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一、说小说无规矩可言也对，说小说还是有一些规矩的也对，这看怎么说了。 
　　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它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象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所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 
　　好像只能说小说不是什么，而很难说它是什么，这就说明小说还有无规矩可言的一方面（说小说就是小说，这话除了显得聪明之外，没有其它后果）。我想，最近似小说的东西就是聊天，当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怀心计的聊天，也不是学者式的三句话不离学问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帮一，一对红”的聊天，而纯粹是朋友之间忘记了一切功利之时的自由、倾心、坦诚的聊天。人为什么要找朋友聊聊天？因为孤独，因为痛苦和恐惧。即便是有欢乐要与朋友同享，也是因为怕那欢乐在孤独中减色或淹没。人指望靠这样的聊天彻底消灭人的困境吗？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无此神通。那么他到朋友那儿去找什么呢？找真诚。灵魂在自卑的伪饰中受到压迫，只好从超越自卑的真诚中重获自由。那么在这样的聊天中还要立什么规矩呢？在这样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吗？怒可以骂吗？可以怯弱颓唐吗？可以痴傻疯颠吗！可以陶醉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吗！可以满目迷茫满腹牢骚吗？可以谈一件很真实的事也可以谈一个神秘的感觉吗？可以很形象地讲一个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讲一种观点吗？可以有条不紊万川归海地讲一个故事，也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吗！可以聊得豪情满怀乐观振奋，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吗？可以谈吐文雅所论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话连篇尽述凡人琐事吗？……当然都是可以的，无规矩可言。唯独不能有虚伪。无规矩的规矩只剩下真诚。智力与科学的永恒局限，意味着人最终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于是把真诚奉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诚在就不会绝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尽情畅想任意遨游了，就快要进入审美之境就快要立命于悟性之地了。（顺便说一句：真诚并不能化悲观为乐观，而只是把悲观升华为泰然，变作死神脚下热烈而温馨的舞蹈。） 
　　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又有什么规矩可言呢？小说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结构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动？要有诗意或不能有诗意？要有哲理或千万别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预现实或必须要天马行空？要让人看了心里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奋，就不能让人看了心里七天都别扭都沉闷？一定要深刻透顶？一定要气壮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现代主义？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摆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维而一定不能形而上？…… 
　　（假设已经把历来的规矩全写在这儿了），但是这些规矩即便全被违背，也照样会有好的小说产生。小说的发展，大约正在于不断违背已有的规矩吧。小说的存在，可能正是为了打破为文乃至为生的若干规矩吧。活于斯世，人被太多的规矩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伪装与隔膜使人的神经紧张得要断，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感到软弱得几乎不堪一击，不是人们才乞灵于真诚倾心的交谈吗？不是为了这样的交谈更为广泛，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学所能总结的）生存感受在同类那儿得到回应，从而消除孤独以及由孤独所加重的痛苦与恐惧，泰然自若地承受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和这份命运，才创造了小说这东西吗？就小说而言，亘古不变的只有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还要什么必须遵守的规矩呢？然而有时人真的没出息透了，弄来弄去把自由与真诚弄去了不说，又在这块净土上拉屎一样地弄出许多规矩，弄得这片圣地满目疮痍，结果只是规矩的发明者头上有了神光，规矩的推行者得以贩卖专制，规矩的二道贩子得一点小利，规矩的追随者被驱赶着被牵引着只会在走红的流派脚下五体投地殊不知自己为何物了。真诚倾心的交谈还怎么能有？伪装与隔膜还怎么能无？面对苍天的静悟为面对市场的机智所代替，圣地变作鬼域。人们念及当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说来。为人的根被刨了烧了，哪儿寻去？所以少来点规矩吧。唯独文学艺术不需要竞争，在这儿只崇尚自由、朴素、真诚的创造。写小说与交朋友一样，一见虚伪，立刻完蛋。 
　　二、作为小说的朴素，说白了就是创作态度的老实。 
　　当然不是说“只许老实交待，不许乱说乱动”的那种老实。而是说：不欺骗朋友，不戏耍朋友，不吓唬朋友，不卖弄机智存心让朋友去惭愧，也不为了讨好朋友而迁就朋友。对朋友把心掏出来就得，甭扯淡。 
　　在这种情况下，朴素一词并不与华丽、堂煌对立，也不与玄妙、深奥对立，并非“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一定朴素，你家造了航天飞机就一定不朴素。别到外面去寻找朴素，朴素是一种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哪儿都可以有，哪儿都可以无。 
　　这朴素绝不是指因不开化而故有的愚钝，绝不是指譬如闭塞落后的乡间特产的艰辛和单纯。那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孩子总要长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现代文明。真正的朴素大约是：在历尽现世苦难、阅尽人间沧桑、看清人的局限、领会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时，痴心不改，仍以真诚驾驶着热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虑而呈现的心态。这是白天落地返朴归真，不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途上真诚的歌舞。这时凭本能凭直觉便会发现，玩弄花活是多么不开明的浪费。 
二 历史上自杀了的大作家很多，是怎么回事？是自杀意识导致写作行为呢还是相反？ 

