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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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育目的与方法的差异
一、美国:启发式,注重个性发展
美国教育的原则强调多样性,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战后,美国强调教育目的应从各种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和独立出来,提倡学术自由和自由思考,以便充分吸取全人类各种科学成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在教育方法上,充分认识到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抛弃那种把学生看成是只能对信号或刺激作出反应的消极和被动客体的片面观点,强调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能自己发现或领会所学的东西。因此,美国教育方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或研究生,均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充分调动和培养学生积极参与,认真思考,发表不同意见,决不盲从的能力。
从60年代起,美国掀起了一场“以教育学生实际能力和创造性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中小学开始并迅速影响到高等教育,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仅接受狭隘的专业教育,将来不易在研究和生产领域中取得成就。7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注意到以前偏重科学知识的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于是又出现“回到基础上去”的呼声,重视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回归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教育理念。
90年代,美国加强教育立法,增加教育投入,同时把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教育重点,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美国公民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适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
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没有一个正式的全国规划,不像有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以组织管理比较严格的行政方式进行的。各州不仅有综合性大学,而且还有州立学院、两年制专科学校、城市学院和高等补习学校等多种院校,适应各种层次的学生需求。
美国大学都普遍重视和加强普通文化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一般采取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分科,不分专业,使学生掌握比较宽厚的理论基础。例如,哈佛大学于1978年制订的《公共基础课方案》规定,一年级入学的新生必须在5个方面进行选修:文化艺术、历史、社会分析和哲学分析、外国语言和文化、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中每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科目,学生必须选修7-8门才能修满学分。
美国教育也重视文理科相互渗透,在理工科教学中增加了经济、法律、宗教、管理和心理等文科课程;而文科学生也必须修完一定学分的理科课程,如计算机应用技术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在大学的教学中,广泛介绍各种学派。以经济理论为例,既讲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理论,也介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介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讲当代经济学流派的纷争。
美国这种注重个性发展,多样化的通才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助于加强学生的综合创造能力和科学研究的后劲。
二、日本:应试式,极力培养一致性
日本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最基本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去适应某种模式。战前,日本的教育是把人塑造成一种统一类型的教育。即使是在战后,虽然口头上说要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实行的是培养一致性的教育。
日本战前的教育并不适合于个人,主要是适合于国家的目的。由于国家不断发动战争,所谓对国家有用的专业知识无非是要对战争作出贡献。当时,国家的重点放在工程学和经济学上,艺术、哲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则受到了冷遇。
战后,日本的教育制度按照美国的模式加以重新改造,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改成为发展所有人的潜在能力,但这仅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战后日本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已经完全从属于大企业的需要。战前,“帝国大学的目标是按照国家的先后次序教授艺术和科学”,而战后的大学则完全是“按照企业的先后次序来给予知识上的指导”。大多数学生仅是为了被一个大公司雇佣而学习。结果,教育机构与战前差不多,拥有学生最多的学校仍是那些工程、经济和企业管理的院校。例如,1974年,英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为17万,其中约2.4万人即15%是学工程的;而在日本,这一比例要高得当多,同年在国家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为159万,其中33万人即21%是属于工程院校的。
日本历来忽视对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例如,也在1974年,日本在自然科学各系的在校大学生总数,还不到在大学生总数的3%;而同年英国则有24%是学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科学强调工程学而忽视自然科学的现象,可以一直追寻到明治时代。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是“日本精神加西方技术”政策的产物。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一直特别注意以最快的速度引进西方的技术,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国的工业生产,以便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对于这些技术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一类的根本问题,日本人并不希望自己去探讨。于是,日本人并不是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不断地为国家、军部和大企业的需要服务。日本自负地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够设法对引进所需技术进行改造或改进,用来发
发展工业,这样日本的工业技术和实力决不会比先进国家差。
