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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晓明：先夫胡公冕二三事

作者：贾晓明 "C3J[)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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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冕简历 %Cj_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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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冕(1888－1979)，浙江永嘉县人，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谒见孙中山先生，经党同意后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与廖仲恺等筹备建立黄埔军校。后率部参加东征、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辗转于武汉、上海、浙江。193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建立红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1932年被捕，经过多方营救，于1936年出狱。西安事变爆发后，胡公冕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将领中的影响，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1937年后，胡公冕任国民党政府“平凉行政督察专员”一职，利用其身份，为建立统一战线、确保我边区武器供给等做了很多工作。其间，胡公冕曾经两次去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抗日战争结束后，胡公冕回到上海，受党组织、周恩来同志委派，主要从事对敌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本文为年逾百岁的胡公冕夫人彭猗兰老人对其夫的片断回忆。 Wm{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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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国焘吵架 PZ#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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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冕188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岁那年，他向人借了两块大洋，瞒着他父亲跑到杭州当学兵。1911年春，公冕因为家事回到家乡，不久到温州，遇到了为辛亥革命军招兵的冯炽中，被派往宁波。到宁波之后，公冕就在革命军一个师教导团里当排长，并结识了任教导团团长的蒋介石。后来教导团开到上海改编成“模范团”，公冕当了队长(相当于连长)。1912年春，公冕到杭州经沈钧儒先生介绍，到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后又转到杭州第一师范当教员。 a;Pn.@NVq
在第一师范，公冕接触到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等人，思想上开始转变。1921年10月，由沈定一、陈望道介绍，公冕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为了继续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经组织同意，公冕与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决定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本来，他们决定进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所以大伙儿由上海乘轮船到海参崴。不料当时苏联国内尚未和平，海参崴仍旧掌握在白军、干涉军的手中，公冕他们只好乘火车先赴哈尔滨，再由水路经松花江进入苏联的阿穆尔省，经赤塔到达伊尔库次克。 4o ";p}[b
后来公冕对我说，他在苏联看到两件事对他的一生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是当时苏联各地都还没有平定，而且灾荒很严重，粮食供应紧张，很多人活活饿死。可是他看到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各级领导、职员们每一顿饭把自己吃的面包节省下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拿去救济灾民，而且每个星期日还参加劳动生产，所得的报酬，一律上缴去救济群众。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第二件事是苏联同志对国外来的代表，都毫无例外地热情款待。他们一行每到一处，不论是工作人员或广大群众，虽然他们也很困难，但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让各国代表享用，腾出最好的房间让各国代表住。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每一个革命者学习。 ;"#yHP`
