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神秘的杀人魔王戴笠和他的行刑队(上）

戴笠

戴笠和母亲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追逐电影皇后胡蝶

美国特工在向军统的新特工们传授处理犯罪现场的技术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欠下血债累累。本书作者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的弟子当今美国汉学界“三杰”之一，他通过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细致、深入和生动的比较和评析，揭开了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活动的重重黑幕。
劫持
绑架是秘密特工的专长，它直接受戴笠控制。绑架的范围很广，尤其对军统上海站来说。赵理君是华东行动组组长，他在上海负责秘密逮捕时，曾经下令劫持和杀害的人数不胜数。自然，重要的绑架事件还是在特工们的头脑中留下了记忆，而且还成了典型的榜样用到了军统训练场的训练项目里。学员们在那里还学习在现代绑架技术中不可缺少的驾驶技术，秘密特工骨干分子还受到七八个小时的额外特殊训练，学习 30年代初实际绑架中积累的经验。
那时，特务处的特工们夸口说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绑架任何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大城市，那里没人能躲过他人的眼睛，而且在上海站的经费增加到他们买得起汽车之前，绑架往往是用步行。这就更说明劫持要在行人堆里进行，于是蒙骗就变得绝对必要。往往是，一个特工穿一件自制的黑外衣，携一条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装作强盗的样子把受害者击昏过去。然后，另一个在附近的特工，会从人群里冲过来，装成是他的亲戚的样子把被击倒的受害者从强盗那儿拖开，然后拦一辆黄包车，大声叫着去医院。一旦离开人群，这特工便对驾车人说要把受害者先送家里，于是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昏迷的受害者便由其他特工带走审问。
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汽车，戴笠的人就开始用起了典型的黑社会手法。他们会用枪顶在背后，把受害者抓进一辆等在一边的车里。这个方法并非万无一失，有时受害者会在他们把他扔进车里之前逃掉。戴笠曾对几次这样劫持未成的事件怒火万丈，于是他强调，上海站的特工们必须在他们自己中间练习互相劫持来完善实地操作。逐渐地，上海站的特工们发展了一套四步骤的绑架法。他们总是先对目标进行跟踪，一直到掌握其日常行动规律为止。然后他们在附近停一辆车。等他们的“肉票”走在马路上时，一个特工从后面上来，同时另一个特工从正面向这个倒霉的人走去。当两个特工碰到一块儿时，一辆车同时从一边开来；司机把车停下，让引擎空转，后座上的特工打开边门；同时，在后面跟踪的特工拔枪顶住受害者的后背，正面的特工冲上来对准他的小腹猛击。后面的特工趁“肉票”低下身喘不过气时，用一只手压住他的背，不让他直起身来。车里的特工随即伸手把他们的猎物拽上车的后座。仅仅片刻，这辆汽车便又平静地穿行在车流里，而车两边的特工随即融进了人流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们也发明了一些“软”办法，那是为了让戴笠满意。因为戴笠既要他的特工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拥挤马路上抓人，却又不要引起太大的注意。为了避免亮出武器，上海站的外勤特工们学会了如何用揿捺穴位来使受害者暂时瘫软。靠人行道一边的两个秘密警察会假装对受害者开个朋友之间的玩笑，好像他们是熟人一样：一个特工从后面用双手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道使之无力喊叫。另一个特工便走上来用力抓住“肉票”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于是这两个特工就连拉带推地把这个晕头转向的受害者拽进车里，让旁人以为是看见了旧友重逢呢。
还有一种方法对阔气而讲排场的人特别有效：使用美人计，让旁人以为这是个风月案。一个女特工衣着风骚地扮成情妇样，从人群中向目标靠拢后，大哭大喊地说他为另一个女人而把她甩了。当这个受害者无一例外地坚持说她是看错人了的时候，另一个女特工从一旁的车里出来，装作是这个被甩了的女人的朋友，劝他同她们一起回去谈谈。受害人有口难辩，另外两个特工———这次是男的了，从一边的人群里出来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吧！”显然，受害者会以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到车里去解释这个误会。一旦进了车，这不幸的“肉票”便永远地消失了。
有时需要当机立断。例如，在上海地区负责桂系派的陈六安被列在上海站绑架名单上。沈醉在对陈的住宅进行监视时，见他携一箱子从前门出来，显然是在找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沈醉立刻奔出弄堂，装作陈家佣人的样子叫了一辆车来。当车在陈家门口停下时，他又赶快跳下，装作司机助手，帮着打开车门请陈上车在后座坐下。车一离开陈家，开到其他两个特工的守候点时，沈醉就叫司机停车。这些秘密特工便上车，掏出手枪，威逼司机把车开到警备司令部。陈惊恐的抗拒毫无用处，司机不敢抵抗武装侦探，只得服从他们把车开向他们指定的地点。
这些精心设计的绑架不在上海的中国区施行，在那里抓人是通过秘密警察通常的逮捕方法，而且往往是在夜间。但在法租界和英租界则通常如此。虽然持有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正规侦探身份的特工，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租界或中国区的警察的帮助来逮捕人，但戴笠不愿通过他们运作。
受害者们大都为无名的学生和工人
戴笠不愿在上海向外国警察求助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逮捕是在傍晚进行的，被捕人被拘留到次日，然后才能递送引渡要求。这使记者有时间来调查案件，并在戴笠无法控制的地方报纸上刊登出来。于是，上海站行动组的特工们得到执行“秘密逮捕”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绑架。这使外国警察对犯人毫无掌握权，而关于这些犯人被捕的事件也完全对地 报纸封锁起来。
