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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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谈鲁迅 

小引

元化先生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爱鲁迅。早年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日烈火纷飞的年代里参加革命,从事文艺工作。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八月八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国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元化先生全家也夹杂在其中。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里……

元化先生今年已经八十有六,目力不济,读写都困难。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书屋》杂志委托我向他组稿。我与元化先生商量的结果,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在一起,以便读者阅读。

编辑者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生命的路》,今天读来还使我们感到它的分量。他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这是多么雄壮,多么勇敢,多么充满信心!他的热爱一直倾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身上。即使像《阿Q正传》这篇被人歪曲为作者心里藏着可怕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冷嘲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揭发弊端就是出于心怀恶意。但是要知道……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对于新的则爱之弥切。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鲁迅,也应该这样理解那些怀着真诚的爱去揭发社会弊端的作家。

摘自一九五三年所写《人格力量与思想力量》

……写鲁迅传不必拘于一格,如果有人采取另一种写法,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就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文化传统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首领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以及在另一领域内,而属同一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似乎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掌握鲁迅对手的资料,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作出实事求是的深入评述。今天我们可以用清醒冷静的头脑公正地去评价过去我们文学史上的那些功过是非了。不能以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气用事的褊狭之见来代替科学的论断。让我们采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中论述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森柯夫斯基、歇维辽夫的论争时,以及在论述别林斯基所属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所属的奥格辽夫小组之间发生分歧时,那种忠于历史、尊重事实、公正无私的良史直笔吧。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

鲁迅写的《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评心雕龙》等杂文中所勾画出来的强词夺理的诡辩,十分深刻地揭露了一直在我们社会中流传不绝的阴鸷反噬之术。试举第一篇的一则为例: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我们是多么熟悉这种诡辩术。如果有人采用综合研究法,从逻辑学和文化心理学角度加以剖析,揭示这种诡辩怎样玩弄权诈,乃是很有意义的。可是这项工作,鲁迅研究者没有去做。为什么竟遗漏了比马克·吐温《竞选州长》所揭露的造谣报纸更可畏、更毒辣如上述鬼画符之类的丰富材料呢?似乎没有人去探讨鲁迅著作中这方面极有价值的材料……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阴鸷反噬之术》

鲁迅似乎从未提到龚自珍。首先,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他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讨……章太炎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其次,章太炎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鲁迅曾校《嵇康集》,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在涉及古代文论时,每每征引陆机、刘勰之说,并以新见解加以引申,不仅殚其底蕴,且发扬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对《文赋》中的榛楛弗剪这一论点的阐发就是明显的例子。……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

鲁迅说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业绩比学术史上的要大,鲁迅和太炎在思想倾向上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不把学术上的承传当作简单的模仿或因袭,而视为潜移默化的汲取,那么,我认为鲁迅对国学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太炎的影响的;不论这影响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蔡元培称鲁迅曾受清代学者的濡染,认为他杂集会稽故郡杂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古小说、唐宋传奇,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全用清儒家法。鲁迅自称,他在写作上先受严复后受太炎影响。我认为,鲁迅受太炎的影响,除早期文言文喜用古字和成为鲁迅文章特色的犀利笔法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现简述如下。

章太炎继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偏见,对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作出再认识、再评价。他的《五朝学》可以说是一篇为魏晋玄学所作的有力辩词。这篇文章以汉末与魏晋作对照,批驳后世所谓魏晋俗弊之说,用史实证明汉末淫僻之风远过魏晋。《五朝学》说: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这是对于魏晋玄学的很高评价,发前人所未发。鲁迅早年校《嵇康集》,写小说《孤独者》魏连殳采用阮籍居丧故事,这些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魏晋玄学的态度。后来他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更说明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重视。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与《五朝学》不同,但从学术渊源来看,仍可发现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玄学和礼教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一儒玄可通的观点滥觞于《五朝学》。按照以前的说法,两者是很难调和的。如王何解儒经就曾被儒家极端派斥为罪深于桀纣。太炎据史论玄学兴起之原因,认为当时倘徒陈礼教,不易以玄远,则不足以戒奢惩贪。这是史有明证的。可是后人不见汉末风气已坏至唐则尤甚这一事实,独斥魏晋,以致责盈于前,网疏于后,是极不公正的。《五朝学》称: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进弭乎下。这也是说魏晋玄学实可纠汉末风气之弊。太炎指责魏晋的,乃是自魏文定九品官人法以来所形成的士庶区别门阀制度,故他批评顾炎武所谓魏晋矜流品为善的说法为粗识过差。这些看法都与鲁迅相契合。

