实质是人的进取，是探求。那么，对于退缩、隐遁与减欲这些创造的反面，作家则予以坚决地否定。因而，当人们称赞、向往、羡慕童心之时，作家却认为“童心是美却娇嫩得不可靠”，进而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16]
生命在于创造，而创造则是以爱为基础的。因而，作家在散文中对于人类的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甚至专门对爱作了深入的探讨。人类的爱有性爱（爱情）、天伦之爱、友爱（友谊），还有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而其中最重要的并成为我们人类生活于这颗“美丽星星的标志”的便是爱情。作家曾著有专文《爱情问题》，洋洋洒洒逾万言，就爱情的本质、爱情与性、性行为的关系、爱情的专一性、爱情与性解放等阐述了他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在《康复本义断想》里，作家再一次讨论爱情，相信“一个懂得爱并且可以爱的人，自会不屈不挠地沿着并且满怀激情地创造更美的生活”。
与此同时，作家在《合欢树》及《我与地坛》等文中精心描述了天伦之爱中母爱的深厚与伟大。在《我二十一岁那年》等文中，作家把友谊看作是他与死神抗争的力量源泉之一。
除此之外，作家还表现出对于自然万物的博爱。他在《自言自语》中把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共存和互惠看作是“人与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而在《我与地坛》里，由于作家倾注了对地坛深沉的爱，把地坛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伸与外化。他在园中徜徉、注视、聆听、思索，随想了与地坛作心灵的对话与沟通，从而对园中的四季景物作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因为此时的作家已经“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以存在这一优美舞蹈。”[18]
由于有了爱，人们才能在沟通与交流中消除隔膜，拆除心灵之间的墙垒，填平精神之间的壕沟，最终帮助个体生命走出孤独的阴影，排遣胸中的寂寞，沐浴自由的阳光。由于有了爱，消除了“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个体生命便有了和平的空间而不必正戒备和提防甚至对付而浪费，从而顺利地“回归乐园”[19]。
爱，必须以真诚和平等为前提。所谓真诚，就是要求人们剥去一切伪饰和遮掩，向他人袒露一个真实的自我。在《文革记愧》中，作家向人们叙述了“文革”中的一件往事，为当年在强权专制的威逼下自己的胆怯与遮掩以及虚荣表示忏悔与内疚，表现出深刻的内省和自我剖析。在《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家再一次为自己在插队时“吆三喝四地批斗寻些‘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的人”而歉疚。这种对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应该是最大的真诚与坦率。而真诚与坦率从根本上源于人的良知。因而作家在《笔墨良心》中通过一个小伙子的嘴表示出对于良心的坚守。而小伙子那一番话恰恰又是真诚和坦率的表现，他的良心没有泯灭。
与真诚相对应的是平等。史铁生所强调的平等不只是权利、分配、义务和机遇等方面，特别是人格尊严与精神上的平等。在平等的获得途径上，史铁生则更注重从自己“心底涌起”，摆脱“残疾的摆布”，驱除自卑的心理。这是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求的平等，比起外在的平等要深刻得多。
创造既需要爱作基础，同时也需要自由为条件。因而，对于自由的渴望与企盼又成为史铁生散文的又一重要内容。这种自由既是对专制的“抵抗”[20]，又是挣脱命运之神的摆布[21]，同时又是超脱被异化了的像“人质”一样地被动地生活而得到轻松洒脱[22]。在《爱情问题》里，作家就爱情与自由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不仅把“寻找爱情”看作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而且反对绝对的自由，因为这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而自由的“背景”却是“禁忌”。
有人曾说，美是自由生命的感性显现，美贯穿于爱，贯穿于创造之中。在史铁生的散文中，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创作主体对于自由的渴盼，对于爱的张扬和对创造的赞美与颂扬。因而，美便在其散文的思想意蕴中飘流荡漾，但读者不仅时时感到美的温馨与芳香，而且领略到美的意义与内涵：“美仍是人的赋予，是要人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之升华所觉得的”[23]。
美为生命增添了光彩，生命从美中得到愉悦、享受和滋润。因此，史铁生借用尼采的酒神精神表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又借用禅机再次强调：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24]，从而回答了关于写作目的的提问。正是这种美的召唤，作家不仅找到了写作的目的，更找到了人类生存的理由，找到了摆脱困境缠绕的苦恼的钥匙：借助“写小说”等文学活动这种创造美获取自由表达爱心的过程，“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25]。
毫无疑问，史铁生的散文正是他面对人本困境的沉思与感悟的宁馨儿。因而，他的散文在技术操作上采用谈话的语式或“自言自语”的独白语式，叙述、倾诉他的情感与见闻，体验与感悟，以便读者在阅读中一同参与他沉思与感悟，直接触摸到他那颗火热的心和运行的思想。在文体的选择上，作家更偏爱自传、自诉、自白，将审美镜头更多地对准自己，向独尊坦诚地表现自己。由于作家率性而为，散文写得自由洒脱，充满智慧，也充满生机活力，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自由创造精神，成为他个体生命的感性显现，从而在当今散文界独树一帜。
史铁生构建他的精神家园，虽是他的个体行为，但其意义却关乎人类，他是看到当今人类行为的古怪，处境的尴尬，金钱与权力欲带来的异化，道德沦丧，精神委顿，人文的衰落，理想与信念的坍塌，价值观的变异之时，怀着极大的焦虑与困惑，开始他的沉思与感悟的。他所构建的精神家园无疑为众多因迷失而步入误区、陷入怪圈的灵魂指明了回归家园的路途。因而精神家园的建成不仅使自己的灵魂有了栖息之地，他的精神有了自由与活动的空间，而且必将引导人们从人本困境中获得新生。
注释：
[1]史铁生：《职业·事业》。
[2][21]参见史铁生：《我二十岁那年》。
[3][4]史铁生：《康复本义断想》。
[5][6][16][18][20][23][24]史铁生：《答自己问》。
[7][15][25]史铁生：《自言自语》。
[8][9][12]史铁生：《随想与反省》。
[10]史铁生：《神位  官位  心位》。
[11]史铁生：《无问之答或无果之行》。
[13]史铁生：《关于生》。
[14][17]史铁生：《游戏·平等·墓地》。
[19]史铁生：《爱情问题》。
[22]史铁生：《我与地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