戴笠对媒介报道的厌恶不无道理：它们把他的秘密王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捆住了他的手脚。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33年5月14日作家丁玲的消失：那天警察突然袭击了她在昆山路的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逮走了她和她的丈夫冯达及他们的一个共产党朋友。这种半公开的绑架受到人权保护联盟秘书长杨杏佛(即杨诠)的抗议，但对抗议的答复是官方的沉默，而杨本人不久却遭到杀害。
另一个也许更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发生的刘芦隐案件。刘芦隐被认为是王亚樵的人，那年冬天他来上海，作为陈济棠、胡汉民和其他“广东系”成员的代表。刘像蒋介石所有的敌人一样知道他可能上了黑名单，为了安全，他选择在法租界住下。于是从戴笠那儿传来命令，要上海站执行绑架，并把他带到南京秘密审讯后枪决。
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刘的踪迹。沈醉的特工了解到刘的一个姓华的姨太太住在贝当路附近，刘大多数晚上都在她那儿过。沈醉带着手下的特工们上了站里的司蒂倍克车，朝着法租界贝当路开去，突然他发现刘芦隐和他的女人正坐在一辆崭新的绿色福特轿车里从对面开来。特工们立刻来了个急转弯。但福特车加快了速度，他们的旧法国车赶不上，让目标在上海的马路上消失了。但沈醉记住了车牌号，便带领人马在全城找起来。他们在国际租界福州路附近的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发现了这辆福特车。沈醉带人包围了饭店，当这对男女在半夜出来时，特工们拥上来，把刘和他的女人强押进了他们的司蒂倍克车里。
他俩拼命抵抗。姓华的女人尖叫救命，刘在车里扑向前座正要开车的司机，和他搏斗起来。结果在汽车开走以前，一个英国警察赶到，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带到市政警察总部老闸捕房关起来。当然，特务处的特工自有警察证件来对付，并在短时间内将刘芦隐引渡到武汉，把刺杀杨永泰的罪名加在他头上。
除了著名案件以外，戴笠刺杀队的受害者们大都为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工人往往在工厂外被逮捕，特工们不敢进去捉人，因为怕遇到他的同志们的抵抗。为了方便，秘密逮捕总是在一个工厂的领导或黄色工会的干部协助下进行，他们让这些人提供受害者的照片。逮捕学生也使用相同的手法，先将其骗出校园(否则他们的同学会阻拦逮捕)，说有家属或朋友的电话。只要可能，劫持就在晚上进行，这样在受害者的失踪被发现之前，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逼供。一旦到了特务处手里，工人和学生就消失了，他们在刑讯者手中秘密地受折磨，而刑讯者一般不知道他们猎物的真正身份。
刑讯 极度的邪恶和心理变态
在上海，刑讯室是在长满虱子的犯人棚子后面。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军统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察员或副队长之类)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换句话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就像被囚禁者们说的：“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
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审讯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威胁，就像小说《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那样。在审讯中，当共产党人表现出明显的高傲时，徐鹏飞忽然让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从里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阵耀眼的亮光和一阵血腥气，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许云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进来了。
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夹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
施刑过程中各种残酷的细节在小说里得到反复描写。它给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干将们，最终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变态的权力感。
鞭子在空中呼啸，落在肉体上发出低钝的响音……从转椅上欠起身来，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吐出一口烟圈，他倾听着这阵惨叫，像倾听一曲美妙的音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凉的冷笑。若干年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这个坐在转椅里的人就是略为改头换面的徐远举少将，军统的“噬血魔鬼”之一，他在 1948年任军统西南局二处处长兼军统保卫处处长。
反复谈论军统行刑队的这种恐怖性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们如果不简要地审视一下作为戴笠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特务常规程序一部分的刑讯和施刑人，便永远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经历是如何的可怕，他们的消失是如何的令人恐怖。
