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临终前对杨尚昆说:“我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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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