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

主题：“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开凿“天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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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以来，青藏高原交通事业计将经历3个时代：1955年以前的骆驼时代，1955年至现在的汽车时代和即将迎来的火车时代。而有一个人，不但经历了前两个时代，并为第三个时代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
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在数万建设者的艰苦劳作中向拉萨不断地延伸。看到这雄伟的工程，再看看伴随着铁路伸延的青藏公路，我们不得不怀念起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西藏军区原后勤部政委慕生忠老将军，回想起生前采访他时，他为我们讲述的当年修建公路时那惊天动地的壮举。
慕生忠在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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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大军奋战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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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民欢庆公路修到拉藏
运送200万斤粮食“牺牲”了4000峰骆驼。西藏必须有公路1953年的春天，西藏军民吃粮告急
当时西藏和平解放不久，西藏上层中少数反动分子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视高山大川、交通闭塞为王牌，对进藏部队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把解放军饿绝困死。3万进藏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粮食问题成了人民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慕生忠将军1989年曾列过一份当年西藏的物价表：1个银元买8斤牛粪，8个银元买1斤咸盐，1斤银子买1斤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其意在于不增加农奴制下饥寒交迫的西藏人民的负担。进藏先遣部队一站住脚跟就开荒种粮，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了摆脱困境，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骆驼向西藏运粮，一部分解决部队吃粮问题，一部分救济藏族人民群众。很快，西北局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大本营设在青海省香日德，总队长是王宝珊，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的慕生忠被任命为总队政治委员。
慕生忠，这个1910年生于陕西吴堡县、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追随彭德怀转战南北，身上留下了27个枪眼伤疤。全国解放后，曾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任民运部长、西北军区进军西藏部队政委、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等职。西藏骆驼运输总队成立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7000峰骆驼迅速从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集中到千里风雪运输线上，1953年10月，西北地区1000多名翻身农民告别家乡，踏上高原，担负起向西藏运送粮食物资的特殊任务。
当时骆驼队浩浩荡荡行进在香日德至拉萨的雪山草地上，这大概是骆驼运输史上最壮观的场面了吧。可是，不畏干旱风沙的骆驼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骆驼号称“沙漠之舟”，它能适应沙漠戈壁，却不适应风雪高原，更不习惯跋涉在坚硬的雪原冰地上。“风火山”附近有一条长长的峡谷，本来是骆驼队来往的理想走廊，后来竟成了骆驼的“墓地”。几百峰骆驼倒毙在峡谷中，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等到天暖了，整个峡谷弥漫着难闻的臭气。千里运输线上随时都能看到驼工垂头丧气地坐在死骆驼旁，愁眉苦脸，精神恍惚，不知所措，甚至有的心疼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失声痛哭。经过翻越唐古拉、勇渡通天河、踏越千里沼泽，1954年的春天到拉萨时，已有4000峰骆驼死在运粮路上。以致后来有人再去拉萨不会迷路，满路的驼骨就是路标。
