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之广州(续）

□易中天
E.广州不是“城”，不是“镇”，而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政治与军事两种目的而建立的。前者叫“城”，后者叫“镇”。城讲“文治”，镇重“武
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性质，主要不是“城”，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业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市场、经济、交易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换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于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消遥之道”。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总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

图：民国时期华洋混杂的广州

图：广州人有名“为食”。入冬，广州人家喜欢闭门“打边炉”叶健强/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图：上世纪80年代的上下九步行街。这里是广州主要的“街市”之一　林星/摄

图：上世纪90年代广州人民公园鸟市　林星/摄

图：在民国初的老照片里发现，围着一张小凳、张罗着一副扑克牌，这里的童年也渗着市井里的味道
F.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怀旧的人则不妨
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喝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
吃的节目是“饮早茶”开始的。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只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多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粤语中是“享受一下”的意思。
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能够尽兴。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消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夜宵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夜宵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
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州”并不等于“食广州”，而毋宁说是“食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州，只要有钱，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炖粉条、西安羊肉泡馍、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广州，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
其实，这正是市场的特点。
市场是干什么的？是花钱和赚钱的地方？并不全对。应该说，市场就是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花钱，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
广州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广州允许“摆款”（铺张），也宽容“孤寒”（吝啬），花一万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不算什么，只花十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也很平常。那个在大排档吃牛腩粉的可能刚做完一笔大生意，那个在街头买削价商品的也可能刚花4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广州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许同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广州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怎样“食”，归根结底都是“食自己”。所以，比别的地方人爱吃会吃的广州人，往往也比别的地方人肯做会做。的确，“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广州人有句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如果你不能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那么，对不起，只好饿肚子、喝西北风，或者用广州话说，只好“吊砂煲”。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神佛”，意思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没法子，只好拿神佛来开开心，放松放松，调剂调剂。
这就是广州，这也就是“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自然会有些他人以为怪异的地方。
G.“市态”种种
“市态”？有没有搞错？
没错。广州“市”，广州“世态”，当然也就是“市态”。
“市态”的特点是商业性。
广州话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地还
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餐我“睇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睇数”的！这里的“睇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买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也不会什么都“睇数”的。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此因，“买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戆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买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了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把“嫁人”说成是“卖蔗”，也甚为不妥。不过，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唔该晒”。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唔该借歪的”（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支笔畀你，唔该晒”（这支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为什么“唔该”（不应该）？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唔该”，劳驾还是照旧劳驾。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H.广州人敢“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
病”的地步。开张、婚嫁固然要“择吉日”，吃点什么也要讲“意头”，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蚀”，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叫不得，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新品种。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广州人立马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I.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得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
文化，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如果竟把成功归结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说说而已，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唔好靠撞彩”，意思是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夸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靠不住，便只有靠自己。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搞掂”，甚至“搏晒老命”。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广州和整个广州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
广州人敢“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广州人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
于是，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箸”、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