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人生

我的音乐人生


作者：蒋　英




蒋　英

　　曾经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对于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来说，夫人蒋英无疑就是一直站在他身后，给予他最有力支持的那个人。2009年，钱学森和蒋英结婚62年，在这62年中，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和事业的巅峰，钱学森为中国一跃成为航天大国穷尽毕生的才华和智慧，而蒋英则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声乐造诣培育了桃李满园，成为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今天年过九旬的蒋英女士，将为我们讲述她所经历的音乐人生。

　　一

　　 　　上海兰心大戏院，曾经是上海英国侨民剧团的专用剧场，也是中国最老的欧洲式剧场。1947年5月31日，蒋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

　　蒋英：我觉着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离开上海已经10年了，恐怕没有人认识我了，所以我就想开音乐会有人来听吗？哪晓得开音乐会盛况空前，我在后台上前台去张望一下，前台全都是花篮，都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但是我很勇敢，也很高兴，于是放声歌唱，结果很好，很受观众欢迎，掌声如雷。

　　从蒋英远赴欧洲学习音乐，到她举办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蒋英走过了10年的人生旅程。蒋英回忆说，她之所以能走上音乐道路，和父亲蒋百里的支持密不可分。

　　 　　蒋英：他喜欢音乐，当他留学德国的时候，住的那家的主人是业余音乐家，凡是有大音乐会、大歌剧，他都带着我父亲去。我父亲最喜欢贝多芬，贝多芬曲子的主题他都能哼哼出来。他也教我，他看见我小时候喜欢蹦喜欢跳，也喜欢唱歌，就说，小孩将来学音乐吧！叫我学音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中学是教会学校，有一个音乐组，有四个老师教钢琴，学校里有很多钢琴，我就报名学钢琴了。8点钟上课以前，一定要去练琴半个小时，我练得很有乐趣，回来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天天练琴，练得很好，很有乐趣，你给我买一架钢琴吧。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架钢琴，由此我就走入音乐之道了。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学家和文化学者，1936年，他前往欧洲考察，蒋英也与父亲同行，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到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去追寻她的音乐之梦。

　　蒋英：到了欧洲以后，他还要请专家听一听我唱歌，让专家看看我的形象。专家说我像个歌唱家，“不要弹琴，你唱歌给我听听你的嗓子”。他听了听，说：“你的嗓子很好，很宝贵，你学唱，不要学钢琴。”所以我就到音乐学院去报声乐，学唱歌了。

　　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蒋英开始了她的音乐之旅，她跟随一位意大利老师学习声乐。对于蒋英来说，德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让她的留学生活充满了乐趣。

　　蒋英：当初一句德文也不会，但是学语言学得快。

　　离开中国的那一年，蒋英只有16岁，当时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去不但离家万里，而且去国10年，蒋英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莱茵河畔。

　　蒋英：那是1937年，要打仗了，没得吃，德国人自希特勒登台以后，就见不到白面包、黄油了，所以德国人很苦。我那时候十七八岁，年轻力壮，不怕，早上一顿土豆，晚上一顿土豆，晚上还没睡觉，肚子就已经饿了，但是第二天早上照样还得起来上学，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自己觉得出来留学本来就要吃苦的，不怕，忍着，勇敢一点。

　　1939年9月，德国发动闪电战，占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卷入了战火。蒋英的留学生活日益艰难。

　　蒋英：打仗打得厉害了，确实是没的吃了，我们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又饿又困，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一黑，英国飞机就要来炸，飞机声音一响我们就要逃到地窨里去，一蹲就是三小时，没觉睡，第二天早上又困又饿，挣扎着到学校里头去，学生老师也可能不在，所以那时候是非常苦的。我已经瘦得不得了了，有一个朋友，是地主的女儿，她从家里送来一打鸡子儿给我。放在桌上，别的朋友进来一看，哎呀，这么美的珍珠啊，她们多少年见不到鸡蛋了。

　　为了完成学业，蒋英在柏林苦苦坚持。但是很快，战争之火烧向了德国本土。迫于无奈，蒋英和两个朋友逃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然而，蒋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所钟爱的音乐，不久之后，她来到了中立国瑞士。

　　蒋英：瑞士是中立国，许多名人都躲在瑞士，有两个名歌唱家躲在瑞士的一个小音乐学院里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知道我在南德边境，请我到瑞士去，我就在瑞士一个小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拿到了文凭才回来。

　　二

　　 　　 　　1956年，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随笔，作者对10年前听到的一位女歌唱家的演唱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文章是这样说的，说她的歌唱音量非常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当中确实极为少见。这篇随笔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了武侠小说宗师的金庸，而文中提到的女歌唱家就是金庸的表姐，刚刚回国不久的蒋英。

　　1947年5月，蒋英的个人演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让回到上海不久的蒋英信心大增，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开始筹划第二场演唱会。

