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色与戒

　“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 ——李安

　　记者◎马戎戎

　　《色·戒》的海报最终确定时，李安在“色”与“戒”之间加上了一条分隔线，代替了原来的“，”号。他觉得，张爱玲的原意，应该是这样的:“她只是把它区分;它原来应该是一个句点，当时，出版商因为以前用过这种用法，所以为了要区隔，就给它打了一个逗点。我觉得，应该按照她的愿意做一个区隔。”

　　这个符号加上去后，李安却看出了另外一种意思，他觉得这两个字，就是一本书，上一页可能是“色”，下一页就是“戒”;或者上一页是“戒”，下一页就是“色”。“我觉得对我来说，‘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一样，有一个辩证的味道在里面。”李安说。

　　从《断背山》到《色·戒》

　　“一个普通的女孩，却被赋予了一项不平凡的任务——去刺杀一个敌人——她必须捕获他的心，同时毁灭自己。”这是《色·戒》在首款预告片里的用词。

　　预告片完全没有悬念，让人担心，观众看了预告片后还会不会进电影院。《色·戒》要做的，本来也不仅仅是讲故事。故事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已经全部完成，李安也并没有去改动。

　　《色·戒》原著故事完成于1950年，1983年收入《惘然记》结集出版，这是张爱玲最后一个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认为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郑苹如刺丁案，听故事时候，她的身边还有胡兰成，那个男人说她屋里全是爱情的兵刃之气。写故事的时候，胡兰成已经从她生命中消失，没有爱情，只剩兵刃。她慢慢体会这段感情，一路体会，一路修改。

　　30年心血凝成的故事，发表后还专门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之辩解，起初却并不显眼，过了几年，才慢慢有导演看中。第一个看中的是杨德昌，杨德昌从故事里看出的是忠诚和背叛，他把小说给他的感觉形容为:“似包涵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他给电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杀》，想过让蔡琴出演，后来又想用林青霞，找了香港地区影评人舒琪来做剧本，还希望张国荣能出演汪精卫。让杨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觉得小说里给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太弱。结果剧本进展不顺利，他先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过几年，回头又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和蔡琴已经黯然分手，张爱玲也已经病逝美国。

　　接下来是女导演胡安，胡安从小说里看出来的是“冷艳”和“苍凉”。在她的设想里，易先生是姜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后来确定的人选是舒淇。剧本写好后，却传来小说改编权已经被别人买下的消息。

　　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现。李安喜欢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和他刚看到《断背山》时候的感觉相提并论:最初读时不觉得什么，过了几天，故事却依然在脑海里回旋，怎样也放不下。他甚至觉得:“张奶奶在叫我。”

　　和其他人不同，李安读这个故事，不觉残酷，却读出了一种温暖。他把《色·戒》看做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我觉得好像是她的自传，就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很明显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

　　这种温暖，就是爱情。王佳芝去色诱一个手握生杀重权的大汉奸，却因为买钻戒时，对方一闪而过的温柔怜惜的神情而被感动，觉得“这人是爱我的”，从而放了他，毁灭了自己。这一点让李安找到了兴奋的出口:“抗日并不全都是叫着口号慷慨激昂那种的，这个故事从一个女学生色诱汉奸这个角度进入，很特别。”

　　王佳芝与易先生

　　从《断背山》到《色·戒》，在李安的弟弟、台湾雷公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李岗看来，《断背山》与《色·戒》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湾的李达翰看来，从《断背山》到《色·戒》，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他认为，两者手法相异，但态度相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杰克与恩尼斯无法永远停留在那座山上，只能频频回顾;而王佳芝则总想要回到那座‘断背山’，却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会觉得他是谁谁。一个角色就是他心里的一种化身。”李岗说，“这次是好几个角色在里面。”

　　李安自己承认，王佳芝这个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岗说，李安非常喜欢张爱玲为王佳芝设定的背景:学校话剧团的当家花旦。