看着这些悲壮、惨烈的场面，慕生忠百感交集，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援助西藏建设，必须修建一条通行无阻的公路。
这年，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胜利归来。慕生忠趁去北京开会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老首长。言谈间，慕生忠对彭总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从青海往西藏用牲口运粮困难很大。从长远考虑，非修公路不可。”
“你这是第二次徒步进藏了，青藏高原能修路吗？”彭总听了慕生忠介绍完情况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走到地图前，久久凝视着祖国的西半部。只见他举起右手，从甘肃西北部到西藏南部，用食指自上而下地画了一道：“这么一大片国土，都是公路的空白啊！”
这一画，慕生忠为之一震，他知道彭总从战略上看得更远，他马上说：“我想拉辆木轮车先探一探险，争取闯一条路。”
彭总目视了他一会儿后，高兴地说：“那好嘛！干脆拉一辆胶轮车。人不要多，免得人家说你是抬过去的。”
慕生忠回到青海，立即带领人马，坐着胶轮车上路了。用4天时间，从香日德赶了300多公里，到了格尔木，接着又让后来担任运粮总队副政委的任启明带3个人继续往前探路。50多天后，任启明从900公里外的黑河发来电报，这是一封诗一般的电报：“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不深，道路虽艰险，马车可过关。”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明“世界屋脊”上是可以修筑公路的。
230万元修2100多公里路。毛泽东称赞慕生忠
修路的经费从那里来？慕生忠决定立即进京。
慕生忠到北京与有关部门联系，但都碰了钉子，无奈，他只得去找彭老总，详细向他汇报了青藏高原的地形地貌和筑路前景。听完慕生忠的介绍，彭总问：“需要多少钱？”慕生忠回答：“我想先修通格尔木到可可西里，有300公里，大约需要30万元。”彭总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写个报告，我找找总理。”
3天后，彭总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慕生忠到彭总办公室去。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彭总那里。彭总告诉他：“总理已经把你的报告批下来了，给你30万。看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慕生忠想了想说：“能不能拨给我10辆大卡车和10个工兵？最好再给一辆吉普车。”彭总爽快地说：“这个要求不高嘛，我让西北军区帮你解决。”
1954年5月，慕生忠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后，带领1000多名民工、工兵和10辆卡车，向那“生命禁区”--世界屋脊进发了。
慕生忠把队伍摆成一字长龙阵，分段进行施工，到了7月30日，公路就通到了可可西里的五道梁。慕生忠赶到西宁给彭总打电话报告了这个喜讯。
彭总听了十分高兴，说：“你继续往前修，要人我给你调，要钱我再给你拨。”有了彭总这句话，慕生忠又立即赶到北京，把自己的打算和要求详细向彭总作了汇报，他要把公路修到拉萨，希望再给解决200万元经费、1000名工兵、100辆汽车。
彭总听了后，略思考了一会说：“你需要的经费就不要再给总理打报告了，我从军费里解决。你需要的工兵、汽车，我都给你调。”末了又说，“你只管往前修，今后有了困难还来找我。”
当时，资金主要花在人员的工资上，所有人员的工资分为35元、30元、25元这三个等级，但只有小队长和司机、车把式才能拿上头等。而修路除了用少量的炸药外，就是铁锹、十字镐、铁锤和钢钎了，没有其他机械工具，全靠两只手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了。
230万元钱、1000名工兵、1000多名民工、100多辆车，在世界屋脊上修了2100多公里路。
不过，慕生忠也大方过一次，那就是路修通了后，他拿出了一笔钱，买了200块手表，奖励给那些为青藏公路作出突出贡献的人，让大家记住这段艰难的历程。
慕生忠幼年只读过私塾，后来参加革命南征北战，并不是公路技术专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善于并敢于决策。青藏公路一期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邓郁清工程师对他有如下评价：慕生忠不懂修路，但善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开工不久，遇到了第一场硬仗。格尔木以南的雪水河两岸，尽是坚硬的沙渍石，一镐下去，直冒火星，至多能刨下核桃大一块。施工这样难不算啥，可没几天所有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发肿，腿上出现一块一块的紫斑，流浓出水，疼痛难忍，有近百人躺倒起不来了。就在这时，留守格尔木的民工带来了水萝卜，那是慕生忠从兰州出发时带来的种子。萝卜吃完了，肿也消失了。后来一了解，才知是长期不吃蔬菜得了这种病。大家情不自禁地感激慕生忠想得周到。