　　蒋英：那个时候在上海，有许多德国犹太移民，都是音乐家。有一个指挥，很好，他给我伴奏，他劝我开音乐会，他说我给你用乐队伴奏，我高兴极了，我们就准备开第二个音乐会，但是事隔不久，钱学森回上海了，我们两个人一见面以后，就不谈音乐会了，就谈别的事情了，谈更重要的事情了。 　　蒋英所说的“更重要的事”，就是她与钱学森的婚事。1935年，钱学森即将远赴美国，蒋英跟随父母前往钱家去送行。钱学森的母亲提起了两家十几年前订立的一个“合同”。

　　蒋英：他妈妈提出来，说一个要到欧洲去，一个要到美国去，我这个合同将来怎么履行啊。我爸爸就说，不谈了，一个到美国去留学，一个到欧洲去留学，咱们这个就算了。但是过了几年，我在上海，他又回来了。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一名教育家，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则是军事专家，虽然一文一武，但是共同的求学经历和家世背景让他们结成好友，两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蒋英：因为蒋百里是留日的，钱均夫也是留日的，蒋家有五个女儿，钱家只有一个儿子，所以钱家的妈妈，就跟蒋家的妈妈商量，你女儿太多了，你给我一个吧，我母亲很大方，说我有五个，你挑一个吧，钱家的妈妈就挑了小三，她说：我就要小三。所以就把我过继到他们家去，正式摆酒席，给我奶妈做了缎子大袍子，请客吃饭，说：老三现在叫钱学英。

　　蒋英回忆说，初到钱家，她只有4岁，当时的情形已经基本上忘记了，不过有一件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钱学森不跟这个4岁的小妹妹一起玩。

　　蒋英：我到了他们家以后不听话，他不跟我玩儿。他大，他那时候十二三岁，不会跟一个小妹妹玩儿，我在家里有五个姐妹，有大院子，玩儿得多开心。我在他们家里待不惯，老哭，他妈妈着急了：这样也不好。我爸爸说：还是还我们吧。把我又退回来了，但钱妈妈就提出个条件，退出去算是我的干女儿，长大了以后给我当媳妇。这个合同一直存在多少年呢，我们都长大了，也就忘记了。

　　蒋英与钱学森在1935年分别之后，由于战争的阻隔，整整10年未曾谋面。1947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回国。钱学森的父亲感觉，履行合同的时机到了。

　　蒋英：他爸爸还记着，说：现在蒋英回来了，咱们要履行合同了，他们两个人从小就是家里给他们定的婚。

　　蒋英回忆说，钱学森的父亲认定了蒋英一定要是他的儿媳妇。因此蒋英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举办演唱会的情况，他都写信报告给自己的儿子，因此，钱学森虽然身在美国，对于蒋英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蒋英：他很大方，他不提合同，他说：你跟我一块儿到美国去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知道他有意思，他爸爸替他做工作，每个礼拜天来给我送好吃的，每个礼拜天还送东西来，他爸爸在拉这关系。他没有做什么事，都是他爸爸替他做的，他爸爸催他说：你还不赶快？他刚到上海，他爸爸就催他。他来了，正好我也开完音乐会，就成了。

三

　　 　　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新婚之后不久，他们双双飞往美国的波士顿。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先驱，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蒋英对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完满的一个规划，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轨迹，钱学森和蒋英一家在美国的生活，也一下子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蒋英：到美国去了，老实说，音乐事业有点中断。娃娃报到了。娃娃报到了，就休息了一年。我自己心里也准备，我要有个家，要两个宝宝，两个宝宝以后，我就要搞我自己的专业了。我们有了两个小宝宝，预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阻挡，这一阻挡，就是5年，这5年当中，是相当辛苦的，因为我们都被特务包围，哪里也不能去，我更不能出来唱歌了，我只有家里两个孩子，家务我一个人承担，也没有精力唱歌了，那5年我停止了唱歌。

　　60年斗转星移，经历了无数跌宕起伏，中美关系早已今非昔比。然而当年钱学森被带走的一幕，让年过九旬的蒋英依然刻骨铭心，至今难以释怀。

　　蒋英：他们来了一个人，穿得很正式，说请钱学森到办公室去，就把钱学森带走了，放到监狱里头14天，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监狱，铁栅栏杆，还有许多犯罪的人。他们说：他是共产党，要坐牢的，所以他们让他坐了两个礼拜牢，后来用了一万多美金把他保释出来，保出来了以后就是软禁，哪里也不许去，只许在学校里教书，我就是在家里头，不跟人来往，因为怕特务。

　　1950年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狂潮泛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导致了对中国这个新生的共产党国家的仇视，作为中国人，钱学森受到了莫须有的怀疑。

　　蒋英：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我们就抱着1951年生的女儿回国，但是他们不许我们回国，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有一个小箱子，我们什么也没有。

　　美国人的留难，也更加坚定了钱学森和蒋英回国的决心。蒋英后来回忆说，当时家中常备着几个小旅行箱，以便随时可以打点行囊，踏上归途。

　　蒋英：他们希望钱学森成为美国公民，多次做工作。钱学森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他们造了许多假证人，假证件，都不能证明他是美国共产党，所以才释放了。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钱学森的体重骤减30磅。家中的一切都依靠蒋英勉力操持。回忆起那段时光，蒋英说，由于怕钱学森和孩子们出意外，她根本不敢雇保姆，所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事无巨细，她都要亲力亲为。到了1955年，钱学森和蒋英一家的处境出现了转机。