日本大学教学的目的是把毕业生输送到政府和企业界。这样,日本的学生被迫从早到晚地学习,就只为一个目的——进入一所好大学。特别是那些为应付大学入学考试而学习的高中学生,在放学后还要到专门为考试而设立的私人学校去补课。当他们从这些私人学校回到家时,一位大学生正等在家里为其进行私人辅导。
正规大学的入学考试很严格,也确实比较公正。因为日本人认为,评定这种考试成绩的最公正的方法,就是把一个考生的各门考卷上所得的分数全部相加这样一种机械的办法。因此,考题尽可能采用一种很容易计算的机械记分方式,考试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是否掌握了考试技巧。
所有的日本父母几乎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大学。因为在日本,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以他是否拥有多少财富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他是否受过教育来衡量的。几乎所有阶层的孩子被卷入到大学入学考试的残酷竞争之中。学生们几乎成了“学习机器”:每天先是在学校学习6小时,再在私人补习学校学习3-4小时,最后在自己家里学习4-5小时,即每天要学习13-15小时左右。对此,某些日本经济学家说,正是由于日本学生在学习时期的这种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学习精神,才使日本人的教育素质如此之高。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问题的另外一面,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决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而这正是日本人所缺乏的。
在战后的日本,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实际幸福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受雇于一个大企业。为获得大企业的雇佣而进行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进入大企业的考试,对每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一生只有一次。如果他毕业的学校不是一个好学校,那他就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进入大公司。因此,为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就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就要上个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学。日本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幼儿园,孩子则在上学前就开始接受训练,以便在今后各阶段学习的激烈和残酷的竞争中取胜。
日本学生在被雇佣到大公司后仍然要接受教育。因为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认为,仅仅接受学校教育并不足以使一个雇员在工作中显示忠诚和团结,必须接受公司的再教育或训练。因此,新雇员刚一进入公司就要立即在公司内部接受训练。公司都有一个完善的道德训练计划,由此把公司的传统反复地灌输给这些新人。这样,这些新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训练成唯经理之命是从的第一流的公司“士兵”。在这种“军队”中,训练或教育旨在达到一致性。当“士兵”的行动标准化之后,“指挥官”就很容易估计这支“军队”的总体实力。事实上,“士兵”行动的标准化是“军队”总体行动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也是支“军队”团结和具有战斗力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
第四节 文化传统差异
一、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一)社会价值观的核心
近代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以17世纪下半期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为代表。洛克认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个人自由状态,个人为取得更大的利益而与他人交往,在这基础上才形成社会;人的天赋权利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天赋权利,国家即由此产生。洛克的理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在北美移民中和对后来美国的政治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因而成为欧美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欧美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是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从政治和社会哲学意义上说,是把个人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社会的基本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任何目标的手段。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应当是自己的人生目标、道德行为和价值体系的最终制定者;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负责;个人应当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全面发展,实现自我价值。个人主义存在的前提是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突出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同时也包含自尊自强和自我约束的意思。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二者有巨大的区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主义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上,人们为着各自的利益进行着交换,他们的个人利益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而商品经济的主轴——市场机制正是在不同的商品所有者所持的不同利益目标和价值判断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没有各商品所有者分散的独立的人格和权力,没有他们之间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没有他们为改善自己处境所作的选择和努力,便没有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与个人独立、个人利益、个人目标和个人价值判断的多元化相联系,以个人的选择自由为条件。个人主义政治哲学正是适应了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或者反过来说,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力正是源于它对个人利益及其追求的承认和鼓励。