先说后面一个问题。至少文化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在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固然仍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自杀的事情就更多。 

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 

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好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非用纸笔不可。 

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 

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 

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 

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准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 

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律，至少是发出警号。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大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使，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 

人：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写作行为导致了自杀意识的。其实这就像阴阳两极使万物运动起来一样，人在不满与追寻的磁场中不得停息，从猿走来，向更人的境界走去。 

“反动”一词甚妙，谁不允许人们追寻进而不允许人们不满，谁自是反动派。 

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 

　　三、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于是人有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
　　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
　　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
　　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假如世界上只有我，假如我又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才能不承受那种距离），假如这样我还永远不死，我岂不就要成为一堆无可改变的麻木与无尽无休的沉闷了？这样一想，我情愿还是要那三种困境。我想，写小说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为它能帮我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
　　四、可以说小说就是聊天，但不能说聊天就是小说。
　　聊天完全可以是彻底的废话，但小说则必须提供看这世界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许通俗小说可以除外）。通过人物也好，通过事件、情绪、氛围、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难说是创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说。
　　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象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你，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
　　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作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渡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
　　总之，写小说的人应该估计到这样两件事：（一）艺术的有用与产房和粮店的有用不一样。（二）读小说的人，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多知道一件别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
　　但是，读小说的人却总有兴趣换换角度看这个人间，虽然他知道这也没有个完。
　　五、现在很流行说“玩儿玩儿”，无论写小说还是干别的什么事，都喜欢自称只是“玩儿玩儿”，并且误以为这就是游戏人生的境界。
　　您认真看过孩子的游戏吗？认真看过也许就能发现，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一个说明。孩子的游戏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目的，只陶醉于游戏的过程，或说游戏的过程即是游戏的目的；一是极度认真地“假装”，并极度认真地看待这“假装”（“假装你是妈妈，他是孩子。”“假装你是大夫你给他打针。”
　　“假装我哭了，假装你让我别哭”）。当然，孩子的游戏还只是游戏，还谈不上“游戏境界”。当一个人长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也是无所谓目的而只有一个过程，然后他视过程为目的，仍极度认真地将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痴，这才是“游戏境界”。
　　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这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
　　这下就看出“玩儿玩儿”与“游戏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个是倾心于过程从而实现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欢乐，一个是追逐着目的从而在惊惶、痛苦和上当之余，含冤含怨故作潇洒自欺欺人。我无意对这两种情况作道德判断，我单是说：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世上原有很多神异而形似的东西。譬如性生活与耍流氓，其实完全不一样）。我是考虑到，“玩儿玩儿”既然不能认真，久而久之必降低兴致，会成了一件太劳累太吃亏的事。
　　我想，认真于过程还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这样的认真，一旦不认真了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小说可以写不认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认真的人所写并由认真的人去看，可别因为屡屡写不好就推脱说自己没认真，甚至扬言艺术原就是扯淡，那样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
　　六、我觉得，艺术（或说美，——不等于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骄傲这两种感情演成的。
　　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阳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烈而执着的盼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式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作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
　　七、智力的局限要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要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说得过分一点：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
　　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着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象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象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元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作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故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韧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森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么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那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那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作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这样的宗教精神，拿来与艺术精神作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种深刻的印象。
　　八、一支疲沓的队伍，一个由傲慢转为自卑的民族，一伙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
　　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作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
　　宗教精神不是科学，而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是科学（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宗教精神并不反对科学、政治和经济政策，就象爱情并不反对性知识、家政和挣钱度日，只是说它们不一样，应当各司其职）。作为宗教精神的理想，譬如大同世界、自由博爱的幸福乐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美社会等等，不是起源于科学（谁能论证它们的必然实现？谁能一步步推导出它们怎样实现？），而仅仅是起源于生命的热望，对这种理想的信仰是生命无条件的接受。谁让他是生命呢？是生命就必得在前方为自己树立一个美好的又不易失落的理想，生命才能蓬勃。这简直就象生命的存在本身一样，无道理好讲，唯其如此，在生命枯萎灭亡之前，对它的描述可以变化，对它的信仰不会失落，它将永远与旺盛的生命互为因果。而作为政治和经济的理想却必须是科学的，必须能够一步步去实现，否则就成了欺世。但它即便是科学的，科学尚不可全知全能，人们怎能把它作为无条件的信仰来鼓舞自己？即便它能够实现，但实现之后它必消亡，它又怎么能够作为长久的信仰以使生命蓬勃？因此，任何政治和经济的理想都不能代替宗教精神的理想，作为生命永恒或长久的信仰。