　　蒋英：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有办法，我们偷偷地写了一封信，送到一个很远的超市去。这封信到达了比利时，在比利时我有一个妹妹，我就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请她跟新中国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马上把这封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拿着这封信马上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拿着这封信马上给中国大使，中美两位大使在日内瓦谈判，中国大使拿出这封信来说：他们要回来，你们不让他们回来，你们说的不是实话，我们这里有信。

　　195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中美之间的谈判也从领事级升格为了大使级。在中美之间第一天的会议上，中国代表王炳南一上来就再次提出了关于钱学森归国的问题，美国代表也是老调重弹，回应说钱学森并没有回国的意愿。王炳南当即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场面十分狼狈。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55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踏上了归乡之路。

　　蒋英：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我们到了家了，到船上我们才问：怎么美国人会放了我们？他们告诉我们：周总理、国家出面交涉，他们才放了我们。

　　 　　四

　　 　　在外交部解密的档案当中，有一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传，记载了钱学森回到祖国的欣喜，电文当中说，在经历了5年的软禁生活到达深圳之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1956年 1月，刚刚回国3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之下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而与此同时，蒋英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5年的软禁生活，让她失去了继续自己音乐事业的机会，回到祖国，蒋英终于可以再次登上舞台。

　　蒋英：把我安排到中央歌剧院。那时候叫实验歌剧院，我很高兴。我第二次能获得工作，走上新中国的舞台，感到很兴奋。

　　蒋英回忆说，能够重回舞台，让她非常兴奋，不过，蒋英长期生活在国外，这个崭新的舞台让她感到了些许不适应。

　　蒋英：我唱祖国歌曲，因为我的普通话不纯，带点外国腔，很多人都笑我，所以我就不敢唱了。一年之内我去找老艺人，到小土窝里蹲上两个钟头去跟他学四声。我跟老艺术家学说唱，学京剧，也唱一点昆曲，一年之内，我的普通话好转了，我可以唱祖国的歌了，我唱了祖国歌以后，领导说：她可以参加独唱小组，到处去巡回。我出去巡回唱。有一次我在重庆，还唱了一次“返6场”。多少年以后，我们的领队给我寄个贺年卡来说：你还记着你当时在武汉歌唱时，唱“返6场”吗？我很骄傲，我很骄傲，我有我的家庭了，我还要我的舞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蒋英的音乐事业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就在此时，中央歌剧院的领导找到蒋英，提出了一个让她难以接受的要求。

　　蒋英：歌剧院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钱学森不在家，家里有三个老人，又有小孩，你老在外边参加演出不大合适，我们建议你到音乐学院去教书。一听这话我愣了，我说：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到新中国去，回到新中国的舞台去，在新中国舞台上唱新中国歌，这才算报国。怎么我到了北京，现在一切都要从我手中拿走？我不去！后来听说这是周总理布置的，周总理为了照顾我们，叫我到音乐学院去，不要去巡回演出。周总理的主张，我一定要服从！我就按时到音乐学院去报到，教学教了40年。

　　蒋英回忆说，就在她从舞台转向音乐教学的那几年，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碌，作为妻子，她甚至几个月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对于钱学森的具体工作，蒋英并不了解，不过她非常清楚丈夫从事的事业所包含的分量。

　　蒋英：就是关于基地的事情，他一句也不跟我说，我一句也不问，反正我要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看到，这点他是严守机密的。他自从干了这个，打球、照相、画画的爱好都不要了，就是火箭。他从前最爱听音乐，现在所有的兴趣都消失了，就剩下了他的工作。

　　对于蒋英来说，音乐学院是一个全新的舞台，她开始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大背景之下，蒋英还是感到了一丝困惑，因为那个时候西洋歌曲在中国知音难觅。不久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也让她的音乐生涯再一次戛然而止。

　　蒋英：全学校的老师都要下农村去，我也打好了铺盖卷，预备跟大家一块儿去，但是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军代表来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你明天不要去车站，上边有话。我一听心里不高兴：我铺盖卷都打好了，怎么不让我去呢？这又是周总理的主意，周总理说：蒋英不要去。第二天我就到学校去了，说：我报名当阿姨，看这40个小孩可以不可以？他们欢迎。所以我在那儿当保姆当了3年，给孩子洗衣服、教书。

　　1977年，在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蒋英的音乐事业得以延续，此时她已经年近60了，可是依然保持了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最让蒋英感到欢欣鼓舞的，就是西洋唱法重新登上了中国乐坛。当年，她历尽艰辛，在欧洲苦苦追寻自己的音乐之路，到了此时可以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蒋英的精心培养之下，她的学生们也纷纷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9年，“庆贺蒋英教授教育生涯45周年”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举行，4位蜚声国际乐坛的歌唱家祝爱兰、傅海静、杨光、多吉次仁齐聚北京，成为音乐会的主角，他们的老师就是蒋英。

　　蒋英：我热爱舞台，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台是热的，因为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你就是个舞台人物。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刘革非）

　　责任编辑：贾晓明

　　摘自《纵横》 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