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仕鲁:杀少正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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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仕鲁:杀少正卯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理由也很光明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儆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宣扬的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打开“杀戒”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杀人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人。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的,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人物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杀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杀人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朝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称谓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文革”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媚骨”、“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死》)孔子也做过这样的反抗,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了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