时值第三国际正在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除我党党员外，还有国民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上决定公冕作为代表出席。各地去的代表都停留在伊尔库次克，时常开会。当时中共总代表是张国焘，他是由北京去的。张国焘在开会时经常独自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以总代表的身份压制其他成员的意见。这种做法引起其他同志的不满。在一次讨论会上，公冕忍不住站了出来，当着大家的面儿批评张国焘是“个人英雄主义”。张国焘十分生气，因为他不认识公冕，以为公冕是其他党派的列席人员，就对公冕说：共产党内的事情用不着外人管。公冕大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张国焘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让张国焘感到很没面子，同时也让公冕取得了很多在场同志的支持，会后很多人对公冕说“干得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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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冕当时觉得这件事情“过去了”。可是到了莫斯科后不久，瞿秋白同志就召集了党小组会议。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批评公冕不应该在有非党员参加的会上感情用事，随便批评张国焘，因为这种做法无疑会打击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经党小组会议决定，公冕被剥夺半年的“选举权”。公冕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后来因公冕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出色，党组织不久便撤销了对公冕的处分)。 G=Lg5`3;,
对于公冕要求进入东方学院学习的申请，党组织也进行了研究。最后党组织认为，公冕已经具备“相当的革命理论基础”，而国内的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公冕应该迅速回国参加工作。接受了党组织的建议，公冕遂决定回国。在和代表团成员一同到列宁格勒参观、学习后，公冕于1923年春在列宁格勒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eU`O=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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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陈立夫、陈果夫的劝说 T~L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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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至1928年夏，上海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同志们都隐蔽起来，分散居住。公冕和林平海(后来在温州参加农民暴动牺牲)等同志都住在赫德路正明里。公冕在李一氓、毛一民家里搭伙，后来又在静安寺路明华洗染公司楼上住了一个时期。南昌起义后，我随大部队抵达广东，又随同一部分同志撤退到香港。后组织上决定，让我随创造社的一些同志去上海开展工作。到上海后，我住在嘉禾里，开始时，由郭沫若同志介绍，我时常得到内山书店老板的接济。后来在毛一民等同志的撮合下，我和公冕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可是由于经济拮据，连饭都没请大家吃一顿。那时候，敌人盘查得很紧，和组织联系不上，公冕和我的生活也没有着落，结果只得靠借债、典当过日子。公冕先后典当了他心爱的怀表、手表和值钱的衣服。我是“大小姐”出身，虽然17岁就到广州参加了革命，打枪、骑马、当指导员样样做得八九不离十，南昌起义前后在林伯渠同志的领导下还管理过部队的财务，但居家过日子我却是一窍不通。买菜、做饭和日常的家务事公冕就一个人全都包了。公冕有时在街头看见落难的同志，就把自己弄来的钱分一些给他们。有时候，我们实在没钱了，公冕就到巷子口上的香烟店、杂货店那里去借。好在公冕平日和店主们有说有笑，还经常帮助他们写封信、读段报什么的，一般来说，多少都能借到一些。公冕总是逗我开心说：“我们的生活算不了什么，你看陈独秀先生一直穿破袜子，他的皮鞋后鞋帮都快磨掉了，还不舍得买新的呢。”虽然如此拮据，我们的生活却十分美满。由于公冕经常在街上走动，看到他的熟人也不少。后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得知公冕的消息，有几次派人来到正明里，告诉公冕说：只要写封信给蒋介石，不但对公冕的通缉令就可以取消，还可以有“职位”。对此公冕总是婉言谢绝。 GL-b})yy
在上海这段期间，公冕虽然忙于生计，脑子里一直想着如何革命。他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对我说，没有枪杆子，不但不能干革命，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正在这时候，公冕的家乡来了几位同志找他，谈起当地民间散落着大量枪支，且农民觉悟高，开展革命运动有一定基础，请公冕回家乡去指导。公冕听后，十分高兴，他对我说：“老这样闲在上海也不行，应该回去看看。”我同意了他的想法。1928年8月初，公冕就带我回到了他的家乡。但没过半个月，消息就被敌人知道了。“浙江省府”给永嘉县打来电报，说公冕要在当地组织农民暴动，指令逮捕公冕并押送省城。幸而当时永嘉县民政科科长陈福民是公冕的朋友，见到电报后，连夜派人秘密通知公冕，公冕叫他“宋江”。接到报信，公冕和我当夜动身分别绕道转回到上海。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这次我们躲进租界里。其间，公冕依旧坚持革命工作，他常写信给家乡人民，让大家收集枪支，按部队编制组织起来。这时候，我已经怀孕了。考虑到我和孩子的安全，公冕决定让我生了孩子后，先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由于我会广东话和一些英语，他为我联络了他南洋的朋友，送我去新加坡教书谋生。我是1929年9月出国的，公冕为我买了一张途经新加坡开往英国轮船的船票。那天是阴天，公冕送我到码头，在我就要上船时，突然听有人对我们打招呼。我回头一看，是一位穿着浅色中山装的男士。公冕说：他就是陈立夫。我们走过去，公冕问陈立夫来码头做什么。陈立夫说他送朋友去英国。寒暄了一阵，陈立夫对公冕说：“我们对你说过几次了，你只要给他(蒋介石)写封信，问题就解决了。”公冕只是笑了一笑，没做任何回答。陈立夫也没继续说什么，向我们告辞后走开了。1929年10月，公冕把孩子托给亲戚之后，秘密经台州海门绕道回家乡楠溪潘坑，开始组织农民武装。因为过去这里农民运动有一定的基础，于是1929年11月在潘坑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队，公冕担任总指挥。