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桃3压方块A：“冒牌教授”给方舟子上一点育种常识课

易里
红桃3压方块A：“冒牌教授”给方舟子上一点育种常识课
易 里
因为写了几篇质疑转基因主粮的文章，最近得知方舟子在他的博客中把我称作“冒牌教授”。既然方舟子如此看得起我，我也不能不给面子。
在这里我将去年在自己博客上发过的旧文一篇贴出来，一是作为对方舟子的“回礼”，二是也让大家评判一下我这个“冒牌教授”给方舟子上课的水平。
此次发射的神舟七号飞船因搭载了我单位的一些生物材料，引起了我对我国航天育种进展情况的关注。几天前我用“航天育种”这个词在网上进行搜索时，一篇针对“航天育种”的“打假”文章刺激了我的眼球，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留美生化博士，一个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做过分子遗传学博士后研究的人，对遗传育种学科的认识竟显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这到底应该归于无知还是应该归于无耻呢？
“打假”人是被称作“打假狂人”的方舟子。其对“航天育种”的“打假”方式是以《揭穿谎言：释疑“航天育种”》为标题，以分段附加“按语”的形式对《科学时报》的一篇报道《释疑“航天育种”》（以下简称《释》文）的实事、观点进行质疑或批驳。
以前我并不知道有个方舟子，因而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从他对“航天育种”的“打假”套路来看，他的“打假”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偷换概念，望文生义；二是先预设目标（“假”），然后搜集“证据”，在怀疑一切研究过程的同时却又一字不漏地为所谓“定论”背书；三是身陷“还原论”思维桎梏不能自拔，不知系统辩证思维为何物；四是胆子大，敢说外行话。
本博客原本打算褪去自己的专业身份，另辟专业研究之外的空间以回避纷扰、修心养性。然而，鉴于方舟子在航天育种和生命科学理论方面的浅薄与癫狂，我不得不告诉朋友们，方舟子有关“航天育种”的谬论完全在我的“射程”之内。本人认为很有必要对其实施“精确打击”，而且自感责无旁贷。
本文拟以阐述几个问题的方式对方舟子有关“打假”航天育种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也算是给方舟子上一点遗传育种常识课吧。
1．没有正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正确的推理和结论
概念是逻辑推理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正确的逻辑推理和结论。在《释》文中，刘录祥院士指出：“航天育种是我国开创的研究领域，没有国际可比性，所以不适宜说我国在这个领域上国际领先，但我国的确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针对这一表述，方舟子质疑：“既然没有‘国际可比性’，这样的‘国际领先水平’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方舟子凭什么认为这样的“国际领先水平”没有意义，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所说的“研究成果”没有可比性吧。可是方舟子应该清楚的是，这里的“没有国际可比性”显然是就“诱变手段”而言的，而取得的“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是诱变理论方面的，也可以是品种产量、品质方面的，因而尽管在“诱变手段”上“没有国际可比性”，但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仍然有太多的逻辑出口。显然，方舟子把“（太空诱变技术）国际领先”和“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混为一谈，犯了“望文生义”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2．“太空育种”与其他诱变方式相比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和特别价值吗？
方舟子认为：“别的国家不做这样的实验，因为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看不出‘太空诱变’能比其他诱变有什么优势，更看不出它能比基因工程有什么优势，因此做‘航天育种’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方舟子把“别的国家不做这样的实验”归结于“现代生物学理论”，并且“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看不出‘太空诱变’能比其他诱变有什么优势。”请问方舟子根据的是哪家子的“生物学理论”？又是怎样“看不出有什么优势”的？
