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管理是中国的最大挑战（附照片）

——访“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
本报记者  田晓玲
56岁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头上有不少光环：29岁那年他就当上了哈佛教授，他是安南和潘基文两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高级顾问，《纽约时报》曾经称他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此外，他还有一个为世人所熟知却是毁誉参半的称号——“休克疗法”之父。
近年来，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所长，把研究重点更多放在了扶贫和环保等课题上。上周五来沪出席上海社科院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论坛，他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为主题着重论及环境问题。讲演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消除贫困不仅需要说，更需要做
文汇报：在您的指导下，联合国千年项目开展至今，已经快十年了。到2009年止，全球饥饿人口仍然有10.2亿。今天来看，2025年彻底解决全球极端贫困的设想还能如期实现吗？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会否阻碍贫困终结的实现进程？
答：千年项目开展以来，关于怎样减少饥饿、贫困、疾病，我们已经提出了非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已经实施了，比如和过去相比，今天对抗疟疾的状况大有改观。但是也有一部分建议并没有付诸行动，比如饥饿地区尤其是非洲如何更多地种植粮食，我们有很多建议，政府原则上也同意这些建议，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来实施。他们只是口头上答应，却没有在行动上跟进。几年前，我提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金，希望能够用这笔钱来帮助农民得到更好的种子、化肥还有农具，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奥巴马总统已经同意了这项建议，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同意了，他们说会把这个基金放在世界银行里，但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所以，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醒这些政府遵守诺言,因为再好听的话语也不能拿来当饭吃。今年9月份将有一个所有国家元首都参加的高峰会议，议题是如何加快速度，完成千年项目设定的目标。我将提出很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包括通过粮食生产、控制疾病、建设基础设施等来加快这一进程。2025年消除贫困的目标是否仍旧能够达成？我的答案是：当然。但是它不仅需要说，更需要做。
金融危机的发生的确使各国政府遵守诺言帮助穷人，变得更难了。尽管美国和欧洲没有信守诺言，中国却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这一缺口，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重要的捐赠国之一，这是个好消息。我希望中国做得更多一些，因为中国有能力使非洲的发展产生显著变化，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资金上。当然，我也希望美国和欧洲也践行他们的承诺，因为解决极端贫困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是为了避免由于贫困所导致的暴力对抗。
文汇报：全球化有力推动了贫困的逐步终结，与此同时似乎也造成了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局面，比如，200年前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非洲的三倍，现在这种差距则扩大到超过20倍。您如何看待这一悖论？
答：全球化使一些贫穷的国家变得富有多了，中国就是其中之一。50年前中国还非常贫穷，过去50年，它积累了很多财富，中国在减少贫困、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其主要战略就是利用全球化。基本上，非洲需要做和中国同样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善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电力和水设施，改善卫生条件，提高出口竞争力，不仅要提高初级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要提高制成品和服务业的竞争力。
我一直强调，这些是非洲需要采纳的基本战略；但是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帮助。我觉得这些帮助将是非常具体的，除了要在农业、教育以及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帮助非洲，还要为他们创造好的商业环境。中国提供帮助，在非洲建立了三个工业区，这些是借鉴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后移植到非洲的。我觉得这会非常成功。我希望中国能继续实行此项目，并且加快进度，这些项目将告诉人们如何在贫困中寻找到突破口。
二、运行良好的混合经济体系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
文汇报：您曾经认为，对于非洲贫困国家来说，为它们修建公路、改善它们的基础设施，比起它们的经济改革来更为重要。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好的体制，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不会低下？
答：如果政府真的很糟糕，那么它就不能起到应该起的作用。但是我在和非洲国家的很多政府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好的，只是他们都特别穷而已。对于这样的政府来说，如果你给予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它就能达成目标。你不能指望一个完美的政府，而只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能够正常运转的政府就行了。幸运的是，在非洲，很多政府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赞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等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帮助这些政治治理不错的国家，它同样会对政治治理不好的国家产生压力，敦促那些政府做得更好。我们不应该仅仅通过对这些穷国直接发号施令来向他们施加压力，而是帮助那些运转良好的国家，来树立成功的榜样，给其他国家以选择权，选择到底是安于贫穷落后，还是改进自己的政治治理。
文汇报：您曾经帮助玻利维亚成功摆脱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也曾在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遭遇过挑战。现在，您全身心投入扶贫事业中。这是否意味着，您已经从一个信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慈善家？
答：我一直认为市场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比如在给玻利维亚做政策建议时，我提出需要非常强有力的市场改革，但是我也说过，我们必须减免玻利维亚的债务；当我为波兰提供建议时，我也提出了市场改革，同时也要减免债务，并提供其他帮助；在俄罗斯，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它的体系是破碎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兴趣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其改革就执行得不是很好。大体上我相信，一个混合经济意味着有市场体系，也会有政府的位置，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穷人，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如果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混合经济体系，就可以实现最好的结果；如果滑向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即要么只有自由市场，要么只有政府，那就无法运行。