当然，不能仅从心理变态上来分析刑讯者，尽管典型的刑讯者往往是虐待狂。有些刑讯者也许心理变态，但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虐待狂，也就是说，他们从残酷的折磨中并不获取性兴奋”。而是环境使一些人变成刑讯者，它包括“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它把极度的邪恶归罪于其他一些团体，而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信徒当作社会正义的卫士；一种对权威毫不置疑地服从的态度；以及刑讯者从他同伙那儿得到的公开和无言的支持。”
上海站牢房的审讯室被很厚的栅栏隔开。很粗的麻绳悬吊在木梁上。麻绳的一端用来拴住囚犯被捆绑在背后的双手拇指。只要一声“吊！”麻绳就被拉起，这个人就被吊离地面。一开始受害者的脚尖可以着地，麻绳被固定在钩子上，审讯继续进行。几分钟后受刑者便满头大汗。假如这时还没有供词，刑讯者就会叫一声———就像古代的衙役宣布下一道刑罚那样：“扯！”受刑者的身体便悬空吊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于是便落到了两个拇指上。在受残害者大汗淋漓时，刑讯者却在一边轻松地坐着抽烟，看着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要是受刑者还不招供，通常疼痛会让他失去知觉；然后身体被放下来，浇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过来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让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来。
特工们使用这些内部人的行话(残忍的黑话)非常说明问题。要是“吊”还不够的话，那么军统的刑讯者们会挪向下一步———“炒排骨”。受害者依然被吊在大梁上，脚尖着地，双腿被绑在一起，以防他踢人。他的衣服被扒光后，背脊贴在墙上。一个刑讯者会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后慢慢地用力按压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制造摩擦，同时挤压内脏。这种酷刑的幸存者不仅以后会长时间地胸内疼痛，而且当时的疼痛并不会使其昏厥，所以特务处的审讯者好用此刑，直到以后他们学会了用电刑为止。
吃人心和性羞辱 灭绝人性
灭绝人性
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找替罪羊和贬低他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讯者们必须相信他们的世界是正义的，才能对受害者疯狂地施暴。这种信念的结果之一是，审讯者把受害者视为自找苦吃，这些受害者的受刑实际上是罪有应得。在刑讯者看来，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这种思维方法并不罕见，一般并不
会引起人的残忍。然而这种精神状态是虐待他人的前提，于是，对那些会把受害者当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或导致种族污染不纯的人来说，它成为灭绝人性的心理条件。
刑讯者大多数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天生如此。他们被逐渐地推向这种变态的精神状况之中。大赦国际的报告说，由看守变成施刑人，往往开始于在审讯室外面当警卫，听到里面传来的毒打声。他们被调到关押室后，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终于，如果他们称职，便会“突然积极地参与”，自己毒打犯人。
正像刑讯者“失去了人性”那样，他们会让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体的完整性。戴笠使用两种刑罚达到这个目的：“老虎凳”和“踩杠子”，两种刑法都会使受害者残废。军统的审讯者们专门这样来对付共产党嫌疑分子，让他们终身致残。“特工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办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他们既有着践踏和摧残人体的欲望，又追求科学效率。像沈醉这类向新手教授“行动技术”的秘密警察，总是热衷于发展更有效的刑罚。新的刑具发明后一两天之内，他们便在上海站牢房里的犯人身上进行试验，以完善他们的技术，然后将其加进军统训练项目里去。
从心理学看，这种对“从事刑罚业务”的“专业”和似乎“超脱”的兴趣，便是罗伯特列夫顿称为“两面性”的一部分：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习惯”，既与其邪恶角色相适应，又使其能够在下班以后回到日常的自我。两面性是终日作恶的关键，它可以解释人们如何能陷入那种与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驰的活动中去。
但两面性并不是一个完全神秘的过程。随着刑讯室内一个个禁区的打破，刑讯者变得日益残忍，兽性大发。例如，军统的刑讯者还吃人肉。戴笠的特工们会以某些人“胆小”为借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来炒了吃，说：“吃了人心可以壮胆。”
在戴笠的纵容下，他们还经常强奸年轻妇女，尤其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戴笠认为这是对特工们好好干的一种奖赏或鼓励。军统特工们把最为疯狂残酷的行为用在他们看守的女犯人身上：用针刺入她们的奶头，竹签插入她们的指甲，用藤条抽打她们的阴部。这些酷刑最终都得到戴笠准许，他自己正是如此采用了相同的残酷手段来对待崔正瑶的(她丈夫在 1935年 11月企图刺杀蒋介石，结果却伤了汪精卫)。
性羞辱几乎是家常便饭。年轻的良家女子被强迫扒光衣服，特工们则围观取乐。不过，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女子偶尔也能反过来羞辱对她施刑的人。沈醉讲起过一个关于徐远举在重庆审讯女共产党员江竹筠的故事。在她轻蔑地拒绝回答徐的问题后，他便采用了惯用的手段(他宣称女犯人十有九个会在此法下招供)：他命令手下的人扒去江的衣服，但她并没被吓倒，而是大声斥责：