沱沱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一长串汽车被堵在河边，慕生忠第一个跳下水里搬石砌路。来自格拉丹东的雪水冰冷刺骨，在水里站一会儿，两腿就麻木了。工人们一再催促他：“政委，你快上去吧，我们来干！”不管别人怎么说，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在雪水中整整干了10个小时。过水路面修好了，汽车又继续前进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心痛地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慕生忠微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1＋1＝2，哲学上1＋1就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者站在前头，一个人就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在修筑唐古拉山段的路时体现得更充分。10月，筑路队伍开上了唐古拉山。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也是青藏公路跨越的最高峰，山口海拔5300多米，别说干活，就是在上面走动走动也会觉得头昏、胸闷、气喘。这里的气候还异常恶劣，筑路工人常常受到冰雹的袭击。每当风雪打来的时候，他们就用铁锹挡脸；冰雹打来的时候，就用铁皮桶或土筐盖头。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不用说甩大锤，就是站着说话都吃力，火也常常点不着，点着了也很难把水烧开。筑路大军在这个生命的禁区里，以惊人的毅力鏖战20个日日夜夜。在难忘的20天里，慕生忠一天也没离开工地，白天甩大锤，晚上睡帐篷，嘴唇干裂，脸色黑紫。就在这时，上级来了一个电报，要他回去检讨头年运输总队的问题，为什么会死那么多的骆驼。慕生忠气极了，把电报撕了，随手抓起大锤，一口气甩了七八十下，他气喘吁吁地说：“如果有路，哪能死那么多骆驼？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心不能动摇，我就是死了也要头朝拉萨。”
10月20日，山上的公路全部打通了，人们望着汽车轰鸣着从眼前驶过，一个个眼窝都湿了。
1954年12月，公路穿越喀喇昆仑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经过无边的草原，跨越长江源头和唐古拉山，终于修到了拉萨。慕生忠望着公路心旌摇荡，抑制不住感情的泪水，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报告了这一喜讯。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到拉萨1000多公里，他们仅用7个月零4天就贯通了，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的奇迹。
12月25日，在拉萨召开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庆祝典礼大会，藏族同胞倾城出动。他们望着数百辆披红戴花的汽车，高兴得热泪挥洒。人们盛赞这两条公路是“金色的哈达”、“幸福的金桥”。
1955年夏天，慕生忠在北京利用开会的机会，去看望彭总，彭总欣喜地问慕生忠：“你真把青藏公路修通了？”慕生忠笑着回答：“我是坐汽车到拉萨的，又是跟车队从拉萨回兰州的。”很少表扬部属的彭总这次夸奖说：“好，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劲，这么一股子拼命精神。”吃午饭了，彭总拿出一瓶泡着人参的白酒，给慕生忠倒了一大杯，足有二两，他给自己也倒了一小杯，高兴地说：“这是我泡的好酒，给你补补身子。”慕生忠一饮而尽。彭总又连斟几杯，他又喝了个底朝天。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回顾这条入藏公路的修建并核算其成本，应该给彭元帅和慕将军各加一个头衔：中国最佳投资项目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1955年12月11日，毛泽东邀请慕生忠到中南海商议西藏边防问题时，问他：“如果打起仗来，青藏公路上的桥怕不怕炸？”慕生忠回答：“青藏公路上的桥不多，高原越往高处地势越平，水流也越小。”毛泽东说：“你怎么想出来的？”慕生忠回答：“按照主席教导，调查研究得来的。”“你说几千里无人烟，向谁调查？”“向大自然调查。就说红柳吧，我刨开过，有60多圈年轮的……”毛泽东连连点头，赞扬他说：“你用哲学的方法解决了科学的问题。”并用鸡丝面款待慕生忠。饭是好饭，但毛泽东家的碗太小，慕生忠两口扒完一碗，添了几次，他感到怪难为情，就推说：“主席，我吃饱了。”
慕生忠在世界屋脊留下的，既是一条路也是一首诗
“唐古拉山风云，汽车轮儿漫滚。今日锨镐在手，铲平世界屋顶。”“头枕昆仑巅，脚踏怒江头。零下三十度，露宿桃儿久。上盖冰雪被，下铺永冻层。仰面朝星斗，熊鹿是近邻。”这是慕生忠在修通唐古拉山和会师桃儿久时写的两首诗，他在这一路上他写下了近30首诗。而他留在青藏公路上的诗情词意，却是用数字记不清的。
在1954年春天以前，格尔木还被写着“噶尔穆”，当时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点存在于昆仑山北麓的这片荒滩上。1991年3月慕生忠忆及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一棵乔木。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沙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有的同志问我，格尔木到底在哪里？我回答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儿就是格尔木。”于是，六顶帐篷，就成了格尔木市的开端。而今的格尔木已成为地级市，也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辖区12万平方公里，比得上江苏省的面积，人口仅27万，境内矿产资源富集，现已探明各种盐类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有色金属和非金属资源50多种，是中国四大气田之一。可以说，若没有这条路，也不可能有这座世界最独特的城市。