　　张爱玲的小说，是这样写的:“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晖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李安也是念艺专的。”李岗说。李安读艺专时候，李岗经常黏着他，跟他一起去巡回表演，现在看来，他觉得，那种情形，很像王佳芝那个时代，学生们暑假去演出话剧。在李岗看来，王佳芝等一干学生去杀汉奸，不过是演戏演上了瘾，觉得很刺激，很浪漫。可是学生话剧，那是假的，杀人，却是玩真的:“你看到的是真的男人，真的杀人。又要打老虎，又要跟老虎玩，我和李安都相信那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易先生在原作中，是个反派，动作戏和内心戏都不多。张爱玲对他描写是:“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电影里，李安对梁朝伟的化妆要求是，面上扑一层粉，眼睛下面要有阴影，显得眼睛深邃。他苍白清秀，并不像残暴的人，只因为手握生杀大权，才显得面目肃杀。就是这样的人，在陪王佳芝去买钻戒时候，却显露了内心温柔怜惜的一面，有“送早了就像看不起她”的体贴。在李岗看来，李安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就是“软弱”:“易先生其实有软弱的地方，他自己也怕得要死。”

　　《色·戒》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选角，李岗都参与了。李安拒绝了章子怡对这个角色的申请，因为他觉得章子怡:“看上去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但是易先生，李安根本就没有挑，除了梁朝伟不做第二人想。因为“梁朝伟其实可以很阴沉”。李岗说。

　　选角色时候，李安是让李岗扮演易先生和候选的女演员对戏的。李岗记忆最深刻的台词是，王佳芝问易先生:“你看不看电影？”易先生说:“我不看，怕黑。”

　　梁朝伟对这个角色，演出到“上身”的程度。李岗在现场跟他聊天，梁朝伟说，他收工后，晚上不敢回家，要喝到醉才行。

　　在李岗看来，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故事，就是中国版狼人的故事:“战争让人变成狼，易先生原来是条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点人性;王佳芝是从人变成狼，最后还是她剩下的人性让她放了那条狼，没想到最后被狼咬了她。”

　　人性与狼性，或者是理智与情感的另一种解释？在研究者李达翰看来，终其一生，李安电影的主题都在理性与感性、天性冲动与社会规范的交缠与冲突中苦苦挣扎。这种挣扎，最开始时，被理解为上一代与下一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击，比如《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在《卧虎藏龙》里，化身为俞秀莲和玉娇龙，李慕白就在二者之中辗转反侧。在《断背山》中，是杰克与恩尼斯。

　　李岗眼中的李安，就是一个在理性与感性中辗转的人:“他内心其实是个浪漫的人，但是这种浪漫受到了压抑，三纲五常，中国人是被压抑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与伯格曼的联系，然而李岗说，李安最喜欢的导演，其实是伯格曼。李岗还记得李安第一次看完伯格曼的《处女泉》，非常兴奋:“那部电影，女儿被奸杀了，父亲在旷野里发泄，质问上帝。他电影里很多很含蓄的东西受伯格曼影响很大。”拍《色·戒》之前，李安专程赶去伯格曼的隐居地——位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一个荒凉小岛上去看望他。伯格曼抱着他，摸着他的脸:“像妈妈一样，我看着很感动。”李岗说。《色·戒》得金狮奖，李安说，这个奖献给伯格曼。

　　李岗说，李安电影里很多含蓄的东西和思辨的东西都来自伯格曼。两人的家庭背景也不无相似，伯格曼出生于牧师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会教育。李安的父亲是校长，自律甚严，以传统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是个自律甚严，很严肃的人。”李岗说，“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天写几小时毛笔字，每天写日记。他最后养生做得非常好，不该吃的东西不吃，我们觉得他最后十几年阳寿都是他自己攒下来的。”

　　父亲的自律一度让李安兄弟觉得父亲很无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兴起，父亲忽然说，要走了，5点钟必须到家。他们都觉得，被父亲爱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湾，每年过年时候，父亲都会写许多字条在墙上，都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东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东西。”李岗说。那时候，兄弟俩都觉得，那些字条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样，“人的心里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样，贴在我们心里，但有时候还是镇不住”。

　　李安兄弟俩，其实先天都是有顽童心性的人。但家里还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样，我爸爸从小对我们讲，满帆的船才会倒，小孩子太骄傲了，就像皮球一样给他泄点气，你没气就帮你打点气。”李家的孩子，心里其实有时也是骄傲的，但外面对人非常有礼貌，非常尊重和礼貌。

　　家里是父亲的压力，家外是联考的压力。父亲是校长，联考是两个儿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觉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岗说。没有别的娱乐，只有看电影，看小说和打球。但其实看小说也是被禁止的，因为父亲会觉得孩子不用功，看闲书。恋爱更是没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回忆，那时候，他跟班上女同学都很好，女同学有心事都喜欢跟他讲，但他却始终不敢谈恋爱。李安曾说，《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电影，他的成长、教养，都在里面。但正是在《喜宴》里，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场，说了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5000年来的性压抑。”后来，李安说，“这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不吐不快”。

