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伯达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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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伯 达 之 死
何虎生
1989年9月20日中午， 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据陈晓农事后说：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
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 我九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妻子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人的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八宝山火化。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却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书。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 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可作遗像的照片。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陈伯达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9月20日，美国、 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9月30日， 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 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1988年10月17日是他的刑满之日，他的获释仪式是在医院里举行的。这天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头戴大盖帽、身穿橄榄色警服的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某单位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特等待遇的囚犯
1970年，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这就是当年8月23日至9月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
共九届二中全会，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次全会上，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北京。他闷闷地步入长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 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陈伯达到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 引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
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了医务所了。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意思)。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八三四一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陈伯达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在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 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不由分说像抓小鸡似的，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汽车出了北京城，驶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秦城监狱。
在监狱门口他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不愿进去，大喊了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
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那么，他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儿”呢?
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 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 直至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 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6 日才转到
平山。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山县叫到那里。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 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飞机轰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 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个人也来了，都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 墙也坍了…
…
后来，陈伯达说：“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 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儿’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 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四周高墙、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衣食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晚年的岁月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北京市公安部门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有诸多不便。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安排了一幢偏远的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于是，陈伯达在过了十来年孤独的囚禁生活之后，过上了安定温暖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这一切，外人莫知，还以为他囚居秦城呢。即便在秦城，他也受到特殊照顾，这又是外界从不知道的。他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他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经常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思维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他的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的题目其中包括《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1984年)、《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1986年)等等。
陈伯达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陈伯达就是这样度过他的晚年岁月的。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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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虎生
1989年9月20日中午， 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据陈晓农事后说：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
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 我九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妻子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人的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八宝山火化。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却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书。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 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可作遗像的照片。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陈伯达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9月20日，美国、 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9月30日， 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 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1988年10月17日是他的刑满之日，他的获释仪式是在医院里举行的。这天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头戴大盖帽、身穿橄榄色警服的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某单位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特等待遇的囚犯
1970年，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这就是当年8月23日至9月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
共九届二中全会，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次全会上，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北京。他闷闷地步入长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 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陈伯达到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 引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
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了医务所了。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意思)。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八三四一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陈伯达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在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 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不由分说像抓小鸡似的，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汽车出了北京城，驶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秦城监狱。
在监狱门口他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不愿进去，大喊了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
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那么，他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儿”呢?
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 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 直至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 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6 日才转到
平山。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山县叫到那里。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 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飞机轰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 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个人也来了，都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 墙也坍了…
…
后来，陈伯达说：“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 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儿’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 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四周高墙、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衣食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晚年的岁月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北京市公安部门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有诸多不便。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安排了一幢偏远的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于是，陈伯达在过了十来年孤独的囚禁生活之后，过上了安定温暖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这一切，外人莫知，还以为他囚居秦城呢。即便在秦城，他也受到特殊照顾，这又是外界从不知道的。他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他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经常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思维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他的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的题目其中包括《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1984年)、《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1986年)等等。
陈伯达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陈伯达就是这样度过他的晚年岁月的。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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