文汇报：您提出了“临床经济学”这一概念，认为每个国家经济的救治应该遵循其特殊性。问题在于，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往往带有一定的先决条件，正因此，富国对穷国的技术开放与输出至今依然步履蹒跚。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富国在如何帮助穷国这一问题上，并不是那么聪明。有些情况下，他们太专横，喜欢发号施令；另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他们遗忘了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十分明白穷国的情况。相比而言，中国对此的认识更深刻，因为中国30年前还是穷国，中国政府知道走出贫穷的方法是修建道路，发展电力设施。我认为美国并不那么了解非洲的情况，对美国而言，贫穷过去太久了，他们早已经遗忘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如果让我建议，我觉得应当鼓励穷国自己来制订他们的国家规划，然后我们来看这些规划是否切实可行，如果可行，我们就应该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我们不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告诉穷国某一个规划，让他们去执行。我们应该听听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和他们讨论一些想法，努力带领他们实现这些规划。我总是试图去倾听穷国的想法，尊重他们好的主意。我发现很多美国人不愿意这么做，他们只是不断地在说，结果总是不那么好。
三、闭关锁国曾使中国丧失了应有的竞争力
文汇报：这次是您第几次来到中国？这次来中国，您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答：我已经记不得我来过几次中国了，25次，还是30次？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以后，我就经常来这里，1992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来，在过去几年里一年就会来好多次，所以来的频率在不断增长。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和世界上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对这里所经历的发展印象深刻。同时，我对两件事情满怀期待：一是希望中国在帮助贫穷国家和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更多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二是希望中国对环境保护更加重视。因为在我看来，资源管理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需要将经济增长和良好的环境实践结合起来。
文汇报：对于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新近有观点认为，中国没赶上工业革命的趟，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能实现金融变革与创新。您如何评价这些观点？
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在于关闭了自己与国际社会的贸易。1644年明朝灭亡后，中国就逐渐变成了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那时中国是世界上航海能力非常领先的国家，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它到达了东非、南亚；当时中国在技术上也在全球非常领先。我的感觉是，如果中国仍旧积极向外学习，它就可以非常快地学走其他国家的技术，以保证中国在技术上仍旧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把国门关闭了，反而给了欧洲以机会来发展各种各样的技术。后来，当中国真正看到这些技术的时候，已经是1839年了，只能大吃一惊。
亚当·斯密曾经分析过中国的问题，他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富有和先进的国家，但是它后来变成了一个静态的、不改变的国家，它太固化，没有利用世界的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好处。中国变成了一个太封闭的系统，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中国现在非常开放，非常全球化，闭关锁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非常快地迎头赶上，并且在很多技术领域又再次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非常让人兴奋。从中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率先发生在中国的最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最重要的原因。
文汇报：您一直赞赏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做的努力。中国目前着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答：这一点很清楚，新的发展方式将更多地基于内部需求，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不是单纯由出口驱动的经济来推动。我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关闭国门；当然不能这样。但是我的确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创造内需，尤其是在持续的城市化过程中，建造地铁、高速铁路、高质量的房屋、控制污染、提供干净的水和空气、采用低碳能源。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大量的技术变迁将给中国带来很多不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使用资源的正确方式。它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有国际竞争力了；事实上，中国还会持续地向外出口，持续地吸引外资，不过，中国今后更多的增长应该来源于国内。这也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四、美国与其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如为自身不完善的金融货币政策道歉
文汇报：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这使很多人想到了当年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似情况。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答：首先，我认为中国完全有权力管理好自己的汇率，所以我不同意国际上对于中国汇率的攻击。美国国会并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们指责中国，这并不公平。所以，在我看来，不管在人民币问题上做什么，都应该基于同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出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限制贸易。我会尽力让美国人明白，中国并没有不正当地操纵汇率，它采取的是合理的决定，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大概有超过60个国家将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挂钩，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所以中国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
不过，我也认为，让人民币逐渐走强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政策。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作为违反了任何规则，不过，更好的办法是，人民币应该逐渐地升值，而不是一下子到位。如果中国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也将会消除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压力。中国目前不愿意升值，可能因为它不希望迫于压力采取行动。但是，逐渐让人民币升值更明智，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同时也可以减少贸易保护的压力。
文汇报：目前在全球的讨论中，“阴谋论”似乎非常盛行，比如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货币的阴谋；希腊的经济危机是高盛的阴谋。您是否同意这些论调？
答，总体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来源于不好的金融监管、不好的货币政策，它更多地是因为错误而不是阴谋造成的。我并不认为任何人故意地想要制造这样一场危机。但我认为，金融监管体系确实非常脆弱，使得美国的大银行有太多的政治权力，他们有力量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影响金融监管政策，从中牟利，并给世界经济带来麻烦。美国的首要责任就是应当恢复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控制；比起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更应该为其不完善的金融和货币政策道歉，并采取行动在未来对此加以控制，毕竟是美国制造了这场危机，它需要解决方案。
当然，看到高盛在希腊危机当中扮演那样的角色，我们并不高兴。但是我必须说的是，希腊政府决定要采取行动过度借款，高盛并不能强迫他们做这些事情。我不能说这是阴谋，但是投行的确是想在中间牟取暴利的。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那么他们赚钱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就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