你们以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就能使我害怕吗？让我告诉你们，别忘了你们是女人生下来的。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女儿和姐妹难道不是女人吗？你们如此羞辱我，也就是羞辱了地球上所有的女人，羞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要是你们连自己的母亲姐妹都不顾，那就让人扒光我吧！
这时，在一旁观察的沈醉轻轻地碰了一下徐的脚，“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对付她？”这时徐才住手，下令使用在她指甲里钉竹签的屡试不爽的刑罚，但即使是那种剧烈的疼痛，最终也没能让江招供。
制造出情杀或奸杀的错觉 毁尸灭迹 移尸嫁祸
毁尸灭迹
受害者经常被折磨而死。南京方面一贯的命令是，要是被绑架来的嫌疑分子在审讯中拒绝招供的话，那就将其杀害，然后将尸体埋掉或毁掉。无数人落到了行刑队的手中后便永远地消失了，以至于 1949年后，有许多人声称军统的行刑队曾使用镪水池来融化尸体。其实，在 1945至 1949年秘密特工在重庆的鼎盛时期，并无这个必要，因为尸体干脆被整个埋掉
(而且常常是活埋)，只是偶尔会把尸体肢解或烧了以防死者被辨认出来。
不过，在抗战前的上海，戴笠的人不愿让租界的警察发现死者的尸体，从而向外国当局揭露刺杀队的罪行，于是便对镪水池进行了“试验”。但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太费时间，而且比预想的要麻烦。
所以他们好用一种廉价简单的处理法：“移尸嫁祸”。军统杀了人以后，尸体被肢解，然后装入一个箱子里。特工们用汽车把箱子抛到一个荒芜的地方，或在马路上雇一辆人力车把箱子拉到火车站或旅馆之类的地方。送车子的特工先跟上一段路，然后溜掉。车夫到了指定地点见物主没来，以为发了洋财，有的就会把箱子拉回家里。等到打开一看，才发现其中惨不忍睹。
刺杀队还使用其他方法来处理受害者的尸体。有时，他们制造出情杀或奸杀的错觉：特工们会把男性死者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入他的嘴里。还有时，他们干脆把尸体装入麻袋扔进黄浦江。戴笠更喜欢“移尸嫁祸”的处理，他认为，对于1928～1936年间100万个以上、成为秘密警察恐怖活动的猎物，这是最简单干脆的处理方法。
旧上海影后胡蝶--被戴笠鸠占了鹊巢
1908年2月21日,一个乳名为宝娟的小女孩诞生在上海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理所当然地享受了父母所有的疼爱,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乖巧的孩子日后竟成为风华绝代的电影皇后. 如今的辅庆里，对于这个长大后改名为“胡蝶”的女孩，已渐渐陌生，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风雨飘摇的旧上海，她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是这个城市的骄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和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上海，造就了她的辉煌，记录了她的情感，在这个出生和成名的地方，她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深情演绎了一幕幕人生的悲欢离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个“新奇的玩意”传入中国,给长期处于封建束缚下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这种从未见过的“奇妙幻化”的西洋“玩意”，很快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欢迎，也引起了中国电影前驱者制造民族电影的欲望。素有“都市巴黎”之称的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经济背景不容置疑地迅速成为中国电影业发展的中心。
1924年初，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在上海公演，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牌式的作品以其曲折动人的故事，鲜明的民族特点，真切感人的表演深深地打动了前来观看的每一位观众，这其中包括年仅16岁的胡蝶。这时的胡蝶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聪慧贻丽，父母盼望她能求学深造，她却受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事业吸引，投考了由顾肯夫等创办的我国第一家电影学校——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成为首届训练班学员。考入影校后，胡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电影理论和表演方面的课程，她尤其喜欢表演课程，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去钻研表演，在洪琛、汪煦昌、陈寿荫等一批电影名家的指导下，很快便显露出超常的才华。翌年，即应邀参加了徐欣夫导演，张织云、王元龙主演的《战功》一片的拍摄，随即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演员生涯。
这段专业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却注定了胡蝶与电影一生的不解情结，也拉开了她一生悲喜交融的序幕。正如胡蝶后来回忆时所说：“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事业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继《战功》之后，她又相继在“天一”、“友联”等公司主演了《秋扇怨》、《梁祝痛史》等20余部古装片。她甜美的面貌，挺秀的身材，端庄的气质，大方的仪态，再加上聪明灵巧、勤奋好学的性格，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了。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和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由相识而相恋，遂于1927年3月2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上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然而随着胡蝶演艺事业的辉煌，这段甜蜜的初恋很快就变了质。影坛的受挫和经商的失败使林雪怀最后沉迷于醉生梦死的放荡生活中，失望的胡蝶不得不一纸诉状递到上海地方法院，解除了两人的婚约。