在美国,长期流行的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一观念,就是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最好写照。在美国历史条件下,个人主义更是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韦伯把美国这种个人主义描写为是新教与资本主义的使命感:不畏艰险和勇于开拓,崇尚吃苦耐劳和生活俭朴,以期积累资本和发展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人民对个人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从早期开拓中西部时期的大无畏的“拓荒精神”,单枪匹马、除暴安良的“西部牛仔”,产业革命时期爱迪生、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一大批靠个人奋斗而起家的发明家、企业家,80年代许多年轻人放弃大企业的优厚条件,自立门户,希望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到90年代大学没有毕业却创建了“微软帝国”的盖茨,均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
(二)最集中的体现
美国小企业的发展与活力是个人主义价值观最集中的体现。自80年代以来,一场创业的浪潮席卷美国整个经济领域:商业学院的院长们发现,不少学生的兴趣已从成为一个社团中的企业家转向当一个新企业的老板;大公司的主管人员也发现,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纷纷离开企业去创建自己的公司。显然,这些人都是为里根一再宣扬的创业精神所鼓舞,不愿在大企业受人支配,埋没自己的才能而默默无闻,而甘冒创业风险,以便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正是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美国小企业大批涌现,兴旺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小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当代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美国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在作用和地位引人注目。例如,1984年,美国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7%,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3,其产值占当年GNP的40%。由此可见,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的小企业之所以能与大企业竞争、存在和发展,主要靠的是技术创新和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在美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史上,有一点不同寻常之处的是,许多先进技术的专利权,并非来自大企业,而是来自小企业。美国小企业的研究发明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有关资料表明,1953-1973年,美国3100多项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其中有2000多项是小企业的研究成果;战后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广泛采用的703项重大发明中,美国科学研究中心和跨国公司的实验室只占133项,其中大部分来自小企业或独立发明家;小企业获得60%以上的专利,其中个人研究创新比大公司多2.5倍,时间比大公司快1年,而成本却只有大公司的1/4;在迄今为止的美国科技史上,90%的新工艺是小企业或个人创造的。
由此可见,美国小企业是新技术革命的开拓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美国经济具有开拓创新的原因之一。
二、日本:团队精神的价值观
(一)社会价值观的核心
大约公元六世纪时,中国的佛教、儒教和道教同时从中国传到日本。为了使中国文化适应本国的传统和条件,日本经常修改中国文化,以便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和文明水准。公元七世纪后,中国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府作用、土地制度的改革、宗教和伦理道德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中国是日本的楷模。其中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大。
从一开始,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就有本质的不同。仁、仁慈和仁政是中国儒教的核心思想,而在日本则强调忠,忠心、忠诚是儒教最重要的美德。直到1882年,明治天皇给日本军队所下的命令中,强调的是儒教的5个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和节俭。忠诚列第一位,根本没有提到仁慈。如果把德川时期的日本与中国作一比较的话,其差别是明显的,“中国是一个平民的儒教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军事儒教国家。中国的儒教由于把‘仁’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因此它很好地适应了存在中国的那种统治结构。日本的儒教,从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领主牺牲全部生命这个意义上看,是把忠诚视为核心的美德,它是与日本的武士统治相一致的。”
在日本,儒教的世俗化开始于德川幕府后期。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教育的方式来传播儒教,更加快了传播的进程。按照当时儒教的解释,武士的精髓存在于他所受的教育之中。因此,一个工人、农民或商人,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名“武士”。由于明治时代教育普及了,武士阶级支持儒教的广泛传播,于是儒教便成为日本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这样,日本人一直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上则按照多数派的意见办事。由于日本与欧美存在巨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差距,日本便开始一场“急行军”。在这场急行军中,政府不仅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忠”的含义之所在。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在资历制度和终身雇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是一种不同于英美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观管理的经济,而是一种把日本精神与西方技术结合起来,并以前者为主的经济。在日本,人民根本就不理解欧美的个人主义,也不喜欢自由主义。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人民尤其崇拜“法律和秩序”,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作为实现“法律和秩序”的最大障碍。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弥漫了明治时期。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家族式的和反个人主义的。在“忠”的灌输和指导下,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此外,在日本历史上,个人主义从未盛行过,实际上也没有人强烈地和认真地倡导过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日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仍将是遥远的事。这与“忠”的传统不无关系。
(二)团队精神价值观的变化
