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提醒自己--一定小心不要相信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9:38:53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芮成钢的一片文章就是讲到阴谋（看后面的附件有原文），我的第一反应竟是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其实这是我平时就比较反对的一种说法。但是由于在电视上对芮成钢的形象和表现很有些好感，就自然而然的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性。倾向于相信这个人的说法。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是在某种背景下说的这种话（是一本书的节选），但是都怕是有些问题的。特别是有些网友的留言也是支持他的就更让我犹豫了，觉的自己是不是应该也倾向于作者的观点。终于方对的意见出现，我突然惊醒，自己刚才非常不可思议竟然对这种观点有些赞成了。想想人的想法确实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对人的不确定的感受而受到非常不理智的影响啊，非常的可怕。想想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相信某人的时候，这人如果提出一个很高尚到实际扯淡的建议，自己真的免疫能力吗？确实不能保证啊！自己都这么长时间了，仍然是不行啊！小心小心在小心啊！
前一段时间茅于轼提出不必保护耕地的问题，遭到大家的几乎一直的臭骂。但是不久就在网上出现了他的了另一片文章“不让有钱的人有势 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见后边的附文），怎么样是不是很道德，在某网站直接就有人说这是由于被发现了作者本人的汉奸身份，现在在掩饰而已。我觉得深以为然。所以人确实是很难人清楚的，而且是很会撒谎的。像茅于轼这种你说是不是很难认得清楚，实际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花费很多时间去找碴，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世界是个蛋，虽然蛋和蛋不同但是都是蛋壳，蛋清和蛋黄构成的，所以大同小异了，所以要坚持1、不轻信，2、坚持利益分析的原则，3、要坚持一事一议！保持头脑清醒很难啊！
（节选自《三十而励》第十二章）
最可怕的阴谋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今天的我们往往喜欢用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来解释周围的现象。
从股市到楼市，从贸易到金融，从油价到金价，在某些人眼里，都充满了阴谋。以至于把公司到国家的战略都理解为阴谋。
一个对别人处处以阴谋来揣测或诠释的人，通常也会习惯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每当我听到阴谋论的说法时，就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到的：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评论中，最过瘾最解气的也是阴谋论。遗憾的是，它只是毫无道理和根据的说法。
阴谋其实有两个前提，一是在行动实施前的较长时间，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二是通过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并有效地控制信息的发布，从而在他人无意识的情况下操纵其行为。
如果人们在试图解释某种不利于自己的现象时，不是进行多角度的、客观的分析和思考，而是简单地归结为是他人对这件事实施了阴谋并得逞了，这样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为是阴谋论。
阴谋论只是聊以自慰的借口
理性的说法难以在大众中获得认可，难以流行起来，而通俗的市井说法却最有人缘。简单来看，市井的说法让大众容易宣泄，容易自我安慰，容易被激发。为什么人们都那么容易接受简单却不明智的说法呢？为什么总是在盲从中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呢？
金融危机是否可以用阴谋论来解释，我们应该先思考几个问题。华尔街在5年前、10年前、50年前，是否就设想好了要算计某个国家？是否事先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将谁整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和环节是否也都有周密的计划、全面的部署以及严格的实施过程？如果没有事实和证据对如上问题给出明确的肯定，就不能简单而幼稚地把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系列的阴谋。
用阴谋论来解释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货币政策都讲明白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像编故事一样说：有人算计我们，事先密谋已久，这次的危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有人仇视我们，他们深藏在阴暗的角落中，亡我之心不死。但这种想法是一种简单的怪罪式的思维模式。所有复杂现象都不用追求本质原因了，只要理解为有人陷害我们就可以了，就可以让自己解脱了。这样做只会建立起仇恨，培育极端的感性情绪，这真的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吗？
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就像英文的口语中说的那样：sh*t happens!
糟糕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和故事，有时甚至是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作用。
2008年12月2日，有幸到某大学参加学术交流，给大学生聊聊金融与经济，在场的学生问的10个问题中有6个与阴谋有关。如果说，大众缺乏教育，轻易相信阴谋论可以理解，名牌大学的在校大学生难道也陷入了所谓的阴谋论怪圈之中吗？这真是令人震惊，这些中国未来的栋梁也是在用这种扭曲的眼光看世界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千万不要相信阴谋论。阴谋论这个词最早是从国外来的。每当一个事情很糟糕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这背后有阴谋，一小撮人把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了。大家刚才提到了一本用阴谋论来看待金融危机的书，我对这书本身就不做评价了，但是我觉得阴谋论本身是非常误导中国人的。首先，阴谋论就是把一个事情简单化，比如说经济危机，讲它的成因，讲它为什么发生，可能要讲好几天。但是如果归结于阴谋论，讲我用钱干了坏事，把钱揣到了自己的腰包里，你一下就明白了，因为阴谋论非常简单。但这是错的。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世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阴谋论总是可以按照艺术化的构思不断完善的。阴谋通常都是秘密的，都是缺乏直接事实证据的，都是停留在推理范畴之内的，也因此，总是可以不断添枝加叶，不断通过小说的创作方式进行加工的。大家相信阴谋论，就如同是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对花边新闻的兴趣一样，容易上瘾，无法自拔。
我曾经与克林顿执政时的国防部长佩里（Bill Perry）聊天，我好奇地问他：?你每天的工作是像你们美国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运筹帷幄，跳上私人飞机，在作战指挥室按动导弹按钮，操纵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吗？他笑着说：我的生活与电影中只有一点相符，那就是我的确是有一架可以随时使用的小飞机。我做的大多是繁琐的案头工作，制定预算是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你可能电影小说看多了。
我们不能把小说当作教科书来阅读，也不能把野史当正史来看，更不能把好莱坞的电影当成真实的美国生活。要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要寻找事实的真相，要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一个现象的成因，而不是简单归结为：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玩权术，用阴谋，我们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无辜的，是小人度了我们君子之腹。而到底谁是君子呢？
远离毒品，远离阴谋论！
茅于轼惊言：不让有钱的人有势 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
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
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
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
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
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
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
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
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
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
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