我要告诉方舟子的是，“太空育种”与其他诱变育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太空环境跟地面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太空环境是一种“微重力”、“弱地磁力”环境；二是太空的特殊环境有可能引起“诱变机理”和“诱变结果”的不同。用传统的γ射线处理种子或其他生物材料时，诱变过程往往表现为对染色体的破坏作用，极易造成“致死突变”或大量“染色体结构变异”（通常不能被利用或不能被直接利用）而降低辐射诱变的有效性。在太空“微重力”和“弱地磁力”条件下，诱变并不表现为，或至少不主要地表现为对染色体的破坏作用，因而极有可能是通过染色体或蛋白质（酶）“构象”的改变，造成基因复制、转录、表达过程的一系列变化或蛋白质（酶）功能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诱变对象在遗传、生理、生化、代谢、发育等方面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很可能是方舟子所坚守的“理论”所无法设想的；三是由太空环境所引起的诱变机理的可能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人们对基因、细胞质和外界环境三者关系和遗传方式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价值。以上三个方面的不同和“太空育种”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难道还不能说明太空育种所具有的优势和特别价值吗？
3．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并没有死亡
方舟子说：“只有中国热衷于搞这种没有意义的‘国际领先’，大概跟受米丘林－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有关，有的中国生物学家至今还迷信‘环境能诱发有益变异’。我曾经看过一本大跃进时期出的宣传画册，里面就已提到苏联卫星上天，人类可以用太空育种创造出神奇新物种。只有中国还在试图实现这种过时的神话。”
方舟子作为生化博士和做过分子遗传学博士后研究的学者，知道遗传学上有个“米丘林－李森科主义”是很正常的。但学术界通常不把科学问题“意识形态化”，因此，学术界通常不说“米丘林主义“而常用“米丘林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相对应，还有一个学派叫“摩尔根学派”。在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摩尔根学派的确曾经一度“战胜”过“米丘林学派”，但“米丘林学派”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死亡。随着现代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很多非孟德尔遗传现象正在向“米丘林学派”理论寻找出路。“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根本分歧在于一个重视“环境”对遗传的影响，一个强调“基因”对遗传的影响。“环境”对遗传的影响可以认为主要是通过对细胞质的影响实现的，按照目前仍处于主流地位的“摩尔根学派”的基因理论，环境引起的变异是不能遗传的，只有基因改变引起的变异才能遗传。方舟子显然选择了支持处于主流地位的“基因决定论”。但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一种不改变DNA序列，只通过对DNA的某些部位的“甲基化”修饰就能改变其遗传性的“表观遗传”现象，使方舟子支持的理论受到了严峻挑战，请方子舟务必了解一下这个正趋 “热门”的前沿知识。
“表观遗传”现象的发现，在分子水平上证明了不改变DNA顺序（遗传密码）也能改变遗传性。事实上，在“表观遗传”现象发现以前，人们通过育种实践已经积累了很多事实支持米丘林的“环境影响理论”。比如育种工作者通过无性杂交（嫁接），在嫁接植株的有性后代中得到了遗传性状发生改变且能稳定遗传的后代或新的优良品种；又比如用掺有杀死了的异种花粉的混合花粉授粉也得到了遗传性发生改变的后代，再比如转基因之后的非孟德尔分离现象等等。尽管有这么多事实支持米丘林的环境影响论或细胞质影响论，但方舟子还是不可能弄懂的，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不可能在这里让他彻底醒悟，我也没有义务让方子舟获得更多的遗传学、育种学和科学哲学方面的知识。
从上面的分析阐述中不难发现，方舟子不仅不具备对航天育种说三道四的基本知识和素质，而且更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和道德修为。从他不顾自己从“大跃进时期出的宣传画册”上所看到的“人类可以用太空育种创造出神奇新物种”的“神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为现实（至少已经获得新品种）的客观事实，而先入为主地全面轻蔑“大跃进”、“文革”、“苏联”的态度来看，他的“打假”不可能是为帮助人们鉴别科学真伪而采取的侠义行为，而很可能只是为服务某种意识形态或为谋取某种利益而发出的一种“自杀式”鼓噪罢了。
4．“有益突变率”提高了就能说明这是“定向诱变”吗？
针对《释》文中的突变率问题，方舟子反驳道：“70多种植物的40多公斤种子，也就是说平均一种植物的种子只有半公斤，以如此少的种子，能获得如此多的有益突变，不是证明了‘定向诱变’了吗？不是推翻了现代生物学‘突变不管是自发还是诱导的都是随机的’定论吗？看来中国的第一个生理医学诺贝尔奖要在其中产生了。”
不知道方舟子采用的是一种什么逻辑，试问你凭什么说40多公斤种就是“如此少”？你知道一公斤芝麻种子有多少粒吗？你知道一克烟草种子有多少粒吗？少量种子经过太空诱变能获得比较多的有益突变并不说明这种诱变就是“定向诱变”，因为在太空环境下很可能因为总突变的增加而使得有益突变率也跟着提高了，这怎么能说明太空诱变就是一种“定向诱变”了呢？