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是用忠诚维系的。长期以来,“在日本,忠诚、孝顺和对年长者的义务一起塑造了一个价值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在社会内部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各种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其中尤以忠诚为最,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集中表现,则是造就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工资制。这种经营管理方式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个人的升迁与成就按论资排辈而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很大的抑制。
但是,也必须看到,战争后以来,尤其是“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有不少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或正在发生悄然变化。
首先,儒教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已不复存在。战后以来,由于日本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长期作为指导思想的儒教已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外开放和大量引进欧美先进科技,以及人员交往日益频繁,西方思想与文化迅速渗透到日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儒家思想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当然,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仍然保留和存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带有东方特色的资本主义色彩,即使是在战后高度发达的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忽视这一特色。虽然日本这一东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东方特点尚未完全消失,其文化传统中一些固有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东西,还在日本社会经济方面起作用,例如,团队意识、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等还存在于日本现代社会的机体之中,作为与欧美资本主义异质的因素而存在,以示与以基督教为指导思想的欧美资本主义相区别。
其次,从明治维新到战前,日本虽然在引进欧美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引进不少欧美政治经济思想和体制,但总的来说,日本基本上保持了固有的东方特点。但是,战后以来,日本社会比明治维新时要西化得多了。其具体表现是许多传统观念正在发生悄悄的却是明显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核心家庭的出现导致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年轻一代追求高消费导致勤劳节俭的风气逐渐淡化,强调自我表现导致团队意识下降,同时以“企业为家”的归属感也日趋削弱。这些都说明战后日本社会的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
最后,更主要的是,对于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一些日本有识之士早在80年代就指出其弊端,90年代以来则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由于日本的经营管理环境已今非昔比,这种经营管理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必须尽快予以改革。事实上,日本一些企业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这是战后以来所没有过的现象。
第五节  总体差异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知道美国是开拓创新型经济体制,日本则属于紧跟追赶型经济体制。这两种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可谓利弊互见。
一、英美:开拓创新型,持续性耐力型
(一)长处
1、在该体制下的私人企业能够尽量有效地利用资源,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并重视技术革新,推动技术进步,因此经济具有持续的发展后劲。
2、在这种体制下,生产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随着需求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的,具有灵活性,企业效率较高。
(二)短处
该体制下由于企业都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呈分散型,因此难以协调和集中。
二、德日:紧跟追赶型,阶段性速度型
(一)长处
1、该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战略重点或产业的发展。
2、由于上述原因,该体制在一段时期内能呈爆发性的速度型发展。
(二)短处
1、该体制下的许多行业和部门过多地使用资金和劳动力来生产,过多地考虑产量的增长和市场的扩大,忽视对资金和劳动力的有效使用,同时对技术进步的投入缺乏热情,因此发展缺乏后劲。
2、该体制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政府大量的经济计划和政策才能起调节作用,一旦情况有变,又要经过复杂和费时的大量工作修改计划和政策,因此缺乏灵活性和应变性,企业效率比较差。
表12-1   日本与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
日本                           美国
对经济事务具有战略的长期方针。  对经济事务具有战术的、短期的方针。
具有明显的高水平储蓄倾向。      具有明显的高水平消费倾向。
自然资源的缺乏要求发展工业。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陆经济”使其得以在经济部门
间不偏不倚。
企业取向为“占领”国际市场。    企业集中于庞大可靠的国内市场。
因缺乏自然资源,将教育体系      把教育视为人力资源的投资,要受到成本-效益的评估。
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
有关技术性的职业(如机械)      有关法律和金融机构的职业最为热门。
具有相对的优势。
对统治精英取得政治上合法性      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市场力量的运作上。
而言,社会的一体化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美]加里·杰里菲  唐纳德·怀曼  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371页。
表12-2  创新与追赶战略分解比较
英美                    德日
1、时间因素          早期工业化国家                  后期工业化国家
2、发展策略          在创业和管理上创新              强调技术部门的迎头赶上
3、政府角色          对新事业发展采取放任态度,      深入研究优势经济部门;扮演合作与
事后对财富创造者采取干预        建设性角色,促进工业化行动,财富创造者则对政府
持敌对态度
4、教育              非常广泛的通才教育,强调        较强调应用于重要领域的成功技术和科学纯科学与管理
5、经济学            区分总体经济学和个体经济        透过产业层次的中间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学(厂商经济学)
6、社会政策          落后于经济的创新;政府事        与工业化同时考虑;政府认为社会福利是
后将社会负担强加于企业          赢得共认的重要关键
7、劳工关系          较差;因为受到竞争国家          较好;因为以较低水准起步追赶领先国家,
