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园林风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0/04/07 06:50:27
·西方近代园林风格
唯美主义者、画家和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年)受到他的资助者柏林顿爵士(Lord Burlington)的保护,当他参加了这个文学上的急性子人的圈子之后,潜在的潮流紧锣密鼓,不可逆转,产生了一种的确是新式的英国风景园林,这就是被欧洲大陆在100年中一直称道的“英国—中国园(Le Jardin Anglo-sinois)”。
肯特作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艺术专家,在意大利工作生活和绘画了9年。尽管他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画家,在一定程度上他却是一位被公认的有很高鉴赏能力的天才。在肯特回到故乡几年之后,柏林顿爵士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太奥·里帕(Matteo Ripa)那里得到了他从中国带回的可能是一本,也许是两本36张的热河(今承德)皇家园林的风景铜板画画册。这本后来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的画册,是用红色摩洛哥皮革装订的,并且里面有奇斯维科堂,即柏林顿爵士住宅藏书的印记。里帕从来没有在英国呆足1个月,尽管如此,他显然同柏林顿爵士以及他的新园林风格狂热爱好者的朋友圈建立了联系。虽然没有任何记载,但我认为丝毫不必怀疑,肯特肯定看见过这本铜板画册,甚至他还保存过这第二本。这样一来,这点燃的火花已迸发到肯特的身上。承德给我的第一眼印象就象是英国的风景式园林,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肯特大概见过承德的铜板画这一件事。
康熙皇帝是1703年开始建造承德这个皇家园林的,并在1711-1712年写了36首诗赞美它。他让画家沈源用插图装饰这些诗。马太奥·里帕就是根据这些话(这期间也许还经历过加工成中国木刻画的过程)制成他那精致的铜板画册的。今天,人们不得不认为,幸亏威廉·肯特只看到了一个园子的36张画,因为它没有导致把中国的园林风格作为一种模式接收过来。但肯特所看到的已使他明了,如果这种再创作是以绘画的角度进行的话,那么通过仔细地观察一处风景,就可以不难将它移植到园林中来。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的风景式园林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从1727年起,自然风景式园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或者是在原有的园林中增加了自然风景部分。如果说波普和艾迪生呼唤“原始的自然”的话,那么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只是有限度地执行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都不会放弃那个时代的审美观,甩掉那些塔、亭子和山洞。很长一段时间,来自中国的图片资料很少,人们被迫自行创造。因为园林的建筑部分通过图片比较容易介绍。有一个年轻人威廉·钱伯斯(W.Chambers)在广州把中国的建筑物精确地测量并记录下来,使以后的园中建筑有时达到惊人的准确程度,但是风景形象仍然采自英国的样板。威廉·肯特的继承人是他的高级花匠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年),许多人称他为“能干的布朗”,它成为第一个真正受过专业培训的风景园林师。它又能干又刚愎自用,毫无顾忌。据说他设计或改造了150多个大型园林。因为突然之间几何图案园林彻底地不时兴了,谁要是有点身份而又能想办法付得起钱的话,都让布朗或者由他迅速培养起来的同行们建一个自然风景式园林。毫无疑问,大量的土方工作一定在英国掀起了一个就业浪潮。尽管如此,这种巨大消费的结果,有些观察家认为是非常痛苦和失望的。许多百年历史老树和矮树篱必须砍去,为成组的或孤植的新树苗让道。布朗在工作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使用的树的种类一直很少。他的树种目录中包括约7种树,其中有榆树、橡树、梧桐树、苏格兰松和落叶松,很少用雪松。开花的灌木显然对他是很陌生的(大量的引入浪潮还未开始),他把花赶到了菜园子里面。如果有人从书中读到,布朗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理想化的方式加强园林的动态感,普遍认为这是很“中国化”的。动态的形式对他来说比色调的价值更为重要,他是希望用天空和吃草的奶牛来表现色调。钱伯斯和布朗的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不可开交。尽管两人实际上都是代表着中国园林风格,只是能干的布朗代表的是理想化的自然风景园林,如承德;而钱伯斯代表的是更多的人造的风景,如苏州。现在还保留下来的钱伯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丘(Kew)园,园中的中国塔成为其他许多园林如慕尼黑英国花园里的中国塔的模式。英国公园的建造者斯克勒(Sckell)感到他自己在英国学习后,同样受到布朗和钱伯斯的影响。新的园林风格经过巴黎也传到了德国。拜罗伊特的侯爵夫人威廉明妮(Wilhelmine)的Sanspareil宫建于1745-1746年,是斯克勒最早的作品。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模仿他。人们在一个稀疏的林区建了一座大型的人工石景。这一想法据说是从英国进口的,其实是仿照中国的结果。
在“园林”这个问题上,德国人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保守得多。开始时,人们只是犹犹豫豫地打开围墙,以便“借”周围的风景入园。这种转变很久以来在资料中就有,园林规划图由开业的建筑师绘制,他们更熟悉画在绘图板上的直线,而对曲折的人为障碍比较陌生。这个时候在德国同在法国和意大利一样,缺乏对此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员,而在英国,许多外行人却积极参与。平克勒·穆斯考公爵的时代还没到来。于是,接受“英国—中国园”模式的风气还停留在缓慢发展的阶段。根据不同的园主、地段和当时的潮流,有时“英国式”多一些,有时“中国式”多一些。人们把这种风格的突破,同1777年斯克勒从英国归来以及“感伤主义”的流行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不少困难和误会。中国人已掌握得非常出色的、作为一种思想在欧洲的巴洛克花园中已经存在的各种园林景观的相互排列,给不规整园林带来的常常是如同一场大混乱,而产生不出人们按照艾迪生和波普所规划设想的那种“荒野”情趣。
在维尔里茨、霍恩海姆、卡赛尔—威廉霍尔(当时还叫魏森斯泰因)、慕尼黑及其他地方先后迅速出现了公园。在卡赛尔,人们试图将整个一个中国村—木兰村,包括塔和石菩萨同公园合为一体。这个村现在还依然保留着。在村前照张像,是人们在德国能向中国人提供的最大的娱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