　　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卖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 爷还魂了。
　　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之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
　　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
　　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
　　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承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
　　（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象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作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象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
　　这下就有点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养，让那被掠夺得已然贫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来，让迷失了疲乏了的人们喘一口气自由地沉思与奇想，人杰地灵好运气就快来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拔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
　　九、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在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嘛用？
　　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哪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地找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它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
　　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神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
　　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象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
　　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它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
　　十、现代物理学及东方神秘主义及特异功能，对文学的启示。
　　我不精通物理学，也不精通佛学、道学、禅学，我也没有特异功能。我斗胆言及它们，纯属一个文学爱好者出于对神秘未知事物的兴趣，因为那是生命存在的大背景。
　　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之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
　　的希望。
　　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出现的参与。
　　现代物理学的“嵌入观点”认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得出这样的结论：“客体不是由主体生成的，客体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
　　上述种种，细思，与佛、道、禅的“空”、“无形”、“缘起”、“诸行”、“万象唯识”等等说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书叫作《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那里面对此讲得清楚，讲得令人信服。）
　　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
　　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现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象其它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象其它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它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结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
　　另外，特异功能的那些在三维世界中显得过于奇怪的作为，分明是说它已至少超越了三维世界，而其超越的途径是精神（意念）。由此想到，文学的某种停滞将怎样超越呢？人类的每一个真正的超越，都意味着维的超越。人就是在一步步这样的超越中开拓着世界与自己，而且构成一个永恒的进军与舞蹈。超越一停滞，舞踏就疲倦，文学就小家子气。爱因斯坦之前，物理学家们声称他们只有在小数点后几位数字上能有所作为了，不免就有点小家子气，直到爱因斯坦以维的超越又给物理学开拓了无比丰富广阔的领域，大家便纷纷涌现，物理学蓬勃至今。文学呢？文学将如何再图超越？我不知道。但我想，以关心人及人的处境为己任的文学，大约可以把描模常规生活的精力更多地分一些出来，向着神秘的精神进发，再把这以精神为特征的动物放在不断扩大的系统中（场中），来看看他的位置与处境，以便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除了有譬如说法律的人道的态度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人活着总要不断超越。文学活着总要不断超越。但到底怎样超越？史铁生的智商就显得大为不够。
　　十一、“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
　　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倍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
　　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象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象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象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卑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祟的将是合理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需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
　　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
　　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
　　十二、所谓“贵族化”，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意的，一种是褒意的。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
　　一群人，肉体的生存已经无忧，于是有余力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专事探讨人的终极问题，这没什么错，而且是很需要的。
　　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它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
　　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有时显得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
　　“贵族化”一词是借用，因为过去多半只是贵族才不愁吃穿，才有余暇去关注精神。现在可以考虑，在学术领域中将“贵族化”一词驱逐，让它回到原来的领域中去。
　　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
　　我只是想，不要把“贵族化”作为一个罪名来限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也不要把“平民化”作为较少关怀精神生活的誉美之词。这两个词，不该是学术用词。至少这两个词歧意太多，用时千万小心。我想，文学更当“精神化”吧。
　　十三、乐观与悲观。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它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
　　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
　　一九八八年