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的尴尬（7）——刘邦的气度和司马迁的胸襟 //史上的尴尬（8）——皇家之蛊

史上的尴尬（7）——刘邦的气度和司马迁的胸襟
[ 2010/3/5 15:25:00 | By: 海三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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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气度和司马迁的胸襟
在中国文学家思想家中，司马迁的经历最为痛苦也最为尴尬。因为帮不得已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在狱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而苟存于世，“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为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上皆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生于汉盛世而著汉史的司马迁，在写汉高祖刘邦时就更耐人寻味。
我们从《史记》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可看出，司马迁对高祖刘邦的人品是颇为轻蔑的。虽然也有写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之类的“套话”，但也毫不客气地写他早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乃至喝酒不给钱使得酒家“常折券弃责”的丑行。活脱脱一个流氓无赖形象。想想司马迁身处汉武帝这个盛世而敢挑其圣祖之刺，仅此一点我们就该肃然起敬。不光如此，司马迁在“实录”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也毫不客气地写出刘邦颇不光彩的尴尬经历，写出他并不“伟大”的言行。
（彭城之战）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在危难之中连亲生儿女都可以抛弃，这个“受命于天”的开国皇帝，作为父亲实在不怎样！——而岂但如此，在项羽多次挑衅而刘邦始终不肯出战时，项羽忍无可忍以杀刘父逼迫，刘邦居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
……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我们当然可以说，刘邦深知项羽阵中有项伯等人，项羽不会轻易杀掉刘太公。也可以说，正因为刘邦如此处变不惊，才足以使他成就开国大业。但无论怎样，能够说出“分我一杯羹”之类的话，刘家皇朝的后人读之也会感到难堪不已。
我们读《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都很深切地体会到，司马迁在人品的偏好上，对刘邦是很不齿的，而对项羽则充满同情（按级别项羽也不配列入“本纪”）。甚至，司马迁身上也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和贵族意识。你看他写贵族后代的项羽诛杀宋义后迎击秦联军，写“破釜沉舟”写得多么英雄，多么痛快：“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这与刘邦逃命的狼狈、对垒的怯懦恰成鲜明的对比。
但司马迁的伟大在于，他虽然充满“实录”时史家的好恶情感，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这千年巨变，因而能对历史的兴衰成败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虽然情感上他喜欢项羽，在总结其“何兴之暴也”时，也确切地指出：“其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相反，虽然不喜欢刘邦的为人，但却欣赏他作为帝皇该有的气度和眼光。特别是写到刘邦托身后事，可以说司马迁也很欣赏这个开创了中国辉煌历史的开国之君：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后来的发展也基本按照刘邦的安排进行。我们不得不佩服刘邦的知人善任。也不得不赞赏司马迁的伟大胸襟。
人生是难免尴尬的，但伟大的思想家不会因为自身的尴尬和不幸而左右自己该有的是非判断。
史上的尴尬（8）——皇家之蛊
[ 2010/3/8 14:29:00 | By: 海三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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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之蛊
蛊，是传说中的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专用来害人；蛊惑，指神智惑乱的疾病。汉武帝晚年恰有大尴尬事，即著名的“巫蛊之祸”，造成武帝父子相残，国家元气大伤。（以下引用均出自《汉书.卷六十三》）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史载：太子刘据性格仁厚，温和谨慎，武帝虽觉有“不类己”之憾，但也很通达的说：天下草创阶段，如不出征北伐，天下不能安定；但如果后代也像他这样，也会重蹈秦亡的覆辙。因之每当太子劝阻他出征时，武帝就笑着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我就担当辛苦了，将安定太平留给你吧，这样不也挺好吗？）应该说，早期英明的武帝与仁厚的太子不仅配合默契，感情也融洽。武帝每次出外巡游，经常将留下的事交给太子，宫中事务交给皇后。如果有所裁决，待汉武帝回来后就将其中最重要的向他报告，汉武帝也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不过问。虽然武帝用法严厉，任用的多是严苛残酷的官吏；而太子待人宽厚，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从轻发落。太子这样做虽然得百姓之心，但那些执法大臣都不高兴。皇后害怕长此下去会获罪，经常告诫太子，应注意顺从皇上的意思，不应擅自有所纵容宽赦。汉武帝听说后，认为太子是对的，反而说皇后不对。但这种良好局面终于因为两人性格的差异和皇亲卫青的去世逐渐发生改变。“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群臣中，为人宽厚的都依附太子。而用法严苛的则都诋毁太子。由于奸邪的臣子大多结党，所以为太子说好话的少，说坏话的多。卫青去世后，那些臣子认为太子不再有母亲娘家的靠山，便竞相陷害太子。）虽然苏文、常融、王弼等人诬陷太子调戏宫女、武帝病重太子面露喜色等，都无法动摇武帝对太子的信任，但终因朱世安报复诬陷公孙敬声引发巫蛊之祸（公孙为赎努力办了黑社会头子朱世安案，朱在狱中诬陷公孙与阳石公主私通，且在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武帝）。晚年的武帝虽然还未痴呆，但难免也有老年常有的昏聩糊涂症。这时京师长安聚集了不少神巫术士，正好赶上怕死而难免昏聩的武帝，巫蛊在宫中便大行其道。得宠多时的小人江充与为人仁厚的太子刘据你死我活的矛盾终于爆发。怕死的武帝午寝梦见几千个木头人袭击属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他授权给不择手段的江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等到江充扯大旗作虎皮诬陷太子家中挖出很多桐木人且写有咀咒圣上的帛书时，太子便有口难辨叫天不应了，他在危急关头听从老师石德的起兵诛杀江充进行抵抗也是正确的唯一选择。“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不知是巫师放置的还是确实有，我们自己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而且皇上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和我们派去的人都被拦住不报，现在根本见不到皇上，甚至连皇上在不在了都不知道，奸臣做出这些事，难道太子忘了秦朝的太子扶苏是怎么死的吗？）”建议太子越权行事，拘捕江充等人及追查他们的阴谋，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之后发生死伤数万人的惨剧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太子出走后还有壶关三老之一的令狐茂为太子辩白：“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但这时的武帝余怒未消，还不肯赦免太子“造反”之罪，等到田千秋上疏谓“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云云，太子已上吊自尽。父子相残的惨剧才告结束。虽然在湖县修建“思子宫”，也无法挽回太子惨死国家大伤元气的悲剧。
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尚且难以避免父子相残的悲剧。其他的“圣上”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通观中国二千多年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皇位传承都不是按照原先设定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要一个最高统治者按照既定的规则本来就不可靠，何况还有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