　　李安一直到1977年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戏剧时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营造了合法的性关系，有了孩子，才能代代相传。但在中国家庭里，性是一个禁忌，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讨论。”李安认为，1994年的《饮食男女》就建立在这种禁忌与矛盾上。《饮食男女》的编剧王蕙玲把这部电影概括为:“谎言和牺牲意识架构起来的食不知味的空虚人生。”正如王蕙玲所概括的那样，《饮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状态:“吃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2000年，李安把这种关系引入了《卧虎藏龙》:“男师父和女弟子，这种关系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娇龙为徒，他收的是什么徒？但是只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

　　李岗承认，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也是很压抑的。”像是逆反，在职业选择上，两个儿子都尽量选“海阔天空”的职业。李安一直想拍电影，而李岗:“小时候我想当空军，因为觉得空军海阔天空，后来才知道，当兵的话管我的人更多;联考填航海系，也是海阔天空，后来一上船才知道人的生活空间是船不是海，空间更小，你不知道的本性都会出来。无论空军或跑船，图的都是海阔天空，也就是自由。”

　　但最后，李岗也转向了电影业，32岁开始写剧本，40岁开始做导演，第一次做导演时觉得“好过瘾”。让人想起《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妻子对李安的评价:“他不拍电影时，好像一个死人。”　

　　“李安的电影非常感性，但是他同时又能非常理性地用周密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想法，其实他是在借拍电影的过程整理和探寻自己。”李达翰说。

　　色相与杀气

　　李安拍《色·戒》，被李岗戏称为“离经叛道”。李岗透露，《色·戒》里，有三段床戏，加起来有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成为台湾地区传媒焦点所向，李岗非常不满，认为大家根本没有看到情欲背后的东西:“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情欲戏。张爱玲在小说里云淡风轻，要得到男人的心，要经过他的胃;要得到女人的心，要经过她的阴道。文字可以想象，但是电影就是声和光，怎么让观众感受到，她为什么到最后要放了易先生？不做那个转折，怎么做呢？那个东西做出来了，做到了，电影就成了。”

　　“你看过电影了么？”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问记者，上影集团也是《色·戒》的投资方之一。任仲伦在威尼斯看过了《色·戒》的首映，他说，这是一部“人到中年”更容易理解的电影。“男女主角，王佳芝与易先生，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情欲只是他们压力的出口。”

　　“这部电影与李安的中年危机有关。”李达翰很肯定地说。而李安，也确实说过相似的话。“拍电影这回事，与王佳芝，演戏，动情是一回事。”李安说，“色，不光是色情，它还有色相的意思;王佳芝动了真情，也就是着了色相;戒，……有一种警戒的意味。”

　　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说，电影，就是色相。

　　李安看到《色·戒》的小说，立即说:“有杀气。”香港剧场导演林奕华在香港见到他，觉得他非常紧张:“表情千变万化，时而像是被困没法从中醒来的梦魇，时而像是醒过来了却偏要找到回去的路。”

　　和林奕华见面的过程中，李安一直强调故事杀气很重。他阐释这杀气来源于小说中男女双方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以及情欲与生死的纠缠。而在林奕华看来，这杀气来自他心中:“拍《色·戒》是明知山有虎——不是都说张爱玲的小说搬上银幕只得一种下场，就是‘相见不如怀念’吗？”那时李安拍片刚过四成，林奕华说他:“精神紧绷。”

　　这压力或许来自外界对他的期许。李岗说李安:“越得奖压力越大。”2006年，李安来上海电影节，取消的第一项行程就是去医院看眼睛。他的时间太满，除了为新片《色·戒》看景、选演员外，更有电影节安排的红地毯、论坛、与大学生对话、赴宴、会见上海高层领导……“他是一个兼顾了公私两种使命的状元郎，放榜后首度荣归故里，在公事之余，另有诸多在所难免的省亲节目。都是些人情世故，对于他这种做派的人来说，尤其难以推脱。”《上海电视》记者商羊看得确切。

　　李安本身对自己电影的重视和珍惜，本不必说。儒家士大夫的教导是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钱，而他在上学时，为了拍电影，把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存在他那里的8000美元拿过来就花个精光。《断背山》作为独立制作，本来可以在没有压力之下完成，却仍是逃不掉“紧张”的缠绕。“拍艾利斯童年时父亲带他去看被活生生殴毙的两个牛仔的那场戏，也是非常非常的残酷。男主角之一的希斯莱吉尔长期拍咬紧牙龈、抓紧拳头的动作，所以一拍完《断背山》，马上接演喜剧片来减压。”他说。

