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耶?国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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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看见许多肉麻的吹捧文章,于是发现今天是孙中山逝世85周年,尤其是猫眼里颇知名的“流星雨72”、“已离休老干部”等,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那个荒唐的称谓又一次映入眼帘:“国父”。此称谓是孙中山授意青年团组织提出的,老孙笑纳。且他自己也说:“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孙中山大传》,P478)稍加品味,不难看出他“有奶便是娘”的卑劣秉性,原则就是“帮助我”,如此“国父”,岂非国民之耻辱?

何谓“国父”?当然是指创建国家的元勋。例如美国,“国父”采取复数,叫“国父们”。原本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美国,是华盛顿等元勋率领百姓创建了他,称之“国父们”似乎合情合理。中国的“国父”乃轩辕黄帝,有时也算上炎帝,中国民族尊其为始祖,自称“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往下,历朝历代那些新朝开辟者,皆窃国大盗也!一个个野心家厮杀拼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顺势便把国家收入囊中,与强盗何异?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区别仅在成败之间。强盗夺人财物归为己有,皇帝夺的是天下,还把被劫掠之人众皆蓄为奴!所谓仁政,所谓民生,不过如农夫善待牛马,饲养家畜。故,称孙某为“国父”,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其窃国尚未达成,弄一顶“国父”帽子扣在头上,不知羞耻。

即便说中华民国吧,认“国父”也弄错了对象。这个国号最先由邹容《革命军》提出“定名中华共和国”,且细说了欲定国之章程。章太炎在1907年第15期《民报》发表《中华民国解》,提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这是首次提出完整的“中华民国”概念,并以民族国家诠释之,定性为文化脉络界定之。与孙中山含含糊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显然存在实质差异。

其实,老孙也正是受《革命军》启发而把原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改成,作为“中华革命军”誓词于1903年10月5日提出,且将《革命军》一书交给华侨社团翻印11000本,作为自己的宣传品广为散发。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真正首发于1904年4月26日上海《警钟日报》者为“创立国民”而非“民国”,老孙后来解释说是为了“顾忌清政府迫害,而故意调换了个别文字。”姑妄听之信之,也涉及不到立国理论的阐述。即便那个“三民主义”,也是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人在纽约共同讨论制定出来的,奉送老孙而已。而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则是苏俄顾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确定的。联系老孙同时段还有“中华国”概念提出,应可以认为其“民国”概念实际仅限于汉人统治的种族观念。

1922年元旦他独断专行废弃了议会通过的、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改立象征着一统权力的青天白日旗;1923年更明白宣布:“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接着他解释说五族中藏族不过五百万,蒙族不到百万,满族亦不过数百万,回民虽众,但大多数皆属汉族。最后的结论是:“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而且,“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八卷,P580)

不仅立国理论上老孙无甚建树,即便实践中也即辛亥革命,亦无老孙什么功劳。老孙自诩的“十次举义”,皆在边远地区,除首次即1895年夭折的广州起义亲自到过广州之外,以后的举事老孙皆躲在国外指挥别人玩命。正因此,惹得同盟会诸干将不满,撇开先前的分裂不提,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开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燮和为南部执行员。还将南洋一些同盟会分会改组为光复会分会,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募款。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在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主导下,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开展了对孙中山的批判,决心抛弃孙之成规。会议采纳了宋教仁设计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确定了未来中部总会成立和以后的行动,规定了它的方针、策略和办法。鉴于这个设计并未涉及孙、黄及同盟会总部授权,系擅自召开的大会,显示出同盟会内部对孙、黄总部之独立行动已经十分坚定。孙本人也意识到危机所在,于是放话:“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孙中山年谱长编》,1910年6月11日)也即,中部同盟会已不是孙记同盟会,纯属“独树一帜”了。

1911年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包括苏、浙、皖、闽、湘、川、滇留沪代表在内的29人(一说36人),于上海四川北路集会,正式打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旗号,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明显地流露了对同盟会总部,特别是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分裂意向。宣言共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专为指责总部以往革命活动中的缺点及其后果。宣言指出,以往活动的缺点是‘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前一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一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宣言强烈谴责总部领导‘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宣言第二部分说明为什么要组织中部总会。宣言称广州起义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而自己则‘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第三部分阐述中部总会的体制及其与总部、分会的关系。”“‘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孙中山大传》,P278)这个中部总会舍弃了“三民主义”只取“二民主义”;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抛弃了孙中山的海外路线,脚踏实地坚持本土路线。正是这些中部总会的领军人物,艰苦细致地策划于长江流域,最终取得了辛亥首义以及附义的胜利,且恰是在批判了孙中山并排除其干扰后才取得成果的。