1928年，胡蝶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她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由于该公司郑正秋、张石川赏识她的素质和才华，认为她具有电影名星的潜质，于是花了很多力气培养她，不仅重用她主演公司着力推出的电影，甚至还请人专为她写剧本，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蝶也确实没有辜负公司的厚望。在张石川的新片《白云塔》里，胡蝶首次与阮玲玉这位后来也成为中国影坛的巨星合作，这也是阮玲玉生前二人惟一的一次合作。影片公映后，胡蝶受到了观众的一致称赞。最使胡蝶声名鹊起的是由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她清雅不俗的表演，大方开朗的性情随着侠女红姑潇洒飘逸的身影，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了观众深深喜爱的名星。尽管此片开了影坛武打片之泛滥的先河，受到舆论的指责，但是“胡蝶”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却是改变不了事实。
1930年，由胡蝶担纲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开拍，并于第二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因为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不仅引起了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轰动，而且招来南洋片商竞购拷贝。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胡蝶又相继主演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狂流》、《脂粉市场》、《盐潮》、《姊妹花》等片。其中《姊妹花》堪称其电影表演代表作。她以娴熟的演技将两个经历性格完全不同的双胞胎姐妹演得各具光彩，影片上映后，接连公映两个月不衰，盛况空前。
正当胡蝶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她和张学良的“跳舞事件”。当时胡蝶正随剧组赴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骛》和《啼笑因缘》的外景。为将中国人民的怒火转移到对张学良这一不抵抗将军的怨恨上来，日本通讯社四处散布“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欢歌共舞的谣言，致使舆论四起，上海《时事新报》还刊出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作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这首诗很快不迳而飞，一时之间胡蝶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尽管事后胡蝶在报上辟谣，不少人仍将信将疑，这件事成为伴随胡蝶一生的阴影，她终生耿耿于怀，后来在她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发出这样的感叹：“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
戴笠对胡蝶垂涎三尺
为了寻找那30箱金银细软，几经周折，胡蝶找到了自己的儿时好友林芷茗帮忙。林芷茗的丈夫是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当年在上海时，胡蝶就常去杨家，与杨虎很熟悉。单纯的胡蝶却不知此时的杨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热情大方的杨虎了，自从来到重庆后，杨虎在蒋介石面前失宠，一直在家中赋闲。为使自己能重新做上警备司令，他正想尽办法竭力巴结戴笠，希望他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她的求助，犹如天赐良机，使杨虎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一刻也没耽误地将此事告知了军统老板戴笠。早对胡蝶垂涎三尺的戴笠喜出望外。听了杨虎的汇报，他当即表态：“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不能委屈了咱们的大明星。”顿了顿，他又说：“请你马上转告胡蝶夫妇，入渝的机票我会给她安排好，望她放心休养，中国的电影事业不能少了她啊！”
一周后，在军统的安排下，胡蝶一家顺利来到重庆。胡蝶到重庆后，先住在杨虎家里。在杨虎和林芷茗夫妇精心安排的一个盛大的宴会上，胡蝶见到了在国民党军统特务首脑戴笠。虽然戴笠对胡蝶的美貌早有耳闻，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到胡蝶身上的时候，这位好色之徒还是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睛。她那端庄俏丽的容貌，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两颊若隐若现的梨花酒窝深深的吸引了他。一番客套的寒喧过后，戴笠就迫不急待地邀胡蝶共舞。失箱后胡蝶大病了一场，自此后除了箱子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眼下又不能拂了朋友的好意，因此她只好将手递给戴笠，跳起舞来。戴笠紧紧盯着胡蝶，眼神火辣辣的透着欲望，可是胡蝶却显得心不在焉，神情冷淡。一曲舞跳完之后，胡蝶婉言谢绝了戴笠的第二次邀请，离开戴笠径自在桌前坐下。戴笠痴痴地盯着胡蝶离去的背影，神情有些怅然。