劳工成本的压力,以致倾向        薪资稳定提高
于减薪
8、发展哲学          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对          管理下的竞争、早期保护、以领先国家为
市场机制持美式实证主义          标竿的目的论、事先议定利基领域、事先指定
观点;不制定总体政策、不        “指导者”
事先指定“赢”家
9、封建制度的转型    缓慢、已转型;建立在中产        快速但未完成;产业建立在封建式义务和互惠
阶级个人主义与自利价值观        的集体观念上
之上的产业
10、资金来源        短期观点的股市、利润导向与       长期观点的银行资金、低风险倾向与产业导向
风险倾向的个人股东、短期而       的法人结构、长期而紧密投资的关系
认识不清的投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第198页。
三、不创新必然落后
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生产来提高引进技术的重复使用效率,然后在开拓的国际市场中进行销售,同时利用“大日本股份公司”的经济体制结构,在短期内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际的目标,这就是日本战后推行赶超战略的核心所在。实践证明,日本的这种赶超战略是成功的。正是这种赶超战略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大国。但是,90年代以来,日本这种战略逐渐暴露出其严重的内在缺陷。
(一)企业不创新则落后
70-80年代,美国企业在传统的制造业竞争中输给日本。但从80年代开始,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信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竞争性和独立性的美国企业,在充满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存在和发展,并且在高度流动性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上,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性。同时,从80年代开始,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美国一大批高科技的新型中小企业纷纷诞生,到90年代,这些企业已成为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而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企业在面对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挑战中,表现出应对迟缓,机制失灵,并不适应,居于下风。在政府保护下,日本缺乏淘汰机制的企业序列制度,缺乏人才流动的终身雇佣制,以及政府重点扶植的政策,使新型企业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体系的夹缝中难以产生。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制度的封闭性,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80年代以来,虽然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和大企业集团,为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挑战,从产品结构和研究开发方向上,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但这是旧瓶装新酒——在保留原企业制度下进行的,所以其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有限。
(二)科技不创新则落后
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所依托的技术是原创型的技术。传统的制造业技术,从原创性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实用的技术和产品,需要两次创新才能完成。应该说,日本在应用技术的研究,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并广泛推向市场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如果说在制造业时代,获利最大的是面向终端产品的二次技术创新,在新经济时代获利最大的则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拥有原创技术者,而不是面向市场的日本硬件制造商。美国的比尔·盖茨,根本不需要日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可以将他的产品推向全球。在制造业时代,日本和欧美可以共同分享来自同一源头的水,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比欧美甚至分享的更多。但在高新技术革命时代,来自欧美之源的水,不需要通过日本就可以流向全世界。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在新经济时代,比较而言,日本那种传统的“拿来主义”,主要靠对引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改造和创新,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大量外销,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显然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战后以来的重大科研发明和突破,没有一项与日本有份,从半导体、机器人、录像机、计算机、传真机到压缩光盘和彩电,都是由欧美公司开发的。对基础科技的研究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做得较差的日本,缺乏独立自主开发的能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美国经济则持续增长,其主要原因之一,归根到底,是日本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创性科技体系,致使其经济发展没有后劲。
(三)体制不创新则落后
21世纪是创新经济的时代,新技术、新发明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周期大大缩短,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强,计算机、通信和存储信息技术的集成与广泛运用,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技术基础,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些技术不仅为社会经济提供了新的财富形态和发展动力,突破了依赖稀缺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而且对科技发展和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创造财富的核心。这就必然要求经济体制适应不断创新的发展变化。在经济体制创新中,无论是经济体制的产业升级,经营管理体制的从集中到分散,营销策略的直销方式,以及到以服务为中心的高增加值模式,美国的体制创新均领导世界潮流。
比较而言,“日本式经济体制”虽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有效的作用,但在90年代以来这一体制则不适应国内外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出现严重滞后,整体失灵,顿失活力,从“动力机制”变为“障碍机制”,致使赶超战略失去势头,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长期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是创新乏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