后来这支队伍发展成为红十三军，公冕任军长。 ;/pI@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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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周恩来同志委托，对胡宗南等策反 _!vy|,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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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全家陆续搬回上海。1947年冬，公冕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以后，吴克坚、祁式潜等同志经常到我们家来谈工作。每次来，公冕都让他们在家吃饭，而且总是叮嘱我：如果天气不好，一定给同志们准备好雨伞。吴克坚向我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问候，同时给公冕布置任务。开始的时候，党组织委托公冕将金条兑换成国统区的货币，后来又让公冕设法卖掉从解放区运来的一些农作物、经济作物以便换取战略物资，同时采购一些物品。当时公冕在上海的朋友、同学、学生、亲戚很多，于是公冕出面托他们帮忙。比如说和公冕交易最多的银行名叫永隆钱庄，那里的老板姓胡，和公冕既是同乡又是同宗。 ]jiVe_ OS<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周恩来同志考虑到公冕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享有一定的威望，要求公冕立即展开策反工作。策反的主要对象是胡宗南、温州专员叶芳等人。 Z1v~tqx
在黄埔建校初期，公冕就与国民党的各方面人士常有工作上的接触，而与黄埔前期军人更是有着师生关系，比如说叶芳是黄埔七期的，又是温州人。早在1910年，公冕在孝丰当营教导员时便结识了胡宗南。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一期时是备取生，公冕曾经为他说过话。在东征陈炯明时，公冕提拔过胡宗南当教导营副营长，公冕负伤时，胡宗南曾经当过公冕的代理营长，后来由于公冕的推荐他当了团长。1932年春，公冕曾要胡宗南的弟弟胡琴轩拿着密信到南京，劝胡宗南起义。听胡琴轩说，胡宗南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这怎么行呢?”至于他对公冕，因为有过这样一种关系，胡宗南也经常给予关照。抗日战争期间，公冕在平凉、西安做了很多革命工作，胡宗南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胡宗南的思想也开始动摇，公冕就是利用这种情况，向他进行策反。从1948年初到1949年解放前，公冕曾三次去西安策动他起义，并为他提出了三个方案，并提出由公冕请我党派人到他身旁，帮助他指挥各军起义和办理善后等事宜。胡宗南也曾答应考虑，但碍于面子，怕“这样做，会给校长、同学骂死”，但对公冕依然抱着友善的态度。一次，在公冕回上海前，胡宗南给了公冕一封送给汤恩伯的催军饷公函，并说如果机场查得紧，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公冕一到上海机场，就被查问，公冕便将文件拿出，才得以安全离开机场。西安的策反工作，公冕总是及时通过上海的吴克坚同志向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其中策反的细节过程，公冕于1949年7月来北京时，写成材料，由叶剑英同志转呈给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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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叶芳从南京回温州途经上海到我家里来，他对公冕说：“前方战事没打好，邱清泉已经被打死了，将来实在不行，我就拉到岛上去。”公冕对他说：“你只要离开国民党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为难你的，就不用跑了。你这么一大家人，跑是没用的。”后来叶芳思想上有所动摇，常到上海来见公冕。一见面，公冕就劝他弃暗投明，要为人民立功。叶芳为公冕的话所动，开始显露出动摇的迹象，言语中对共产党开始渐渐尊敬起来。后来来找公冕的时候还带着太太、孩子到我家住。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以及公冕思想工作的深入，叶芳终于决定起义。公冕也派人帮助他做准备工作。有一次他从杭州开会回来对公冕说：他们要退到温州沿海一线建立据点，抵抗人民解放军。公冕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沿海一带人民岂不又要遭殃?且这对我军解放上海不利。公冕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吴克坚同志，并对如何提前解放温州提出了计划。公冕认为叶芳早起义可能敌不过上海守敌，但推迟起义又于事无补，因此建议在解放军渡江时起事。叶芳同意了公冕的意见，并在公冕的指导下与温州浙南游击纵队接洽。公冕准备到温州指挥叶芳起义，与此同时，公冕得知上海地下党要公冕帮助组织并指挥一部分同志破坏敌人供给、接应我军进攻上海。公冕便找到周伯苍、蔡渭洲等人，并介绍给组织。后来接到上级命令说：上海应该完整地交还给人民，公冕便没有组织队伍。因此事的缘故，温州起义，党另派了别的同志负责，公冕又做了一些辅助工作，温州在上海解放前20天得以和平解放。 D*PEIsV
随着解放的临近，上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一家都处在危险之中。秦德君同志被捕后，祁式潜同志打电话通知我们“秦德君病重，住在医院里”，我们立即带着孩子们离开住所，分别到亲友家和旅馆里隐蔽。当时吴克坚同志曾派人转告公冕和我说：“周恩来同志来电，要你们以宣侠父为例，提高警惕。”对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我们非常感动。 j`$$BVZ
1950年，胡公冕来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1954年后改称国务院参事)。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92岁。 i'>5vU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