心病还须心药医，风月情场老手戴笠明白，要想赢得美人青睐，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失踪的箱子上面大做文章。因此他一听说胡蝶在重庆报了案，决心要大显身手破案，追回失物。尽管捉拿窃贼本是区区小事，派几个警察花点时间就可以破案，但因此事对于他来说事关重大，戴笠决定杀鸡用牛刀。
为了侦破这个案子，戴笠兵分二路：一路是立即将代运人杨惠敏抓起来，一路是去问明胡蝶箱内所装物件。前者是为了查清线索以便破案，后者是为了万一不能破案，他将按胡蝶所列出的丢失物件名称，买来归还失主。在戴笠的特别关照下，胡蝶财物被劫案终于侦破了：原来劫去胡蝶这些箱子的是当时横行广东的东江大盗王虎，杨惠敏是无辜的。但破案时王虎已将一部分贵重物品卖出，无法追回，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皮鞋、德国的丝袜等等，精明的戴笠便派人去各地买了补齐，到胡蝶家去交差。30积蓄的失而复得，使胡蝶对戴笠不由得感激涕零，态度也由冷淡逐渐地热情起来。
居人篱下的感觉及不必要应酬的增多，使胡蝶感到了住杨公馆的不方便，便想安置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几经周折，潘有声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他们只想尽快赚些钱，为全家寻个像样的住处。然而，没过几天，潘有声突然失踪了。询问公司的人方才知道，不知是谁在潘有声的公司藏了枪，他被警察抓去了。六神无主的胡蝶哪里想到这只不过是戴笠为博取她的好感而采取的又一次手段，为了救出丈夫，她不得不求助于戴笠，当着胡蝶的面，戴笠马上叫人放了潘有声。随后戴笠又通过手段使胡蝶一家入住他的曾家岩公馆。见面的方便使得戴笠几乎每日都来问候，他知道胡蝶爱吃水果，而战时重庆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就不惜代价派人从新疆空运来哈密瓜；看到胡蝶身体不好，就请来名医，细心调理，并举止得体的陪她出去散心。他的这些举动令胡蝶和潘有声都非常感动，夫妇二人对戴笠的戒备之心慢慢地放松了。
戴笠对胡蝶为何如此一往情深
胡蝶入住曾家岩公馆后，戴笠总算可以天天看到自己心仪的佳人了，可是佳人却心有所属，另有怀抱。为了达到霸占胡蝶的最终目的，他开始想办法除去潘有声，除掉他很容易，可是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想来想去，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调虎离山，将潘有声吸引到重庆以外的什么地方去赚钱。于是，1944年春天，潘有声接到了商人们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的特别通行证。此时，他已经明白了戴笠把他“发配”昆明的真正用意，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无疑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胡蝶白发苍苍的母亲，再想到戴笠的冷酷无情，他只得含泪告别胡蝶，咬着牙外出奔波。潘有声一走，戴笠就撕破脸皮，不顾胡蝶的百般哀求，毫不掩饰企图地占有了她。从此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胡蝶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度过了一生中最她觉得糟糕透顶的三年生活。
为了避免别人的干扰，同时也为使胡蝶忘记过去，免去对丈夫的负疚感，在戴笠的精心安排下，她搬进了位于歌乐山的杨家山公馆。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把一切置之度外。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受用，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一幢花园洋房。在神仙洞周围，他计划建筑一栋规格、设施、造价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准备作为他和胡蝶将来的秘密居所。他认为神仙洞除了地名吉利外，还环境清静，风景优美，便于隐居。为显示他的真心，博胡蝶一笑，修这所房子时，他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为此，他亲自测好地形，凡车路经过的地方，居民们都得搬走，房子一律拆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设计如何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如何在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防止胡蝶和外界接触，戴笠特地在别墅外围修建了电网、水渠及隔离外界的围墙，外面还设置了岗亭。
在同居期间，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又为胡蝶修建了好几处住所，如罗家湾19号、重庆南岸汪山、嘉陵新村、浮图关李家花园等等。另外在杨家山公馆前面还特地修建一处很考究的花园，花费了近一万银元的代价购买了各种名贵奇花异卉。他和胡蝶住在这里时，每天早晚总要陪胡蝶去花园散步。胡蝶虽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但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也不能与自己喜爱的电影和影迷在一起，她仍天天闷闷不乐，戴笠对她越好，她越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她觉得自己一步步地被毁灭掉了，再也找不回原来那个纯洁、坦率的胡蝶，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一个准备着为电影贡献一生的影人。在上海那个快乐美丽受观众爱戴和拥护的影后胡蝶已经死了，不会有人再瞧得起她，她也不能再从事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一念及此她就常常泪湿衣襟。