为了说明方便起见，在这里我们假定用传统的γ射线处理种子时的总突变率为50%，同时假定总突变率由25%“有益突变”和25%“无益突变”两部分组成；又假定“太空诱变”时总突变率为80%，其中40%为“有益突变”，另有40%为“无益突变”。太空诱变的“有益突变率”40%相对于γ射线诱变的“有益突变率”25%显然是提高了，但两种诱变的“有益突变率”在总突变中所占比例却都是一半，即两种诱变方式产生的突变构成——“有益突变”与“无益突变”的比例并没有丝毫不同。请问方子舟你还认为这是定向诱变吗？还要给我发诺贝尔奖吗？
至于方舟子还认为“什么叫‘对农业生产有益’缺乏明确的定义”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因为业内人士都知道什么叫“对农业生产有益”。
5．把地面试验说成“后天获得性”是百分之百的外行话
《释》文指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说，航天育种研究也在他们那里进行地面试验，为的是探知辐照对种子突变的机理，并且取得了进展。”针对这位专家的说法，方舟子说：“上述实验和问题无关，是属于‘后天获得性’，不是诱变。该专家在此以上述实验做为证据，说明他的确是迷信‘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
到这里，方舟子已经完全是信口开河了。业内人士都知道，说到底，太空诱变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诱变手段罢了，诱变之后还必须在地面对众多变异进行选择和鉴定，这是任何育种工作都不可缺少的必要程序，这个必要程序的作用就是要区分和鉴别“太空诱变”得到的变异到底哪些是可遗传的，哪些是不可遗传的，哪些是有利用价值的，哪些是没利用价值的。至于在地面研究经太空诱变的种子在遗传、生理、代谢、发育等方面的地面效应，实在是诱变机理研究的题中之义，根本不需要“后天获得性”一说。
6．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但不要把怀疑精神用错了地方
任何成功的科学家都具有怀疑精神。应该说方舟子也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只可惜他的怀疑精神只用在别人试验的每一过程中，而没有用在他所坚信的“定论”上。在对航天育种质疑的整个过程中，方舟子之所以都能显得“理直气壮”，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了一个“绝对真理”：“不管诱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改变了染色体、DNA的序列或化学结构。”因此他觉得航天育种“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不可能创造出奇迹。”
作为生化博士，方舟子不可能不知道，DNA 或蛋白质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生物大分子。染色体就是染色质线（DNA和组蛋白） 经过多次螺旋缠绕形成的高级结构， DNA在进行复制或转录、表达之前，首先要解开螺旋。染色体的不同部位的螺旋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解螺旋的次序、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解螺旋的快慢、次序与解开程度是生物个体的一种既定“秩序”，在太空“微重力”条件下，这种解螺旋的“秩序”就有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生物的遗传特性发生改变。显然，方舟子对这些道理是缺乏深入了解的，因为他始终坚持着那个“绝对真理”。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解螺旋过程并不涉及DNA顺序（密码）和化学结构的改变，为什么也有可能导致遗传特性的改变呢？因为生命活动并不仅仅决定于DNA，也取决于细胞质和外界环境。当解螺旋的既定“秩序”改变时，基因的表达顺序、时间和表达量也有可能跟着改变，甚至由于蛋白质（酶）构象的变化，也有可能使酶的功能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而改变它所催化的反应性质并改变细胞质的组成。大家知道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应，当这种效应被稳定传导至下一代或更长世代时，就产生了相当于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改变（在这里提醒方舟子：了解一下“母性影响”概念可能对你理解问题有帮助）。方舟子显然秉承了西方科学的“还原论”思维而没有系统观念和整体观念，知道了这一点，再看他对待中医的态度也就一点不奇怪了。需要提醒方舟子的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正是源于生命系统复杂性的启示。希望方子舟今后在批判“航天育种”和“中医”时适当重视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
过去我一直相信，留洋博士，特别是留美博士都是学富五车，智慧超群的“人中极品”。但是，看了方舟子在“打假”“航天育种”时的上述“背书”后，我不得不怀疑自己对洋博士的“迷信“了。
原来，方舟子的学识水平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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