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根源在于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岳德常
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改造旧世界的过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力量对比与消长，决定着当今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就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这种冲突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同时也在各个国家内部展开，特别像中国这个剧烈变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尤其明显，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执政党的内部。在改造旧世界的同时，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必须用这种价值体系来改造自己。为什么在党内会出现脱离群众、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等严重削弱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的腐败现象，其原因就在于旧的价值体系仍然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会自发地形成“超循环”，如果听任这个“超循环”成长起来，它就会像天文学上的那个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样，把社会生活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制造出两极分化、生态恶化、官场腐化等私有制的顽疾。包括执政的共产党自己，如果不能不断地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形成更强大的“超循环”，就无法抗拒旧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也就无法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先进性。
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旧世界，而且还必须改造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而必须反复强调的事情。马克思曾经强调这件事情：“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毛主席也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如他在《实践论》的结尾处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2]
为什么人们必须自我改造呢？这是因为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人们并不是站在社会之外来指点社会的弊病，而是站在社会之中来做这件事情，谁也不能超然于社会之外，所有的人都处于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之中，都处于这个过程的现在阶段上。葛兰西的这段话可为我们这里的说法提供支持：“每一个人都在改造自己和改变自己，其程度正如他改变和改造那整个一套的相互关系，而在这一套相互关系中他本人就是一切线索汇集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实在的哲学家正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积极改变周围世界也就是改变每一个个人都参加的一切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人。如果说个性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创建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认识这些关系，而改变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改变这些关系的总和。”[3]如果我们深入到价值体系的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却又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的现实，它模塑着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反过来，人们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接受与实践又进一步地巩固强化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制约的“超循环”，维护着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这种社会制度维持下去。人们一代接一代繁衍生息，延续着这个“超循环”的统治。
马克思很早就发现了这个“超循环”过程，他说：“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地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4]这样一来，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就反过来控制着人类。人们信心十足地追求着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盲目的社会力量控制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同样道理，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人只是社会价值体系自我复制和传播的工具。
这种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通常是扭曲的有缺陷的，它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能保证社会和谐。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却一直没变，即使是在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它也还要力图重新控制社会运行过程。当这一套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起来的时候，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就会到处冒出来，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各种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最终都必然地指向那一个目标：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社会中的这种“超循环”，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以一种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控制着这个“超循环”并对社会生活进行“自组织”的过程而已。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表明，假如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这个“自组织”过程就会制导着人类社会走向毁灭。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控制着社会生活过程的前提下，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社会就毁灭得越快。我们要想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就必须打破旧的价值体系“超循环”，建立起新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共产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无非就是这个新价值体系“超循环”运转起来之后的结果。于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两种“超循环”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
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的主战场移到了共产党内。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旧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就会在党内发展起来，膨胀起来，就要出现消极腐败现象，并最终使共产党蜕化变质，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改变的自然规律。本来是最好的东西，一旦出现腐败就会变成最坏的东西。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把党建工作放到价值体系的进化这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承担起建立新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历史责任。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自我改造，抛弃旧的价值体系，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5]
然而有很多人的认识达不到这个深度，因而也就不认为自己需要改造。他们不知道价值体系的存在，但仍然处于价值体系的低级发展阶段上，他们被这种价值体系控制着，本能地坚持这种价值体系，以为它就是历史上的唯一的价值体系，不知道这种价值体系不过是价值体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在它的前面还有一种成熟的价值体系，所以他也就不知道另外还有一种与这种成熟的价值体系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能设想共产主义。所以就曾经有人，甚至是党的领导人说：“什么是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另外更有大量的人，听见共产主义就哈哈大笑。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为了得到执政党的好处而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如果掌权，那就必然会成为腐败分子。
腐败现象是人性的初级阶段，也即是价值体系的不成熟阶段，一个以个人物质利益为核心价值、以丛林法则为行为规则的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人，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是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而是把责任都推别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价值体系不成熟的标志。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个误区，因为理解便是克服，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个误区的存在，他们也就完成了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这个误区也就不存在了。在他们完成这个价值体系的转换之前，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根源于一个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因而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如果他们不能跳出这个发展阶段，不管给他们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处，就如同患了小儿麻痹的人一样，无论他知道多少关于赛跑的学问也没有用处。是真马列还是假马列，区别就在于能否超越价值体系的初级阶段；是真继承还是假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区别也在这里。
处于价值体系的初级阶段的人也狂热地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因而想做官的人从来就不缺。不管是通过民主方式竞选上台还是通过跑闹买骗而上台，这样的人来管理社会，必然要进一步强化这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把社会治理到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状态。小布什就是这样，而今在世界舞台上招摇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包括很多在中国的改革舞台上招摇过市的精英们，也都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他们的价值体系也是有缺陷的，他们只能按照这个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来为改革出谋划策。也正是由于其内在的价值体系的缺陷，他们关于推进改革的谋划必然地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必然要导致社会的失稳。改革之所以遇到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些精英们的价值体系的缺陷，他们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现实并根据现实情况来出主意想办法，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价值体系来出主意想办法，他们突不破这个价值体系的束缚。由于他们的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一致，所以便自然而然地向往西方模式，以西方模式为改革的目标，不顾西方人自己也遇到危机、急于寻找新出路的事实，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统统都被认为是改革还不到位，都还要继续坚持以西方模式为目标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他们处处替美国人说话，一屁股坐在美国人的立场上，甚至成了比美国人还爱美国的人，为美国人搞乱中国卖力。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改下去，图穷而匕首见，最终把改革目标指向共产党的领导权，要改革政治体制。
由于价值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只能在价值体系层面上加以解决。在其他层面上找不到根治的办法，而要想在价值体系层面上寻找办法，那些改革精英们就无计可施了。他们已经技穷，只好是说一些继续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空话来忽悠人民群众，说什么“现在面对金融危机，我们面临更多改革开放的任务”、“中国越改革就越强大，中国越开放就越安全”的空话。我们听说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准备好绿卡、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国外，随时准备跳船逃生。其价值体系的缺陷决定了他们的无能，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为自己所谋划的逃生之路也是极其愚蠢的。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这是由于诸多客观和主观原因，但这种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并稳定下来，就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和谐之源。
不管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是一个社会集体，只要它还需要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培养健全的人性，都需要用理性来驯服人类从动物进化过来时所随身携带的野性，开发人类理性所本来就有的精神宝藏。所以，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就有那么一个轴心期，出现了老子、孔子、佛陀、基督等人物，发现人类社会集体所赖以维持下去的规则，并把它们传播开来。任何社会集体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就算是一个家庭中，不遵守这个规则，也不可能有和谐的生活。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不肯赡养老娘的人，在接受法官调解时，也很有一套振振有词的说法。我看他的经济状况肯定达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处于价值体系的不成熟阶段。假如他不能成长起来以走出这个阶段，就只能是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处在人性发展初级阶段的人都是潜在的资产阶级，如果不能开悟闻道，那就一直生活在与社会对立同时也与个人的真实利益相对立的悲剧之中。
只有闻道了，具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才能从上述悲剧中走出来，才能从麻烦制造者转变为和谐之源。所以，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人性的初级阶段中解放出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建立新中国之后，我们还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人类走向彻底解放的又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应当创造一个使人们容易地开悟闻道的条件，所以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资本主义企业也需要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但是这个制度容纳不了集体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有牺牲奉献精神，肯尼迪也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算是过去的土匪，在内部也要有一套哥们义气的规则。但是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只是在一个小圈子内讲义气、讲责任，不能把责任范围扩大到全人类，所以就不能容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也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