1946年胡蝶随戴笠回到了她思念了八年之久的上海，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戴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要明媒正娶她为妻。似乎对胡蝶对了真情的戴笠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惟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为了达到和胡蝶结婚的目的，戴笠再次安排潜伏特务拘押了潘有声，并暗中让人诱劝他解除与胡蝶的夫妻关系，以便他与胡蝶正式结婚。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胡蝶含着眼泪对丈夫说：“有声，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就在戴笠一心准备在1946年3月下旬与胡蝶正式举行婚礼时，他却因飞机失事烧死在南京西郊的戴山上。
中国头号谍王戴笠--剽悍嗜赌 崇拜母亲
江山县的戴家坐落在浙江西南边界、赣闽交界处的新安江源头。据信戴家是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时期戴圣的后代。但据当代江山县地方志专家们的看法，
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晋朝(公元265-419年)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到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于灾难重重的14世纪元明过渡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他后来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在历史记载中，位于浙江西南的仙霞道是众所周知的“通往东南的战略要道”(东南“锁岳”)。那里层峦叠嶂，有如虎踞龙盘，历来被兵家视为天然屏障。龙井村就在通道下面和深绿色山野的南面，还因其东南面山脉渐少却峰峦林立，而在当时和现在都被视为土地肥沃、景色奇异之地。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1776-1865，字日明)，在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赢得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而提高了其贫穷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功而在乡村升官发财的后代一样，戴氏们变成了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成为一个小康之家。戴启明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因为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得此地者昌。”
戴启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顿下来。二子戴顺旺(1813-1873，字骏才)，便是后来戴笠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戴顺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这个荣誉，一面继续以高利贷赚够了钱置了200亩良田，同时在保安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矿的权利。到戴顺旺死时，这笔可观的产业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挥霍无度的儿子戴士富之手。新安江各支流在衢州汇合，并经此南下至200公里以外的杭州湾。
嫖赌成性的戴士富在生下两个儿子春风和春榜时，已耗尽了大部分家产。1920年他去世时，那原来的200亩地只剩下了20亩。那段时间家里的其他七个成员得靠戴母的劳动来维持生计。戴氏夫人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的后代，为养活孩子，她开始替人缝缝补补。蓝夫人是个识字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教育儿子的责任，尤其是对长子。长子生于1897年5月28日，在家谱上的名字为春风。戴春风(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后来他在3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改了名字。下面，我们便开始用他的新名字戴笠。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已进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其实没有父亲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来自土匪出没的浙江山区、有着显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
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后来有许多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他母亲活到了80多岁。


戴笠不守成规、嫖赌成性
一个广为人知的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岭下为母亲盖的别墅。戴母原来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设计的公馆，现在是保安的“文化馆”，里面还保持着一些罗可可式家具、精致的楼梯以及抗战时期用来装饰的华丽镜子。她在乡间的别墅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率性斋”，建在一个山顶上，由一队戴笠的人员看守，他们可通过私人电台直接与军统总部通讯联系。戴母的家丁有权免受逮捕，而且据共产党公布的资料，她用这些人来经营讼棍和包揽活动。这座别墅俯视着一个美丽的池塘及一旁那个被叫做“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做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她的儿子代表蒋介石去美国谈判了。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的话，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甚至在1948年毛人凤带领戴笠以前的助手们为她祝80岁大寿时，她也未动声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