青藏公路沿线许多地名，都是慕生忠起的。“望柳庄”的故事，反映出了慕生忠和他的部属们扎根荒原报效国家的意志与乐观情绪。
总队指挥部驻扎在格尔木后，慕生忠组织筑路员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宁运来几车柳树枝，在格尔木河两岸到处栽插：“我们在青藏公路工程管理局招待所的'房'前'屋'后遍插柳枝，并给它起名'望柳庄'。有人不解，我回答说，眼下只是扎下希望之根，将来就是柳绿两岸的一大胜景。”现在的望柳庄真的如他所企望得那样，棵棵柳树长得比腰还粗了，夏日在浓阴蔽日的格尔木河东岸，到西北来的各地民工在林阴间漫着“花儿”，赏景谈情。
乌丽，是在筑路时无意中发现的煤矿，意为美丽的乌黑色；此外还有雪水河、小江南、十二步山、不冻泉……毛泽东称赞这些地名很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开心岭则因为筑路队伍遭遇重大困难后顺利解决而得名。1955年12月，慕生忠站在一幅中国地图前，如实向毛主席汇报青藏公路的情况：“这是爱己沟，那是天涯桥……青藏公路这些地名都是我们取的。”主席问：“这里为什么叫开心岭？”慕生忠说：“我们把路修过了沱沱河，大家很开心，名字就出来了。”
因彭总坠入苦海，但他有了这条路多大的冤屈也算不了啥
筑路将军能战胜世界屋脊上的严寒缺氧、坎坎坷坷，却未能躲过政治运动中的风风雨雨、打击折磨。
1959年开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要慕生忠在格尔木修一个机场，经过七八个月的连夜施工，秋后机场提前圆满完工。一天，一架军用飞机在格尔木机场降落了，慕生忠兴冲冲地迎上去，以为是上面来人验收机场。不料，下来两个军人，慕生忠上前伸手欢迎，那两人神情严肃不同他握手，二话不说，只要他上飞机；他请二位吃顿便饭，人家不答理；他要求去望柳庄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他们根本不答应；他提出向老伴告一声别，人家推着他就上了飞机。慕生忠被飞机拉到拉萨，随后又被押解到兰州，给他戴上了上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的帽子，彭总支持他修青藏公路的业绩成了“黑线”的证据。毛泽东得知慕生忠上了彭德怀的“贼船”，对他还不愿意一棍子打死，批示：“不开除党籍，不开除军籍，不降工资。”然而慕生忠还是遭到了无休止的审查批判，1961年被下放到永登县八一农场当了第七副厂长，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近20年。
老将军回忆起这段受折磨的历史时说：“我慕生忠算个啥？没有那些一个心眼替国家出力气的各族人民群众，我100个慕生忠也啃不出一条路……拉过骆驼、修过路的那些工人，老实巴交，可他们个个都是建设国家的功臣，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就知道闷头拼命出力，流血流汗。革命事业成功了，他们又不声不响地走开了，谁也不注意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我们欠人民的债太多啊。我心里老是有愧，可我啥时候也忘不了那些又拉骆驼又开路的驼工同志，总想着能再见到他们……”
他没有忘记人民，人民也没有忘记他。1971年，仍戴着“彭德怀黑干将”帽子的慕生忠患病住院，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闻讯后，专程到兰州探望这位对西藏建设有功的老人。
他终于挺过了劫难，1979年彭总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慕生忠也被解放，重新被推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时他已经69岁了。
慕生忠复出后，上级建议他去北戴河疗养，而他却向政府提出给一个月假，要求再去看看令他神魂牵挂的青藏公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的，又有20年不能重返这片土地，他多么思念这里的一山一水啊！
1982年5月，72岁的他终于成行。高原新城格尔木以一派迷人的春光欢迎他的到来。当他目睹昔日洒下汗水的荒原漠地，如今已是一片欣欣向荣，他心潮澎湃，激情满怀，禁不住脱口而出：“彭老总若在黄泉有灵，再来视察一下幸福路该有多好啊。”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在兰州病逝，根据其遗愿，组织上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沱沱河畔。听着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和喇叭声这种美妙音乐，他会放心地长眠于冻土层下。
青藏公路修成50年了，这条被称为是“天路”、“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西藏“生命线”的公路，不仅担负着进藏85％、出藏90％的物资运输量，改革开放以后的输油管线、藏北电网、通讯电缆，以及即将贯通的青藏铁路，都是以青藏公路为依托建成的。这些，都是为慕生忠老将军树立的丰碑啊！
慕生忠，这个平凡的名字与他的丰功伟绩一样有着不朽的辉煌。青藏公路带给他的是成功与艰辛，而他带给青藏各族人民的则是不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