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写《鲁迅与太炎》

太炎对秦代及其学术思想的评议,也与鲁迅有某种契合。太炎撰《秦献记》、《秦政记》,为秦代申辩,称贾生过秦为短识。他认为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以童男女三千资徐福渡海求仙诸事,而其他无过。太炎文录有《与王鹤亭书》,其中说:经术之用,不如法吏明矣。鲁迅对秦代及其文化没有像太炎上述这样肯定的评价,不过,他在早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言文中,对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指责,与太炎的两记颇有相通处。《秦政记》称:古生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两记并以此为主导思想去评骘秦代文化。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始皇叫屈,说他与攻陷亚历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勒之流不可作同日语。认为后者也做不出始皇所做的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业。秦代无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为李斯独立一篇,称他尚有华辞,而在划一文字上则有殊勋。其第七篇合贾谊和晁错为一章,强调贾谊的法家色彩(司马迁是以屈原贾生合传的)。而文中称贾不如晁深识沉实,则似乎多少受到太炎所谓短识的影响。鲁迅曾明言,自己有庄周的随便与韩非的峻急。他说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认为从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资料,可以进一步发掘鲁迅与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关系。

摘自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人物·书话·纪事》

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冯雪峰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这种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现试举另一例。早期,鲁迅在一九零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城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凯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布鲁特斯(布鲁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显然是牵强的。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评论这段话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主张一定要讳言群众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的。

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可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

摘自一九八八年所写《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鲁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飘零子弟。这一说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论,只是举出几个特点,如喜欢叽叽喳喳搬弄是非等等。后来我读杜亚泉论游民与游民文化的文章,杜指出过剩的劳动阶级与过剩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约束、不计生计、嫉恶官吏、仇恨富豪为其特点。又说这种人有两面性:一面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轻优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我觉得这些话颇可用来作为破落户飘零子弟的注释。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破落户飘零子弟

……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记得少年时读到鲁迅在抗战前夕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所能做的仍是运用手中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作金不换。这句话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

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身上存在着韩非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我们看不到他的宽阔胸怀,只把他在愤激时所说的意见,如称吃鱼肝油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而是为了所恨的人,又如说自己不惜从最坏方面去看人等等作为原则而突出出来,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十一

从本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好运。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有不少人是以弘扬文艺复兴精神自命的,可是他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位代表人物,却显得十分冷漠,对他尚不及对那些无论在才能或成就方面远为逊色的作家的关注,仅仅因为这些作家属于弱小民族的缘故。我们只知道胡适曾鼓励别人翻译莎剧,但很少人知道他早年是贬责莎士比亚的。……鲁迅虽然没有贬莎论调,但莎士比亚并不是他所喜爱的西方作家。他没有写过专门谈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当论战的对手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他才涉及他,说《裘力斯·凯撒》并没有正确地反映罗马群众的面貌。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喜欢莎剧,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主要原因除了具有功利色彩的艺术观之外,也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了近代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对于四百多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摘自一九九七年所写《五四时期不喜欢莎士比亚》

十二

年轻时读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评王鲁彦的作品,有一段话说: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论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初读鲁迅这段话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事隔多年,才忽有所悟。所谓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这是指一种太冷静没有心的参与(即文中说的无心的人)的诙谐。在这种诙谐(或今天所谓的调侃)下,什么理想、崇高、道德、真善美……统统滚他妈的蛋!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东西,让每个人身上都抹上一点屎吧。鲁迅那些话就是对这种极端虚无态度的批评。可是为什么托尔斯泰成了托尔斯小,马克思成了牛克斯,达尔文成了达我文,克鲁泡特金成了克鲁屁特金呢?日前杨扬来访,他正在编王鲁彦文集。我问他王鲁彦是否曾说过托尔斯小一类的话。他回答说,记忆中无此印象。我请他回去帮忙查查看。不久,他打电话来说,在王鲁彦一篇小说《袖子》里果然查到了。这篇小说是写作者和他的友人T君在街上去看杀头,在慌忙中,T君撞倒一个行人。作者就这件事说:撞倒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呢?况且人家的头要被割掉,你们跌一跌又算什么?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血与泪也。那么我们为要得到在这许多人马中行走的自由,只好请你们出一点血与泪的代价了。从这段话来看作者的态度很明显,正是鲁迅说的那种对专制不平,但又对自由冷笑。王鲁彦把几个伟大人物的名字更改了,其意若谓:你们不是说托尔斯泰伟大吗?我偏说他,所以叫他托尔斯小。其他可以此类推,达我文者,(你)之反,一字之易,使得达尔文心里根本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字。而牛克斯乃对马克思之蔑称,什么马克思牛克斯在当时早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至于克鲁屁特金则更是露骨的詈骂了。