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戴笠的记忆力也非常强健，1913年他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
次年，戴笠结婚了。年轻的新娘毛秀丛，其父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显然，这个婚姻差强人意，起码它没有使戴笠的放荡不羁就范。
从各方面看，他仍是个恶贯满盈的丈夫，吃喝嫖赌，直到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三个月。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忠心，但在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总而言之，江山对他并不比杭州更热情。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这些年来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显然经常作弊。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们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为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
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大概是后来梅乐斯认为他被共产党的拳头打掉牙齿的真正原因)。
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着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仔，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一直到他母亲来后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在一个像样的民间学校替他报名入学。
显然是在她的督促下，这个“了鬼”参加了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于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
怂恿表弟纳妾
但尽管有这个免费教育，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他经常在钱塘江上下游，从衢州至金华上游到下游及杭州和宁波一带转悠。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他在赌场当私人保镖或跑堂，且常常没工可做，总是想法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1920年间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
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
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有她的反对，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在1931年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务处副处长的任命。
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做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用怂恿表弟纳妾，让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办法，来竭力折磨她。
“打流”岁月：戴笠打击地方土匪
有人认为，1923年戴笠断断续续地与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一直住了一年。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杨司令带了戴笠来拜访杜月笙，戴先生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谈吐也得体。虽然他刚离开军校不久，而且只不过30岁的年纪，他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先生提出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以后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总之，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
在那段“打流”的岁月里，戴笠经常回到江山山区。1922年，他设法弄到了仙霞乡学务委员的职位，这可能与他读过省立师范学校有关。两年后他28岁时，在保安村建立了军事组织“团兵队”。尽管这支自卫力量为保卫保安村而参加了打击孙传芳的同盟孟昭月的江浙战争，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以“清乡”为主，而戴笠在其中任主力打手。戴笠小小的武装力量在打击地方土匪上极为有效。戴笠经常自告奋勇，在漆黑的暴雨之夜，亲自爬越荆棘丛生或长满灌木的山坡，搜捕这个由地主组成的团兵队的敌人。戴笠的勇敢和坚韧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他身上的某种凶狠野蛮了。但是，保安村的自卫团最终还是无法击败孟将军的部队，于是戴笠再次决定离开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