直接发起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也是抛弃老孙的结果。黄兴曾责问共进会首领焦达峰:如此,将来革命成二统,以谁为主?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则附我。”谭人凤后来总结道:“中山以同盟会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辞职,同仁不得已商量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孙中山大传》,P274)辛亥时老孙正游荡北美,募捐亦无果,一次次血汗钱都被老孙打了水漂,华侨们也被他骗怕了。黄兴得知武昌革命党人欲借中秋节举事的消息后,即刻致电孙中山,称湖北“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谁知老孙一连搁置十日不复电,后来的解释说是未译出电文,直至武昌首义发生后他到丹佛时才将电文译出。孙在《建国方略》里承认:“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孙中山年谱》,P45)若按照孙旨意办,辛亥革命就没有了。谁知孙次日到餐馆吃饭读报,这才知道武昌举事已成,顿时兴致勃勃。

而辛亥革命的主力竟也不是革命党,而是立宪派乃至满清地方官僚们,他们纷纷附义武昌首义,宣告独立,这才有辛亥革命的成功。11月15日“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举行临时会议,就组织民国中央政府问题进行商讨。”章太炎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弗以党见破坏大局。”;11月30日至12月3日,“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移到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同意停战议和,决定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18日北、南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商讨国体大事。(参阅《孙中山年谱》P46-P47)可见,辛亥革命大势趋定,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共和之路已经开步走,根本没有老孙什么贡献。即便说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是窃取得来。

12月25日老孙赶回上海摘桃子。此前黎元洪、黄兴皆不愿做大总统,黎推举袁世凯,袁认为君主立宪更有利于中国,亦不肯就。这给老孙可乘之机。众多的辛亥回忆录都显露出一个共识,大家都以为孙携回巨款,可解革命军燃眉之急,也就迁就他。就连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也电告袁世凯说孙携巨款回归。老孙自己则故弄玄虚,闪烁其词,操纵各路代表赶紧举其为大总统,所幸大家有所保留,他才悻悻弄了顶“临时大总统”破帽戴在头上。必须指出,这个所谓选举是非法的,直接违反了已确立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且,北方代表已在沪,和谈恰是共和之举措,老孙排除北方势力代表搞的“选举”根本不具备合法性!所有动作皆蓄意破坏南北和谈也即破坏共和,只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

事实上,孙、黄自纠合“临时政府”后就秘密勾结日本,不惜以出卖东北给日本换借款购武器,谋划“北伐”。“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P254)。只不过都没得逞不得不忍痛顺从众愿辞去“临时大总统”虚衔。临下台还操纵不具代表性的临时国会炮制“临时约法”,自己否定自己坚持不懈的总统制,另立自己坚决反对的内阁制,只因总统做不成了。一句话,玩弄法律之先河乃老孙所开,导致中国无法无天老孙系始作俑者。

然后做铁路总办,耗资百万连一颗道钉也没整出来。曾替老孙起草“对外宣言”的端纳在给挚友莫理循的信里描述孙中山:“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然后“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沿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5到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信的结尾写道:“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这个狂热之徒竟然认为,他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愚昧的国家宣扬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方面只要他孙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解囊相助。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北京的莫理循》,P381-382)端纳有所不知,老孙画地图纯属掩饰,他耗费巨额公帑东奔西跑只为武力颠覆政府联络力量。

事实上,老孙的全部“革命生涯”都在勾结外国祸乱中国,除了欧美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皆不买孙账令其不得不断其念想之外,怀揣分裂中国野心的日本、俄国遂成老孙勾结的重点。先后多次不惜许愿出卖福建、满洲、蒙古、新疆以换日、俄给钱给枪出顾问,以助其实现总统梦,不折不扣的国贼是也!可以说,引狼入室这一条,汪精卫作用远不如老孙。自打老孙开始折腾,中国就一直外患内乱不断,即便他死后,这些祸乱仍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缘由就在于后来的野心家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出格地吹捧老孙只是为自己夺权造势,悲惨的是中国的老百姓。

例如,北洋政府排除孙之干扰于1924年5月31日与苏俄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古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之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古尽数撤退。”而第二条规定本协定签订后一个月至迟不超过六个月内就该商定撤军细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P199)然而,孙勾结卢永祥、张作霖于9月初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自己也于18日出兵江西“宣誓北伐”;又指示派驻冯玉祥部的徐季龙、黄膺白等策动冯玉祥于10月24日发动“北京政变”,搞垮了为国家民族利益拼争的北京政府,实现了苏俄毁约的阴谋。再往后,蒋记国民党政府更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彻底断送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

又如,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0日《孙中山先生与英记者之谈话》:“代表先问:日人方面近传中山现愿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土地之问题暂不置论,确否?/中山答:良确。但此并非含有许日本处于与其他列强不同的地位之意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彼认为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孙中山与北京》,P268)若知道那时东三省系张作霖奉系所统治,老孙却愿意像香港、澳门一样奉送给日本占领,也算“伟大的爱国者”?

老孙早已一命呜呼,我们今天能否正确地评价,反映的是现代人的思辩能力。继续痴迷于教科书灌输的迷魂汤,我们就会浑浑噩噩不识好歹。只有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而非革命道义,而这个利益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而非与之为敌,中国才会有光明的未来。(2010-3-13凯迪史海,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