摘自一九九八年所写《托尔斯小之类》

十三

如何看待鲁迅在思想上是反专制的,为什么在章太炎影响下接受秦始皇?我的意见是,应当把章太炎的思想当作当时的一种思潮来看。章太炎虽然肯定秦始皇,但他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直到民国后他还以大勋章为扇坠,跑到总统府去诟骂袁世凯称帝。这事曾使鲁迅感动。在此之前,章发表过不少反专制的文章,我曾在文章中提到《訄书》的反专制统治之文,这些文章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但是他为什么又去赞扬秦始皇呢?这种矛盾看来似乎是思想的任意倾斜,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自清末,神州大地经三千年未有的奇劫巨变,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救亡图存是这几代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要御侮,要富强,首在精诚团结,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柳诒徵在《学衡》上撰文称:爱国合群之名,洋溢人口,诚实者未尝不为所动。即是指此。章太炎早年曾撰《明独》,阐明大独与大群的关系。他说: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这里说的大独似乎个人独立。而大群则近乎今天所说的集体主义精神。可见在那时个体与群体是不矛盾的。五四前,卢梭思想已介绍到中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当时的改革思想、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章太炎所谓大群,正是卢梭包括全民在内的集体,他像卢梭反对众意而主张公意,从而反对小团体、小宗派一样,他也反对亲缘宗族的所谓小群。这不仅是章太炎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破九界倡大同说,谭嗣同申言无对待等等,莫不如此。孙中山也有同样主张,他曾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后来毛泽东也认为族权宗祠以至家长的家族条规是束缚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所以我以为这是当时的时代思潮,而它的产生是有具体历史背景的。过去我不理解五四时期为什么要主张非孝而反对家庭,我感到奇怪,五四时期主张非孝的人如胡适、鲁迅在行为上却是信守孝道的。中国旧社会的家庭,也并不都像五四时代所描写的那么黑暗可怕。那时只有梁漱溟对中国的家庭比较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我觉得他所作出的好坏两方面分析,倒是实事求是的。近来我读了一些材料,再考虑这个问题感到可以理解了。用上面所援引的章太炎的说法,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这就是他说的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这句话是直接指引到集体主义的。因为照章太炎来看,要实现大群,首先必须大独。所谓大独,即是从小团体、小宗派中解放出来,破除亲缘宗法的一切羁绊(当时所说的封建,并非指西方的封建概念,乃是指我们的宗法制度、宗法社会)。这恐怕是五四时期把非孝和反对家庭作为反封建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为什么鲁迅既反专制,又赞成秦始皇的问题,我想,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专制主义。这是他们想不到并违反初衷的。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十四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者而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判断,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但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十五

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五四文化思想对我们的好处很多,但也有它的局限,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但国外就不是这样。比如柏拉图曾赞成奴隶制。但柏拉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深刻影响,我们接受他的思想文化遗产时不去接受不好的方面就可以了。难道可以说我们赞成柏拉图就是赞成奴隶制吗?外国人就没有由此喊出打倒柏家店的口号。我们对待孔子也应该这样。

现在鲁迅研究中重复的东西太多了,没有新意,思想狭隘。鲁迅的领域大得很,不要只抓住一些问题谈,要扩大研究视野,开拓出去,这样鲁迅研究才能有更广的发展前途。

摘自二零零四年所写《清园谈话录》

十六

龚自珍论孔子观人提及怪虎豹的话,使我想起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作家》上刊出了他的一篇《半夏小集》,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这篇文章包括几则各自独立的短文,其中有一则谈到,庄子认为他死后身体可以随便处置: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结果都一样。但是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但养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当时我看不懂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记得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过,他的身上背负着两个古老的鬼魂,一个是韩非的峻急,一个是庄周的随便。《半夏小集》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就是一种随便的态度。由此推想,鲁迅这则短文大概是要表明摆脱早年背在他身上的庄周的鬼混罢。但这样解释,毕竟未明根本。直到最近在写《谈四代篇》时,才忽然想到鲁迅赞美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出现的狮虎鹰隼,岂不正像龚自珍赞美高山丛林中的怪虎豹?鲁迅憎恶只会乱钻、乱叫的癞皮狗,岂不正像龚自珍憎恶那批庸俗、卑吝、猥琐的侏儒?这种胸襟、这种思想,不也同样表明,在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于一种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的期待或向往?鲁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日寇蠢蠢欲动、国家面临存亡之秋,他的忧思掺和着时代的声音、社会的呼喊,凝聚成一片。这段话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来的。

摘自二零零四年所写《清园谈话录》

来源:《书屋》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