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
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
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
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 “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 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本文编辑：陆思同
前一段时间茅于轼提出不必保护耕地的问题，遭到大家的几乎一直的臭骂。但是不久就在网上出现了他的了另一片文章“不让有钱的人有势 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见后边的附文），怎么样是不是很道德，在某网站直接就有人说这是由于被发现了作者本人的汉奸身份，现在在掩饰而已。我觉得深以为然。所以人确实是很难人清楚的，而且是很会撒谎的。像茅于轼这种你说是不是很难认得清楚，实际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花费很多时间去找碴，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世界是个蛋，虽然蛋和蛋不同但是都是蛋壳，蛋清和蛋黄构成的，所以大同小异了，所以要坚持1、不轻信，2、坚持利益分析的原则，3、要坚持一事一议！保持头脑清醒很难啊！
（节选自《三十而励》第十二章）
最可怕的阴谋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今天的我们往往喜欢用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来解释周围的现象。
从股市到楼市，从贸易到金融，从油价到金价，在某些人眼里，都充满了阴谋。以至于把公司到国家的战略都理解为阴谋。
一个对别人处处以阴谋来揣测或诠释的人，通常也会习惯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每当我听到阴谋论的说法时，就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到的：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评论中，最过瘾最解气的也是阴谋论。遗憾的是，它只是毫无道理和根据的说法。
阴谋其实有两个前提，一是在行动实施前的较长时间，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二是通过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并有效地控制信息的发布，从而在他人无意识的情况下操纵其行为。
如果人们在试图解释某种不利于自己的现象时，不是进行多角度的、客观的分析和思考，而是简单地归结为是他人对这件事实施了阴谋并得逞了，这样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为是阴谋论。
阴谋论只是聊以自慰的借口
理性的说法难以在大众中获得认可，难以流行起来，而通俗的市井说法却最有人缘。简单来看，市井的说法让大众容易宣泄，容易自我安慰，容易被激发。为什么人们都那么容易接受简单却不明智的说法呢？为什么总是在盲从中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呢？
金融危机是否可以用阴谋论来解释，我们应该先思考几个问题。华尔街在5年前、10年前、50年前，是否就设想好了要算计某个国家？是否事先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将谁整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和环节是否也都有周密的计划、全面的部署以及严格的实施过程？如果没有事实和证据对如上问题给出明确的肯定，就不能简单而幼稚地把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系列的阴谋。
用阴谋论来解释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货币政策都讲明白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像编故事一样说：有人算计我们，事先密谋已久，这次的危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有人仇视我们，他们深藏在阴暗的角落中，亡我之心不死。但这种想法是一种简单的怪罪式的思维模式。所有复杂现象都不用追求本质原因了，只要理解为有人陷害我们就可以了，就可以让自己解脱了。这样做只会建立起仇恨，培育极端的感性情绪，这真的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吗？
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就像英文的口语中说的那样：sh*t happens!
糟糕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和故事，有时甚至是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作用。
2008年12月2日，有幸到某大学参加学术交流，给大学生聊聊金融与经济，在场的学生问的10个问题中有6个与阴谋有关。如果说，大众缺乏教育，轻易相信阴谋论可以理解，名牌大学的在校大学生难道也陷入了所谓的阴谋论怪圈之中吗？这真是令人震惊，这些中国未来的栋梁也是在用这种扭曲的眼光看世界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千万不要相信阴谋论。阴谋论这个词最早是从国外来的。每当一个事情很糟糕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这背后有阴谋，一小撮人把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了。大家刚才提到了一本用阴谋论来看待金融危机的书，我对这书本身就不做评价了，但是我觉得阴谋论本身是非常误导中国人的。首先，阴谋论就是把一个事情简单化，比如说经济危机，讲它的成因，讲它为什么发生，可能要讲好几天。但是如果归结于阴谋论，讲我用钱干了坏事，把钱揣到了自己的腰包里，你一下就明白了，因为阴谋论非常简单。但这是错的。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世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阴谋论总是可以按照艺术化的构思不断完善的。阴谋通常都是秘密的，都是缺乏直接事实证据的，都是停留在推理范畴之内的，也因此，总是可以不断添枝加叶，不断通过小说的创作方式进行加工的。大家相信阴谋论，就如同是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对花边新闻的兴趣一样，容易上瘾，无法自拔。
我曾经与克林顿执政时的国防部长佩里（Bill Perry）聊天，我好奇地问他：?你每天的工作是像你们美国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运筹帷幄，跳上私人飞机，在作战指挥室按动导弹按钮，操纵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吗？他笑着说：我的生活与电影中只有一点相符，那就是我的确是有一架可以随时使用的小飞机。我做的大多是繁琐的案头工作，制定预算是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你可能电影小说看多了。
我们不能把小说当作教科书来阅读，也不能把野史当正史来看，更不能把好莱坞的电影当成真实的美国生活。要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要寻找事实的真相，要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一个现象的成因，而不是简单归结为：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玩权术，用阴谋，我们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无辜的，是小人度了我们君子之腹。而到底谁是君子呢？
远离毒品，远离阴谋论！
茅于轼惊言：不让有钱的人有势 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
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
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
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
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
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
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
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
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
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
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
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
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
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
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 “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 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本文编辑：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