　　《色·戒》的紧张又有不同。“我看他拍这个戏，拍到精神也崩溃了;拍到体力也崩溃了。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炼狱，人就陷进去，拍戏拍到失控，失控得不停地哭。”李岗说。

　　李岗说，为了拍《色·戒》，李安自己把全部家当押了上去，投资了近500万美元。《色·戒》是李安得到奥斯卡奖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海外发行上，《色·戒》有很大的风险，不同于《断背山》，《色·戒》是纯粹中国的故事，中文对白。“美国市场的票房占全世界票房的一半，只要不是英文发音的东西，都是只能进艺术影院，只能走影展的路线。一个大城市，或许只有两三家艺术院线。之前他拍西片，《与魔鬼共骑》已经是五六千万美元的东西;但是《卧虎藏龙》坚持讲中文，投资人就是只肯投资1200万美元。美国人看电影是没有字幕的，主流市场的发行，一发就是5000个拷贝，中文电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发行规模？”做电影发行的李岗非常清楚，“《色·戒》甚至比《卧虎藏龙》还要难，因为《卧虎藏龙》还有动作，但《色·戒》是纯粹的文艺，纯粹中国式的情感”。

　　李岗将李安的电影总结为8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李安曾对他说过，他之所以能在美国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中国特色。对于这种特色，他总结为是一种儒家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人家投资人投资你，图什么？人家要名要利啊，拍电影，就是要忠人之事啊，在预算内拍完，是你的本分，先尽本分，然后把自己想说的全说了，才是高明。工作人员、演员，都是你的朋友。梁朝伟为什么能脱衣服让他拍？他衣服那么容易扒的啊？那关系到他的名誉，关系到他对你的信任。观众来看你的东西，就是你的朋友，你要珍惜他们的信任。现在多少女星都嚷我要脱，我要脱，你想脱，李安还不要你脱呢。他的每个人都愿意为他奉献，就是一种信任。传而不习乎？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东西，每天有没有精进？”

　　“他有一次说，多少人找他帮忙，国家、个人，帮不完的忙。但是他能帮的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树立一种价值观，拍电影就应该是这样干。”

　　李岗说，李安拍《色·戒》，某种程度上，是想给世界看另外一个中国:“他不做，那个时代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就过去了——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高度。”

　　那个时代，是李岗父母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那段记忆，也是李岗父母曾经有、也传承给他的关于中国的记忆:“我觉得华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为、孙中山的一代，刚刚接受西方的东西，多大的转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适、徐志摩、钱钟书，理性感性兼具。那时的中国文人多精彩。”

　　那个世界如今已经彻底消失。李岗说，父亲那一代，诗词歌赋都行但是到他和李安这代都已经不会写了，李安到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才知道中文不够用。李安曾经想过重拍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写出那么典雅的中文。

　　李岗说，他和李安都是台湾的“外省人”。李安的好友赖声川说，他们作为外省第二代，对上海，对30年代中国普遍有一种情结，就像白先勇所写的《台北人》。《色·戒》拍摄时，李安说过一句话:“为了千秋万代，逼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李岗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李安拍《色·戒》，给自己身上压了一种责任:“他有一个关于文化中国的梦想。”

　　女主角最终选定汤唯，是因为她眼睛干净，没有太多欲望，像“我们父辈的人”。参演“打麻将”戏份的苏岩回忆，为了这场戏，所有“打麻将”的女演员都被接到香港整整练了一星期，专门从台湾请了老太太来教他们老式的上海麻将，连那副麻将，都是从香港地区借来的翡翠的古董麻将。《色·戒》的美工，也截然不同于王家卫的精致繁复;在服装上，李安要求简单、朴素、典雅，“越真实越好”。同时，为了区别几个太太的身份，李安却连指甲油的颜色，都做了细致的安排。

　　为了这种“真实”，他在车墩重造了一条南京路。《色·戒》发生的地点是如今的陕西路到静安寺之间，那个年代的上海这一带，有平安戏院、绿屋、第一西比利亚皮草行……现在或者消失或者已经不在旧址。要拍戏，只有重建。“华人不重视保护文物。”李岗很惋惜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